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料的匮乏，除了个别学者曾讨论过博古与洛甫权力交接“关键是周恩来石厢子谈话”，多数的有关文章都集中在博古与洛甫权力交接地点“鸡鸣三省”归属地的争论上。 迄今为止，尚无专文对博古卸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的过程进行系统考察，笔者现根据多年收集的资料就此进行探讨。
一、遵义会议没有将调整博古最高领导职务列入议程
1986年8月，杨尚昆对刘英（洛甫夫人）说：“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后来，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又写道：“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同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杨尚昆是遵义会议参加者，他的说法无疑值得重视。可是，他写作回忆录时毕竟年事已高，从把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下文简称《传达提纲》）中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当成遵义会议决议中内容来看，杨尚昆已经很难准确回忆几十年前的细节。经过反复推敲，笔者认为杨尚昆回忆有待商榷。
第一，遵义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军事问题，而不是改选最高领导人。《传达提纲》记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目的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1944年陆定一在中共中央党校给学员作的报告中说：“白区搞光了，苏区脱离了，当时剩下的只有军队。党也好，群众也好，都在军队里。决定我们死活的问题是军队。所以军事问题的讨论是放在第一位的。”“当时党的一切在军队，军队打了败仗一切都垮，打了胜仗一切都可以解决。遵义会议在军事问题上作了彻底的斗争，就起到了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性作用。”1972年6月，周恩来曾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此外，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朱德）说到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张国焘的说法不可全信，但可以证明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就是为了摆脱军事上的困境。秦福铨（博古侄儿）明确写道：张闻天坚决主张“让毛泽东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来”。 这几份资料足以证明遵义会议是一次高层次的军事问题检讨会议。调整军事领导人顺理成章，至于更换党的最高领导人，则与解决军事问题不存在必然联系。
◆博古
第二，博古不认为自己有过错，正在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秦福铨写道：“黎平会议后，对李德的不满迅速扩散，对中央产生了一股极度不信任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博古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主观认为这是‘中央纵队小三人团’在惑乱军心，反对中央。……所以，博古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定要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政治局内绝对不准搞什么‘中央三人组’这种宗派小团体。这次会议就要以这些作为主要议题，团结全党”。秦福铨的说法得到了聂荣臻的佐证：“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后来的反省材料中，博古写道：“我在会议上并没有能够认识到中央苏区的军事路线是单独（纯）防御路线，更不用说没有认识到整个政治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性质；因之，在会议上我还是顽强地辩护错误坚持错误，将失败的原因推之于客观条件及次要的工作上的个别弱点。”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当时对于错误不了解，一方面觉得中央苏区的退出不完全是军事错误的缘故，将主要原因推在客观原因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力量之强）；另一方面，会议上肯定政治路线还是对的，对我尤其成了绊脚石，以为军事纵有错误，主要责任在李德，政治上路线还是对的。”1945年5月3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发言：“在这个会议（遵义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认识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既然不认为自己有过错，而且正在试图解决存在的“问题”，博古不可能同意辞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
第三，根据共产国际规定，中共中央无权解除博古最高领导职务。研究者未注意到《共产国际章程》第30条明文规定：“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个别委员或成批委员放弃职权，应被认为是瓦解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党内任何领导职位都不属于被委托担任这种职位的人，而是属于整个共产国际。各支部经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只有征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才能在改选前卸除委任。各支部中央委员会未经征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而径自批准辞职，应属无效。”从《共产国际章程》中看出，各国共产党自主更换最高领导人违反《共产国际章程》，属于严重的“越权”行为，有关人员甚至整个党都将面临共产国际的严肃追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章程》。后来，博古反省：“在组织上因对错误的不认识，还企图继续恋栈。”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遵义之后，还继续想把持中央。”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按共产国际规定，博古放弃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碍于《共产国际章程》的限制，中共中央要解除博古最高领导职务谈何容易。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博古还是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人都十分清楚。
