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访问。这次记者团得以来访，是友邦驻华记者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经过长期奋斗的结果。国民党政府长期阻挡外国记者到解放区访问，同时制造谣言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进行诽谤诬蔑。经过外国记者多次要求和在各种场合斗争，蒋介石为了应付美国官方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方才允许他们到延安来。但为严格控制外国记者的行动，同时指定由其官方人员带队、官方报纸记者参加（仅为装潢民主的门面，也让个别民间报纸记者随行），组成这个包括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官方领队和随员6人，共计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国民党官员和官方记者多系反动分子，还有临时调来冒充记者的职业特务。

（陕甘宁边区交际处工作人员、翻译柯柏年、唐亮等与福尔曼、武道、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在机场）

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亲自领导这次记者团来访的接待工作。得知记者团于5月17日离开重庆时，周恩来召集延安各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开会，详细介绍中外记者团的情况，说明应当注意的问题，着重指出整个接待工作将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在具体安排记者团访问日程时，周恩来提出首先访问南泥湾，由王震出面接待。他说，王震已是抗战名将，359旅又堪称我军的典范，再加上闻名遐迩的南泥湾垦区，对外国记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以王震的性格和斗争的经验来说，如果国民党的官员和记者真要搞点什么名堂，是绝对不会得逞的。在座的同志都敬佩周恩来知人善任，选了王震来扮演这一角色。有人当场开玩笑说：“如果国民党的记者和官员们真的昏了头，必定会有一场精彩的好戏看！”

会后，周恩来就把王震找来，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王胡子，今天把你找来，要给你个特殊使命，让你去当几天外交官，去和即将来访的中外记者团打几天交道。”

王震对此已有所闻，笑着回答说：“我是个粗人，让我去完成这个使命，你不怕我捅娄子么？”

周恩来说：“不怕！都说你王胡子外方内圆，方者原则性也，圆者灵活性也。我相信你会善决机宜，把事情搞得很好的，捅不了什么篓子！”接着，他向王震详细介绍了记者团主要成员的情况，并且反复强调，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外国记者身上，也要善于团结民营报纸中的进步记者或中间人士，对国民党官员和御用记者主要严防他们的捣乱，把他们孤立起来，免除他们对外国记者的监视和控制。

周恩来还和王震研究了记者团参观南泥湾的日程和注意事项，说将派他的秘书陈家康来做王震的助手，因陈家康长期在重庆工作，对记者团成员都很熟悉。还说，特为王震物色了一名翻译，叫马寒冰，大学毕业后在缅甸办过报，英文很好。现在他是中央医院的秘书，如果王震满意，可长期留在王震那里工作。周恩来考虑得十分周到，连中、美、英、苏四国领袖像如何悬挂都想到了。他说，延安交际处的同志提出一个建议，挂像的顺序从右到左：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表面看来似乎是蒋介石居于首位，但在外国记者眼里，恰好颠倒过来了，因为外国人的习惯顺序是从左至右。这个建议颇为机智，谁也无法挑剔。周恩来细致周到的安排，再次激起王震的敬佩心情，表示绝不辜负他的一片苦心，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个特殊使命。

记者团先已访问了蒋鼎文和阎锡山，于5月31日由阎锡山防地西渡黄河，当晚来到陕甘宁边区所辖西岸渡口凉水崖。这是延长县一个偏僻小村，当地政府人员帮助他们在农民家里住下。6月1日早晨，王震率领陈家康、马寒冰和少数警卫人员，带着一批骡马来到凉水崖。由于王震和所有随行人员都衣着朴素，举止平凡，他的出现并未引起记者团的特别注意。可是当王震以延安卫戍司令员的身份，向中外记者们通报了他是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之命，代表延安各界前来欢迎记者团时候，中外记者都显得有些意外。尤其是外国记者，他们不仅感到意外，甚至有些惊讶了。因为他们对王震早有所闻，在他们想象中王震不但是抗战名将，而且是非凡的传奇人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站在他们眼前的竟是一位穿战士军服，和一般士兵毫无两样的普通军人。而当王震含着友好的微笑，豁达而温和地与他们一一握手致意的时候，那非常得体的辞令，坦率豪爽的举止，那身经百战的将领所特有的镇定自若的风度和气魄，就一下子把他们征服了。因此，在短暂的惊讶之后，怀着真诚的崇敬和喜悦的心情，立刻将他团团围住，又是表示敬意，又是拍照，有的还迫不及待地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使他有点儿应接不暇了。

