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142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议会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维托尔德·班卡发表演讲，特别提及了此前被西方媒体反复炒作的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无过错污染案”的问题。
维托尔德·班卡在演讲中再一次强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立场，独立检察官埃里克·科迪尔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立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中国没有偏袒，他们根据证据作出的不上诉的决定是完全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演讲中，维托尔德·班卡对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指责其是在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世界水上运动联合会的诽谤性指控加倍下注，这极大地损害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以及运动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全球反兴奋剂体系中的信任和信心。
尽管近些年来围绕谁来主导反兴奋剂议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爆发过多次冲突，但像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无过错污染案这样闹得剑拔弩张，甚至在鱼死网破边缘徘徊的场合，还是屈指可数。
另外一个引起注意的细节是，同样在这次会议上，国际奥委会成员投票决定授予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2034年冬奥会和冬季残奥会的主办权。而相关主办方协议的修正案包括了组织者必须承诺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统一的全球反兴奋剂体系。
该条款明确规定：“如果在反兴奋剂斗争中，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最高权威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或者《世界反兴奋剂准则》的实施受到阻碍或破坏，那么盐湖城2023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可以被终止。”
这话简单地翻译一下大概等同于，如果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试图通过攻击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的无过错污染案的调查结果来诋毁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权威，从而达到重起炉灶的目的，那么就不要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采取行动，剥夺美国地方城市申办奥运会的权力了。
至此，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舆论斗争中，终于取得了切实的胜利。
之所以能够通过卡死奥运会主办权来反制美国施展舆论大法抢夺反兴奋剂工作主导地位的意图，其根本在于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建立与现代奥运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对于兴奋剂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和波折的过程，“纯洁体育”“零容忍”等“共识”也是在这一过程之中逐渐被提出成为被世人广泛接受的“真理”，而不是一蹴而就。
1904年和1908年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可能是目前已知的使用药物的记录，尽管在19世纪末，就已经存在自行车手服用兴奋剂的例子。可卡因随处可得，运动员们很轻易就能从药店里买到，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曾在顶尖自行车手身上做过实验，并得出结论可乐果是一种“功能强大的资源。”
1904年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现场照 密苏里历史博物馆
1906年提交给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的一项科学研究得出结论，“的士宁”对减轻疲劳非常有效，1908年《生理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更为详细地描述，口服几毫克的“的士宁”就能提高“肌肉的活动能力”。
身为奥运官方作者的查尔斯·卢卡斯正是1904年马拉松冠军托马斯·西科斯的教练，他曾经坦言，使用“的士宁”帮助西科斯赢得了比赛，正是因为使用了“的士宁”西科斯的身体才能一直处于机械运动的状态，这场比赛证明了药物对运动员大有裨益，这是科学在体育中的应用。
“西科斯作为一名美国运动员，他为美国赢得了史无前例的荣誉。”卢卡斯如此宣称。
1908年，国际奥委会为伦敦奥运会制定了一项新规，这项新规只适用于马拉松比赛，如果任何人有使用任何药物都将被取消比赛资格，不过该规定只是一纸空文，囿于彼时的科学技术，赛事组委会无法对药物进行检测。很多运动员仍在暗地里服用“的士宁”，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意大利选手多兰多·皮特里，他在进入比赛终点的体育场后由于药物作用，头晕目眩，竟然跑错了方向。尽管他花了10分钟才跑完最后的350米，但现场的上万名观众还是为他送上了欢呼和掌声。赛后，这一行为被判为犯规，金牌颁发给了美国人强尼·海耶斯。
多兰多·皮特里在1908年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中撞线瞬间 卫报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的体育竞赛中，使用兴奋剂并算不上什么大问题，至少是道德上的大问题，在皮特里的冠军头衔被剥夺后，一众社会名流争先站出来为他辩护。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写道：“没人否认，皮特里才是这场比赛道德上的赢家。”《福尔摩斯》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也在报纸上仗义执言，说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予以皮特里应得的荣誉，后来他甚至亲自为皮特里筹款帮助他在家乡开了一家面包店。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上都没有形成主流舆论，认为服用药物参加竞技比赛是不道德的，不健康的。相反，人们对于如何通过药物提高人类的生理机能反而越来越感兴趣。于是我们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五花八门的“提神药”被各国的科学工作者开发出来，并送到前线给士兵服用。
