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国军员额约200万人，在此后的抗战过程中作战伤亡累计达320余万人。很显然，仅靠战前兵力是远远不够的。

最初国军补兵以征调各省保安部队为主，随后以征发壮丁为主，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志愿从军者。以征发壮丁数量计，登记在册的实征壮丁总数超过1400万人，各部在战时临时拉丁者尚不在内。

而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军员额约490万人。

上述数据简单对照，即便不考虑各省保安部队、志愿从军者、临时拉丁数，即以国军战前员额合计加上历年实征壮丁，再减去作战伤亡和抗战胜利时的国军兵力，其中差值竟可达约800万之巨。如包含不可能有具体统计，但为数必然极大的临时抓丁在内，此数则更为巨大，远超国军的作战伤亡。

如此巨大的差额，都产生于何处呢？

一方面有征发壮丁未必全数为兵役之故，同时也有部队整编精简因素，还有部分为被俘、投敌者；

另一方面则显然产生于征发壮丁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行为所导致的巨额减员，以及即便输送到部队之后，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而招致的巨大非战斗损失。

这些不合理的损失，使得壮丁的伤病死亡折损，甚至比战场伤亡还要巨大，是对我国抗日战争动员力量的巨大伤害。

而巨额壮丁的非正常减员，也说明在亿万军民合力抗击外敌之时，必然有一批蛀虫为了一己之私，在毁坏全国抗日的根基。

对于这些蛀虫们的所做所为，今天的我们也一定要有深刻认识。

在谈这一话题之前，总有些蛀虫余孽会混淆概念，将合理的征发抗日兵力跟抓壮丁的种种恶行捆绑在一起，其实这是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

外敌入侵，动员和征发兵力当然是合理而且必要的。

以笔者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为例，20余万人口的小县，抗战中即有12000人参加八路军正规部队。其中大名鼎鼎的平山团是在八路军工作队抵达仅一个多月后，便组建起来的。在抗日战争中，全县有数千名烈士浴血牺牲，为抗战胜利做出极大贡献。

面对凶残的日寇，抗战当然是无比艰难的，但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珍惜自己的资源和人力，集中一切力量抗敌。

而在国府规模庞大，但却弊病百出的征发壮丁过程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蒋介石自己都说道：现时最重要之工作，为如何改良新征壮丁之待遇，免除员役之勒索与拉丁，以及接兵官长在中途虐待新兵，使之饿冻致伤病后而击毙之罪行。

而曾接任国府兵役部长的鹿钟麟曾与冯玉祥有如下对话：

鹿钟麟先向冯玉祥说道：现在的兵役可不好办，咱们可担负不起这副沉重的担子。冯玉祥答：是喽！兵役难办，才要我们来办，要是好办，自然有人去办，哪还会要我们出来办呢？

鹿钟麟在任上处理各征兵机构问题时，便遭遇了各种困难：

处置四川一位师管区司令时，此人是黄埔出身，最终仅仅是撤职，而无法查办；处置广西一位师管区司令时，李宗仁又亲自打电话要求“特别关照”，最终也仅是撤职，不了了之；甚至处置一位安徽师管区的西北军旧人时，因其多方送礼，最终也只能是证据不足，免于法办。

最终鹿钟麟得出结论：无可救药！

原本按照国府的《兵役法》，征发壮丁自然是有规可循的。

平时征集20到25岁男子，经体检合格后即入营服役。服役期为3年，期满退役后服正役，为期6年，平时在乡接受训练，战时应招回营；正役期满则为续役，最高至40岁为止。

而在18岁到45岁之间的男子，若未服兵役者，也要登记在册，服国民兵役，平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按照命令入伍。

在地方征兵的普遍性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被列入名单中者，抽签决定壮丁。

如果能够按照规则征兵，并按照更详尽的交兵、送兵原则，那当然也不至于出大乱子，问题是这套规则在落实中其实是形同虚设。

先后任国军芜湖、金陵师管区主任参谋、渭南团管区司令、淮项师管区代理司令的李昭良曾谈及多项国军征兵的内幕。

乡、保、甲长在调查适龄壮丁工作中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列入名册，一般农民想要逃避，就得花钱去贿赂乡、保、甲长。而有的乡、保、甲长就故意把不应列入征兵名册中的人也列进来，以便他们敲诈，以后每通过一关便敲诈一次。

当时各县有征、运壮丁的常备队，壮丁征集到这一层，还要被扒皮。有钱的可以放走，没钱的则会被送往国军系统的团管区内。

团管区司令如何发财？李昭良讲道：

我搞钱主要从征集费上下手，当时军政部规定每征集一兵发征集费2元（后增至5元以上），我只发给县、乡一天的伙食费各2角，办公费每兵5分，由县送到团管区的伙食费按每60里一天，每天2角。

这样每征一兵约开支8角，剩下的1.2元就入了我的私囊。渭南9县每月至少征兵1000名，有时达到3000名，平均每月我总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

此外，壮丁到团管区后即有薪饷可拿，但国军接兵官抵达团管区后，会倒填半个月日期，然后与团管区司令按比例分成，另外接兵官的另一项收入是将壮丁家人临行前送留的一切财物没收己用。