英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其《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记述了这次会晤的情景：

第二天早晨，一个军官带着三个传令兵来正式迎接了我们，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已经从延安翻山越岭连续不断地骑了两天两夜的马，看起来他们很精神，好像在邻近的农家歌过一夜。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蓝制服，戴着软军帽，除了领上一块朴素的红色领章之外，没有阶级的符号。

初见时，这位军官似乎并没有惊人的特征。他很少说话，非常朴实。不久我们就知道了，37岁的王震是共产党军队里最著名的将领之一，是一员经历了17年内战和抗战的宿将，在他矮瘦而精悍的身体上有7处伤疤。最初看起来他显得老练而平庸，但在我们骑马朝西向延安走去的时候，就渐渐叫我们钦佩了。打破了先前的缄默，我们发现他是很和蔼的。他对我们所带的照相机、打字机和其他新奇物件很好奇，甚至还有一点孩子气。他微笑着，不断地喂着他那外国式的破烟斗，折断的烟管缠得像他那赤脚穿着草鞋的大脚趾一样。

当时站在近旁的国民党官员和中国记者们，全都像一群局外人似的被冷落在一边。王震很快发现了这种尴尬局面，便摆脱外国记者的包围走过来打招呼。他们显然因为感到冷落而不快，甚至对外国同行流露了某种嫉妒的情绪。王震同国民党派来的领队谢宝樵谈了先从南泥湾开始的访问日程，在他表示同意之后，便带上他们走了。

当天傍晚到固临住定以后，谢宝樵来到王震的住处“拜访”。谈话中间，此人竟然自不量力，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架势“教训”王震说：“王震将军，我久闻您的大名，对您的战功也十分钦佩。但是，我不能不向您提出忠告，您对这些外国人太热情了。您也许以为这会给你们带来某些好处，其实不然，因为这些外国记者是无足轻重的，不能让他们随心所欲，他们的一切活动均应听从我的安排。他们中间还有三位是地道的犹太人，没有品行，没有学问，没有教养。这些犹太人从来就是这样的，他们生活着、工作着，完全是为了银元和英镑。在这些外国人面前，应该有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应该……”

王震一听火了，不等他说完，便愤然打断他的话说：“先生，请你不要再往下说了，我绝不能接受你的这种论调。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军人，我们最懂得什么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我们不会向任何外国人卑躬屈膝，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和盲目的排外情绪，尤其反对你刚才说的那些蔑视犹太人的法西斯理论。刚才你讲的这些话，就像是希特勒和东条英机说的，这对我们的国际友人简直是莫大的侮辱。做人应该光明磊落，你既然身为领队，既然有这样一些高论，我请你当着所有外国记者的面，把这些高论对他们说说。”

（1944年6月，八路军总部在王家坪桃园设宴招待中外记者团）

经王震这么一说，这位刚才神气十足的领队一下子软了下来，慌忙解释道：“王将军，请你不要误会。我讲的这些话，完全没有必要让那些外国人知道。如果我说错了，我收回就是了！”王震听了暗自发笑，不置可否，再没有说什么。后来，王震还是向外国记者揭露了谢宝樵的反动谬论，惹得这些外国记者大骂谢宝樵两面三刀，搞得他十分狼狈。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伊斯雷·爱泼斯坦（现已入中国籍）非常气愤地在《为了事实，反对歪曲破坏》一文中写道：

他（指谢宝樵）对第一天就来会见我们的王震旅长说，所有外国记者都由他（谢）来管，不应当让他们自由行动。还说，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国什么也不懂，只想写些对中国团结不利，耸人听闻的东西，增加他们在银行里的美元存款。还说，其中三个是犹太人，犹太人出来只是为了赚钱，臭名远扬，而且没有祖国，根本不能指望他们懂得什么民族斗争。于是他建议，共产党在一切事情上都应依靠他（谢），让他来领导他们走出迷津。王震差一点当场把他枪毙了，并且告诉他，他（王）同国内和日本的法西斯分子打仗打了15年，可不要听谢宝樵这一套法西斯思想。他说完就转身过来对我们讲了这个故事。

