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陈独秀的晚年岁月，靠吃粗米和青菜为生，最终抱病而亡。从“五四运动总司令”“新文化运动旗手”到无人问津的“普通人”，他的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他之所以选择江津度过晚年，源于同乡邓仲纯的邀请，他们不仅是同乡，更是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选择江津也因颠沛流离大半生，亲人的相继离世令陈独秀身心俱疲，垂暮之年的他便只想有一处安身之所，静静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

1937年8月15日，日寇开始对南京进行大规模轰炸。有一天，炸弹落到了囚禁陈独秀的老虎桥监狱，陈独秀及时躲到床下才免受伤害。也就在这一天，曾为北京大学学生、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中凡来探望陈独秀，见此情景，陈中凡回去后立即与胡适和张伯苓（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相商，谋求当局提前释放陈独秀。经众人的努力，陈独秀终于8月23日出狱。

出狱后，陈独秀两次主动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时，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然而，陈独秀在闻知三个条件后，十分不满，并表达了毫无悔意的态度。陈独秀脾气倔强，一时不写检讨，错过了回到党内工作的机会。正在这一关键时期，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把当时苏联正在严厉镇压托派的狂风带回国内，也把前一年他们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的有关中国托派和陈独秀是“汉奸”的系列文章带了回来，诬陷陈独秀等人是每月从日本特务机关领取津贴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对此，陈独秀于1938年3月17日致信《新华日报》，以发表公开信的形式表明立场，并用一些很激烈的话语表示与中共正式决裂。

流寓江津 隐居僻乡

陈独秀与中共决裂的同时，国民党试图拉拢他。蒋介石曾派亲信朱家骅前去拉拢陈独秀，希望陈能组织一个与延安对着干的“新共党”，除许诺给予10万元活动经费外，还给出5个“国民参政会”名额相诱。陈独秀一概冷笑对之。之后，蒋介石又请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再遭陈独秀严词痛斥：“想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1]

随着日军步步紧逼，陈独秀的家乡安徽省怀宁县难免遭到劫难，他当然不愿做日本鬼子的顺民，也因此出狱后便无家可归了。1937年9月，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陈独秀开始踏上了逃亡之路，陪伴他的是小他30多岁的妻子潘兰珍。1938年7月2日，陈独秀由长沙逃难到了重庆，住进石板街15号川原公司一个姓黄的熟人家里。在他到达重庆之前，其母和三儿子陈松年已先期到达重庆。

重庆正值酷热难忍的夏天，陈独秀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大半年的迁徙漂泊，加上日机空袭频繁，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令他感到疲惫不堪。此外，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共产党，但国民党对他仍不放心，派遣特务随时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陈独秀遂产生了离开重庆的打算，却又无处可去。就在不知何去何从之际，他意外地收到同乡好友邓仲纯从江津寄来的信。邓仲纯与其弟邓季宣同陈独秀是安徽怀宁同乡，两家祖辈关系很好，是世交。而且邓季宣与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法国同学，关系很好。邓仲纯和邓季宣一家从安徽迁居江津后，人生地不熟，虽与江津的邓蟾秋、邓燮康叔侄本不同嗣，但是“家门”，就认作同宗。在江津邓氏叔侄帮助下，邓仲纯在黄荆街开办了“延年医院”，生意很好；邓季宣任国立九中（安徽公学）总教务主任兼高中部第一分校校长，他们终于在江津站稳脚跟。因与江津邓氏关系很好，当时人们称邓氏叔侄和邓氏兄弟为“江津四邓”。邓仲纯在邀请信中对陈独秀显得非常有诚意：“如果你及嫂夫人潘兰珍愿意来津避难，我及家弟热情欢迎，其住所和生活费用，均由我们承担。我们盼等着你及嫂夫人的到来……”[2]

这封信可谓雪中送炭。抗战时期的江津，可算是一块太平之地。逃难至此的人很多，仅安徽人就有四五万之众，又称“小安徽”，这里的国立九中里很多师生都是陈独秀的同乡同学或学生，陈独秀的小儿子陈松年也在国立九中做事，这些都是促使陈独秀定居江津的因素。但考虑到江津是个小县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陈独秀当时略有些犹豫。经邓氏兄弟再次竭力劝说，陈独秀看到邓氏兄弟的热忱，考虑到自己体质不好，邓仲纯是名医，将来问医号脉方便，几经思虑后，于1938年8月3日来到江津。