◆油画《遵义会议》（沈尧伊）。
第四，遵义会议强调政治路线正确，全然不是调整博古职务的架势。要把博古从党的最高领导位置上调整下来，必须充分论证必要性与合理性。除了博古所说“军事纵有错误，主要责任在李德，政治上路线还是对的”外，遵义会议决议记载：“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来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毫无疑问，这是对博古领导的党的工作的一种肯定。在这个前提下，“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这种错误的发展”。不难看出，遵义会议对博古的错误的批评仅限于对李德的过度倚重，并没有表示要严肃追究博古在这方面的责任。
第五，毛泽东指挥军事尚存争议，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条件尚未成熟。聂荣臻写道：“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同志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看了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发表意见很有分寸，可以说是很谨慎的。与会者大多数沉默寡言，观望等待，他们的神情就像在接受命令。”李德难免夸大其词，但毛泽东的杰出才能尚未得到充分展示也是事实。1941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等的分歧。进入苏区前，对毛主席‘是不熟悉的，且听说是机会主义’。见面后，认识上有变化，感觉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懂军事，红军南渡乌江后，才佩服他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他‘才了解的完满’，认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应该说，陈云的看法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就不难理解杨尚昆说的“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而没有说“多数同志”了。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二楼，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
第六，杨尚昆的回忆属于孤证，并无得力资料证明遵义会议已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在同一份笔记中，张闻天又写道：“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推举”和“代替了”，哪一种说法可靠？《传达提纲》记录：“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连“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都已写入，如果已经决定更换党的最高领导人，《传达提纲》怎么可能不写入？再说，“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本身就意味着并没有决定更换最高领导人。此外，王稼祥回忆：“最后一天，会议讨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改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补选我为政治局委员。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周恩来继续指挥军事。”王稼祥特地强调了“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如果决定博古卸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王稼祥怎么可能只字不提？另外，如果要解除博古职务，可能让他一直主持会议吗？
◆遵义会议会议室会址的墙壁上，介绍了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
秦福铨写道：“扩大会议完毕后，1月18日上午，博古召集中常委研究分工，确定博古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张闻天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提出总书记一职是否改选，毛泽东意见不急于改选，等大家都平静之后，在适当时候再考虑，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暂时仍由博古担任。”无论这些叙述的细节是否准确，可以肯定的是，遵义会议并没有将调整博古职务正式列入议程。遵义会议的人事变动就是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当时情况下，“只进不出”无疑是明智的选择，既有利于遵义会议决议的通过，也有利于领导集体的稳定与团结。由此断定，杨尚昆有关“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的说法属于记忆的误差。
二、中央政治局调整博古最高领导职务的地点、时间和场合
“中央红军打土城失利，损失红军近千人，这是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后所指挥的第一次战役，给刚刚鼓起来的部队情绪泼了一瓢凉水。”《杨尚昆回忆录》写道：“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但是博古却讽刺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如果所言不虚，博古在中央红军士气受挫的严重时刻说出这样的话，一来说明他对遵义会议受到的批评有很大情绪，二来说明他意气用事，确实不再适合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关于博古卸任的经过，秦福铨写道：“在一渡赤水河，向威信行军的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反映：现在部队情绪回落，很需要政治宣传鼓动，但中央没有领导核心，宣传工作也缺乏号召力，如果让博古继续占着总书记的位置，恐怕部队不服，时间一长就难以掌握了，应该抓紧时间开一个会改选一下。毛泽东回答：不急，再等等。给他点时间想一想，到时候博古会自己要求辞职的。”秦福铨提供的细节未必完全可靠，但应该基本属实。