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粉碎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敌代号为“摊牌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第15军和第12军，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仅有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地区，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一场英勇顽强的坚守防御作战。
此役以其惨烈而震撼世界，名扬天下。在43个日日夜夜的反复厮杀中，敌我阵地反复数次易手，你的炮火“盖”我一次，我的炮火反过来“盖”你一次。一战下来，“联合国军”伤亡2.5万余人，我志愿军伤亡1.156万人，涌现出以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胡修道、牛宝才等为代表的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一级战斗英雄”和“二级战斗英雄”44名。
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文整理几则鲜为人知的战场故事，以飨读者，缅怀先烈。
豆子“计炮法”
1952年10月14日凌晨4时30分，15军军长秦基伟突然被一阵猛烈的轰炸声震醒。他腾地坐起，伸手抓起电话，问值班参谋是怎么回事。值班参谋回答：“估计是五圣山方向的炮声……”
秦基伟立即披衣起床，迅速赶至15军作战室了解前沿动向。
“联合国军”攻势凶猛。战斗第一天，他们就向这两个仅有3.7平方公里的小山头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余枚。
第15军参谋长张蕴钰回忆，当时计算美军放炮总量，是用在碗里丢黄豆的办法统计，敌炮声响一下，统计员就往碗里丢一粒豆子。还有按响点做记录，作为补充判断。这个统计法，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准确，但基本上不会有大错。
五圣山前沿易守难攻，后方均为山地，敌人对这弹丸之地倾以全力，大举进攻。此时秦基伟并不完全明白敌人的战略意图，但他的反应是敏捷而果断的。这么大规模的进攻，肯定是主攻。
在军部作战室里，秦基伟对作战参谋说：“敌人拉开了大打的架势，我们要做好长打的准备。”
不一会儿，副军长周发田、参谋长张蕴钰、政治部主任车敏瞧都来了。
经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敌人经过长期准备而发动的一次军事行动。敌人进攻的目标，是易守难攻的五圣山前沿，企图打我一个措手不及，拿下五圣山，进而中间突破，长驱直入，夺取平壤，妄图得到他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
秦基伟召集大家简短商量一下，迅速作出决定：1.立即向兵团、志司报告，调整第45师部署，停止对注子洞南山的反击，集中兵力、火力于五圣山前沿——上甘岭方向。2.各级指挥所前移：第45师指挥所前移至德山岘，第133团指挥所前移至上所里北山。3.由135团团长张信元负责指挥597.9高地战斗，由133团团长孙家贵负责指挥537.7高地北山战斗；第134团团长刘占华在师指挥所待命，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师炮兵群由第45师副师长唐万成及军炮兵室副主任靳钟统一指挥。
向守志率44师驻守在五圣山以西的西方山。此处是15军防守的战略重点，当天夜里平安无事。秦基伟打电话，叫向守志密切注意平康口子的情况：“只要你们那个口子不出事，上甘岭的仗就好打！”
“杂牌军”夺回被占领阵地
10月17日，正在第15兵团参加理论训练班的15军45师政委聂济峰和29师政委王新急匆匆赶至15军军部。
聂济峰回忆了战役爆发之初见到秦基伟的情形：“他眼睛有点发红，已经几晚没有睡了，见到我们很高兴。他说，他要休息一下，也叫我们休息一下。”
聂济峰等人没有睡，他们到作战室了解情况，并给所在部队打电话吹风。
秦基伟“迷糊”一阵后就出来了。聂济峰说：“秦基伟很乐观。他这个人作为高级指挥员的特点是，打仗历来不紧张，脑子又非常之清醒。他睡醒后跟我们谈话，不是先讲当下战况，而是先从国内、国际形势讲起。”
秦基伟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可不简单，对手是‘联合国军’，以美国为首的16个仆从国。其他国家不愿出兵，不愿拿钱，但因为9月联合国要开大会了。所以美国打这个仗，就是要压着仆从国出兵出钱。”
