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他对祖国和人民无比挚诚，对党赤胆忠心，赴汤蹈火，百折不回。他文武兼通，具有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和把握全局的领导才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誉为“一位很有理想，很有气魄的革命家”“一个大智大勇、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1994年，中央军委确定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红10军缔造者和领导者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青少年时期，他就开始探索解救中国之路，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1922年8月，方志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参与了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建。

方志敏是党内最早探索中国武装革命道路的领导人之一。北伐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1926年冬，他领导“漆工镇暴动”，赶走反动巡官，夺取“双套筒”“汉阳造”和无退子钩且被裁去半截的“九毛瑟枪”各一条。“两条半枪闹革命”成为其军事斗争生涯的起点。面对大革命惨败，方志敏深刻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不要武力，并自动解除武装，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给敌人的错误，是这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

方志敏故居。

南昌起义后不久，1927年8月下旬，正在吉安一带领导农民运动的方志敏日夜兼程潜回家乡弋阳。大革命虽惨遭失败，但方志敏毫不气馁，决心“重起炉灶，再来干吧”!他以“上名字”画押等方式，创造性地组建农民革命团，通过亲邀亲、朋邀朋，把亲朋好友中的可靠分子聚在一起闹革命，“一个个地宣誓：斗争到底，永不变心”，“在七天内，组织了二十几个党的支部”和许多群众团体。但苦于革命武装力量太弱，他为此决定亲自赶赴鄱阳搞枪，到鄱阳后发现情况有变，“革命的警备团，现在变成豪绅地主忠实的守门狗了”，幸好一个负责同志家里还留有十支枪，正打算送往鄱阳县衙门。经极力争取，方志敏才取走这十支枪。同年10月底，方志敏以中共弋阳区委名义组织领导了“弋阳九区农民暴动”，形成“三千农民打烈桥”的声势，捣毁劣绅张念诚的老窠，将本地所有劣绅一概逐出并掌握了乡村政权。

1927年12月10日，以横峰楼底蓝家农民抗捐为导火索，弋(阳)横(峰)暴动拉开了序幕，参加暴动群众达5万多人。起义烈火很快燃遍弋横地区，仅一个多月时间，弋横两县就组织起上百个农民革命团。1928年1月2日，方志敏在九区窖头村主持召开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五县党员联席会议(史称窖头会议)，会议决定扩大暴动区域，成立了五县工作委员会，方志敏任书记并兼任武装暴动指挥部总指挥。当月，弋横暴动进入“六路进军”高潮，暴动农民迅猛发展至七八万人。

1928年2月，农民革命团各路纵队近万人会攻横峰县葛源镇，途中遭国民党军伏击，没有武装的农民自行溃散，弋横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方志敏认识到：“没有红军，是可以组织和爆发一个群众的暴动;但是在暴动之后，不积极去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无论如何，暴动是不能长久支持下去。”于是，他果断在农民革命团中选调20余名骨干，建立了一支“脱产”的农民武装，并以此武装为核心，以农民革命团为配合抵御敌之反扑。同月方志敏在漆工镇齐川源村，把这支农民武装正式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2军2师14团1营1连，由黄埔军校毕业生邹琦任营长兼连长。这支队伍实力虽小，却是党在赣东北区域内掌握的第一支正规的工农革命武装!赣东北地区红军从无到有，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方志敏

大规模起义引起敌人极大恐慌。1928年6月，国民党军联合地方反动武装向弋、横地区农民革命势力进行疯狂“围剿”。仅有枪40余支的工农革命军已退居方圆不足50里的磨盘山。形势万分危急!6月25日，方志敏主持召开了弋横两县县委联席会议(史称方胜峰会议)。当时，针对有人提出埋枪分散、放弃根据地到白区去打游击的错误主张，方志敏提出了“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并存亡”的方针。会议决定：由黄道前往贵溪，组织开展贵溪农民暴动，开创余(江)贵(溪)万(年)根据地，打破敌人对弋横革命根据地的包围。

方胜峰会议后，方志敏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半年内连续打退国民党军三次“进剿”。至1928年冬，中共德兴临时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已成立，弋横革命根据地由弋横两个县扩大至3个县，赣东北工农革命军发展壮大为3个连，拥有快枪130多条。1929年1月，以周坊为中心的余贵万起义爆发，在农民配合下，打退敌军进攻。2月底3月初，中共信江特委在弋阳九区烈桥塘坞村成立，方志敏任代理书记，标志着根据地由初创的弋横时期进入信江时期。为扩大战果，3月，中共贵溪县委成立。方志敏、邵式平等先后视察贵溪周坊并增派部分干部前来工作。4月29日，方志敏在弋阳烈桥余家仓村(今漆工镇辖内)河滩上举行整编大会，将红14团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红军飘忽不定、神出鬼没，国民党当局认为这都是因为有山林匿身，若把树木砍光，红军将失去藏匿之所而被一网打尽，于是发动“砍树运动”。方志敏率部打破了敌军向磨盘山区发动为时两个月的“砍树运动”，又连克横峰葛源、弋阳曹溪等地，粉碎了敌人第四次“进剿”。

