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麦克卢尔仍在用筷子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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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次听到麦克卢尔(Robert Baird McClure，罗伯特·巴尔德·麦克卢尔)的大名，是在1988年夏天。一个炎热无风的夜晚，尚于加拿大温莎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我，应邀出席了校园内一次小型鸡尾酒会。
聚会的主题，介绍了一位“活着的白求恩”。于是，那个陌生的名字像一粒种子，悄然埋入了我记忆深层。
这个名字终于发芽时，几十年光阴已飞逝而去。2016年，我查找相关史料时，注意到了麦克卢尔与白求恩之间有趣的交集。某些蹊跷之处，引发了我的思考。
1938年2月，白求恩与护士珍妮·尤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与一位美国医生一道，组成了三人的援华医疗队。
但医疗队抵达中国不久，在武汉停留期间，白求恩与珍妮二人便与酗酒成瘾的美国医生发生了激烈争吵，分道扬镳了。美国医生离开后，剩下白求恩与珍妮二人，携带着在武汉购买的十几箱医药，毅然前往五台山抗日前线。
火车行至潼关时，他俩下了车，等待渡船过黄河、北上山西。两天两夜里，白求恩和珍妮见缝插针，就地实施了一连串手术，其中除了八路军伤兵和当地村民外，还包括两名投降的日本兵。
恰恰是在滞留潼关的那两天里，白求恩与麦克卢尔这两位加拿大同胞，曾在黄河畔巧遇。
《麦克卢尔的中国岁月》这部传记里记录，那段时间，麦克卢尔身为国际红十字会华北华中地区主任，正在黄河沿岸视察抗战救援工作。文中描述：
“二月二十三日那天，麦克卢尔抵达了潼关火车站，在那里碰上了当地的八路军干部。他们颇为焦急地向他汇报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失踪了。
麦克卢尔知道，白求恩是一位著名的胸外科专家，而自己作为医生，也曾使用过白求恩发明的那些手术器械。
麦克卢尔也清楚，陕北边区的共产党正在期盼这位加拿大医生的到来。可是，正当大家等待渡河时，白求恩却不见了。八路军干部告诉麦克卢尔，他这位同胞，由于渡河行程一再被耽搁而生气发火、焦躁不安。
于是，麦克卢尔下了火车，骑上他的自行车，到附近的村镇中，四下里打探。很快，他就听说，有人碰到了一个不懂中国话的大鼻子，一脸干渴难耐的模样。
寻踪追迹，麦克卢尔很快就在一家寒酸的乡间小酒铺里找到了白求恩。见他安然无恙，麦克卢尔才松了口气。两人一同返回了潼关火车站。
…… 对这次邂逅，麦克卢尔并不愉快。他觉得，白求恩对加拿大社会充满反感，浑身的共产主义色彩过于浓厚，而且还愤世嫉俗。
令人遗憾的是，在战火纷飞的中国荒山野岭里，时年三十七岁、擅长交际的麦克卢尔虽然遇到了比他年长的外科医生白求恩，两位同胞之间却找不到丝毫共同语言。
回首往事，人们才意识到，白求恩失去了一次多么宝贵的机会，因他未能与麦克卢尔建立起千金难买的友谊。
在那段岁月里，麦克卢尔是全中国唯一一个能够冲破国共两党政治冲突所造成的重重障碍，为共产党提供医疗物资的人。假如麦克卢尔了解到共产党地区的真实困境的话，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采取走私手段，也要帮助共产党的。
可惜，这个宝贵的机会白白流逝了。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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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邂逅，留下了不愉快的体验，因而造成了麦克卢尔对白求恩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在长达一年多之后，才通过新西兰女护士凯瑟琳·霍尔(Kathleen Hall)之口，得以澄清。
凯瑟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来到中国，长期在河北山区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她曾在白求恩感召下，多次冒险前往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帮八路军购买医疗物资，并因此遭到了报复。日本人烧毁了她的诊所和学校，并强行将她递解出境。
凯瑟琳抵达香港后，在“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宋庆龄女士及香港主教何明华(Bishop Ronald Owen Hall)的帮助下，结识了麦克卢尔医生。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麦克卢尔便临危受命，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华北华中地区”负责人，为中国内地分配大批来自海内外的援华物资。
1939年秋天，麦克卢尔押送了满满两大卡车来自欧洲的捐赠物资，从香港出发，绕道越南，经广西、贵州，运往重庆。卡车上的一部分东西，便是凯瑟琳在香港筹集来的医药。她跟随麦克卢尔踏上了征途，期盼着早日把这批珍贵的药品送到太行山的八路军医院，亲自交到白求恩手中。