最后，他大声说：“你们45师、29师有仗打了，准备拼老命吧！现在两个山头都被敌人占了，但坑道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准备夜间反攻，整个抗美援朝战线就看我们这儿了。我们拼老命也要把这一仗打好啊！”
秦基伟告诉聂济峰，志司和兵团的意见是：“敌人要打多久，我们就跟他们拼多久！”
45师打得异常艰苦。两个山头，双方反复争夺。10月15日至20日，45师与美军在上甘岭597.9高地和537.7高地上进行了拉锯式的惨烈大战。
20日5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各以一个营的兵力，在30余架飞机和强大炮火掩护下，疯狂反扑。双方激战终日，反复争夺40余次。五圣山刚夺回的表面阵地又大部被敌人攻占。45师的参战连队大部分伤亡过半，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
秦基伟闻知五圣山表面阵地被敌军占领，立即打电话给45师师长崔建功询问战况。
崔建功回忆，我们立即召集作战会议，下定决心：“打吧，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当班长。如果我牺牲了，我的第一代理人就是唐万成。”崔建功在电话中向秦基伟表态：“一号，你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一次，597.9高地又失守了。134团团长刘占华已无机动部队可调，就把团部的勤杂人员，包括卫生员、司号员、通信员、宣传干事等全部组织起来，由他亲自带着上了阵地。崔建功拦不住，连忙打电话报告秦基伟。
秦基伟叫参谋打电话命令刘占华下阵地。刘占华正在火头上，根本不听。参谋又报告秦基伟。
秦基伟怕刘占华有闪失，亲自挂通了刘占华的电话：“刘占华呀，不要冲了。我命令你下来！”刘占华刚说了声“军长”，便突然痛哭起来，大喊：“军长，我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不久，秦基伟接到消息，刘占华指挥“杂牌军”向敌人冲去，硬是把丢失的597.9高地夺了回来。
崔建功回忆，当时秦基伟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讲了这样几段话：“现在整个朝鲜战场就是上甘岭在打，这是15军的光荣！”“告诉机关的同志们，15军官兵流血不流泪。谁也不许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伤亡再大，也要打下去。”
秦基伟还说：“部队打胜仗，就靠一口气，勇气。这就是为国舍命的精神。”又说：“我们要用三个‘主义’，打败一个‘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英雄主义，打败美帝国主义。”
秦基伟在日记里记下了前半个月许许多多的英雄事迹。当写到有的负伤战士还让护士转告军长，“赶快派队伍去将敌人打下去，阵地不能让美国强盗占去”时，他禁不住流泪了。
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有12人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共和国英雄”称号，其中有4人参加了上甘岭作战。他们是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胡修道，其中3人出自15军，1人出自12军。
几十年后，当秦基伟再次回忆上甘岭战役时，补写了在上甘岭日记中未能记录的英雄事迹：“我们这支军队是什么样的群体啊！烈火烧身而纹丝不动直至牺牲者有，用胸膛堵枪眼的有，抱着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有，用身体给战友‘当’枪架的有，用身体扑上电话线的有，把生的希望无私地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坦然地留给自己的也有。”
“一个也不要动！到了坑道里，就是救命果啊！”
1952年10月23日晚，45师组织了一次反击597.9高地作战。由于炮兵未能压制住敌人的火力，45师134团8连发起冲锋时，被敌人强大炮火覆盖，140名官兵全部阵亡。
从10月25日开始，45师上甘岭守备部队转入了艰苦卓绝的坑道作战。
转入坑道作战，对秦基伟来说是意志的考验。秦基伟在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战斗越往后推，驻守坑道的指战员就越加艰苦。他们的处境是坐房子的人想象不到的。除在敌人包围中不能自由活动之外，更严重的是吃不好、喝不好、无休息的位置，甚至连坐的位置都没有。坑道内经过受伤的同志和牺牲在坑道内的烈士们的血，和战友们的大便、小便在坑道内结成一起，这种生活不要说已经几天，就是一个钟头都是难受的。”