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爱泼斯坦谈起谢宝樵这些侮辱他们的谬论邪说，还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对于王震的严正立场和国际主义精神表示衷心的敬佩。

6月3日，王震带领他们行经一个小镇，当地政府安排其住定后，《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独自走出住处，东张西望，按照他在重庆领受的“任务”，到处查找鸦片烟苗。他闯进一家农户询问：“有没有鸦片烟？”农民回答：“没有。”张文伯又问：“种不种？”对方回答说：“不种。”他却仍不死心，独自溜进山沟，“发现”一片翠绿的青苗，自以为是鸦片烟苗。他就拔了一株，拿回去给中外记者观看，说他找到了鸦片幼苗，让大家“拍照”。大家一看，却是一株青菜的幼苗。张文伯原想就此找一点可以提供造谣、诬蔑陕甘宁边区的“材料”，结果闹了笑话，自己也觉得无趣。

第二天一早，记者团的人员正要骑马上路，王震态度严肃地斥责说：“有个别记者对鸦片很感兴趣，我准备请他留下来，让他到处走走看看，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再回去。”王震还说：“你们来采访新闻，我们很欢迎，如果来干特务破坏，我们不欢迎！”听到这个严正警告，张文伯吓慌了，赶快战战兢兢地“声明”:“我是与记者团一道来的，要与记者团一道回去。我不能一个人留下来！”他那一副窘态，立刻引起一阵哄笑，这事在记者团引起强烈反响。记者团的中国记者推派了两个代表：《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和《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一起上前说情，王震才允准张文伯随行。张文伯和其他一些有意寻衅的记者，真正领教了王震的厉害，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7月25日，张文伯随记者团的中国记者返回重庆，当天夜里在《中央日报》编辑部报告陕北之行经过，说到这件事犹有谈虎色变的味道。听了张文伯对事情始末的叙述，有人说他当时处理不当：因王震并未指名道姓指出你张文伯，你何必站出来声明，这岂不是不打自招吗？张文伯心有余悸地申辩说：“你们不知道，王震那双眼睛多凶啊！他说那番话时狠狠地盯着我，我生怕他把我留在延安不让我回来！”（王抡栓《中央日报记者访问延安前前后后》）

记者团于6月6日到达南泥湾。第二天，叶剑英总参谋长从延安赶来，立即接见了全体记者，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随后便与王震和359旅其他几位负责人，陪同记者团前往718团参观访问。只见在该团练兵场上，全体指战员全副武装，身穿崭新的黄呢子军服，已分列成一个个听候检阅的方队。他们到达这里，首先举行了阅兵式，然后由在军事训练中荣获“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战士们，表演了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技术。记者对战士们百发百中的射击技术，在投弹和刺杀中龙腾虎跃的姿态，不禁连声喝彩。不少外国记者赞叹地说，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样训练良好的军队，国民党不用说了，就连美国军队也是望尘莫及的。他们还说，因为部队担负了繁重的生产任务，他们原以为军事技术肯定会荒废，眼前的事实恰恰相反，这真是一个奇迹，是世界上任何军队都难以做到的。

（叶剑英在延安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情况）

王震对外国记者们的称赞表示感谢，并向他们介绍生产不忘军训的措施，说明屯田政策是国民党停发军费、封锁边区的行径逼出来的，其意义不只是减轻人民的负担，还要借此提高部队的实力和素质，为将来的战略反攻进行充分准备。王震还趁着外国记者的兴致，提议他们也打几枪试试各自的射击本领，并以挑战的口吻说愿与他们比试一下高低。外国记者立即兴奋得呼叫起来，随即欢跃着进入射击场，依次各打了三枪。最后轮到王震，虽比不上那些百发百中的“朱德射击手”们，但三枪积分都大大超过了所有的外国记者。外国记者们纷纷伸出大拇指，夸奖王震不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也是一位技术良好的战士。

余兴未尽，作为阅兵执行官的陈宗尧团长，命令各连队架枪，然后解散，请记者们参观各种武器。记者们充满兴趣，一拥面上，仔细察看那些全部是从日本侵略者手里缴获来的清一色的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重机枪、迫击炮、钢炮等精良的轻重武器，又是一阵赞叹之声。尤其是外国记者，他们无论是在重庆，还是这次途经西安和阎锡山防区时，除在胡宗南部队偶然看到过一支日本步枪外，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日本武器，这清楚地证明了谁才是真正抗日的部队。外国记者争相举起照相机，拍下各种武器的镜头。在他们看来，这些照片也是一批有力的武器，当把它们公之于众的时候，国民党制造的那些“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将不攻自破。