这趟旅程跨越了三千多里，跋山涉水，险象环生，时时面临着日本军机的追踪轰炸。虽然麦克卢尔曾多次往返于这条路线，并不陌生，但他仍如惊弓之鸟，日夜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漫长的旅途中，凯瑟琳深情款款的叙述，给麦克卢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麦克卢尔开始重新审视了自己对白求恩所产生的误解。在麦克卢尔的传记中，引述了他写给妻子艾米的一封家书：
“同行的旅伴中，有位来自新西兰的女传教士。车上装载的货物里，也有属于她的医药用品。凯瑟琳·霍尔是个中年女性，聪明有趣、落落大方。她长期居住在八路军盘踞的五台山地区，并一直与白求恩并肩工作。
眼下，她已辞去了基督教会里的职位，准备返回新西兰工作一年。而她的这个决定，受到了在香港的左翼人士大力支持。她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并不十分清楚政治的复杂性，但却执着于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她对白求恩医生的印象极佳。显然，只要白求恩能够克服他贪杯的毛病，就能出类拔萃地投入工作，且毫不畏惧艰苦生活。
有时候，碰到从加拿大来华的人们，大家免不了会提到人人耳熟能详的白求恩。以前，我曾颇为坦率地谈到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但是，从现在起，我不想再给人留下那种错误印象了，因为他是一个如此忠于职守、勤奋努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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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奇怪的是，白求恩与麦克卢尔在潼关的不欢而散，以及麦克卢尔曾抵达延安，受到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这些史实，从未在白求恩和珍妮二人的文字中，留下过只言片语。
在麦克卢尔的传记里，叙述了他在1938年2月抵达汉口时，特意招募了一位能讲一口流利中文的加拿大传教士医生布朗(Dr. Richard Brown)，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与他并肩工作。
在黄河沿岸，二人曾投入紧张的救援，治疗大批被日本军机炸伤的百姓。紧接着，他们又开着一辆大卡车，从西安出发，运送X光机等医疗物资，抵达了延安，并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面。传记中有如下描述：
“麦克卢尔医生接受了国际红十字会的任命后，很快就招募了布朗医生，与他一同出发，前往陕西省，进入共产党区域。
布朗医生和麦克卢尔同为加拿大人，还是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校友。二人都能操一口流利的中文，均为外科医生，也都是传教士。但布朗在郑州以东数百里的商丘教会医院工作。
麦克卢尔和布朗渡过黄河后，一路北上，最后来到了共产党的中心延安。在那里，他们自我介绍时说，他们是加拿大传教士，代表国际红十字会，前来协商如何运送医疗物资，以便帮助游击队战士和当地百姓。他们受到了热情接待，了解到运输线路图，还参观了军营和仓库。
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并与这些领导人的下属展开了讨论。虽然两位医生强调了自己的身份是传教士，但他们却感到，对方微笑着，始终坚信他们也是共产党。”
从布朗医生身后留下的史料中，也有记述：
“布朗医生于4月10日抵达了西安。在那里休息了数日，红十字会已准备好了一卡车医疗物资，4月17日星期日那天是复活节，麦克卢尔医生和布朗医生一同出发，前往延安。在延安，布朗医生见到了白求恩和珍妮。
麦克卢尔医生在延安短暂停留后，就返回了西安，留下布朗医生，准备与白求恩一起上前线。”
直到今天，布朗医生的儿子在温哥华的家里，还悬挂着一面三十年代的加拿大国旗，据说那是毛泽东赠送给布朗的礼物。
推算之下，麦克卢尔和布朗二人抵达延安并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接见的日期，大约是在1938年4月19日至20日前后。
然而，假如麦克卢尔是与布朗同乘一辆卡车抵达延安，并受到了毛泽东等人接见的，为什么在中国革命历史文献中，看不到麦克卢尔这几天留下的痕迹呢?
此外，在白求恩的书信中，以及在珍妮的回忆录里，也都记叙了在武汉时见到布朗医生，曾热情邀请他加入医疗队，前往五台山抗日前线。
白求恩和珍妮于3月31日或4月1日(此处中外双方记录不同)抵达延安后，他们都提到，布朗医生不久之后也抵达了延安，并描述了有毛泽东出席的电影招待会等活动详情。
不过，他们俩却均未提及，麦克卢尔是与布朗同时抵达延安的，不但送来了一卡车医疗设备，还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接见。麦克卢尔这个名字，似乎被刻意屏蔽了。
究竟谁的记录更真实可信呢?难道说，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中，很多人的正常记忆都被搅乱了?或者说，囿于政治信仰上的隔阂，人们选择了随心所欲地剪裁历史?