有一次，从上甘岭下来的干部向秦基伟汇报坑道里的情况：数日喝不到水，吃不上饭，得不到主力的支援，独立地坚守阵地。秦基伟立即把放在行军床下的那筐苹果拉出来，叫司令部的同志送到上甘岭。警卫员说：“首长，这苹果又大又红，肯定甜，拿几个出来你留着吃吧！”秦基伟摆摆手说：“一个也不要动！到了坑道里，就是救命果啊！”
原45师宣传科科长李明天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上甘岭》电影中“一个苹果”的故事，并非虚构。但他一直坚持认为，坚守坑道的官兵在路上捡到的那个苹果，就是从秦基伟军长送的那筐苹果里漏出来的。他说：“因为那时前线送去的水果大部分是萝卜，很少有见到苹果。不是秦军长那筐苹果，那又是从哪儿来的苹果呢？”
秦基伟说：“坑道仗就是当敌人爬到我们的身体上时，我们却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钻进了敌人的心脏里打。”“坑道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厚盾坚甲。敌人把它看成眼中钉，千方百计地想把它拔掉。现在，转入坑道的部队，将成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搅得她心烦意乱。”
坑道部队的顽强坚守，为决定性反击赢得了10天宝贵时间。经过精心准备，反击条件逐渐成熟。10月27日，志愿军第15军召开步炮指挥员作战会议，确定了作战方针。
上甘岭的大反击开始了！
三位将军抢吃一盘青菜
1952年11月7日，毛泽东亲拟了中央军委给志愿军司令部、第3兵团对五圣山作战部署的复电。这封解密后刊载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绝密电报，披露了毛泽东对上甘岭保卫战的重要评价以及当时第3兵团对597.9高地及537.7北山作战部署的核心内容：
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已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胜利而奋斗。
为了便于指挥，决定组织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同志负责统一指挥31师和34师的反击作战及29师的配合动作（31师、34师担任反击，29师担任防御），该指挥所归15军军长秦基伟直接指挥。
复电还明确部署：“为统一炮兵指挥，决定组成炮兵指挥所，由炮7师师长颜伏同志负责，统一指挥支援五圣山前沿作战的各配属炮兵。炮兵指挥所应与李德生指挥所靠近，以便协同。”
由毛泽东亲拟的这封电报，是上甘岭战斗由战术规模发展到战役规模的重要标志。
12军上来后，为保证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秦基伟清醒地向兵团提出了三个条件：“后备力量的保证，弹药供应上的保证，我们在战术指导上不犯错误。”他说，只要这三条具备，“打到什么时候都可取得胜利。这三条从现在来看完全具备着”。
秦基伟分析：“31师、34师投入战斗之后，估计不但可以对付南朝鲜第2师、第9师的进攻，还可持续到对付25师作战一两次，那时将15军44师抽出来投入反击，或45师主动再投入反击，这样我们的力量是够用了；弹药迄今还感到满意，今后会更好；战术上的问题，特别要提倡学习31师91团的战斗动作和指挥，加之前面有李德生同志，后面有兵团、志司掌握很紧，情况的掌握一般不慢并较可靠的。”
12军正是在15军力量不足以与敌继续作战的关键时刻，投入作战的。秦基伟认为，12军参战部队配属给15军后，识大体、明大局，毫无怨言，这使得15军在指挥上更加顺畅，显示了一支老部队的谦虚与成熟，而且在战役中同样有不凡的表现，为战役的最后胜利画上了圆满句号。
事实上，秦基伟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反复说：“我特别要强调的是，第12军的参战，是取得上甘岭作战最后胜利的保证。12军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呢？是在战斗最紧张、最艰苦的情况下赶来参战的。在597.9高地战斗发展到决战阶段，李德生同志的到来，31师投入战斗，使我们更增加了取得战役全胜的信心。可以说，没有12军的参战，当时的这个客观情况，要是只靠15军，很难把它打成最后这么个结局的。”
1952年11月1日，15军45师除炮兵、通信、观察、后勤机构原地不动，以保证12军部队作战外，坚守597.9高地和537.7北山高地的全部任务移交给12军31师，45师部队撤出上甘岭，前往兵马洞休整。当天深夜，第93团1营与第91团一起，全面接替597.9高地防务；第92团也接替了537.7北山高地阵地防务。