此后，职业运动员开始慢慢占据竞技体育的舞台，从这点来看，职业运动员的兴起与“科学制造业”的发展趋势紧密相关。
阿森纳的足球经理奈森在1948年出版的自传中就记录过自己在同埃弗顿的足总杯比赛中给队员服用“活力丸”的故事，十年之后，在赛事中使用安非他命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历史学家约翰·格里夫斯和马修·卢埃林曾对20世纪初的兴奋剂使用情况做过回顾：“世纪之交的职业体育对兴奋剂的接受程度要高得多，工薪阶层的职业体育人士和绅士阶层的业余体育人士是分开的，这种事实上的按社会阶层划分的体育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允许职业运动员可以自由地使用兴奋剂，而不受业余运动所谓的“道德规范”的约束。”
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职业运动员而言，体育是一种谋生手段，为了利用体育运动达到该目的，他们的做法就无法符合上层人士关于体育需要遵守道德规范的理念。
1928年西格弗里德·艾德斯特隆正式领导反兴奋剂工作开始，他于1920年首次在国际奥委会任职，1931年成为了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业余运动员出身的他自然对职业运动员热衷使用兴奋剂提高自身运动表现的行为感到不满，在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于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期间成立，以下简称国际田联)当选主席后，1928年加强了业余体育主义的立场，正式规定出场运动员不能获得比赛奖金和出场费。与此同时，它的执行理事会提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止使用兴奋剂的组织规则。
由于西格弗里德·艾斯德特隆在国际田联和国际奥委会任职的双重身份，这一禁止使用兴奋剂的组织规则的出台也巧妙地影响到了国际奥委会的立场。十年后，1938年国际奥委会正式表明了立场，反对使用兴奋剂，此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是比利时贵族亨利·德·巴耶-拉图，而他以致力于保护体育业余主义的理念而出名。
和现如今在超级英雄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流传的“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的段子不同，早年间的竞技体育的版本答案是“富人靠金钱，穷人靠科技”。富有的业余运动员可以靠一掷千金和疏通人脉获得更好的后勤保障和训练指导，而对于需要靠比赛来养家糊口的职业运动员来说，通过药物手段来提高运动表现则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1938年出台的国际奥委会公告这样写道：“任何形式的药物和人工兴奋剂的使用，都必须接受最强烈的谴责，任何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接受或提供兴奋剂，都不应该被允许参加业余体育比赛或奥运会。”
当时起草这份公告的人无法预测，模糊的行文为日后反兴奋剂事业的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埋下了重要隐患：如何定义兴奋剂?谁掌握兴奋剂的定义权?以及在无意摄入兴奋剂和有意摄入兴奋剂是否可以一概而论?
无论如何，“纯洁体育”的概念在这一刻终于被人为生产了出来，西方社会常见的叙事中，“人造”和“天然”的二元对立在这一刻循着古老的轨迹得以彰显。爱普莉尔·亨宁和保罗·迪米奥在《兴奋剂，现代体育的光与影中》这样评价：“职业运动员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业余主义精神的一种威胁，当然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一种担忧，担心职业体育可能会压倒和摧毁业余体育及上层阶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
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奥委会才放弃了禁止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规定。这才一次印证，兴奋剂禁令和体育精神的强制性道德绑定，并非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兴奋剂的含义是带有社会色彩的，在当时，它反映的是业余和职业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权力之争，演变至今日，成为了以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这两者的兴奋剂检测和判决主导权之争。
随着二战之后大批退伍军人返回学校，自此安非他命等药物开始在职业运动员和大学生运动员中流行起来。高中运动员和学校教练因而也受到影响，英国体育界知名人士阿瑟·戈尔德就曾指责美国的体育环境助长了兴奋剂的使用。
1945年，每天约有200万片安非他命被公开出售，在全民嗑药的大背景下，运动员寻求使用同样的方法来缓解运动疲劳也在情理之中。直到一英里跑的记录被打破可能源于药物作用的传闻甚嚣尘上，公众才将“使用药物”和“作弊”的概念联系起来，这为后来反兴奋剂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此时的兴奋剂已经流入了各个体育分项，参加过1948年和1952年奥运会的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朱迪-乔伊·戴维斯就说过：“我们的一些游泳冠军勇敢地承认了他们服用兴奋剂，来帮助自己打破纪录。”
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朱迪-乔伊·戴维斯曾在1948年奥运会获女子100米仰泳铜牌 澳大利亚体育名人堂
类固醇的出现也是兴奋剂的含有带有社会色彩(甚至政治色彩)的一大佐证。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在举重项目上的竞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冷战的影响。美国举重队的队医约翰·齐格勒在维也纳的一次外出就餐中，意外从一名苏联医生的口中得知苏联的举重同行都在使用睾酮来运动表现，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这是违反体育规则的行为必须要向媒体和赛事组委会举报，而是积极收集竞争对手的信息，和制药公司合作，将合成代谢雄激素类固醇推向美国市场。