前面曾提到，麦克卢尔认为，二人在潼关的争吵，源于白求恩身上的“共产主义色彩过于浓厚”。
而珍妮在她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里，也曾提到，她与白求恩赌气斗嘴时，每当她指出，白求恩骨子里其实并未摆脱“传教士”的影响，白求恩都会怒不可遏，大发雷霆。
这种激烈的反应，也许解释了矛盾分歧的根源。
麦克卢尔传记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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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麦克卢尔、布朗、珍妮这四人，均为加拿大同胞，其中三位男性还同为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先后毕业的校友，大家也都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我认为，造成他们之间的猜忌和误解的，其实是某些在表层上相悖的东西。
白求恩出身于基督教牧师世家，但自从白求恩宣誓加入了共产党，他就一直在努力脱胎换骨，摆脱掉宗教对他的束缚和影响。
珍妮虽非共产党员，但她却有个大名鼎鼎的父亲。那位加共建党初期的领导人之一，曾因其政治理念而身陷囹圄，成为媒体炒作热点。
他们二人前往中国，旗帜鲜明，目标明确。因此，尽管在武汉逗留时，他们曾面对各种选择，可以过上较为舒适优裕的生活，却始终牢记着初心使命，义无反顾地奔赴黄土高原，在物资匮乏的穷乡僻壤里，与中国军民并肩奋战。
布朗医生的来华初衷则不同。1928年，他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刚一毕业，就踏上了华夏大地，怀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为社会底层救死扶伤。他被派往河南商丘的教会医院服务，担任外科医生长达十年之久。他还有个中文名字：包志德。说句题外话，在那所医院里，他的同事之一“饶大夫”，便是今天家喻户晓“大山”(加拿大籍学者，曾在央视担任主持人——编者注)的祖父。
1938年初，目睹日寇在黄河两岸的暴行，布朗医生义愤填膺，主动向河南教会的负责人提出请求，利用自己的三个月假期，前往抗日前线，救治八路军伤病员。
布朗医生不仅医术高超，且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有他相伴，对白求恩来说，如虎添翼。尽管白求恩十分渴望他能留下来，与自己并肩工作，但河南教会的上层主管却拒绝了布朗的请求，责令他立即离开共产党八路军，以免卷入中日争端，给基督教会招灾。
无奈之下，布朗医生只得离开了五台山，沿着太行山脉，一路南行考察。抵达中条山时，他曾与朱德总司令会面，详细了解了八路军迫在眉睫的医疗需求。
接下来，布朗医生在大江南北奔走呼吁，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以及香港主教何明华的大力帮助，募集到了十万银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修建了一所国际和平医院。
可气的是，这所凝结着多方国际友人心血的医院，落成不到一个月，便在日本占领军的炮火中焚毁了。
毫无疑问，布朗医生虽然身为“传教士”，却以他爱憎分明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白求恩的尊重。在布朗医生离开五台山后，白求恩一直在翘首期盼着他的归来，并曾在一封封书信里呼唤，“布朗，布朗，你此时身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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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麦克卢尔的人生足迹，我注意到，他与上述几位加拿大同胞的显著不同，源于中国文化在他身上留下的浓墨重彩。
把麦克卢尔称为“加拿大同胞”，似乎显得牵强，因他除了金发碧眼的外貌，更像个土生土长的“河南老乡”。
麦克卢尔的父母早年来华，在豫北卫辉城外的教会医院里担任外科医生。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华北大地陷入了混乱。年近半百的医生夫妇带着两个女儿，在逃难途中，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孩子的小名，按照河南乡间习俗，叫做“宝贝”。
与很多在中国大地出生成长的传教士子女一样，麦克卢尔也有中文名字，且不止一个，一曰罗明远，一曰罗光普。也许是仿效古老的华夏文明，一为“名”，一为“字”吧。
“宝贝”生性活泼，自幼与乡间孩子们一起，上树掏鸟窝撸榆钱，下河戏水摸鱼，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宝贝”八岁那年，父亲与当地人一样，给了儿子压岁钱，一块银元。他拿着那块银元，与几个中国孩子同去卫辉城里，在集市上闲逛。
“宝贝”不仅看到了五花八门的各色年货，欣赏了地摊艺人的杂耍，还学会了讨价还价。多年后，麦克卢尔仍记得，美味的“胡辣汤”里的素丸子，是用炸豆腐做的。
就在宝贝与小伙伴们享受着难得的快乐时，猛然间，一队衙门里的清兵骑着高头大马从街头驰过，手中鞭子啪啪啪山响，甩向道路两旁。
行人先是匆忙避让，但很快又围成了一道厚厚的人墙。孩子们被堵在了人墙外。待到人群高呼“哎呀”，做鸟兽散后，孩子们才终于凑到前面。五具刚被斩首的尸体，鲜血淋漓，横陈街头。从这天起，“宝贝”的童年就结束了。
“宝贝”长大成人后，与当地百姓一样，捧着粗瓷大碗，用筷子熟练地挑起面条，呼噜噜大口吞食。见到城门口笼子里悬挂的人头时，也异常镇定。就连他的言谈举止，也带有中国北方农民的朴实坚韧、豪爽幽默。
晚年时，形容到母亲，麦克卢尔使用的词汇，是河南农民常用的，“刀子嘴，豆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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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葱岁月里，麦克卢尔回到了祖籍国加拿大求学。1922年，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立即返回了黄河畔出生成长的故乡，子承父业，当上了外科医生。
在黄河北岸的沁阳、焦作、修武一带，他建立了数个医疗点，骑着那个年月十分稀罕的自行车，东奔西忙。
年复一年，麦克卢尔招募了一批批当地人，在沁阳的教会医院里亲自进行培训。中国人都聪明能干，一旦掌握了简单的外科手术技能，便会在不同乡镇里，甚至就在教会医院的同一条街上挂牌开业。
据麦克卢尔叙述，不少在华的教会医院都曾面临过此种现象。有些传教士将此视做中国人的忘恩负义、恶性竞争，深为不满。但土生土长的麦克卢尔，视野却与众不同。也许，长期浸淫在“和为贵”、“吃亏是福”的中华传统文化里，他早已接受了潜移默化中的影响，能以达观的心态，对待这种沮丧。
在他看来，遍地开花的“赤脚医生们”至少是方便了民众，对社会大有裨益的好事。于是，麦克卢尔这个“师傅”采取合作方式，与徒弟们建立起一张医疗网，不仅慷慨大方地为徒弟们提供医药设备，从事简单治疗，也负责接受他们转来的疑难重症。
麦克卢尔念念不忘的，有个乡村女子，叫爱莲。
爱莲的父亲在太行山南麓的山脚下开了一座养马场，算是当地殷实人家。女孩十九岁那年，为逃避包办婚姻，辗转落脚沁阳的教会医院。她目不识丁，却聪明伶俐。
麦克卢尔找来一只狗，为其施行了腹腔手术，让爱莲观摩了整个过程。他发现，面对鲜血，这个女孩沉稳镇静，遇事不慌。于是，他大胆启用爱莲，将一个文盲培养成了手术室护士。
麦克卢尔感叹，当年自己做手术时，不用吭声，只需伸出巴掌，刀、剪、镊、钳、针、线，爱莲就从未递错过。相形之下，有些从加拿大远道而来的受过专业培训的护士，都远不及爱莲机灵，与他配合得默契有加。
爱莲跟随在麦克卢尔身旁，整整六年时光。她不仅是他在手术室里得心应手的助理，也常为他排忧解难。
一天晚上，麦克卢尔得到密报，正在医院病房里疗伤的几个土匪，有人私自在枕头下藏匿了一支压满子弹的手枪。于是，麦克卢尔与爱莲配合，演了一出双簧。
夜里十点，病房熄灯前，只见爱莲猝不及防，突然堵在了门口，拔出一支左轮手枪来，对准了病床上的土匪们，凛然正色道，“谁敢乱动一下，你老婆今黑夜若是成了寡妇，可别怨我!”
