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1960年，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受灾面积更是达6546万公顷，居建国以来首位；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由此而来。以《xx春秋》杂志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者颠倒黑白，将这三年称作“风调雨顺”，完全是罔顾事实，但本文并不想就这个问题专门展开。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山西的受灾程度居于全国前列。1960年，河北、山东、山西的受灾程度最为严重，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60%以上。与之同时，山地众多的山西的农业自然条件是极其恶劣的，但是，山西却并没有发生在四川、河南、安徽出现的大面积饥馑现象。考察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陶鲁笳主政的山西是如何应对这场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

由此可以看出路线和人的重要性，有了正确的路线、有了真正掌握辩证法、真正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一切困难、一切问题自然也能迎刃而解。

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将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问题的责任推给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1961-1962年还曾出现过“三自一包”的争论，这些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者诋毁毛主席的素材。然而一项截然对立的事实却是，顺利战胜自然灾害的山西，它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山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曾提出过合作化和集体化是小农经济发展的前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性，毛主席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中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毛主席延安时期的论断在有着很好的抗日根据地传统的山西最早得到了落实。组织农民一直是我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农民的重要目标是发展生产。1940年代初，山西老根据地的“生产互助组织”就已经开始大面积出现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山西就开始在老解放区试办合作社，解决已经创办近十年的生产互助组织的软弱涣散问题。而当时，陶鲁笳主持的山西省委与刘少奇以及华北局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刘少奇认为需要先有机械化再有合作化，而山西省委的陶鲁笳则认为可以通过合作化推动先进技术使用，可以在没有机械化之前推动合作化。毛主席充分肯定了陶鲁笳的意见，毛主席基于对农民组织力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认为对劳动的分工组织同样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通过这场争论，山西的经验得以向全国推广，逐渐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

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年时间，经过山西人民的努力奋斗，山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在几乎为零的基础上形成了太原、大同两个新兴工业城市。到1957年底，山西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21164个，几乎都已是高级社，入社农户348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99.9%。山西率先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彻底改变了个体农业分散经营的状况，大大提高了农民积极性。组织起来的农民，在水利建设、肥料、品种改良、农业机械化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进步。1957年底，全省灌溉面积达到988万亩，超一五计划指标81.6%；在遭遇1957年旱灾和霜冻灾害情况下，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8.6%。

50年代初期山西农民的组织化，不是源于人们一般认为的因国家工业化而致的统购统销，而是农民对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前途有确信，相信组织起来可以实现增产和全面进步。农民不是按照上级要求“不得不组织”，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做到了“我要组织”。对于怎么提升互助合作组织，虽然山西省委有自己的设想，但是它是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去和群众商量，通过试点，在教育引导中形成农民共识。

因而，山西农业合作化的一项重要经验，就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和党的领导基础上，确立起了农民主体性，将农民充分组织起来了。这项经验在应对三年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年困难时期山西农村的抗灾救灾运动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山西，可以说是旱涝相欺，旱灾、雹灾、洪灾相连不断。1959年山西南部连续干旱50~80天，受灾面积1163万亩，其中一百多万亩颗粒无收；1960年又形成春夏连旱的局面，受灾面积达到4034万亩；1961年1~6月，山西大部分地区又出现冬春连旱问题，晋中、雁北、忻州情况尤为严重，400万亩春播作物延迟播种或根本无法下种。旱灾发生的同时，1959年7-8月，北中部暴雨成灾，水库冲毁、房屋倒塌、粮食被冲走；1960年、1961年的7-8月份，局部又接连暴雨成灾，虽然时间较短，但引发的地质灾害造成的毁坏性极大。这三年山西的雹灾也频繁发生，仅1961年就降雹42次，其中三次特大雹灾，主要时间发生在6~9月，给秋收作物造成巨大损失。

三年期间，山西省受灾面积达到353.3万公顷，其中1960年受灾面积4561.4万亩，而当年播种面积为6197万亩（其中粮食作物5810万亩），受灾面积高达73.6%，受灾严重程度甚至超过河南、四川、安徽等省，粮食产量锐减。

不过，从上表我们也可以看出，山西省除了1958-1960年粮食产量逐渐减少，1960-1962年却开始缓慢恢复，这得益于山西省委领导山西人民进行了有效的抗灾、救灾运动。

在山西的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山西省委就派遣干部深入灾区了解灾情，并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制定一系列抗灾救灾政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陶鲁笳领导的山西省委积极贯彻了毛主席制定的“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和扶持”的救灾方针。

1960年7月，山西省委抽调150名领导和3400名干部，分赴晋北、晋南、晋中和晋中南组织抗旱；1960年7月，晋南地委根据粮食减产的预计，主动给省委提出减少征粮，并很快获得批准；汾河地区在1959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依靠人民公社，充分发挥了组织、协作精神，出险几小时内就展开了救生、抢修、巡排工作，两天内就降伏了大洪水……

同时，从山西省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拨出了大量救济款，帮助农村灾民渡荒。救济款的发放并未按照形式上的平均主义，而是以合作社为单位，优先分配给真正有困难的群众，社员民主评定救济款发放金额，再由乡一级审核下发。