记者团离开718团，又来到旅部医院。在这里住院治疗的伤病员，几乎全是在敌后英勇作战或因劳动致残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他们的事迹再次引起记者们的赞赏，尽管他们来不及一一仔细访问，但其中少数几位的事迹，就足以令他们惊叹不已。但当他们离开病房参观医院设备时，那种医药奇缺和器材破旧的情况，却使他们惊讶得目瞪口呆。当外国记者纷纷议论，并向王震询问原因时，王震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随即转向谢宝樵和副领队邓友德等人，满腔愤慨地说：“这最好问问国民党的先生们，这完全是国民党顽固派有意封锁我们的结果。自从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就再没有供应我们一枪一弹，更不要说药品和医疗器材了。这倒也罢了，最令人气愤的是，就连国际友人赠送我们的药品，也被他们扣留下来。对我们英勇作战的伤员来说，这简直是犯罪！是杀人凶手！我们不少伤员本来只是一点轻伤，却因医药缺乏而丧生了，这些人难道不是杀人凶手吗？”

叶剑英见王震发火，暗示他克制一点，接着，让陈家康向外国记者说明一下国民党扣留医药的事。陈家康说，不久前英国红十字会曾赠送延安四卡车药品，途经西安时被胡宗南部队全部扣留。外国记者听了，不由得气愤起来，纷纷谴责这是罕见的极不人道的行为，是对红十字会这种作为人道主义象征团体的一种侮辱。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和苏联记者普金科，当场提议以记者团名义致电蒋介石，请他敦促西安当局发放扣留的药品。大部分中外记者同声响应，谢宝樵、邓友德等人也假惺惺地连连点头。一场风波才暂告平息。

6月8日，记者团来到719团驻地九龙泉。为使记者团进一步了解我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术水平，叶剑英和王震亲自组织了一场对抗演习。有两个团参加演习：718团进攻，719团防御，演习场地长达20余里。叶剑英、王震陪同记者团乘马登上山头，用望远镜观察整个演习的进展。不少中外记者从来没看到过这样壮观的军事演习。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的部队，在炮声隆隆的硝烟弥漫中，表现得英勇顽强，动作熟练，如同一场真实的战斗。随着战斗的发展，记者们跟从叶剑英、王震不断地转移着观察场地。当部队短兵相接、进入白刃格斗的紧张时刻，那些外国记者们再也不满足于留在观察场地，情不自禁地跑下山头冲进一片杀声的战场，一面为战士们喝彩助威，一面抢拍着一个个精彩无比的惊险镜头。

演习完毕，719团团长张仲瀚在驻地设宴招待全体记者。席间丰盛菜肴的原料全部来自战士们的劳动成果，这使中外记者们惊叹不已。这次宴会的东道主张仲瀚，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河北献县人，出身书香门第。早在北平读书时，愤于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决心寻求革命真理，经过刻苦求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他性格开朗，兴趣广泛。特别喜爱京剧，在北平志虚中学读书时，就是票友，登过台，结识了京剧界名角马连良等人；他也爱好体育，是学校“五虎上将”篮球队的队员。抗战前夕，他以弱冠之年当上博野县的公安局局长，坚守共产党员立场除暴安良，一意捕捉汉奸浪人，惩治恶霸豪强，深得民心。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向南溃逃，张仲瀚回到献县，在家乡树起抗日大旗，组建一支抗日队伍，与张荫梧成立了河北民军。后见张荫梧思想反动，抗日是假，抢占地盘是真，便带领自己的队伍投奔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吕正操命他率部继续在天津以南活动，定名为津南自卫军，并在军内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1938年年底，贺龙、关向应率120师主力到了河间，津南自卫军在齐会、卧佛堂地区配合主力作战。他请贺龙派人帮助整顿训练部队，贺龙派了一些干部给他，还征得他的同意，决定将359旅719团同津南自卫军合编，暂仍沿用原来番号，继续在冀中配合主力作战。张仲瀚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他的一个至亲是国民党的县长，干了许多坏事。张仲瀚将他逮捕，坚持要杀掉他。只因贺龙出面劝阻，才赦免了这个人。因在当时搞统一战线，顾全大局，只要此人不投降日本，可以不杀。这事成为人们传说的张仲瀚大义灭亲的故事。1940年年底，他奉命率团开往陕甘宁边区归建。1941年3月，这个团到达绥德，时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兼专员的王震带领干部群众，出城五里，夹道鼓掌欢迎。