周恩来的谈话记录记载：“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周恩来特地强调：“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一般认为，决定洛甫取代博古的日期是1935年2月5日，而促成交接的直接起因是2月4日的项英来电：“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学者余伯流分析：“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关键性的电报。项电落款的时间是2月4日一时，深夜，‘并盼于即日答复’。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临危受命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他的深夜急电，中央是不能不重视、不能不答复的。在此紧急之际，鉴于项英二次急电催复，中央立即于 2 月 5 日召开了常委会议。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复电。”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疏忽：“一时”是凌晨而不是“深夜”，“立即”开会的时间应该是2月4日而不是2月5日。另外，项英2月1日就已经致电朱、周、博“请中央速达目前方针”：“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延迟不决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中央必须决定与指示。”“盼一二日内将中央方针与对中区指示电复。”由此推断，最迟在2月 3日到达石厢子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回答项英提出的问题，并正式研究博古卸任问题。个别学者注意到项英4日凌晨来电，但却这样写道：“为着这一封来电，中央和军委在 2 月 4 日白天与民同乐、夜间开会议事。无资格参加政治局和军委会议的陈伯钧白天曾到王稼祥（总政治部主任）处玩，说明白天没有开政治局会议。”这种说法无法成立，因为“与民同乐”不可能比调整党的最高领导人更重要。至于陈伯钧日记，恰好印证了“午饭后，周恩来到博古住处，和博古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周恩来、毛泽东、博古。
关于周恩来与博古谈心的经过，笔者赞同余伯流的分析。不过，余文存在疏忽：经过周恩来的劝导，博古同意“交权”，说：“好，明天就叫小康（康克清）把挑子送过去!”博古口中的“小康”并非朱德夫人康克清，而是博古的警卫员康念祥。谈心的时间是“午饭后”，博古既然答应交权，又何必要拖到“明天”？康小平（康念祥之子）写道：“2月5日，在鸡鸣三省村的晚上夜深时分，博古同志让父亲把他保管的一个挑子的两个铁皮箱子，挑到洛甫（张闻天）同志的住处，博古同志和父亲简单交代一下铁皮箱子里的所有物件，移交洛甫的警卫员，就算完事。”康念祥对此事印象深刻：“挑子里的东西我是很清楚的，那时移交很简单，也没有一件一件地清，说一说几件重要的东西。这是文件，这是金条，这是印鉴，一看在里边，洛甫警卫员一点头，就结了。连洛甫同志本人都没有仔细看，只是重要的物件看了一下，也没有移交清单之类的手续。”从“据党史军史研究专家认定”“2月5日鸡鸣三省的水田寨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及“行军打仗中父亲没有计算日子”来看，书中有关到达“鸡鸣三省”时间应该是康小平在学术界“引导”下推断出的结论。学术界似乎一致把“鸡鸣三省”会议时间锁定为2月5日，说明大家都在按照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口径进行历史叙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强调“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遵义会议文献》还是将《调查报告》修改为：“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前后在鸡鸣三省一带。”将“二月五日”修改为“二月五日前后”，意味着有关部门发现原来的结论存在疑问。根据伍云甫日记记载，中央领导人2月3日进驻石厢子，2月5日离开。由此断定，博古和洛甫2月4日晚上完成了最高领导职务的交接。
◆张闻天。
关于决定博古、洛甫交接的场合，一般认为是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上。这种观点值得推敲。确定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应该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至少也应该是政治局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选举。再说，常委分工会议本来就应该在最高领导人的主持下进行。由此推断，决定博古和洛甫交接的会议肯定在常委分工会议之前。此外，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各国共产党根本无权更换最高领导人。违反《共产国际章程》由谁担责？如何向共产国际解释？唯一的办法是由尽可能多的同志集体担责、集体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或政治局会议。况且当时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聚在一起，随时具备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条件。笔者认为，学术界之所以流行常委分工会决定博古与洛甫交接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受到陈云的《传达提纲》的影响。其实，陈云手稿并不是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而是向共产国际进行汇报的提纲。陈云称“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不外乎强调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是临时性举措，能否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有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后决定。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表示对共产国际权威的尊重。
三、周恩来“石厢子谈话”是“博洛交接的关键”的说法过于简单