得益于制药巨头们的精明头脑，汽巴制药公司与1955年研发出了“大力补”，一种去氢甲睾酮，1958年开始向公众销售。如今，该药被世界很多国家的药物法和刑法管制，但它的生产一直持续到今天，私下的使用始终无法被彻底根除。
没有行之有效的检测手段，类固醇开始在各项体育赛事中泛滥成灾，在至今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有关兴奋剂使用的丑闻中，民主德国的故事似乎总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时至今日还常被某些西方媒体拿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举国服药系统性掩盖的例证。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运动员大量使用类固醇药物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并非民主德国，又或是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独有，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英国力量型运动员在备战1966年英联邦运动会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人的协助”，在他们的训练方案中就包括了类固醇的使用;美国更不必多说，作为“力量补”的国度，吉博尔特在《体育用药：世界性的问题》一文中就写道：“人们对激素的信仰甚至达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球探会向大学生运动员提供这种药物，而大学体育招生人员则会向高中运动员提供这种药物。”
唯一的区别在于，民主德国的运动员可以通过全民医疗的体系拿到这些药物，并且使用剂量和使用效果都有详细记录，而欧美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就得自掏腰包购买。柏林墙倒塌后，很多用药文件流向国外，并被完整公开。
作为美国举重队的一员，肯·帕特拉曾在197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他个人对类固醇的使用，他说他和他苏联老对手的区别在于能花多少钱在类固醇上。他后来没有参加那届比赛，不过他也并未因为自己公开服药的事而被美国的体育官员们找上门来。
肯·怕特拉在离开举重赛场后，投身于职业摔跤运动 WWE官网
尽管在1938年的公告中国际奥委会就表达了反对在比赛中使用药物的立场，但检测技术的滞后使得赛事组委会对违禁药物的管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一纸空文。60-70年代的药物滥用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国际奥委会不得不指示成立负责反兴奋剂工作的专门委员会。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自此，兴奋剂的风评迎来了一百八十度的扭转。1955年，第一次地方性质的反兴奋的药物检测在意大利进行，1962年意大利运动医学联合会给出了使用兴奋剂的正式定义。这一定义后来对第一个国际通行的兴奋剂定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任何方式给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人服用外来物质或者数量巨大的影响生理功能的物质，并且以人为的和不公平的方式提高个人在体育比赛中的成绩为唯一目的。”
该定义是在欧洲委员会上被提出的，有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某种强烈的使命感催化下，这份报告的几个作者放出豪言：“那些在道德上负有责任的人们对此都应该积极响应;如果他们无动于衷，就等同于对人类犯罪。”
时至今日，我们仍不知道参与撰写这份大会报告的人都有谁，他们是何身份，来自哪里。但这种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粗暴论断无疑对后世的反兴奋剂工作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最显而易见的案例便是我们总能从时不时地从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趾高气扬的苛责他国运动员无心之失的言辞中窥见这种风气的传承，当道德被无限制拔高，最终就会沦为特权者用于打压他人的利器。
像极了政治正确在当下社会中的风行。
国际奥委会是第一个对兴奋剂问题作出回应的国际组织，但他们过于简单地把这当作了科学问题。在一些关于兴奋剂管理和控制的条款制定中，随处可见体育官僚和科学家们的身影，而体育运动的主体参与者，受影响最深的运动员却只能被动地接受所有从上至下施加的压力。
渐渐地，很多药物的检测技术都得到了提升，特别是针对类固醇的检测，有了更加实用的检测方案，且成本被降低。早年间的主流医学机构都不认为类固醇能提高运动员的力量和耐力，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运动医学会才承认类固醇对健美运动员和竞技体育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使用兴奋剂不仅会破坏运动的公平性，还会损害运动员自身的健康。
道德的天平被一再加码，反兴奋剂事业在媒体的宣传中已经成为了绝对正义。然而，这一想法只是体育官僚们的一厢情愿，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各种名字的新药层出不穷，愈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并未能将药物驱逐出赛场，反而被占据了科技前沿的体育大国——美国当作排除竞争对手的最有力的工具。
1977年一份美国总统委员会的报告有力地揭示了美国人的真实用心，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类固醇的使用和诚实的公开讨论。和现如今美国人标榜自己是世界体育纯洁之光的捍卫者故而摆出义正严辞的嘴脸不同，在这份报告中，作者写道：
“(美国运动员)在使用药物方面的落后，可以被视为国家制度上的失误，在医学和政治上来说，我们都太天真了。在使用兴奋剂方面，美国的举重运动员简直都不知道该吃哪些药，吃多少，吃多长时间，该停多长时间。”
“纯洁体育”荡然无存，随处可见的是作者对于运动员无法得到科学用药指导的担忧，诸如此类的言论在报告中比比皆是：“那些有条件在明白人的指导下使用药物的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都继续表现出优异的成绩，而大多数美国运动员还只能单打独斗，自生自灭。”