邓仲纯等人在码头接到陈独秀夫妇之后，便将他们安排到江津城关的黄荆街83号—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居住。可是，邓仲纯的太太却不同意，邓仲纯因为惧内，一时也没有办法。陈独秀初到江津就吃了闭门羹，让他感到狼狈不堪。在给儿子陈松年的信中，他不无感慨地讲述了这段遭遇：“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3]幸好得到同乡方孝远一家的接待，陈独秀才临时住了下来。随后，陈独秀搬到郭家公馆居住。当年秋天，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带着妻女陪同祖母谢氏由重庆来到江津，与陈独秀夫妇一起同住郭家公馆。经邓仲纯再三恳求，邓太太总算作出让步，应允陈独秀一家移到延年医院内与邓氏兄弟一同居住。

1939年3月22日，谢氏病故，儿子陈松年一家也搬到国立九中居住。屋子宽了，家务少了，陈独秀打算着手整理在狱中的文字学著述，并间或写些时事评论文章。但因生活习性与邓太太不尽相同，难免有些磕磕碰碰。邓仲纯虽与陈独秀关系很好，但又惧内，令陈独秀处境尴尬。为缓解这种矛盾，邓燮康出面专门将陈独秀请到“康庄”（当时邓氏叔侄一家为防日机轰炸而修在江津城西门外艾坪山下橘林中的一处住所）去住一段时间。但回到延年医院后，陈独秀仍感到邓太太脸色难看，于是不再听从邓氏兄弟的再三挽留，执意搬出。邓仲纯通过时任九中校长的兄长邓季宣和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关系，帮助陈独秀搬到离县城西30余里远的鹤山坪施家大院—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的居所。陈独秀一家在这里住了30多天，又碍于孩子太多且吵闹，无法静心读书和写作，陈独秀又想搬家。最后在邓氏叔侄协调下，陈独秀一家迁到离施家大院二里远的石墙院—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以帮助杨家整理父辈遗著之名，于1939年5月27日搬去。在石墙院，陈独秀一直住到1942年5月27日逝世，整整3年。

避绝各方 清贫度日

蛰居江津后，陈独秀已经无意参加任何党派，但上门游说者仍然不断。193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陈独秀劝往延安，让他亲身感受延安军民的革命氛围，从而帮助转变其革命思想。陈独秀所在的四川江津属于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辖区，因此，说服工作自然落到了善做思想工作的周恩来身上。由于王明、康生编造的“汉奸事件”严重伤害了陈独秀，尽管二人已被调回莫斯科，陈独秀心里的那道坎仍过不去。但周恩来并未放弃，1940年托陈独秀的好友朱蕴山前往江津劝说，请陈到延安去养老。陈独秀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4]。陈独秀拒绝了延安的最后一次邀请，至此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画上了句号。

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国民党阵营。陈独秀定居江津后，张曾三次到江津面见陈独秀。每次见面，张国焘都只言其他，而不敢言及政治，却时时被陈独秀问得自讨没趣。当然，在这位过去的同志面前，陈独秀也不免发表了一些对延安的看法。第二年7月，张国焘向蒋介石献媚，建议派国民党中的知名人士公开到江津访问陈独秀，然后将陈独秀的有关言论编印成册公开发行，这既有利于抗日救国，更是对延安最有力的宣传武器。张甚至说，这比起我们的政治理论家叶青等人所写的“反共”文章还要顶用得多。蒋介石先对此未置可否，叫亲信胡宗南、戴笠考虑此事。胡、戴二人认为：张国焘黔驴技穷，是他打脱身的伎俩，在委员长面前没有讨好的花样了，只好建议将共产党的开山鼻祖搬出，这既可自重，又可搪塞一段时间。于是，胡、戴二人向委员长建议将计就计。蒋同意此事后指示：慎重保密，不得广播，胡、戴以私人身份前往。多疑的蒋介石最后还专门交代：“若他问起是否奉我令而来，可说报告过……”[5]

