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台湾共产党是1928年在白色恐怖环境中于上海成立的，在中共领导人任弼时、瞿秋白亲自指导下工作。1931年遭日本殖民当局彻底破坏，搜捕台共党员的“大检举”（即大搜捕）延续到1933年最后一位负责人翁泽生被捕牺牲为止。台共存在时间虽短，但对组织台湾工农民众、唤醒爱国意识、推动反日革命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命运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注意培养来大陆学习的台湾青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仅把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作为奋斗目标，而且自觉帮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创办上海大学，培养革命理论骨干。办学过程中，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有意识地培养台湾革命运动领导人才，在招生中注意优先吸收台湾青年入学，为将来时机成熟时在台湾创建党组织作准备。据统计，上海大学五年办学时间里有名字记载的台湾籍学生有许乃昌（彰化）、翁泽生（台北）、洪朝宗（台北）、谢飞英（谢雪红，彰化）、林木顺（台中）、蔡前（彰化，后叛变）、陈其昌（基隆）、庄泗川（嘉义）、李晓峰（嘉义）及林仲梓、林仲枫、陈水等二十多人。其中翁泽生、洪朝宗、谢雪红、林木顺、陈其昌等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后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台湾岛内不少青年不堪忍受日本殖民统治，纷纷前往祖国大陆厦门、上海等城市读书学习。翁泽生在台湾学生中有较强亲和力，中共中央交给已入党的他一项特殊使命：团结组织在沪台湾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实践，使之成为革命者。翁泽生不负使命，于1925年和1927年先后成立“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我党还选派优秀台籍学生前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其中有当过童养媳的穷苦女青年谢雪红和林木顺等人。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积极和认真指导成立台湾共产党

正当中共紧锣密鼓地筹划在台湾创建地方组织时，传来共产国际关于要在上海创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指示。这一指示是基于当时台湾是日本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为贯彻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的“殖民地母国的共产党必须支持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并负有指导殖民地建立共产党的责任”等精神作出的。1927年7月，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起草《日本决议案》，要求日共援助殖民地革命运动，同年12月训令日共组织“日共台湾民族支部”。

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因不了解中国国情导致出现许多瞎指挥的错误一样，这是一个“乱点鸳鸯谱”式的指示：一是名称不对，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是日本通过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占领的、台湾党组织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组织；二是指导主体不对，把中共份内的事情交给日共去作，等于把日本强行窃踞台湾的事实合法化，这是最大的谬误之处。日共对这项任务也似感不妥，在1928年1月底的中央决议中称：“台湾共产党暂时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之名义组党。”“暂时”两字反映日共对台湾建党归属的某种看法。但对各国共产党来说国际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必须绝对服从。作为支部，中共只能执行国际这一决定。好在早已委派翁泽生组织和培养一大批台湾革命者，也就成为即将组建的“日共台湾民族支部”（以下简称“台湾共产党”）的人才基础。

1927年9月，赴莫斯科学习已两年的谢飞英（即谢雪红）、林木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执委、日本共产党领袖片山潜向其传达：

共产国际决定命令谢飞英、林木顺回国组织“台湾共产党”，由谢飞英负责，林木顺协助。“台共”组织工作由日共中央负责指导和协助，这个任务已委托给来莫斯科开会的日共中央代表团了。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日本本国的无产阶级应帮助殖民地台湾的革命运动。

谢飞英、林木顺回上海后，联系上中共中央指派的翁泽生，开始各项筹备工作。然而历史与共产国际开了个玩笑，担任台湾共产党成立的指导者发生戏剧性变化。首先是日本国内展开大选，“日本共产党目前因为选举斗争而忙碌，致无法派遣代表，故有关台湾共产党组党事宜应请求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及指导”。接着1928年发生日本当局对日共的“三·一五大检举（即大搜捕）”事件，领导人佐野、渡边等纷纷逃亡，根本顾不上“指导”。这一重任历史性地落到中共肩上。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28年4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彭荣（根据史料证实，即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提议，在翁泽生家召开预备会议。根据日本当局大搜捕所获得的材料，世人知道了台共成立大会的准确时间、地点和参加的代表：出席者有彭荣和林木顺、谢氏阿女（即谢雪红）、翁泽生、谢玉叶、陈来旺、杨金泉、林日高（台北人）、潘钦信、张茂良（南投人）、刘守鸿（屏东人）等十一名。彭荣将两个起草完成的成立大会纲领（即政治、组织纲领）及诸方针宣读后付诸讨论，获无异议通过。“因为组党大会须保持机密，决定出席者限为代表，且先行决定人选。大会日期定于4月15日，地点则由彭荣选定。”