满屋凶悍顽劣的土匪，都被这个年轻女孩吓呆了。趁此时机，麦克卢尔从另一扇门快步冲入病房，迅速拿走了藏在枕头下的那支手枪。
当然，爱莲并非战无不胜的巾帼英雄。某日，她独自一人骑着骏马，去百里外的父母家探亲时，途中遭遇土匪，抢走了她的手表。
接连数日，爱莲闷闷不乐。那块精巧的女式手表，是麦克卢尔从万里之外的加拿大带回来，送给她的礼物。友情与喜爱，不言自明。但读者无须多想。一切有神明约束着呢，仅此而已。在麦克卢尔心中，爱莲是一朵洁白的莲花，象征着仁慈、善良。
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乡村女孩，在风卷残云的动荡岁月里，等待着她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侵略者的铁蹄踏入黄河畔后，爱莲落入了魔掌。罪名很简单。她与当地的“赤脚医生们”携手，救治了大批抗日游击队伤兵。
爱莲受尽了酷刑折磨，但宁死不屈。日本人不仅杀害了这个年轻的姑娘，也杀害了太行山脚下养马场里的一家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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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麦克卢尔就辗转大江南北，穿梭于东西半球，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呕心沥血地奉献。
他曾因车祸身负重伤，返回祖籍国加拿大治疗，却拖着病体，在北美多个大城市演讲，为中国抗战募捐。
当他前往首都渥太华，面见加拿大外交部长和总理麦肯齐•金恩(Mackenzie King)时，曾义正词严，抗议加拿大政府的鼠目寸光，出于经济利益考量，把战略物资“镍”出口给日本，使中国人民的抗战雪上加霜。
他的挑战激怒了政客们。总理麦肯齐•金恩不仅毫无愧色地宣称，出口给日本的镍，“数量远远超过了你麦克卢尔的想象”!并威胁恐吓，逼迫麦克卢尔公开道歉，消除舆论对政府的负面印象，否则他将按加拿大的战时条例，送他去蹲监牢!
麦克卢尔说，相比于中国军民赴死奋战的勇气，他从心底里瞧不起“这些没有脊梁骨的油滑政客”。
在他写给妻子艾米的一封家书里，麦克卢尔透露了出席一次晚宴时的复杂心境。
那次晚宴，是纽约的基督教会举办的，旨在为中国抗战筹款。
“晚宴上露面的，皆为腰缠万贯的大亨。与那些人相伴，不得不言辞谨慎。因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哪怕仅有一丝一毫沾了‘粉红色’的边儿，那些人的脸色都会变得十分难看。”
但麦克卢尔的心愿，恰恰是想支持战斗在太行山脉的“红色”抗日游击队。
他对中国共产党极为崇敬，承认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对他们的奋斗目标也基本赞同。当有人提及那些引发了非议的暴力革命时，麦克卢尔冷静地回复道，“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血腥后，我不想对国共两党的任何一方施加道德审判。”
在麦克卢尔小心翼翼的斡旋下，那次晚宴成功筹集到了数千美元。
然而，当他返回中国，目睹了重庆官场的贪腐后，又深感心寒。尤其是当他得知，千辛万苦从世界各地募捐来的医疗物资，却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阻拦，不许运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区根据地，他更是陷入了彻底失望。
回首往事，麦克卢尔不无遗憾。传记中提到：
“麦克卢尔离开延安后，确实做出了安排，让国际红十字会往共产党的游击区运输物资，但双方却一直难以沟通。八路军始终未能与他保持联系。直到一年多后，他才了解到，国民党实际上阻挠了红十字会对共产党的运输。”
一年多后?也许，在1939年秋天那次漫长的旅途中，听新西兰护士凯瑟琳亲口叙述了太行山上八路军医药匮乏的状况，车队抵达贵阳后，又传来噩耗，白求恩割破手指、感染后却无药可治，英勇牺牲了。此时，麦克卢尔才幡然醒悟了吧!