胡宗南和戴笠于是进行了策划。早前康生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轻率地发表了陈独秀是“托匪汉奸”的文章后，国民党《大公报》就刊登了王星拱、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林庚白等9人为陈独秀辩护的一封信。这9人中，除一人是大学校长外，其余都是国民党中常委或中央立法委员、国防参议员等官员。胡宗南和戴笠决定将《大公报》上刊登的为陈独秀辩护的文章剪贴成册，作为特殊见面礼带去，可为陈独秀大骂延安提供最好的材料。临行前还有一个小插曲，胡宗南和戴笠想忽悠一下张国焘，请他一同前往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张国焘满脸通红，连连推脱。他知道，若自己去，陈独秀肯定会明白此事与他脱不了干系，按陈独秀的性格，必定被骂得狗血喷头。

见到陈独秀后，陈独秀问胡、戴二人：“是不是蒋先生关照你们来的？”胡宗南说：“我们来时报告过蒋先生，蒋先生听说你身体欠安，非常关心和牵挂。”陈独秀没有理会，隔会儿又问：“二位来是公干还是私干？”胡宗南没有直接回答，起身将《大公报》剪报送到陈独秀面前说：“陈先生不久前无端被延安诬骂为吃日本人面粉的汉奸，但全国名流和我党精英都为您鸣不平。这是他们为你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和文章，真是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啊……我们今天特来请教先生谈谈对国事的看法。”陈独秀拿过剪报只瞟了一眼，就放到桌上，并没有一丝感谢的意思，淡淡地说：“独秀此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参与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此遭诬陷之事，使我人身受到极大的攻击，虽经调解，至今仍未忘怀。我原准备向法院起诉，但见代为鸣不平的公启，也就作罢了”“不过，本人是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位对今天我的谈话，绝不能见诸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6]回重庆后，戴笠立即将陈独秀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下令严加保密，不得张扬。

此后，陈独秀又谢绝了胡适邀请他去美国做传记的盛情，还两次婉拒了托洛茨基请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的“好意”。

移居石墙院后，陈独秀潜心于自己的文字学著述《小学识字课本》。由于没有生活来源，生活开支多靠朋友接济。除了“江津四邓”外，“北大同学会”每月定期资助陈独秀300元，而且还委托罗汉具体照顾陈独秀的生活。罗汉遇难后，该会又委托何之瑜继续照顾。单靠朋友的接济毕竟有限，为了节约开支，陈独秀夫妇在石墙院亲耕农事，向农人们学种土豆。与陈独秀相交颇深的老同盟会会员、安徽老乡朱蕴山有一次提着几只鸭子前来探望，看到由于胃痛在床上打滚的陈独秀和墙角边残剩的几颗干瘪土豆，禁不住喃喃自语：“可怜啊可怜，仲甫竟然没有东西吃！”[7]曾参加辛亥革命并担任安徽省都督的柏文蔚，与陈独秀是同乡，也曾在一起共过事。1939年冬到重庆开会，顺路探望陈独秀。当他看到陈独秀在大冬天里穿着单薄的棉衣时，坚持要把身上的狐皮袄赠送给陈独秀。

即使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陈独秀对于别人馈赠的钱物，也是极有分寸地接受。国民党政要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出于尊师、同情与怜悯之情，亲自送上钱物，陈独秀坚决不收。朱家骅托张国焘转寄来的5000元汇票，陈独秀原样退还。周恩来、董必武知道他生活困难，送来一点钱物，他也坚决不收，提出把这些钱用来营救狱中同志，照顾烈士遗孤。

为了《小学识字课本》的书名，陈独秀跟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各持己见，僵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小学”二字不妥，硬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准予出版。陈独秀不同意，声称一个字也不能改。由于意见相左，陈独秀将国民政府教育部预支给他的两万元稿酬全部存入一个中介手中，不愿挪用一分一厘。

病逝他乡 魂归故里

时光荏苒，陈独秀在江津一晃待到了第四个年头。由通货膨胀引发的物价飞涨，已殃及所有百姓的正常生活，陈独秀夫妇也时时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中。

陈独秀身患多种疾病，却无钱医治。1942年5月12日，陈独秀听说一个胡豆花泡开水可以治疗高血压的偏方，便想一试。孰料找来的胡豆花发霉变质，泡水饮用后中毒腹胀。次日，包惠僧来访，陈独秀作陪饮了小酒，过量食用四季豆烧肉，造成呕吐不止，连续几日虚汗如浴。他立即叫回儿子陈松年，原准备去渝的邓仲纯得到信息，也取消行程赶到石墙院守候。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和邓季宣等多次前往探病。陈独秀最终没能战胜病魔，于1942年5月27日晚9时，溘然辞世，终年63岁。