很难说在美国职业体育中深植的类固醇文化跟这份报告的出台是否有直接关系，美国政府又是否从国家层面上采取了系统化的举措。不过美国各体育队盛产多动症患者和哮喘病患者的事实无法辩驳，让人不禁怀疑除了兴奋剂，某些特定的疾病是否也具有促进运动表现的神奇功效。
这大概就是明白人的指导下使用药物对运动员成绩的提高。
从这个层面来说，反兴奋剂的政策和检测都是失败，它已经变成了某些大国的政治博弈和科技博弈的试验场。1983年泛美运动会的丑闻之后，仅仅一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奥运会就干净得不可思议(只有12个阳性案例)，尽管美国田径运动员帕特·康诺利在1989年曾说，在1984年的奥运上，美国田径运动员中至少有15人(全队共50多人)使用了类固醇，另外据她的估计，在1988年的奥运会上，大约有40%的女田径运动员使用过类固醇。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官网
1991年《关于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洛桑宣言》的出台为成立一个全球性质的反兴奋剂机构打下了框架，然而一场权力的斗争也在此时拉开了序幕。按照国际奥委会的最初设想，他们应该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但世界各国政府对于其在多年间反兴奋剂事业上的无所作为深感失望，发出了尖锐的批评。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发话，只要国际奥委会可以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分子，那么他们可以让步。最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顺利成立，国际奥委会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运营资金，且将国际奥委会的副主席迪克·庞德送上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的宝座。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走向更美好的发展，就像在前文提到的那样，在众多权力的博弈中，监管的手段最终沦为了监管的目的。
苏格兰滑雪运动员阿兰·巴克斯特在药检中被查出左旋甲基苯丙胺阳性，后被证实是因为使用了美国的某品牌鼻吸器才导致产生了这个结果，因为他之前使用的都是英国产的某品牌的鼻吸器，而英国产的鼻吸器中并不含有这种药物成分。组委会也认定这种药物对阿兰·巴克斯的运动成绩不会有任何提高，可他还是被判禁赛且剥夺了成绩。令人费解的是，在他上诉之后禁令被取消，但国际奥委会仍然拒绝收回剥夺他成绩的命令。
为了防止运动员在比赛时间之外使用兴奋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引入了更为严格的赛外检测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运动员可能在全年中的任意一天，任意一个地点，接到检测通知，要求他们到指定地点接受检查。他们必须对药检官的命令随叫随到，24小时，全天候无休，一旦拒绝检查(不论是主观因素造成还是客观因素促成)就会被禁赛两年。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种无根据，无缘由的超量检测，如今已经变成某些国家某些机构对别国运动员打击手段。在号称人权至上的某些国度的司法体制中，对重刑犯的隐私保护恐怕都比对运动员的更加周详。
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也是由人构成，既然是人，就有操作的空间，同样，既然是人就有犯错的关头。前一年还被允许服用的药物，在下年就被列入禁药清单，雪车运动员扎克·德隆为治疗秃顶一直在使用非那雄胺，结果该药在2005被列入了禁药名单，导致他被剥夺了参加2006年奥运会的资格，然而到了2007年这种药物又再一次被从禁药名单中拿掉，几个科学家在三年内的认知变化(他们认为这种药物可以掩盖类固醇的使用，但后来又改变了判断)导致一名运动员错过了他职业巅峰。
澳大利亚运动员贾罗德·班尼思特错过的不只是兴奋剂检测，他错过的是自己的未来人生，有一次，药检官到酒店询问前台他是否在酒店，被告知他已经退房离开。而他当时就在酒店内，只不过和队友住在同一间客房，这间客房由澳大利亚田径协会帮他们预订，所以上面并没有写他的姓名。由于错过兴奋剂检测，他被判20个月的禁赛，之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代反兴奋剂工作的机制建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天然地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加之跨越整个冷战时代，不可避免地会被美国等强权国家挪用为排除异己挑战者的铁锤。
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班卡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142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议会上发表演讲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官网
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班卡在7月24日的演讲中特意点出：“我们了解到美国是一个销售和分销增强体能药物的巨大市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体育问题。”对此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粗暴地回应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只是体育运动的走狗。”
当旧的既得利益者陷入癫狂，通过广泛的合作来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反兴奋剂体系刻不容缓。
在维护竞技体育基本道德的前提下，新的世界反兴奋剂体系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充分倾听世界各国运动员的需求，而不是让一干坐在办公室里脑子里只有选票和支持率的本地官僚来轻易决定一整代体育从业人员的该走向什么样的命途。
可靠透明的科学方法、严厉但适度的惩罚措施、公平独立的仲裁制度这些都缺一不可。
令人欣慰的是，此番面对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胡搅蛮缠，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始终坚持了对中国运动员名誉和隐私的维护，尽管这其中多少涉及双方在争夺全球反兴奋剂工作主导权等因素，但不论如何，这始终是进步的迹象。
参考资料：《兴奋剂——现代体育的光与影》艾普利尔·亨宁和保罗·迪米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