他对蒋氏夫妇曾有的信任，从此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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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加拿大派遣了两千名士兵，前往香港，保卫这块英国殖民地。圣诞节时，香港沦陷，超过五百多名加拿大士兵阵亡了。不知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恩闻知，会做何感想?
1942年上半年，日军已长驱直入，占领了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在此后近三年的时光里，国际援助物资抵达中国境内的唯一渠道，是经由喜马拉雅山空运。
那条令人毛骨悚然的“驼峰”航线，始于印度东北部，要飞跃世界上最凶险的地形，从空中俯视一万多英尺的高山峻岭、森林覆盖的汹涌江河。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近六百架飞机坠毁了，数千人牺牲在了这条航线上，其中不少是来自美国的飞行员。
飞机坠毁后，有的飞行员跳伞逃生，落入了荒无人烟的峡谷，很多人身负重伤，急需救援。麦克卢尔组建了一支“友谊救护车队”，亲任队长，驾车往返于滇缅公路上，抢救伤员。
为了及时救治落入深山峡谷的飞行员，麦克卢尔虽已过不惑之年，仍专门学习了跳伞技术，多次跳入山中，对飞行员进行及时的医疗救护。
某些细节，也只有像麦克卢尔这样的亲历者，才能拥有栩栩如生的描述。
他回忆说，日本占领军贴出了赏格，用金条和银元，交换跳伞的美国飞行员。
侵略者的报复手段，残忍至极。麦克卢尔的英国朋友，曾目睹一个被俘虏的美国陆军飞行员被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也看到过一个黑人士兵被捆住手脚，拖在马车后，在香港街头狂奔，直到他变成一颗“被削了皮的土豆那样”，皮开肉绽，悲惨断气。
居住在滇缅边境的，皆为少数民族部落。人们虽喜爱金银，但食盐这种生活必需品，在他们眼里更为珍贵。尤其是日军切断了马帮通路后，食盐就成了匮乏物资。
麦克卢尔通晓民情。他亲自出马，与部落里头人达成了协议，按照飞行员的体重，论斤付盐。凡是被山民带出峡谷的，每斤体重可兑换一斤食盐。若因伤重不能行走，需山民抬出峡谷的，则每斤可换二斤食盐。
交换方式简便易行。麦克卢尔开着救护车，拉去一袋袋食盐，还有一台跷跷板，抵达了滇缅边境的路口。跷跷板的一头，放上去飞行员，连同他的降落伞、背囊、手枪，另一头，则是装满食盐的口袋。
除了食盐，麦克卢尔还通过部落头人，做了大量宣传动员。因此，尽管日本人的悬赏十分可观，足够当地人一生衣食无虑，却没有一个被救的美国飞行员被转交到日本人手中。
麦克卢尔说，有位美国上校曾来边境，向山民们表达感激之情，让他帮忙，翻译成中文。“可是，部落里的人说，那个白人说什么要在电台上大肆宣传，明天早上就会有几百万美国人知道我们的英雄行为了，哼，谁稀罕那些东西?不能吃不能穿，有啥子用嘛!”
部落头人让麦克卢尔转告这位美国上校，“我们这里的人，不是听谁说了啥，而是要看他的眼睛。你告诉这个白人，我们不喜欢他的眼神。”
不难感到，麦克卢尔对自己身为“中国通”的地位，颇为自豪。
9
在滇缅边境奋战的岁月里，麦克卢尔也遇到了老校友布朗医生。
当初，因帮助八路军工作了三个月，布朗医生受到了教会高层的非难，他愤而辞职，离开了豫东商丘，带着妻子儿女，转往青岛，开私人诊所行医。
英国参战后，布朗医生加入了驻缅甸的英军，任随军医生。但他的妻子儿女，却被关入了日本人的集中营。
一别数年，两位老校友在滇缅边境重逢，感慨万千。当然，他们一定也回忆起了另一位杰出校友，那位已长眠于太行山的英雄。
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天。但麦克卢尔面临的考验远未结束。
1945年夏，滇缅边境突然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他没有逃离，而是继续留在当地，处理四处蔓延的灾难。
那是一段令人恐惧的岁月。麦克卢尔曾在一位扎根深山终生的法国老神父带领下，踏入了一片密林。
老神父说，几天前他曾来过这里。蜿蜒的山道旁，两边各自有一片茅舍。左边的那个村寨里，共有22个染疾的儿童。右边的村寨里，也有数目不相上下的几十个。然而，老神父口袋里，当时仅剩下了88粒磺胺药片。每个病童需要的最低剂量，是4粒磺胺。
怎么办?老神父举棋不定。最后，他狠着心，把88粒磺胺全部发给了左边村寨里的儿童。右边那座村寨里的孩子们，则只能用阿司匹林充做安慰剂了。
此刻重返这片山林，老神父忐忑不安。站在山道旁，踌躇不前。麦克卢尔身为医生，当然懂得他内心的挣扎。
最后，二人还是硬着头皮，迈入了村寨。果然，左边的22个病童，均已痊愈了，而右边的那几十个孩子，却已离开了人间。
除了与死神争夺生命外，麦克卢尔还要躲避正在撤离的日军。他认识的三个法国传教士，都扎根滇缅边境多年。其中两位，不幸被日军抓捕，被剜掉眼睛，用铁丝穿住锁骨，拉拽着，作为人质，随日军一起撤退了。
唯一活下来的，便是那个年迈的老神父。他恰好与麦克卢尔结伴，到深山老林里去治疗瘟疫。山民们藏起了他俩，才没落入日军手中。
麦克卢尔在战争年代的无私无畏，令英国驻华大使深受感动。他曾向加拿大政府建议，任命麦克卢尔为新一任驻华大使，但却遭到了麦肯齐•金恩的拒绝。可以理解，渥太华那场唇枪舌战，总理阁下依旧怀恨在心呢!