在中国共产党代表指导下，预备会用投票方式选出第二天参加台湾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4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与瑞金路交叉口）某照相馆二楼召开台共成立大会，选举出的台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是林木顺、蔡前、林日高、洪朝宗、庄春火、谢雪红和翁泽生，林木顺为台共委员长兼组织部长。七人全是中共党员，是中共精心培养的、原本就是要在台湾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人选。选举之前，翁泽生提议把中央委员名额让给岛内人员，这一提议得到大会同意。而他和谢雪红因为已接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分别要留在上海和东京，作为国际驻沪的远东局及中共中央和日共中央的联络员，因此仅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当然是翁泽生顾全大局的表现。

会议过后第二天，彭荣（任弼时）应谢雪红、林木顺等人要求对成立后的台湾共产党今后工作给予指示。他说：“台共领导成员几乎都是知识分子，真正工农出身的分子很少，这是建党初期难以避免的现象。但今后要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大力吸收工农分子入党，以改变党内知识分子所占成份的比例。”谢雪红回忆道：“计划五月前让全体党员回台湾从事实际工作，回台后主要工作重点是工运、农运和台湾文化协会。彭荣同志都同意了。”

台湾共产党成立后，根据远东局和党中央安排，谢雪红准备赴东京向日共中央汇报成立情况。但因住处人员往来动静过大，惊动日本驻沪领事馆警署特工人员，致使其被捕并遣送回台湾（后“查无实据”释放）；同住谢处、本该回台湾担任领导工作的林木顺则成功逃脱而留沪。翁泽生作为联络员，负责联系和指导岛内党组织活动，也留在上海。台共其余成员回到岛内，开展反日革命运动。

台湾共产党从成立到消亡的过程及历史意义

台湾共产党成立之后工作没有多少开展，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先从台共主持工作的林日高来沪汇报中了解到上述情况，从谢雪红派来汇报的陈德兴口中又得知组织团结方面出了问题。1930年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召见远东局及党中央对台联络负责人翁泽生，并由其带他到台共成员潘钦信和陈德兴住处。在向陈德兴仔细询问有关台湾党组织回台工作开展情况后，瞿秋白就台共问题作了一次长谈，从下午2时谈到晚上8时左右。

这次谈话涉及内容很多，包括国内外形势、台湾局势、台湾党组织成立两年多来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关门主义等问题，并且提出解决办法。瞿秋白指示台湾党组织应尽快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检讨过去的路线方针，确立新的方针，并对台共今后在政治、组织、工运、农运、青运以及少数民族等问题上提出了具体意见。这是中共对处于危急时期的台共给予具体指导的明确记载。

值得提出的是，当时瞿秋白正遭受共产国际打击和排斥。此前，他在莫斯科处理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事件，得罪校长米夫；又由于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犯颜直谏，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倾思想与理论提出不同看法，遭到布哈林严厉批判。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撤消他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作为中共中央前总书记，瞿秋白深感自己对此前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有责任。与此同时，六届四中（扩大）全会即将解决他的所谓“调和主义”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瞿秋白仍然牵挂着台湾党组织，拨出时间予以热情和具体的指导。这在所有有关他的传记及研究著述中都是没有提到的。瞿秋白对台共的指导，充分体现中共早期对台湾革命的关注。以任弼时、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为台湾同胞福祉所耗费的心血和所作出的努力，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由于岛内密布日本侦查机构，加上个别台共成员疏忽，日警查户口时在家中搜获大量台共代表大会材料，于是展开第二次大搜捕，花名册上的成员大部被捕。幸免于难的苏新、简吉通过联络渠道向中共中央报告这一情况。党中央与远东局共同作出重建台湾党组织的决定，由翁泽生负责尽快培养在上海和厦门的台湾青年爱国分子，把经过考验的张志忠、王天强等人派回台湾重建党组织。他们回到台湾后积极开展活动，但很快又被逮捕。种种努力都没能奏效，1931年台共停止活动。据日本台湾总督府资料，大搜捕导致107人被捕，基本被一网打尽，还株连党外积极分子300多人，成为台湾革命运动史上的大劫难。最后一位台共成员翁泽生1933年在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秘书任上因叛徒出卖被捕，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转押回台湾。他顶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坚持斗争，直至牺牲。

台湾共产党存在时间虽短，但促使台湾反日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是团结、整合岛内外革命力量，培养、发展农民组合的领袖人物赵港以及积极分子杨克培、杨春松、简吉等一批新党员，壮大岛内革命力量；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台湾传播，促进革命理论为更多人群所接受；三是增强党在革命群众团体中的影响力，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四是促进工人运动，成立矿山工会、运输业工会、印刷业工会等行业工会，发动台北胶版印刷工人罢工、石灰矿工人罢工、昭和制糖研究所工人罢工，领导拒绝偿付水租运动以及台南和屏东农民拒缴户税运动等，大大推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革命运动迅速发展。

台湾共产党兴亡的影响与启迪

至于台共遭挫折的原因，则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共产国际无视国情瞎指挥造成的恶果