此时，经过20天与敌人较量的秦基伟，对打胜上甘岭这一仗已然胸有成竹，胜券在握。15军参谋长张蕴钰认为，第3兵团的这一新的部署，虽然把15军主力45师换下去，把12军主力拉上来，表面上来看是“调兵换将”，实际上是“增兵增将”。秦基伟从此开始指挥着15军和12军各2个师，以及志愿军炮兵第7师等参战部队，指挥权限上升了一个级别。
秦基伟在上甘岭战役危急和关键时刻，咬紧牙关，勇挑重担。12军的加入，使他第一次站在了指挥两个军部队的位置上。为了让12军部队尽快熟悉情况，他要求45师部队留下部分战斗骨干，为12军参战部队当顾问和助手，各自负责，直到阵地收复才算完成任务。各级司令部班底，不是完全撤走，而是不断地加强，得力的参谋都要留下。聂济峰回忆，秦基伟还明确要求，45师师长崔建功做12军副军长李德生的顾问，参谋长张蕴钰做李德生的前指助手。
“秦基伟这位上甘岭战役的总指挥更忙了。”张蕴钰也回忆说。12军部队上来后，秦基伟要求15军机关和各换防部队高度注意处理好与友邻部队的关系，解决好友邻部队在参战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此，秦基伟明确指示：
第一，军一级不能像对待本军所属部队那样，直截了当地严肃批评兄弟部队，出现问题由两个部队的同级领导沟通；第二，凡是来到15军工作，不管来自什么部队和机关，要做到让他们离开15军后对我们没有不满意的或其他反映；第三，凡是友邻部队出现问题，由15军负责，15军对友邻部队的缺点要采取“包干”的态度。
什么叫“包干”的态度？张蕴钰记得在一次作战会议上，秦基伟指示：凡是友邻部队作战中的缺点和教训，15军机关都要“包干”。见大家议论纷纷，他还强调说：“我负全责，不让任何其他干部分担。”
12军司令部参谋崔明礼，是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的堂侄。2001年5月2日，崔明礼在广州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上甘岭战役打响后，志司发的表彰通报，都是只提15军，那时候12军官兵一度有情绪。有一次，李德生副军长叫崔明礼向下发通报，崔明礼一看又是“15军某部”，老大不高兴，就对李德生说：“这是发给15军的，不是发给12军的。”不料，李德生竟哈哈笑了。他说：“现在上甘岭这一仗越打越大了，不是哪个军打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兵团打的问题。打15军的牌子，就是打志愿军的牌子，就是打中国人民的牌子。”多年后，崔明礼还感慨地说：“李德生站得高，他的水平，我们无法比啊！”
聂济峰晚年也由此感叹，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是在15军军长秦基伟、12军副军长李德生的指挥下，29师、31师、45师三支部队协同作战，团结拼搏的结果。
聂济峰回忆说，李德生到上甘岭前是12军31师师长，到上甘岭时才下的任副军长命令。为了便于李德生指挥作战，秦基伟专门派15军参谋长张蕴钰到前线协助李德生指挥。前线指挥所领导有李德生、张蕴钰、崔建功、张显扬、李长林、刘瑄等。
1952年10月26日，15军作战会议后，29师师长张显扬、政委王新，31师政委刘瑄、副师长李长林带着精干的机关人员，来到德山岘指挥所。45师特意让工兵连夜赶做了一个长条方桌和几把靠背椅子，安放在作战科，以便让师首长们商讨军机之用。
聂济峰回忆，12军与15军同为红四方面军的老底子，同在太行山上打过日本侵略军，后来又同在第二野战军序列内。12军前来参战，15军官兵都很高兴，普遍认为，来了一位副军长，带来的力量就大了。李德生作战主动性很强，为了把上甘岭这一仗打好，他还跟军领导打了招呼，后经兵团同意，又把92团也拉了上来，这等于31师全师都参战了。12军领导还根据李德生的建议，命令34师作预备队。
聂济峰认为，上甘岭战役中，15军和12军部队就是一个整体，我们打的都是志愿军的仗。他举例，有一次（11月3日晚），朝鲜群众送上来一些新鲜青菜，45师“大厨”招待前线指挥所领导。李德生、崔建功、聂济峰、张显扬、王新等同席共餐。开始是你称我是“老大哥，先吃”，我称你是“老大哥，先吃”。吃着吃着，都露出了“真面目”：每一双筷子都往绿油油的青菜上夹。李德生一看不好，端起青菜盘子说：“这一盘我来消灭吧，不用麻烦你们了！”见李德生钻进另一间房子“独吞”青菜，张显扬、崔建功连忙跟着去抢菜吃。张显扬说：“打上甘岭，我们要合着打，这青菜也要合着吃。”王新等望着他们为了一盘青菜你抢我夺，笑得前俯后仰。
1952年11月25日，持续鏖战43天的上甘岭战役结束。“联合国军”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损失了274架战机，付出了2.5万余人伤亡的代价。上甘岭战役以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再没有一次像样的攻势，地面战场的主动权，从此稳操中朝军队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