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儿童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党的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儿童教材编写，是儿童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并组织开展了相关教材编写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随即成立，瞿秋白任部长，徐特立任代部长。1933年7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共产儿童读本》出版，成为中国共产党统编儿童教育教材的重要开端。
一、编写背景
中央苏区建立之前，各根据地就已经普遍设立红色小学。这一时期，儿童教育的教材一般由各根据地政府负责组织编写。比如， 1927年底到1928年秋，宁冈县创办了12所红色小学，有学生800余人。出于教学需要，1928年初，在毛泽东的指导和要求下，共青团宁冈县委宣传干事赵锦元和红四军派驻在宁冈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丁钰承担了宁冈县的教材编写任务。1928年5月下旬，赵锦元、丁钰将初编教材报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真阅读并作了一些文字修改。比如，他将课文中的“土地分到家，有穿又有吃(当地口音念qia)，穷人喜洋洋，工农坐天下”一段，改为“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豪绅要打倒，工农坐天下”。1929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两次入闽，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提出了“举办地方建设事业，如开办学校”的文化教育任务。10月，毛泽东又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在苏家坡树槐堂创办了“平民小学”，并组织编写教材为小学生讲课。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中央苏区的成立，“教材要统一”的需求越来越强烈。1929年至1930年，党要求“注意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加紧共产主义教育”。为贯彻这一要求，儿童教育工作必须提高教材编写质量，废止国民党的旧课本，编制适应共产主义教育需要的新课本。1931年11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成立，为苏区儿童教育统编教材的出台提供了重要前提。1932年5月，共青团中央提出，“学校中必须废除在苏区内还存在的三民主义的教育和旧的教育”，“最积极的办法是以新的教育——共产主义的教育”取代旧的教育，要求“编辑各种的教本、读本”。1932年6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设教材编审委员会，徐特立为主任。1933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号训令明确指出，教材需经“中央教育部审查”，由此确立了中央苏区的教材统一供给与审查制度。1933年7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在闽西工农民主政府文化部初编的基础上，组织编写并推出了《共产儿童读本》6册。
二、内容特色
作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革命教育的教材，《共产儿童读本》的一大特色就是其鲜明的红色内容。
(一)歌颂红军，拥戴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在革命斗争中，红军为人民利益浴血奋战，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共产儿童读本》中，“红军”出现88次，是仅次于“儿童”(128次)的第二高频词。例如，第1册第23课(无课文名称)讲到帮助红军家庭耕田养牛：“爸爸帮红军家里作田，妈妈也帮红军家里作田。我不会作田，我帮红军家里养牛。”第2册第32课《对红军呼口号》中传达了礼敬红军的思想：“许多儿童，在一个草坪上开会，对面有一队红军战士，头上戴着斗篷，肩上背着枪，一步一步走近前来，儿童就停止开会，排成一个横队，举手向红军敬礼，并高呼口号：欢迎红军天天打胜仗，红军万岁!”第4册第25课《红军好》呼吁踊跃参加红军：“红军好，红军好，当红军最荣耀，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享受优待条例十八条。踊跃参加红军去，反动政府快打倒。看明朝，红旗到处飘。”第5册第27课《慰劳与欢送红军》则描述了群众慰劳红军的场景：“慰劳红军和欢送红军，最近一两年，做得很好。就拿兴国来看，兴国慰劳红军，在红军报名以后，召集群众小组会议，热烈的去做一切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送果品呀!送茶钱呀!少年儿童团送草鞋呀!妇女送套鞋和布鞋呀!还有送干粮袋，包袱，碗子，毛巾等。上前线的时候，组织有欢送队，打着锣鼓，拉着胡琴，吹着口笛，妇女同志唱着歌曲，沿路还燃着爆竹，声响连天。这时去当红军的同志，都带着光荣勇敢的喜色。”此外，还有《送红军上前方》《兴国儿童的节省运动》《胜利的歌声》《儿童鼓动当红军》等课文，通过描写苏区群众给红军做草鞋、送干粮，苏区儿童帮助红军家里养牛、给红军家属捡粪、将自己的零用钱给红军做战费、报名参加红军等事迹，表达出对红军的礼敬与爱戴之情，体现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
(二)宣扬革命，强调斗争