余伯流在分析博古不愿辞职原因时写道：“博古还没有真正认错，遵义会议后不久还对罗迈（李维汉）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笔者查证，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写道：“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把凯丰的话当成了博古的话引述，并以此证明博古不愿意辞职。不过，博古在“鸡鸣三省”依旧不愿意辞职却是事实。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毛泽东在常委分工会议上对博古说：‘你考虑的不是继续当总书记的问题，而是把职务交出来的问题。’”这说明博古当时考虑的是“继续当总书记的问题”，而毛泽东要博古考虑“把职务交出来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僵持局面。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周恩来和博古进行沟通的缘由。
据秦福铨介绍，周恩来劝解博古：“你自己也没有强烈的领袖欲望，也不具备吸引群众顶礼膜拜的魅力。”“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一年多里，在政治路线上总是压抑自己的见解，唯国际指示是从……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招致一些人的非议，使自己处在一个夹缝中。所以说这个‘书记’不当也罢。”“从内心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合适做领袖或主帅。在中国做党的总书记要比联共的总书记难。共产国际和军队、老百姓，这两头的哪一个在摇头，你都不好受，都得下台。陈独秀、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不都是先例吗! 我看趁现在这个机会你自己主动辞职，比以后让人赶下来好。”“我同老朱、老王商议，一致意见让老毛来做（书记）。 但后来我同老毛交换意见，他说现在博古在军队里威信低，没有号召力，换一个人来做会好些，……对博古只能说服，不能硬来。现在洛甫想做总书记，那就让他做一个时期。博古想通后，政治局可以发表一个声明，博古不担任总书记了。洛甫是五中全会选出来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又是莫斯科回来的，王明那边也容易通过。虽然他在中央苏区也做过一些错事，但人总是要帮的嘛。于是，大家同意了老毛的意见，让洛甫做一个时期。”“其实，现在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军队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成为党的领袖。”“我真正了解老毛是到了中央苏区后，……对老毛很是佩服。可是宁都会议上，……中央红军失去了一个帅才，……总感到对不起他，对不起中央红军。”“黎平会议上，老毛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进湘鄂边的错误路线，使我加重了要尽快‘去李换毛’的决心。在黎平我排除了李德，因为我深信以老毛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希望你能支持我，抛弃和老毛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此外，周恩来和博古还谈到博古工作的安排问题：“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十分重要，……只能做个别调整，因此即使博古不做书记，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今后还要在一起共事的。”周恩来诚恳地对博古说：“这几年你搞组织工作、宣传鼓动工作都很有能力，眼下王稼祥同志病情趋重，我这个红军总政委急需帮手，你来出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意下如何？”
◆博古
秦福铨强调：“特别要指出的，有关遵义会议后，在‘鸡鸣三省’的地方，周恩来和博古的那次重要谈话，我认为对研究中共党史有很重要的价值。这次谈话的内容来源于我父亲和潘汉年两条线索，现在我把他（它）写出来，虽然不可能做到每句话都是周恩来的原话，但尽量做到传达出当事人的原意。”秦福铨的叙述虽属孤证，但合情合理，比较可信。正因为如此，余伯流以秦福铨的叙述为主要依据，写了《博洛交接的关键是周恩来石厢子谈话》一文。
值得注意的是，秦福铨记录的周恩来和博古的谈话还有以下内容：“经过反‘围剿’失败和‘最高三人团’的寿终正寝，军队已不可能再让一个不懂军事又不会领兵打仗的人来继续指挥他们了。一个不能参与军事指挥决策的书记，犹如一个骑着战马奔驰却由别人拿着缰绳的人，这是多么窝心的事。”这段叙述存在漏洞，代替博古的洛甫同样是“不懂军事又不会领兵打仗的人”，思维缜密的周恩来怎么可能讲出这样的话？此外，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支部，必须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章程》。按照规定，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博古的辞职属于违反《共产国际章程》的行为，属于“瓦解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错误”，必然会被共产国际的严肃追责。这是博古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周恩来无法回避的问题。事实证明，两人就此进行过讨论。王明曾对博古说：“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博古认为只有他的好友潘汉年，……于是两人商定了联络员为潘汉年。”在完成和洛甫交接的第二天，博古特地找来潘汉年。博古动情地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个印章，交几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否则即便交了印章，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没有交出去。所以这个工作必须由你来做，也只有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这是我的意愿。”在《中国纪事》中，李德写道：“博古指望，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王明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恢复联系，并‘纠正’现时的政治路线。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惧的。”应该说，这是李德的臆断。博古对潘汉年说：“现在自己决定交权，让位给张闻天，并同意会议的决定，重新起用毛泽东，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自己作为中央军事上掌握最终决定权的人，难辞其责。红军需要有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掌握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所以我思来想去，也只有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思来想去”，足以证明博古卸任最高领导职务是十分慎重的抉择。