共产国际决定由日本共产党创建台湾共产党是极不慎重的，造成台共领导层思想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无所适从。由于台共领导层中个别人（主要是谢雪红）在莫斯科学习时与担任国际执委的日共领导人交往甚密，故多次在台共创建后向逃亡中的日共中央请示，后者照样予以“审核批准”。日共中央主席渡边政之辅专程到台湾指导工作，在基隆登陆时被日本警察发现而拒捕自杀。共产国际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增加了台共领导层决策的请示对象，导致其个别成员对远东局和党中央的指示拒不接受，最终造成党组织分裂甚至产生互相指责的大论战，引起日本当局注意并开始大搜捕，造成严重损失。

2.日本当局严密的特务统治及残酷镇压

日本占据台湾后，首先是在台湾设立“总督府”，颁布《土匪惩治条例》，以镇压抗日斗争；其次是国会制定“六三法”，赋于总督府制定法律、实施独裁的权力；其三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地方联保制度和警察控制系统，对其辖区治安担负连坐责任；其四是建立一个特别高效的警察体系，数以万计的特警派到各地区甚至到山区各村庄，建立起庞大的情报网络，全岛民众一言一行都在情报人员控制之中。

3.台湾有限的地理条件使革命缺乏回旋空间

台湾是狭长而封闭的岛屿，十分有限的空间完全抵消了地形上的有利因素，难以建立能够自给自足的游击战根据地。即使骠悍善战的原住民“雾社起义”，因武器弹药和食物无法得到补充，许多人饿死在山洞里。共产党人无法在如此狭小的岛内建立起一个牢固的革命根据地。

4.党内处于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想严重

台湾共产党创立的年代，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左”倾思想最厉害的时期，不可避免给台湾革命带来负面影响。台共“二大”行动纲领完全根据国际“六大”“左”的理论与决议所拟定。正如台湾研究台共史的一些学者说的：“在遵从第三国际迅速扩大党组织的目标下，实施急进的‘开门主义’，以配合帝国主义‘第三时期’矛盾总爆发的新情况，这种做法事实上加速了台共的毁灭。”

台共“左”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但在白区因推行“左”倾方针政策而使自己深陷困境的中共中央在担负具体指导台共任务时，当然也只能是采取这一理论思想模式。比如不顾时机适合与否，一味开展武装暴动、要求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在工会中强调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建立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争夺领导权；否认台湾资产阶级中存在着依靠日本大资产阶级和具有革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概等列为革命对象，等等。

5.台湾党组织成员素质存在的问题

台湾共产党存在三年多时间，总共发展党员一百多人（大多是在“二大”召开后短短的时间里发展的），积极分子三百多人，多是知识阶层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工农阶层少。尽管也在农村、矿山组织若干罢工、抗税等斗争运动，但局面始终难以打开。除了前面已述诸多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台湾党组织成员的素质问题。

台湾共产党主体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知识分子在接受革命思想方面有独特优势，当共产主义信念牢固树立起来后，能为事业献出一切甚至是生命。然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弱点，那就是遇到困难和打击容易悲观失望。特别是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有的选择离开革命队伍，有的被捕后在引诱和严刑面前自首叛变。正如台湾地下党健在老同志讲的：“台湾地下党人数不多，牺牲的牺牲、自首的自首、变节的变节。但为党为国牺牲的好样同志也的确不少。”

蔡前在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上虽然缺席，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在被跟踪几次后，带头与潘钦信等逃出台湾躲到福建漳州，在军阀张贞的训练班里当起了教师。对此谢雪红不是采用教育和加强纪律的方法来帮助其改正错误，而是用开除出党的极端手段，造成台湾党组织队伍开始产生裂痕。这也是党员素质上的另一类问题。

1945年台湾光复，中共中央派出干部建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人有台共老干部蔡乾（即蔡前）和张志忠。为区别于这次建党，台湾共产党被称为“老台共”。基于对解放形势过分乐观，台湾省工委成员违反地下工作纪律而致暴露。蔡乾以下五百多人被捕，蔡乾叛变。积极分子和统战关系近两千人受株连，被杀者达千人以上。

尽管中国共产党创建和指导的台湾共产党在日本镇压下遭破坏，成为历史遗憾。但这不能抹杀和掩盖中共付出的不懈努力和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共在创建之初自身处于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仍自觉把争取台湾回归祖国、争取两岸统一作为奋斗目标，雄辩地说明我党对台湾命运的深切关注、对台湾同胞福祉的关心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

参考资料：

1.蓝博洲：《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

2.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我的半生记》，1996年10月。

3.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卷20，东京，1958年。

4.警察沿革志：《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稻乡出版社1988年版。

5.何池：《翁泽生传》（修订本），海风出版社2009年版。

6.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前卫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系福建漳州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