马克思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变，其最终结果是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毛泽东强调：“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1933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指出：“儿童是革命的新后代，是新社会的建设者，同时也是目前参加革命斗争的一员。”因此，教育引导儿童树立革命意识和斗争意识就是根据地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共产儿童读本》中就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比如，第4册第7课《资本家的肚子为什么这样大》，通过形象生动的文字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本质：“资本家是吸血鬼，因为他自己不做工，专靠剥削工人的血汗来过活。资本家的肚子很大，为什么这样大呢?因为资本家的肚子里面，装着很多工人的血汗。工人的血汗，被资本家吸去了，资本家的肚子便大起来，工人就瘦了。”第4册第21课《为什么要革命》，则以具体事例说明了革命的必要性：“先生说：‘现在革命很发展了，到处的工人农民士兵都起来革命。’一个学生起来问道：‘他们为什么要革命呢?’先生说：‘农民耕了田，工人做了工，可是他们还是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没有房子住，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受了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工人农民要饭吃，要衣穿，要房子住，所以就要起来革命。’”第4册第22课《谁革谁的命》，讲述了革命的对象和途径：“学生再问：‘革命是什么人革什么人的命?’先生说：‘现在的革命，是工人农民士兵联合起来，革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命。工农兵一齐起来，推翻豪绅地主资本家的政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这就是叫做革命。’”这些课文把进行革命和开展斗争的道理蕴藏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以通俗的语言向儿童说明革命的目的、意义、任务、途径等，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儿童的革命意识，引导他们积极投身于革命与斗争中。
(三)拥护苏维埃，展现新生活
苏维埃一词来自俄文音译，原义为“代表会议”或“委员会”。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政权的组织形式。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案》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 ——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共产儿童读本》中有不少关于苏维埃的内容。例如：第2册第1课《红旗》中描述了苏维埃的旗帜：“啊!——好看的红旗!中间有镰刀有锤子，还有五角的星。儿童团有这样的旗子，学校里有这样的旗子，苏维埃也有这样的旗子。红旗呀!红旗呀!你到处都飘扬起来呀!”第4册第32课《拥护苏维埃歌》中热情歌唱了工农联合起来保卫苏维埃的场景：“看啦，工人们，战争开始了，抛掉我们的斧头，到战场上去!勇敢上前作战，拥护苏维埃，万众头颅拼一掷，奋命不顾身。看啊，农民们，战争开始了，抛掉我们的镰刀，到战场上去!勇敢上前作战，拥护苏维埃，万众头颅拼一掷，奋命不顾身。”此外，还有《苏维埃代表的话》《十一月七日》《瑞金渡头区青年雇农》等课文呈现了分田运动给广大农村群众生活与精神带来的新变化，明确苏维埃是直接代表着广大贫苦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可以让劳苦群众过上与从前完全不一样的幸福生活。
(四)倡导参加红色组织，积极融入集体
为了保卫苏维埃政府，党在苏区广泛发起成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例如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互济会等。其中，儿童团担负站岗、放哨、送信等任务，“儿童们同时又组织在红色儿童团之内，这种儿童团，同样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共产儿童读本》中有不少与儿童团、赤卫队、少年队等组织相关的内容。例如：第3册第11课《我们农村的组织》中介绍了少先队、赤卫队等组织：“我们农村里，每一个人都有组织：年纪大的，加入赤卫军，年纪少的，加入少先队，年纪小的加入儿童团。我们一家有五个人，爸爸加入了赤卫军，哥哥姐姐加入了少先队，我加入了儿童团;弟弟现在只有六岁，再过一年也要加入儿童团。”第3册第32课《共产儿童团》描述了一些儿童团的情况：“你七岁，我十岁，他十五岁，大家都是共产儿童团，我们儿童团，选举有队长，由队长召集开会，我们要常常到会，对讨论工作的意见要发言，要学习说话，我们要鼓动爸爸哥哥当红军，要帮助红军家属捡粪，也要注意卫生，不要吃酒，不要吃烟，不要吃辣椒。”这些课文，从多个角度讲述了儿童团成员长大后加入游击队、赤卫队、红军等组织的道理，宣扬了团结一致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思想。
三、意义和价值
教材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共产儿童读本》作为中国共产党儿童教育统编教材的重要开端，既是中央苏区重视儿童教育及教材建设的生动体现，也为后续党领导开展儿童教育教材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彰显了教育要与革命和劳动相结合的全新理念