余伯流认为：“正因为周恩来的这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博古不仅将中央大权交给洛甫，而且此后一直心悦诚服地听从毛泽东的军政指挥。”实际情况如何？李德写道：“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后，也就是在1935年2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在反省材料中，博古写道：“在（遵义）会议之后经过数度谈话，才在扎西附近同意组织上的变更。”这说明，在遵义会议后，曾经有许多领导人和博古进行过多次谈心，远不止周恩来的一次“石厢子谈话”。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往云南过程中总觉得无法再办（干），故在扎西前同意洛甫任书记。”可见，博古同意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当时已经“总觉得无法再办（干）”，也就是周恩来所说的“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加上“在（遵义）会议之后经过数度谈话”，博古才最终同意辞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由此可见，周恩来“石厢子谈话”十分重要，不但促成了博古主动辞职，而且促成博古主动处理好善后工作，但称之为“博洛交接的关键”则言过其实。
四、卸任后的博古经历短暂消沉后便以饱满的热情投身革命工作
刘英忆述：“当时还有人在背后捣鼓，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至于博古“心悦诚服地听从毛泽东的军政指挥”，则是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
博古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在遵义会议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很显然，他对毛泽东的抵触情绪不可能因为周恩来的一番谈话就烟消云散。杨尚昆写道：“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军到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二是确定毛主席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写道：“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转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是说，在把博古从最高领导人位置上调整下来的同时，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笔者认为，这与其说是对毛泽东授权，不如说是对毛泽东指挥权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这样处理，可以让博古感受到一视同仁。
◆出席六届六中全会前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人员合影。前排右起：王明、项英、朱德、王稼祥、毛泽东、康生。后排右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秦邦宪、陈云。
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在回师贵州过程中，感觉得无事可为，因（而）有向毛主席提出离开军队之意，在毛主席批评后，立刻放弃再无提出。从二次入遵义的胜利后，感觉毛主席军事上还行，而自己军事上是外行，因之，对军事问题，在此后一段，就不再置喙，听三人团指挥。”在反省材料中，博古写道：“交出书记责任之后，在回师遵义的途中又生长了在军队中无事可干的思想，因而有向毛主席请求离开队伍之举。虽然经毛主席批评后就没有再坚持，但是已经（能）够证明个人主义的患得患失之心及在困难环境中之动摇。二次入遵义之后直至入蛮子区，见到毛主席指挥之机动，看到环境之困难，感觉得自己在军事上不懂，所以这一路上我是随队行动，军事上完全听从三人团的指挥。”由此可见，辞职后的博古一度情绪低落，甚至打算离开长征队伍，只是由于毛泽东的劝阻才没有成行。即便在取得遵义大捷后，博古也仅仅“感觉毛主席军事上还行”，“对军事问题，在此后一段，就不再置喙”。“这时候我被派去担任政治部的工作，在政治工作上因毫无工作经验，并且有受打击之感，所以是消极被动的。政治工作若有一些作为，（也是）富春同志主持的，我的帮助甚少。”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此时去总政，因自己对政治改造毫无经验，对过去错误毫无反省，长征中政治工作领导上完全是消极的，许多工作都由富春同志在做，而且使他并不能放手做。”不难看出，此时的博古基本抱着一种旁观者的态度，尚未“心悦诚服地听从毛泽东的军政指挥”。
聂荣臻回忆：“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个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以前和我几乎没有什么接触的洛甫，有一天和我结伴行军，在开始谈到（如他所说）灾难性的军事形势时，他说，这种形势是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冒险的战略和战术造成的。北部作战的失败，虽然由紧接着的遵义战役的胜利部分地得到了弥补，但是目前向西部的逃跑必然会导致部队的灭亡。”“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军事领导来取代现在的‘三人小组’，在这里他提到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的名字。当然，他在表达这些意见时，并不像这里写的那样直截了当，而是相当隐晦和谨慎，但他讲话的意思是明了的。我察觉到他内心的确不安。”对于这一时期的争论，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我此时采取避免卷入的态度。”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李德写道：“我说，我不能赞同他（洛甫）目前这种时刻变换领导的要求。”“以后我与博古商议，他也表达了上述的意见。” 可见，此时的博古更多的是“见到毛主席指挥之机动，看到环境之困难”，并明确表示不同意撤换毛泽东的指挥。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图为出席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杨尚昆回忆录》写道：“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严厉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对毛主席的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杨尚昆没有提及博古，大概是因为博古对军事问题“不再置喙”，没有发表很多意见。李德参加了会议，他说朱德、博古也支持毛泽东。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声明：“对洛甫在会理会议的报告，当时是觉得缺乏自我批评的，不满意的。”由此可见，博古在会理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同时说明毛泽东之所以批评洛甫“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张闻天没有进行应有的自我批评）。博古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康小平写道：“渡过金沙江后，有一次，父亲在博古同志的住处给他擦枪，……也许因为父亲摆弄枪的时间长了，打断了他的思考，突然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毛泽东是对的。’”由此看来，博古在渡过金沙江后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确实达到了“心悦诚服”的地步。