麦克卢尔夫妇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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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麦克卢尔的流言，是他曾与蒋介石夫妇过从甚密。也许，这一流言，造成了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白求恩与珍妮留下的文字中。在这两位嫉恶如仇的共产主义战士眼中，与权贵交往，恰属令人鄙视的污点。
尽管麦克卢尔亲自押送着一卡车医疗物资，送到了延安，中共领导也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八路军从此却未与他继续保持联系。难道说，也是因为流言蜚语的影响吗?
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一篇八十年代的加拿大英文媒体报道，曾用概括性的语言介绍麦克卢尔医生：
“尽管他与红十字会有关系，却仍然遭到过国民党军队的逮捕;由于他并非共产党员，毛泽东曾亲口问过他，你为何要帮助中国人民呢?日本人则把他列为中国间谍，在城门口贴了布告，悬赏五万大洋捉拿他，无论死活。”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很快就占领了华夏半壁江山。麦克卢尔在黄河两岸奔走，全力组织他曾经培训过的“赤脚医生们”，及时投入战地救援。
他曾详述过在黄河畔的一次遇险，差点命丧黄泉。
当他身穿黑色皮夹克、腿上套着长筒靴，蹬着自行车，在抗日前线视察敌情时，被驻防的国民党军队扣押了。因他生了一张白种人面孔，却操着一口流利的河南农民方言，因此被疑为“受过苏联人严格训练的共产党间谍”，被五花大绑地关押在黑屋子里，准备枪毙。
万念俱灰时，也许是上帝伸出了援手，麦克卢尔竟奇迹般得以逃生。然而，惊魂甫定，刚刚回到他自幼生活的豫北小城，站在夜幕笼罩的卫河畔，呼吸着熟悉的潮湿空气，他便看到了张贴在卫辉城门口的布告。
日本人正在悬赏捉拿“罗明远大夫”，大洋五万，无论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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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他的仇恨，不难理解。与蒋氏夫妇的交往，又是怎么回事呢?
1938年春天，麦克卢尔正在武汉处理国际红十字会的事务时，突然收到了一个神秘的通知。
按照叮嘱，他来到一个街口等候。一辆小汽车悄悄停在了身旁，拉上他七拐八弯，来到了一处风景优美的花园别墅。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蒋氏夫妇，享受了一顿不错的晚餐。
蒋氏夫妇向他表达了歉意，言之为安全起见，不得不采用这种诡秘方式见面。这对夫妇说，在武汉停留期间，他们每天都需更换一个地址下榻，以防暗杀。
宋美龄妆容精致、举止优雅，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不仅拥有敏锐的头脑，身上还散发着高档香水的魅力。
麦克卢尔承认，年近不惑了，还从未见过此种类型的中国妇人，当下即被迷住了。
接下来，宋美龄脱去了高等华人的外壳，扮成普通家庭主妇模样，跟在麦克卢尔身旁，一同视察红十字会的救援工作，以及武汉的孤儿院。
在与这对掌握着中国政坛大权的夫妇交往过程中，麦克卢尔曾多次直言不讳，对他们提出过忠告。譬如，他曾对蒋总统提到，“您属下的某某官员品行恶劣，臭名昭著，应被革职，以免影响政府声誉。”
蒋总统听了，却反问他，“假如那些人曾帮助你打天下，岂能过河拆桥呢?西方国家的元首们，有谁那样做过吗?你能举出例子来吗?”
麦克卢尔说，在抗战岁月里，他曾多次在重庆与周恩来会面，也十分敬佩中国共产党人。他深感沮丧，当时他对政治的复杂、国共两党的分歧之深，实在缺乏足够认识。他与红十字会的成员们都以为，大敌当前，人们会为了中国的前途而放弃偏见，精诚合作呢!
然而，皖南事变的发生，震惊了中外。麦克卢尔气愤地说，蒋介石调动了他五十万最精良的嫡系部队，在江南围堵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就连美国派遣到中国、给蒋介石当助手的史迪威将军都看不下去，要求蒋总统解除他的围堵，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但无人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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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看到过一种说法，提到上世纪朝鲜战争以及冷战期间，宋美龄访问美国时，数次质问美国政府，你们拥有核武器，为何不朝中国大陆扔原子弹呢?