现在开始输送环节，这个环节也要发财。

当时壮丁输送多为异地，蛀虫们怎会放弃手上的壮丁而不用？

于是征兵官和接兵部队之间又搞起了走私勾当，据李昭良称其一开始做的是鸦片走私，搞一次的利润就是本金的20倍；后来又走私粮食，国军从安徽阜阳走私到“水旱汤蝗”的河南，原价1.5元的豆饼要卖到30元，河南百姓无钱可买，往往卖儿鬻女，惨到极致之时，甚至连粮食和钱都不要了，只求给孩子一条生路。

更可恨者，国军的走私买卖都做到日本人的头上，以转运西南的战略资源跟日本人交换粮食，然后再牟取暴利。

壮丁本为抗击外敌之用，却被蛀虫们当做谋利的工具，而在动辄数百里上千里的转运过程中，自然也是九死一生。

甚至输送给远征军的壮丁，1000人队伍的刚到重庆，能剩500人就算不错，其余多数在路途被拖死。

走路何至于也要命？我们看看曾任四川叙泸师管区补充第3团团长、泸州师管区副司令的赵玑所述就知道了。

新兵每天定额吃24两糙米饭，副食费2角。开饭时，每班围着一圈，咸菜一盘，一锅盐开水作汤，限15分钟用餐完毕。伙食由连队事务长管理，克扣之风遍及各部。新兵吃不饱、穿不暖，冬天两人共盖一条军毯，垫些稻草，个个黄皮寡瘦，愁容满面，敢怒而不敢言。

（行军时）用棕绳套在每个新兵的手脚上，互相串联，连排班长持枪在前后左右监视，如解囚犯。如发现新兵潜逃，抓回来用绳索捆住双手，吊在梁上，连番鞭打。有的受刑不过，自缢身亡。

如曾任四川叙泸师管区司令的周建陶，1940年夏将一名逃跑的壮丁抓回来后，当即枪毙；在内江的第14补训处则常以活埋壮丁而著称。

师管区补充团团长肖子荣、第45补训处团长伍克明等，利用到云南交兵的机会，各带10000斤川盐到云南售卖，全部用新兵肩挑背驮。这些新兵在长途行军中，由于负担太重，过分疲劳，又吃不饱，穿不暖，大半在沿途病死。

近年来，我们常在网上看到川军抗战如何，可曾想当时的四川壮丁们，在成为兵之前究竟要被扒多少层皮？经历多少苦难？

而这些蛀虫们所得又如何呢？

赵玑仅买卖壮丁名额，不到半年时间就得银元7000多块；周建陶任叙泸师管区司令也仅一年多，获利达10万多元。

国军征兵的乱象，使得后方所征壮丁数目始终远大于前线需求，然而实际发到的兵力又始终不能满足。而国军部队同样是顽疾甚深，各级军官照样喝兵血、吃兵肉，招致作战部队逃亡、病亡数额也极大。

甚至陈诚“土木系”的第18军第18师，在驻四川的一年时间内，先后补入兵员10000余人，实际能留下的也为数寥寥。还出现了所属第52团一个副排长回乡探亲，却被第54团给抓了壮丁的情况。

国军征兵、养兵乱像如此，自然也是瞒不过去的，甚至到了美军都惊讶的地步。

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

许多新兵是征募来的，来的时候用绳子系在一起。征募是件丑陋的事情，只有那些既没钱，也没势的人才会被抓来。许多到了参军年龄的年轻人还在中学读书（按指为了躲避兵役而读书）。一个例子是，一个26岁的男青年，结了婚，有了3个孩子，但他是个保长的儿子。

而美国军医官鲍威尔则谈到了贵阳一处新兵营的惨象：

它的房屋是一个长长的泥土地面茅草屋顶的棚子，它的四壁实际上都已不存在了，可能是用去烧火了。大约有七八十人躺在棚内的木板上。两三人盖着杂色的旧大衣，其余的人只有衬衫，裤子，或光着脚或只有草鞋。为了取暖，他们尽可能的紧地躺在一起。

他们病得太厉害以至于不能起床大小便。因此那里的肮脏令人难以置信。当我边走边看这些人时，我看到好几个人已经死了，有的已经像他们睡的木板一样僵硬。

由以上可见，征兵过程中的乱象招致了国家动员力量和人心士气的巨大损失，连老蒋也说道：

行营人员在川之嫖赌贪污，无所不为，不仅声名狼藉而已。国家危亡至此，行营责任重大，而乃骄奢淫佚，如此岂不恶贯满盈！何以对人，何以救国！中正罪恶实上通于天矣！不灭何待？

现在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兵役署主管人员要知道不仅是你们失职无能，而且是我们军委会全部的耻辱，我对于新兵如何征集，如何待遇，如何接收，应该怎么样考核，应该怎么样改良，一切具体的办法和步骤，五年以来，不知说了多少次，而到如今还是这样腐败，还是一点没有改进！

然而，老蒋所言虽然激动，可国军征兵乱象却始终未能得到改观。

数以百万计的壮丁在混乱的征兵过程中被消耗，他们没有死伤于对日作战中，却因为那些蛀虫们的敲骨吸髓而死于非命。

如今，有那么一群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将这批蛀虫包装在他人的抗日功绩之下，却对数百万壮丁的非战斗损失视若无睹。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并敢于斗争。只有将这批蛀虫的恶行抠出来，才能对得起抗战英烈们的付出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