从此之后，博古以饱满的热情投入革命工作。1935年6月，博古在《前进报》第一期刊发《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一文，热情歌颂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他写道：“历史的事实是不会重演的，如果再演时那么一次是悲剧，下一次就成了喜剧，记得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瞧！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领导，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军事上无比的机动，红军铁一般的团结及其指挥者与战斗员之惊人的英勇与耐劳，我们胜利地飞跃了石达开不能渡过的大渡河。”“在数倍优势敌人追剿堵截的情况下，克服了一切自然与人为的困难渡过了大渡河，这是中国军事史上开创纪录的史迹。”在过草地的时候，博古曾经对警卫员说：“红军就像一股‘铁流’，无论什么都挡不住它的前进。”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博古主持的红军总政治部于6月3日下发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迅速传播已经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捷报，提高红色战士的情绪，鼓动不掉队、不落伍，不怕粮食困难，注意卫生，严格纪律，迅速争取与四方面军的全部会合。”“解释两大主力的会合，是为着以更大的战斗胜利消灭敌人，赤化川西北，以至全四川。克服以为会合后就可以放下枪弹，安心休息的情绪。”7月13日，总政治部下发《关于长征时在川西北克服掉队、落伍现象的指示》，要求“深入进行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解释，大大的提高部队人员的热烈情绪，对少数政治落后的分子，责成连队的干部与党团员，专门与他们进行个别的宣传解释工作”。此时的博古为红军的巨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全力推动红军政治工作的开展。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从右到左）在延安合影。
事隔几十年后，张国焘依旧充满敌意地写道：“秦邦宪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虽然做过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乎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的可爱之处。”“他指出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和士兵间的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他以为四方面军脱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自然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也自然是军阀了。他继续挑战，指斥四方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他曾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认为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同志的友爱，官长对士兵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我劝告秦邦宪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阂，并建议他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增进两军同志间的谅解，纠正两军中的一些缺点。”“我着重的警告他，如果他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惜秦邦宪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就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一、四两方面军的对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博古关注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状况完全是职责所在。对于这一点，张国焘十分清楚。他之所以对博古充满敌意，是因为担心博古主持的政治工作会威胁到他个人对红四方面军的掌控。
在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张红军北上，张国焘表示坚决反对。“在讨论过程中，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方法和策略，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自以为资格老又有本钱的张国焘一下子就跳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当张国焘企图武力危害党中央时，博古坚决支持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极为震惊地表示“谁也没想到张国焘坏到这种程度”，主张立即开除张国焘党籍。虽然书生气十足，但博古坚定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与张国焘军阀主义作斗争却是十分真诚的。后来，在反省材料中，博古写道：“与张国涛（焘）斗争，我是和中央一致的。但是在会合之始，我在两河口有不适时宜的批评四方面军为‘青年的军队’，因而引起张之不满。而在北上后又没有看到争取四方面军的严重任务，而有轻率的不正确的开除张国涛（焘）党籍的提议。”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与张国焘斗争我是和中央一致的。这原因一方面对张从莫斯科起就有老机会主义的宗派成见，另一方面则见张的行为（要总政委、联邦政府、军队打骂之类），看不入眼，但在这个斗争中，现在检查我的错误还有：1.过早的望了一望就肆意批评的错误，两河口我说四方面军是年青的军队及凯丰之批评联邦政府口号，引起张之大不满的。2.即在俄界会议之前，没有估计到争取四方面军之严重任务，而提议开除张。”毋庸置疑，博古缺乏熟练的斗争技巧，但他坚决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没有错。