张仲瀚久仰王震的英名，他的部队编入359旅已久，这时方得见面，欢愉异常。他到王震面前行军礼致敬后，握住王震的手久久不放。王震检阅了张仲瀚带来的部队，随后宣布津南自卫军取消番号，还名719团归还359旅建制，任命张仲瀚为团长，先前派来和这个部队一起战斗过来的老红军贺庆积为团政委。此后，张仲瀚带领部队参加守卫河防，尔后跟随王震开进南泥湾，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张仲瀚体态魁梧，举止文雅。有些人爱戏谑地叫他“大少爷”，这主要是从表面印象出发同他开玩笑。王震一向不拘小节，衣着随便，张仲瀚习惯注意仪表，衣着总是比较整洁，和王震形成鲜明对照。他们一起走时，不熟悉的战士往往会把张仲瀚当成司令员，反把王震认作一般干部。但如果真把张仲瀚当成“大少爷”，那就错了。张仲瀚打仗不仅善于用智，而且勇猛机敏，是王震手下一员智勇兼备的战将。观赏过当天场面雄伟的军事演习，又品尝了这次宴会上美味佳肴的中外记者，也都对张仲瀚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宴会之后，记者们余兴未尽，热烈交谈来到南泥湾后的感想。尽管他们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都说中国的希望在这里。在热情赞颂南泥湾的时候，外国记者无不反复提到王震，说王震个人对他们来说，比任何事物都要宝贵，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爱泼斯坦、福尔曼和斯坦固等人在当时、尔后撰写的通讯和书中，都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记述了王震的事迹和在南泥湾的所见所闻，大大扩展了王震和南泥湾在国外的影。

6月9日，记者团结束了对南泥湾的访问，由叶剑英和王震陪同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欢迎。记者团到延安后，具体接待工作转由边区政府交际处承担。由于王震是延安卫戍司令和延安地委书记，而且已和不少记者成为朋友，仍然十分热心地协助交际处参与安排记者团的活动。7月12日，记者团中的中国记者和美国记者科马克·夏南汉神父离开延安，其他外国记者留在延安继续访问，爱泼斯坦、福尔曼和莫里斯·武道还于8月下旬前往晋绥解放区访问。

7月22日，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派遣的美军观察组，由团长包瑞德上校率领抵达延安，王震又参与了接待美军观察组的活动。在同他们交往中谈笑自若，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给的“外交官”任务。

美军观察组也曾到359旅参观，他们亟欲了解八路军的战斗实力。当叶剑英陪同观察组来到南泥湾时，美军军官要求和王震一起打猎，实际上要和他“比武”，试试他的枪法。他用美造卡宾枪，王震用日本马枪。叶剑英对王震说：“你要把全身武艺使出来呀！”射猎时，王震想了一想，就请美军军官先打。这时表现出他思路的敏锐和机智，那里野鸡很多，也很机灵。他们每一开枪，全都惊飞。这样反复多次，及至王震最后举枪射击时候，野鸡早已被枪声惊呆了，结果五枪打中四只，压倒了美军军官。然后，他们又提出到靶场打靶，我军官兵都参加。王震打中环数也比美军军官多，战士又比王震多，特等射手都是百发百中，美国人见了不得不服。

周恩来对王震这次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所完成的“特殊使命”非常满意，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此之前，在延安整风开始的时候，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贴出所谓“结论放在前面”的墙报，也就是后来的大字报。青年学生中间掀起一股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潮，老干部不满意。这个时候，王震到那儿去看大字报，就对王实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时的反应强烈，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年轻干部对王震的这种态度不满意，甚至骂他。在这次中外记者参观团走后，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你们有些知识青年对王震不满意，并且骂他，可是你们知道中外记者访问团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吗？这次王震去接待他们又打了一次胜仗。你们都说他没有文化，粗鲁，可正是你们不满意的这个人，在和中外记者团交往中使中外记者中的一些人不能不被他折服，钦佩他，他没有输而是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