针对粮食短缺问题，山西省委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的优势，粮食调拨有进有出，总体是一年调出，两年调入，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尽力减少从省外调拨粮食，减轻兄弟省份的压力；同时提出“丰产区补给”的措施，积极进行省内调拨，共渡难关。

因为普遍的口粮不足，导致人们营养不良，很多人患上了各种疾病，导致1960年死亡率略有上升。当时农村主要是浮肿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闭经、子宫脱落等四种疾病。山西省委高度重视“四病”治疗，从省到市级医院抽调出4670多名医务人员，会同农村的3.5万医务人员组成防病灭病大军，深入到各个合作社，开展医疗救助。到1961年底，山西省浮肿病发病率比一月份降低了99%，治愈率达96%。

在抗灾救灾展开的同时，山西省委领导农民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群众自发提出了“群众智慧管无穷，献计节约办法多，三挖两按一大抓，国家只供三万斤”的口号。在山西省委的号召下，山西各地农民勒紧裤腰带，普遍自发地开展起了小秋收运动，提出“以菜代粮”、“以果代粮”的口号，利用农事空隙和假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组织社员采集野菜，广种瓜果，同时广泛开展防毒教育，防止误食中毒。小秋收运动最终取得了巨大成绩，对于农民生产自救，渡过灾荒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山西省委及地方政府积极深入抗旱第一线，领导灾民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优势，开展超产增收、补种抢收的“五补”运动，加紧田间管理，提高收成。

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五风”泛滥、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山西省委却能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根据本省受灾状况，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救灾措施。

1959年郑州会议开始，毛主席就着力“纠左”，然而他的正确主张却贯彻不下去，不得不通过“党内通信”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在四川、河南等地，毛主席的“党内通信”都被押着不下发。直到1961年1月中央公布的《关于目前农产品收购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广大领导干部才正视了“高征购”的问题。然而，山西省委不盲目跟风、追求政绩，在1960年农村刚刚出现粮荒时，就已根据本省情况，开始执行“遭灾减免、增产不增购”的政策，保证农民口粮。类似的还有公共食堂的问题，在《农业六十条》还在讨论的过程中，山西省委就已经允许自动撤掉了一部分公共食堂。

在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的这三年，除了在1960年死亡率稍有增加，山西省的人口死亡率并未出现太大波动（下表人数单位：万人）：

对比河南、安徽、四川出现的严重问题，山西人民的救灾运动能不说是取得了巨大胜利吗？

“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

而山西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农民主体性塑造的结果，使得上至省委、下至生产合作社，能够齐心协力，共同面对困难，社员斗志高昂，很多合作社的出勤率达到了98%以上。这种景象与河南信阳地方官僚层层设卡，阻止基层干部和群众向上反映问题的场景截然相反，毛主席愤怒地将信阳事件称为“反革命复辟”。

同样是面对历史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差异，为什么河南、安徽、四川会出问题，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路线和人的差异造成的，是这几个地方的“人”出了问题。

被毛主席亲切地称为“山西人”（事实上毛主席很清楚地知道陶鲁笳是江苏人）的陶鲁笳同志，1917年生于江苏，1936年参加革命。解放后，陶鲁笳在山西省委担任书记，1953年开始任第一书记。从1953年到1965年，陶鲁笳主政山西12年，跟毛主席接触不下40次。1964年3月，陶鲁笳最早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在毛主席提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陶鲁笳同志晚年出了一本书，讲述毛主席怎么言传身教、手把手地教他当干部，他又是如何在聆听毛主席教诲、同毛主席谈话、听毛主席开会讲话的过程中，感受到毛主席身上“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和他那独特、卓越的领导方法、工作作风与学风、文风”的。

例如，关于毛主席听汇报的特点，陶鲁笳就深刻感悟：“毛主席听汇报，最不喜欢汇报人念稿子。他最喜欢听那种开门见山，反映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有虚有实，以虚带实的汇报。对于新问题、新观点，毛主席总是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风格，借题发挥，大发议论，谈笑风生，古今中外，无不涉猎，使人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跟着毛主席的宏论而拓宽了、提高了，使人感到每次汇报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生动活泼、高潮迭起的过程；使人感受到毛主席主持汇报会的精湛的领导艺术。”

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主席组织陶鲁笳等人学习政治经济学

从山西当年一系列的救灾举措中，我们不难看出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路线与政策的影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山西抗灾救灾的成功，恰恰是忠实贯彻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结果。

难道毛主席仅仅手把手地教过陶鲁笳吗？当然不是！

事实上，三年困难时期，除了西藏，全国均出现了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山西是抗灾救灾成功的典范，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人民公社的全新组织体系下，中国历史上一遇天灾就“饿殍遍野”、“十室九空”，甚至导致朝代更迭的情景并没有出现。除了河南、安徽、四川等五风泛滥、官僚主义严重的少数地方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总体来说，中国人民成功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

所以，根本的差异是陶鲁笳在山西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有的人则是完全背离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正确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