1935年10月，博古在《前进报》刊文分析“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现在正指着陕西、绥远，……日本的野心与贪婪决不止于华北，而在华北——特别是陕绥之步骤，应当看作重大关键之一环，即进攻外蒙与苏联的准备步骤之一。这种情况便将陕西苏区与苏维埃运动提高到反对日本侵略、保卫苏联及外蒙人民共和国哨兵地位。”不难看出，该文对日军进攻外蒙和苏联的可能性的关注超过对日本灭亡中国的关注。这就不难理解李德会这样写道：“当我们骑马进入瓦窑堡时，……我与博古就新根据地在日本、中国和苏联政治交叉中的地理位置进行了交谈。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地理位置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使我们能够把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同世界范围内的反战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我们能说服毛泽东使他认识到，必须把我们列入以共产国际和苏联为首的国际斗争阵线去吗？或者，他会从中国是世界矛盾中心的陈旧主张出发，坚持其挑动‘山里的老虎’互相攻击的格言，去试图使苏联违背她所宣布的和平政策而陷入与国民党中国，甚至与日本的冲突中去吗？”“这种危险确实存在，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两人认为这种危险是现实的。按照事态的发展，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中防止这种危险，看来希望也是渺茫的。”“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重新与共产国际建立正常的联系，即使只是无线电联系，也可以得到正确的情报和支持。博古打算为此目的尽力争取派一个类似于当时陈云那样的联络员去莫斯科。”李德说法的真实性有待查考，但此时的博古尚未摆脱将共产国际和将苏联放在首位的思维模式的确也是事实。
◆关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会址。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博古在反省报告中写道：“瓦窑堡会议是党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会议。当时由于自己的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和对于过去错误的毫无反省，我继续发挥了‘左’的机会主义的观点，反对联合资产阶级，教条地仍说资产阶级已经永远反革命了，实际上完全拒绝和反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自我批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继续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瓦窑堡会议召开期间，在12月2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上博古刊发了一篇热情歌颂白区学生爱国运动的文章。他饱含深情地写道：“凡我大中华民族之人民稍有血气自然不能坐视不起，各地学生本着中国学生所特有的民族革命之光荣传统奋然起来举行罢课、请愿、示威游行来向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示威，并以英勇的行动来感奋激起全国人民一致起来救亡图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他们这种英勇奋斗充分表现了我大中华民族不可灭亡的精神，……人民的苏维埃政府是永远与彻底的为着大中华民族之自由解放而战的。”“深望平津京沪等地的学生本不屈不挠、百折不回之精神，继续奋斗，……为独立自由的大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与不久前刊发在《前进报》的文章不同，此时的博古已经认识到必须把“我大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且已经完全站在“我大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毛泽东曾经告诉师哲：“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毫无疑问，博古站到“我大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在客观上已经宣告同王明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划清界限。
五、余论
李德感慨：“（毛泽东）成功地把他（博古）完全拉到自己一边，并且在不久以后，当旧的‘中央三人小组’内部出现意见分歧和分裂的时候，还一度让博古担任了自己最亲近的政治顾问。”李德低估了毛泽东，毛泽东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李德低估了博古，“自鸡鸣三省交权以来，博古同志的心情不是很愉快，倒不是没权的郁闷，而是他时时进行的反思，使他感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他高兴不起来。他勇于面对现实，承认错误，不推脱责任，他要学习毛泽东，他要用十二分的努力来弥补他的过错”。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感言：“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消灭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据笔者查证，此前从未有人如此高度评价遵义会议。博古发自肺腑的话语，既是对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自己卸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发自内心的认同。
出自：《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有删节
原题《博古卸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再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