治丧是一件礼数烦琐的大事，人死了不能久停家中，遇吉日得及时下葬，让逝者尽早入土为安。潘兰珍整天伤心哭泣，根本拿不出主张，陈独秀的学生和邓氏兄弟是外地人，地方上全然不熟。邓蟾秋、邓燮康自然成为治丧总指挥。净身、着寿服、做道场、找道士择日，以及后来的找人抬高肩（棺材）等都由邓氏叔侄安排，邓仲纯、邓季宣、何之瑜等人负责接客和账目。

治丧中的两件大事就是棺材和墓地。陈独秀一没棺材，二无葬地。棺材是不能现打的，木料是湿的，尸体会很快腐烂。他又是外地人，没有土地，买地葬身价格昂贵。在这最为困难的时候，已72岁高龄的邓蟾秋主动让出了为自己准备的四川上等香楠木棺。同时，邓氏叔侄想到四年前陈独秀在康庄小住时所说“得此佳景，平生足矣”的话，就主动捐出康庄的一块地皮作为墓地。

1942年6月1日下午1时30分，在邓蟾秋等人的主持下，陈独秀的灵柩从距江津县三四十里外的鹤山坪一直抬到县城大西门外鼎山山麓桃花林邓氏康庄，葬于其生前曾数次“驻足游目之所”，算是了却了他的夙愿。

在陈独秀逝世后的几天里，重庆地区的新闻有所报道。5月29日，《江津日报》一版刊发了《一代人杰溘然长逝》的消息，重庆的《大公报》也发表了《悼念陈独秀》的短评，《时事新报》《新民报》等报刊对陈独秀之死也有短小的消息见报。消息中评价道：“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前驱者。”对他的后期评价道：“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8]

陈独秀逝世后，其遗作被他的学生何之瑜编为《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一书，靠朋友资助印刷。后来胡适将其改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推荐给出版社公开出版，并亲自为之作序。

抗战胜利后，1947年6月，在陈独秀逝世5周年之际，陈松年遵照父亲遗嘱委托浙江会馆运木料和什物的船只，将陈独秀的棺木起出，迁回故乡安庆市郊集贤关附近大龙山下独秀峰前叶家冲的丛林中入土，与其元配夫人高晓岚合葬一处，碑书“先考陈公仲甫之墓”。陈松年未敢在新碑上刻下“陈独秀”大名，而是用了他早年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做法使陈独秀的遗骸在几十年后躲过一劫。

1953年2月20日，毛泽东路过安庆，得知陈松年一家生活困难的情况后，对时任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他1937年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回到党内来，但他拒绝了。因此，对他这个人物要历史的具体分析。对于他的家庭，地方上还是应当予以照顾的。”[9]从那时起，陈松年便得到了当地统战部门每月发放的30元生活补贴。

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对陈独秀有了新的评价。1982年，因坟墓年久失修，已接近平地。安庆市人民政府根据上级关于陈独秀的墓地可修复、作历史文物处理的指示，对陈独秀的墓地进行了整修，墓碑镌刻“陈独秀先生之墓”。后又经过多次修复，现已成为占地150余亩的独秀园，是“安徽省少先队教育基地”和“安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独秀当年在江津居住的鹤山坪石墙院，先后进行三次翻修，现建成占地面积30余亩的陈独秀旧居，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4年上半年，陈独秀旧居纪念馆竣工开展，馆内《风流无悔—陈独秀生平事略》主题展览，通过文字、图片、文物等，对陈独秀的一生进行了公正客观的展示。

注释：

[1][2][3][4][7]中共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著：《陈独秀在江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第120页，第61页，第259页，第264页。

[5]庞国翔：《陈独秀人生的最后四年》，载《老年世界》2010年第5期。

[6]庞国翔：《胡宗南戴笠秘访陈独秀》，载《炎黄纵横》2009年第4期。

[8]刘继安：《陈独秀去世：社会各界的态度与反应》，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9]卞毓方：《陈独秀—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载《十月》2002年第1期。

（作者单位：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