中共贵溪临时县委遗址。

1929年6月6日晚，贵溪游击队员和农民革命团发动周坊暴动，暴动波及贵溪全县。7月，万年坞头发生暴动，这是贵余万总暴动中的一次重要暴动，是创建贵余万根据地，使其与弋横根据地并驾齐驱、形成赣东北根据地两大支柱之一的重要一举。同年8月11日，贵溪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宣布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7连成立，至此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从3个连增至4个连。9月，国民党军第18师对贵余万根据地开展“围剿”，方志敏、邵式平领导开展反“围剿”斗争。10月26日，方志敏率部攻占横峰县城，毙敌20多人，缴枪21支，这是赣东北红军自创建以来首次攻占县城，贵余万暴动取得全面胜利。同年11月17日，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8连在贵溪县标溪汪家祠堂宣布成立，有战士120人，步枪40余支，至此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由4个连增加到5个连。

1930年1月1日，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在弋阳县余家仓扩编，下属6个步兵连，1个机关枪连，拥有步枪370余支，驳壳枪20余支。2月23日，方志敏与周建屏指挥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奔袭攻陷上饶城，一举粉碎敌军第五次“进剿”。

1930年7月6日，方志敏率部攻下景德镇，缴枪400余支，全团声势大振，实力大增，部队(含地方赤卫队)扩大至4000余人。7月21日，方志敏、邵式平等执行中央军委命令，将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建军典礼于次日在景德镇乐平县众埠镇界首村马氏祠堂举行。红10军下辖第1、第10、第19三个团，另编1个特务营、1个机枪连，共1500余人。周建屏任军长，方志敏、胡庭铨、周建屏等7人组成红10军前委。至此，方志敏最初创立的农民革命团，在无正规武装力量为基础与外援情况下一步步发展壮大为赣东北苏区的主力红军。

军事斗争与根据地政权建设相辅相成。1930年8月1日，在弋阳芳家墩召开了赣东北工农兵大会，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标志着革命根据地由信江时期进入赣东北时期。根据地日益扩大，全盛时期跨闽浙赣皖四省边界，拥有70余个县，横直达五六百里，中心地区人口达百万之众，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大好局面，成为中央苏区强有力的东北屏障。闽浙皖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是毛泽东称作“方志敏式”、荣获“苏维埃模范省”盛誉的著名苏区。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道：“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的是正确的。”1931年11月，在全国“一苏大”上，毛泽东授予方志敏红星勋章一枚。1934年1月，在全国“二苏大”上，毛泽东盛赞赣东北同志有“很好的创造”。

文韬武略的红军高级指挥员

赣东北苏区在艰难中孕育发展，国民党军曾以数十倍于我之兵力“进剿”“驻剿”和“围剿”。方志敏坚毅果敢，指挥过无数大小战斗，如：金鸡山战斗、冷水坑战斗、龙浆坞战斗、团林战斗、长毛岭之战、贵溪之战、攻克德兴弋阳县城、秧畈之役、“二进闽北”等，多次粉碎敌之“进剿”与大规模“围剿”，同时积极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彰显杰出军事指挥才能。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形势图。

在战役战斗指挥上，方志敏战法高超。1930年7月6日，他趁景德镇国民党守军防备空虚，率红军独立团化装成敌保安团，骗过守城之敌顺利入城，然后发起突袭，留守敌军听到枪声昏头昏脑就被俘虏了，红军毫不费力占领景德镇，此役共俘敌400余人，缴获颇多。在战略指导上，他胸怀全局，运筹帷幄。1931年3月，国民党重兵对赣东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敌分成两条战线，以贵溪、余江为一线，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向根据地推进，缩小包围圈;以德兴、上饶为一线，以“跃进”战术，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方志敏等采取“避实击虚、围魏救赵”的方针，向闽北挺进。3月，红10军首先乘虚向浙江西部之华埠进军，拉开向北出击的架势，以迷惑敌人，然后迅速南下，从上饶附近渡信江，跳出敌包围圈，与闽北红军会师。4月，红10军接连攻下铅山的石塘镇、崇安城、赤石街和星村。5月，攻克浦城。当完成调动进攻赣东北之敌后，红10军胜利回师，二渡信江，攻占余江城，打破敌“步步为营”的战术。接着，红10军秘密北进，对付北线“跃进”根据地中心的敌第9师。在葛源以西的何家坝，歼敌第9师一部。因部署指挥得当，第二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