随着苏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也不断发展。1932年5月，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工作决议》规定，文化教育要实行“四化”的方针：“使文化教育与目前革命斗争联系起来，使文化教育与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使劳动与知识联系起来。简单说来，就是要使文化教育社会化、政治化、劳动化、实际化”。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共产儿童读本》中的大量内容体现了教育要与革命斗争密切关联的理念，既描述和反映了苏区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更展现了苏区儿童丰富多样的生活学习场景。例如，第3册第17课《学艺会》指出，学校每星期都开学艺竞赛会，并介绍“读书竞赛”“唱歌竞赛”“写字竞赛”“讲演比赛”规则。第3册第25课《我们的校园》描写了儿童参与公共劳动、共建美好家园的场景：“我们学校的附近地方，大家共同整了一块地，种了菜和花木，校园的四边，编了竹园;并且用竹片写了‘学校的菜园’几个字，插在那边。我们的同学，很热心校园的工作，每天下午，在那里灌溉呀!施肥呀!拔草呀!早上在那里捉虫呀!所以菜园里的菜呀!花呀!都很茂盛，异常可爱。”第4册第12-14课依次是《秋日旅行(一)》《秋日旅行(二)》《秋日旅行琐记(一)》《秋日旅行琐记(二)》连续呈现全校同学集体旅行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参观了几个工厂并和工人交流，游览列宁公园，“心情觉得格外畅快”，等等。《共产儿童读本》引领苏区儿童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社会活动、课外劳动，展现了苏区儿童教育的全新面貌，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教育要与革命和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指导下苏区儿童教育的生动实践。
(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义务教育的积极探索
教育为工农兵服务、积极开展义务教育，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儿童教育工作的又一重要理念。“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一项中心任务。1927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明确规定，要“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革命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共产儿童读本》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儿童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大力推行免费普及教育的生动实践。例如，第4册第3课《不要钱读书》中写道：“从前工农的子弟，因为家里没有钱，没有书读;现在工农子弟，不要钱读书。苏维埃政府办的学校，是为我们工农子弟来开办的。”第5册第4课《儿童在家的工作》中讲述到，一个9岁儿童只在雨天时来学校上课，老师问后才知道是其父亲要求他晴天在家放牛和砍柴。于是老师说：“你既喜欢读书，我向你爸爸宣传，要他天天让你到学校里来学习。”这个故事反映了苏区对义务教育的重视，以及让适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的理念。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共产儿童读本》中有关苏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内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建设中开展义务教育的探索和尝试，在中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三)引导苏区儿童树立投身革命和苏区建设的正确价值观
徐特立主张，“必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把学生培养成为目前参加民主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使他们将来成为共产主义的建设者;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能机械地去做，而必须渗透在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尤其是在教材中”。1930年12月，中国共青团根据少共国际执委会全会决议及少共国际儿童局来信作出《儿童运动决议(草案)》，将苏区儿童组织由原来的“劳动童子团”改为“共产儿童团”，吸收14岁以下7岁以上的儿童参加。《共产儿童读本》以“共产儿童”命名，以全新的革命教育理念，不仅教育儿童认识进行革命和开展斗争的必要性，引导他们在未来投身革命活动与苏区建设，而且不断强化儿童的主人翁意识和接班人意识，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育才。例如，第4册2课《苏维埃代表的话》中写道：“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对我们说：你们是苏维埃的主人，你们今天来读书，不是读来想做官，想发财，而是要学得普通知识，受得革命教育，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第4册第8课《好懒的学生》中明确指出，“儿童是将来世界上的主人”。第5册第18课《兴国儿童的节省运动》则号召，“全区儿童们!准备准备，时刻准备着!”这些内容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儿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于他们培养和树立革命接班人和苏区建设者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共产儿童读本》以贴近苏区革命和建设实际的丰富内容和便于儿童接受的表达方式，严格贯彻了党的教育理念，彰显了共产主义儿童教育的特色，为开展儿童教育工作、培养革命接班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的编写理念和具体做法也对后续儿童教育统编教材工作的开展和推进起到了启源引流的作用，在我们党领导的儿童教育工作和教材编写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系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本文原载《党的文献》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