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治”的舆论，毛泽东更是明察秋毫。据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的雷洁琼先生回忆，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当面问毛泽东：“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据雷老回忆：

毛泽东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泽东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

后来毛泽东对斯大林在对华政策上的“小九九”作了深刻的总结式的批评。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第三国际都解散了”，斯大林“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2]

被美国推举出来替代蒋介石的“稳健派”李宗仁主张与江北的共产党“和谈”，其要害在变相落实《雅尔塔协定》，置中国于事实上的“南北朝”形势之中，果真如此，今天的“台海两岸”分离状态就会变成“长江两岸”的分裂状态，中华民族由此也就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关于此，李宗仁本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3]

读到这段文字，令人心酸。当年满口“公开透明”和代表“改革运动”力量的李宗仁，这时才知道说大话容易而落实大话却是何等之难；不仅如此，空话有时还会给民族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同时，我们中国人应为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历史真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就在印度、越南、朝鲜等周边国家大面积出现国家分裂的时候，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基本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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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2]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326页。

[3]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