我目前看到的，仅仅有一份美国政府解密后的文件，与这种说法似乎相关。
1965年9月，宋美龄以私人身份访美期间，曾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腊斯克(David Dean Rusk)、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等人共进晚餐。席间交谈，有记录在案。
言谈中，宋美龄表达了她的愿望，切盼美国能出手，摧毁中国刚刚研发成功的核武器。
“……国务卿说，我们应当设想，我们所面对的是理性的人，而非疯子。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使用核武器来对抗美国，因为美国拥有的报复力量，会导致他们自己被消灭掉。任何那种行为都纯粹是自杀行为。
蒋夫人回答说，中国共产党并非有理性的人。他们对权力极为疯狂，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
她表示，中共核武器的研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代价，不仅对周边的亚洲国家，而且对美国也构成了威胁。
她说，如果两个人面对面时，一个人手里持有可发射50颗子弹的武器，另一个人手里持有的武器仅能发射2颗子弹，那么，拥有较少武器的一方，就可以在对方使用较大武器之前，率先摧毁对方。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实际上向她表明，如果那个持有2颗子弹武器的人能够意识到，这将意味着他自己的死亡，那他是永远不会开枪的。
蒋夫人表示，在当前中共核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美国唯一的行动方针，是现在就动用手段，在中共的核能力达到危险程度之前，便立即摧毁其核设施。
国务卿随后问，假如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中共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蒋夫人回答，他们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国务卿随后表示，在他看来，中共的反应将是暴力的，并且基本上会导致他们使用其主要武器，即庞大的人力资源，在其境外进行攻击性报复行动。在这方面，我们无法动用美国的人力资源来抗衡这种行动，而必须诉诸于核武器。但在那种情况下，美国若是发动了核战争，将会受到包括中国周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一致谴责。
国务卿表示，假如眼下在北京执政的是国民党政府，而在中国发生了核武器袭击的话，国民党肯定也会全力以赴，进行反击的。
蒋夫人表示，也许不必一定要使用核武器;此外，中国也无法在其境外开展过多的行动。
国务卿随即表示，美国人口仅有一亿九千万，而中国却有六亿多，他希望蒋夫人能够理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人力投入亚洲，以寡敌众的。”
……
读了这些片段，宋美龄的迫切心态，西方政客的老练圆滑，均可窥一斑。
不由得想，假如暮年时的麦克卢尔看到了这段对话，在武汉别墅里那个高贵优雅的形象，是否会顷刻间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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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像天际星河，留下了数不清的谜团。多年后，等我试图寻找真相，亲自采访麦克卢尔时，才发现早在1991年，他过完90岁生日后不久，就已离开了人间。
我懊悔莫及，为什么当年会漫不经心，参加完那场夜色笼罩下的鸡尾酒会后，没立即动身，去采访这位陌生的国际友人呢?
1948年底，国共内战的炮火不绝于耳时，麦克卢尔回到了太行山南麓的小城沁阳。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他一如既往，组织了昔日的“赤脚医生”队伍，投入救援。
无论他曾卷入过何等凶险的政治风浪，麦克卢尔毕竟只是个医生。救死扶伤，乃其天命。他从未打算要离开这片被他视做故乡的土地，然而，由于在加拿大求学的女儿罹患重病，他不得不匆匆离开了中国。很快，“故乡”的大门就在他身后关闭了。
返回加拿大后，他初衷未改，持续数十年，前往亚非拉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加沙，为需要帮助的人民建立医院，培训医生，奉献了一生。
回望来路，麦克卢尔的中国岁月，也曾九死一生。
与他的同胞、校友白求恩一样，麦克卢尔也曾不戴胶皮手套就上手术台，割破过左手食指并受到了感染。庆幸的是，他没被死神夺去生命。
当他在抗日前线运送救援物资时，也曾出过车祸，被夹在两辆相撞的卡车中间，导致数处骨折，留下了终身残疾。
还有一次，在滇缅公路上，在他前面的两辆卡车以及紧跟他后面的一辆，均遭遇了土匪设置的路障。其中一辆卡车滚下了悬崖，全车人丧生。而他却逃过了一劫。
童年在河南乡村的生活经历，让“宝贝”早已看淡了生死，也习惯了在夹缝里生存。
麦克卢尔曾诙谐地说，“只要上帝还想用我们，就会让我们活着。要是哪天不想用了，我们在多么安全的地方呆着，也无济于事!”
