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年前的1月28日，也就是1952年的大年初二，驻守朝鲜江原道平康郡一带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125师375团指战员，又一次隔着浓雾听到了敌机的轰鸣。但这一次，并没有往常投弹后的巨大爆炸声传来。当天下午，战士李广福外出执行任务时，在金谷里内山洞一带的山坡雪地上发现了大批多种昆虫;在逐级上报这一异常情况的同时，375团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附近多处雪地上也出现了大量昆虫。

志愿军后勤卫生部接到报告后，派出由中朝两军防疫干部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展开现场调查，发现这些昆虫在天寒地冻的朝鲜半岛，仍有着异乎寻常的生命力(采集的苍蝇还能在容器内产卵)。经朝鲜人民军军医局卫生防疫队实验室检测，23个跳蚤体内均带有鼠疫杆菌、35个苍蝇体内均带有典型霍乱弧菌。朝鲜战场上又一场邪恶与正义的较量——细菌战与反细菌战，由此揭开了大幕。

此后志愿军其他部队也接连发现了类似情况。不久，有昆虫报告的地区，霍乱等在朝鲜早已绝迹的烈性传染病突然冒头，不同程度的感染开始出现在部分朝鲜民众和志愿军战士身上。图源：央视《国家记忆》

根据1987年内部发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野战内科 卫生防疫》记载，从1952年1月28日到6月30日，不计算朝鲜人民军报告的投放次数，我军各单位报告的敌人投放细菌武器已有658次之多;而从2月底开始，美机先后在我东北多地撒布大量带有病菌的昆虫，后来更是进一步扩大到十多个省区。尽管中朝军民发现后有所防范，但仍先后出现了鼠疫、霍乱等此前并未在我军入朝后发生、更是本不应在寒冷季节发生并流行的病例，造成了人员伤亡。

在遭遇细菌战突袭，技术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的不利条件下，为了挫败敌人险恶的阴谋，志愿军各级成立了高效有力的防疫机构，为使军民协同一致，还与朝鲜地方政府取得联系，成立军民联合防委会，领导中朝军民进行反细菌战斗争。作为人民战争的一部分，从前线到大后方，军地各级广泛举行群众性卫生宣传教育，特别是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使得中朝人民在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国际主义精神感召下，最终取得了反细菌战的完全胜利。

图源：《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野战内科 卫生防疫》第143页

但由于对敌人的残暴狡猾认识不足、极度缺乏相关科研经验等主客观原因，国内对细菌战也曾存在过一些消极观点。正如周总理在《五个月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综合报告》(《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卫生类》第396页)中所说，在反细菌战第一阶段的仓促应战阶段，“当时在卫生部门中间，有的因为一时未查到细菌、未发现传染病人，即对敌人是否进行细菌战表示怀疑，没有积极地、迅速地采取断然的反细菌战的措施;到前方工作的专家对于细菌战表示怀疑，志愿军卫生部负责同志对待专家近于盲从，也随声附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无数次雄辩地验证了“真理越辩越明”这个道理。1952年3-7月间，“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调查团”、“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以及由我国科学家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等三个团体在朝鲜和我国东北等地进行调查。通过中朝军民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到的一座座如山铁证，专家团体的报告最终向全世界证明，美帝国主义确实对中朝人民发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团长李德全(左)、副团长廖承志(右)、秘书长官乃泉(中) 等，在朝鲜观看美军撒布细菌所用小降落伞纸筒等容器。图源：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在令人震惊的事实面前，一些有良知的美国人也加入了探寻真相的行列。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唯一仍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美国报刊，由美国记者鲍威尔管理的《密勒氏评论报》不仅是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大陆真实情况的唯一窗口，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更是报道了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在朝鲜和中国发动细菌战、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等罪行。为此，美国邮政部门立刻宣布禁止《密勒氏评论报》在美国出现，英国和日本政府也随即响应，导致《密勒氏评论报》在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前的1953年6月破产停刊，鲍威尔全家回到美国。