好在上帝让他一直活着，亲眼看到了华夏大地的变迁。
七十年代初，在一批出生成长于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子女的共同努力下，中加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满头银丝的麦克卢尔，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宝贝”出生成长的土地上，寻找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赤脚医生们”，还有儿时一同爬树戏水的伙伴。
他曾多次带领加拿大朋友，前往与死神搏斗过的云贵高原，旧地重游，为那些不知名的烈士们，点燃一束心香。
返回多伦多后，麦克卢尔受到了频繁的演讲邀请，每月平均十几场，为人们介绍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
他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许多举措，都令他倍感欣慰，由衷地敬佩。在他看来，很多改造社会的努力，如普及全民教育、在乡村建立合作医疗、农业生产的集体化、妇女解放等等措施，均为当年西方传教士们历经几代人，孜孜不倦，试图在中国实现的宏伟目标，可惜却一直未能实现。
麦克卢尔特意提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沁阳一带率先实施的“计划生育”。
一个农民家庭，一旦生够了父母所期望的子女数目，麦克卢尔便会主动上门，向他们介绍各种避孕措施，以期改善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
说到此，他又提到了爱莲，且意味深长地说，那个美丽温柔的名字，与她的性格截然不同。
爱莲曾在手中挥动着手术刀，绘声绘色地描述输精管结扎的具体过程。她的口吻极为夸张，但却巧妙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她那块心爱的女式手表被土匪抢走了，假如拿不回来的话，有些人将要面临的，恐怕是神不知鬼不觉间就被“劁”掉。
听她演说的，是一群躺在病房床上的男性。三六五等，皆鸦雀无声。
两天后，那块意义非凡的女式手表，悄然完璧归赵。
这本麦克卢尔传记里的签名显示出，是麦克卢尔1979年赠送给毕森教授的夫人菲丝的。毕森是《1937延安对话》的作者，1979年去世。所以，麦克卢尔将传记赠送给依然在世的毕森太太，可见他们当年都是亲中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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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东西方文化，培养了麦克卢尔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
提到“赴华传教士”这个群体时，他曾说，传教士与普通人一样，也是良莠不齐的，不应一概而论。当初从北美赴华的传教士中，有些人并非出于高尚的理念，甘愿为贫困落后地区的人民服务，而是受到了各种因素的驱使。譬如有些人，身无一技之长，不过是需要找个饭碗罢了。那种人到了中国后，往往会贪图享乐，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民众，假如招致了当地人反感，也是咎由自取。
看到这段话，我想起了另一个加拿大人，他与布朗医生，也息息相关。
威廉姆•怀特 (William White)堪称名人。他青年时代赴华，在中国福建、河南传教，长达数十年之久，曾获取了“河南省主教”的桂冠。此人痴迷于中华文化，有个考古学界熟知的中文名字，怀履光。
布朗医生在河南商丘的教会医院工作时，他的顶头上司，恰为怀履光。
当主教大人获知，布朗医生跟着白求恩上了五台山，帮助共产党时，他惊慌失措，深恐得罪了日本人，遭到报复，因此勒令布朗医生立即返回商丘，不得继续帮助八路军。
我曾读到过布朗医生写给教会上层的几封信，痛心疾首，揭露某些道貌岸然的基督徒自私伪善、唯利是图的嘴脸。
读了怀履光传记后，我才了解到，这位主教大人之所以青史留名，其主要功绩，与中国古董的飘洋过海，息息相关。
怀履光在华期间，适逢满清灭亡、军阀割据、盗墓贼猖獗的混乱年代。此种环境，为主教大人与古董商合作，提供了绝佳契机。洛阳金村古墓案，便曾轰动一时。
经怀履光之手运回加拿大的，除了大批甲骨、石刻、青铜器外，还有晋南稷山县兴化寺里的元代壁画，著名的“弥勒佛会图”。那幅几丈高的壁画，被小心翼翼切割成了63块，才得以跨越浩瀚的太平洋。
30多年前，我第一次踏入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眼前赫然呈现出那幅重新粘贴一体的壁画。恢宏的气势，令我震颤。
此外，洪洞广胜寺里精美的元代壁画，据悉也以同样的切割手法，出现在了美国的博物馆里。是何人所为?扑簌迷离。总之，是又一例“中外合作”的成果。
凭着这些成果，怀履光主教衣锦荣归，返回家乡，在多伦多大学开创了东亚研究系，成为首任负责人、教授。
麦克卢尔医生绝非趋炎附势之人。虽然他们同为在华几十年之久的教会人士，我却从未读到过这二人之间的交往记录。
步入晚年后，面对八十年代的加拿大社会，麦克卢尔也曾发出过尖锐批评，指责民心堕落，追求物质享受，年轻人丧失了理想，不愿奋斗。
他说，“当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屈不挠，顽强地奋斗着，因为他们心怀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理想社会的信念。今天的加拿大人，应当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用美好的理想，充实青年一代的心灵。”
这些言论，在加拿大社会引发了强烈反响，不少年轻学子深受鼓舞，立志以麦克卢尔医生为榜样，投入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有个年轻人甚至创作了一出话剧，“活着的白求恩”，在多伦多演出了多场。
思绪至此，我心中不无遗憾。主义，信仰，虽非完美无缺，却无不蕴含了人类追求平等公正社会的梦想。错的，仅仅是人罢了，是那些扭曲和背弃了信仰的人们。
贴什么标签，叫什么名称，其实并不重要。真正的人，无论外界怎样看你，终其一生，都会坚守对美好精神的追求。
今天的我们，如何才能跳出约定俗成的偏见，用真诚的目光，客观地打量每一位国际友人，对他们作出公正的历史评价呢?
2024年五月，于加拿大滑铁卢
部分参考资料：
1.Munroe Scott, McClure: The China Years / A Biography, Canec Publishing and Supply House, Toronto, 1977 (门罗•斯科特：麦克卢尔的中国岁月，卡耐克出版社，1977年多伦多)
2.Reference Services，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Toronto (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资料部，多伦多)
3.Archives, The Anglican Church of Canada, Toronto.(加拿大圣公会档案馆，多伦多)
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 10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美国对外关系，1964-1968年，第30卷，中国,103,谈话备忘录)
5.Lewis C. Walmsley, Bishop in Honan: Mission and Museum in the Life of William C. Whit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刘易斯•沃姆斯雷， 河南主教怀履光一生中的传教与博物馆收藏，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4年)
6.Peter Stursberg, The Golden Hope, the United Church Publishing House, 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1987 (彼得•斯特斯伯格，金希望，加拿大联合教会出版社，1987年)
7.Alvyn J. Austin, Canadian Missionaries in the Middle Kingdom, 1888-1959,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6 (艾尔文•奥斯汀， 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1888-1959，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86年)
(作者单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4年第8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