1917年在上海创刊的《密勒氏评论报》，批评过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揭露过侵华日军的暴行，在新中国成立后也给予了热情而坚定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密勒氏评论报》更是坚持为中朝人民的正义事业发声，书写了永载史册的篇章。图源：维基百科

1956年4月，美国政府以“叛国罪”和“煽动叛乱罪”控告鲍威尔，鲍威尔将被累计判处260年的徒刑和13万美元罚款，当即激起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抗议。当联邦法院指令鲍威尔在45天之内提出15名证人的证词后，《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外作者、读者和支持者在北京成立的“声援鲍威尔案委员会”，立即通过新闻传媒宣布：50位中国人愿赴美国旧金山法庭为鲍威尔作证。这个证人名单后来一直在增加，先是增加到100人，后来鲍威尔的律师更是自信地向法庭表示，“你要1000人，我都可以给你带到美国法庭上来”。

在当时美国施行麦卡锡主义的极端政治环境下，鲍威尔在自己的祖国很难得到支持。图源：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

在大洋彼岸正义力量的映衬下，美国这边从政府到军队，却找不到一个人愿意出庭证明，鲍威尔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发动细菌战的报道是个谎言。最终在拖延数年之久、却始终找不到证人和证据将鲍威尔案“办成铁案”之后，1961年7月，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宣布，“因为中国大陆上的现存条件，要得到证明鲍威尔叛国行为所必须的两名证人是不可能的”，不得不撤销了对鲍威尔的煽动叛乱罪起诉，并中止叛国罪指控。

尽管被要求今后不得从事记者行业，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鲍威尔，并没有停止寻找有关当年《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真实性的更多证据。1981年秋，鲍威尔终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9000多份二战盟军总司令部文件中，找到了50多份美国政府和盟军总司令部之间围绕着“731部队”问题的秘密文件。

这些文件，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往来的机密文件，其中具体记录了对“731部队”石井四郎等首要分子的审讯及有关人员的移交问题。据此，鲍威尔先后发表了长篇文章《德特里克堡与“731部队”的溯源》、《日本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和《日本的生物武器，1930年至1945年》予以揭露。

鲍威尔文章节选。由他整理发现的，从“731部队”到德特里克堡基地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是美国二战后从未放弃采用生物战、细菌战这些反人类行为的重要证据

如果把目光放眼到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政府阻挠对朝鲜战场上细菌战的调查，对揭露真相者的无情迫害，只是这只兽性早已彻底战胜了人性的恶魔的“常规操作”。21世纪初陆续解密的一批档案证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本土进行了代号为“112计划”、“海浪行动”、“白衣行动”的大量生化武器试验，不仅部分大城市居民遭遇无妄之灾，还有相当数量的美军官兵在一系列精心包装的演习中糊里糊涂地成了试验品。鲍威尔发现的德特里克堡与“731部队”勾结的罪恶，不过是其中“不慎”露出的一部分马脚而已。

2008年12月15日，鲍威尔逝世。他的儿子托马斯·鲍威尔至今仍在补充完善其父后半生收集整理的美军细菌战资料，为亡者追寻正义、为生者追寻良知。在反华这一“政治正确”已经到达空前高度的美国，鲍威尔的后人愿意为这段并不如烟的往事发声，要求美国政府停止细菌武器研发，是非常难得的人性之光。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当年那场细菌战的受害者，我们中国人自己必须时刻牢记这一历史事实。

托马斯·鲍威尔揭露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发动细菌战的著作《丑陋的秘密》

作为一个丹东人，笔者小时候就听过很多志愿军老战士、以及参加过抗美援朝运动的老邻居们讲述的往事，其中也包括与细菌战相关的回忆。所以当我后来得知，相当一部分国人(甚至包括一些“爱国军事大V”)对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发动细菌战一事，其认知态度竟然是“无法确认”，乃至随波逐流、为虎作伥时，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震惊：在我看来，这几乎和“地平说”一样可笑。

剖析这种现象的成因，必须提及在“鲍威尔案”几十年之后，美国重新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开动其宣传机器将自己包装为“白莲花”的行径;而那些伙同其间、丧失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良知的“第五纵队”，更是甘当颠倒黑白的马前卒。1995年，一位留学美国并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国际关系专家”宣称，“细菌战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只是有利于国内国际宣传的工具”。1998年，臭名昭著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冷战国际历史项目”两名美国专家威瑟斯比和莱滕伯格，更是用一批漏洞百出的所谓“中苏解密文件”，论证“细菌战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虚假宣传活动”。

而在这一时期，反倒是一些日本人站了出来，用事实驳斥这些无耻谰言。1995年，长期旅居台湾的日本学者藤井志津枝发表论文，揭露了二战后美国秘密征调“731部队”石井四郎等人继续从事细菌战研究的真相;2001年，日本静冈大学历史教授森正孝受邀来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调查并确认了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广泛使用了细菌炸弹的事实。同年，日本出版了《陆军登户研究所的真相》一书，书中指出，朝鲜战争期间，“731部队”成员还为隐藏在横须贺海军基地内的美国秘密部队的“化学部门”工作，并提及了1955至1959年美国境内一些遮遮掩掩的生化武器项目。

森正孝教授在进行主题为“731部队细菌战真相以及日本政府的责任”的讲座。图源：中国青年报

然而从新世纪开始，美国又炮制了一批否认细菌战的“二创作品”。2002年，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克莱恩在其论文中“自谦”：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期“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发动细菌战”;同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戈加斯基更是发文宣称，中国发动反细菌战运动与爱国卫生运动，是一场为了“动员群众与大自然和帝国主义开战的政治运动”。

闻得“主人”发号施令，自有“跪族”逐臭而来。2004年，一篇奇文拐弯抹角地宣称，“利用公众对细菌战的恐惧情绪和民族主义的对外抵抗意识，来培养民众普遍的集体抵抗意识，从而为现代民族主义式的群体行为构筑心理基础。”2013年《炎黄春秋》刊载的《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更是流毒极广，时至今日在一些中文网络平台上仍有人以此文为论据，否认美国发动细菌战。

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些精心包装的谎言集中出现的、那个“历史虚无主义”横行的年代，国内舆论场没能及时对其进行批驳反击，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至今仍被蛊惑而不自知。如同历史虚无主义的其他案例那样，长期以来所谓“证伪细菌战”的种种认知作战手法，已经对全民构建正确的抗美援朝史观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劣影响，更是潜移默化地让人忘记为何二战结束后美日关系迅速转变，成为今日为祸亚太的“美日同盟”乃至发展成“美日韩同盟”。

随着“哈尔滨旅游热”的兴起，参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人数持续激增，让这段惨痛的历史、特别是主谋者远未得到应有清算的事实，成为越来越多国人的记忆。图源：新华社

为什么几十年来，这些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反动势力，都孜孜不倦地企图篡改那段历史?在冷战结束后波诡云谲的时代大潮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两国都经历了空前凶险的艰难险阻;面对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的欺凌与绞杀，中朝能够渡尽劫波、屹立不倒，维持其中凝聚力与自信心防线的重要精神高地，就是在三千里江山携手战胜强敌的辉煌历史。那么在敌人看来，一切能够动摇这座高地的方法手段，当然都要无所不用其极。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当我们一次次纪念伟大的抗美援朝胜利时，我们追忆的不仅是那一段段可歌可泣的事迹，更是面对狡猾残暴的强敌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真理信念。如果只是躺在祖辈的功劳簿上，忘记了今天担负的责任，那就不是纪念抗美援朝应有的态度。近年来国际上一桩桩大事件的发展脉络警醒着我们，只有再一次正面击败强敌及其走狗，形成一座新的精神高地，才能让他们认清历史真相绝不容篡改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