方志敏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总结摸索出了“打埋伏、斩蛇头、切尾巴、打小仗、吃补药”;“眺高、守夜、打号铳”“空室清野”“竹钉阵”等战术。如：“吃补药”是指以敌人装备来武装自己，主要方法有二：袭击敌小型弹药库和袭击孤立的小股敌人。1930年6月，他在《中共信江特委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作战战略，归纳起来可分为下列几种：一、埋伏要道截击匪军(即扎口子)。二、诱敌出来，埋伏截击。三、围魏救赵……四、避实击虚。五、黑夜扰乱敌营……六、截断匪军交通及粮食……七、有时分散，有时集中，视敌对我们的分散与集中而定。”这些观点与毛泽东游击战的观点不谋而合。

为应对敌人的堡垒主义，方志敏领导赣东北苏区修建了许多堡垒。群众没有建造堡垒的经验，从没学过军事和建筑技术，但他们发挥才智创造性地建造了坚固的堡垒。石堡在中心，堡外是有掩体的盖壕，壕外有铁丝网，网外有木城，木城外又是盖壕，盖壕外又是土城。方志敏对此感慨道：“这些近乎现代式的坚垒的筑城，真不能不令我们惊叹着群众力量的伟大!”上饶老鸦尖的赤堡就是红色堡垒的范例。1934年闽浙赣苏区军民在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向赤堡发射了一千余发炮弹，赤堡的上层被打了一个一丈宽阔的大洞，但赤堡却没倒塌，守备队仍固若磐石。

地雷战是赣东北苏区的一大创举。1930年12月，方志敏率部在弋阳七星尖大摆地雷阵，致敌伤亡惨重。地雷战的巨大威力引起方志敏高度重视。为推广地雷战，方志敏于1931年春在横峰密坑创办了地雷厂。同时，闽浙赣省苏维埃设立地雷部，各县、区亦成立地雷部与地雷队，造雷和用雷逐步走向专业化、正规化。1934年5月，中央号召各地苏维埃“利用赣东北苏区的经验，充分使用‘挨丝炮’并各种各式的地雷轰炸进攻的敌军”。在红军后勤保障上，方志敏创办了兵工厂、红军总医院，成立供给部、财政委员会及运输队等。

方志敏军事理论贡献集中于《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区创立的历史》《信江党和红军以及最近之局势》《建设我们铁的红军》等著述中。他关于武装暴动的思想艺术，是极为精当的马列主义的卓见。“我们要深深记着武装暴动，是一种革命的艺术”;“运用列宁的武装暴动的规律，选择适当的时机，举行充分的周密的暴动准备”。方志敏还认为“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如果苏区得不到巩固，“是要妨碍着苏区的发展的”;如果不乘红军胜利迅速发展苏区，“自然也不会得到绝对的巩固”。在兵运工作上，方志敏提出坚持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原则;强调把兵运工作作为白军驻地或接近白军地区的党支部的中心工作等。

方志敏曾说，“一个领导国内战争的党，如果它的军事知识、组织和领导战争的艺术、战略战术的理解和运用，有欠缺不够者，它的胜利自然是要落后的。”在《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文中，他深刻总结了赣东北红军的斗争经验，精辟论述了加强政治工作、军事训练、严格纪律和军队卫生管理的重要意义，特别强调要深入学习军事技术尤其是现代军事技术，展示出深厚军事理论造诣。如“不但要学会山地战、平地战，而且要学会河川战、堡垒战与巷战”“要练习防空、防毒、会隐蔽自己的目标、防备敌机的袭击”等。这些深谋远虑的战略思考，千锤百炼的经验之谈，对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政治建军的忠实践行者

方志敏始终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十分注重政治建军。他鲜明地提出，要“十百倍地加强政治工作”“高度地提高红色战士的政治觉悟与战斗情绪”。在赣东北红军中，在各级部队中设立政治机关，并配备政工人员，起初都称党代表，后来连一级称指导员，营一级称教导员，团级以上称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重点在连队，主要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

方志敏认为，建立健全党支部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党的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他规定发展党员的条件“是以斗争坚决，在群众中有威信，对革命忠实，工作积极为主要标准”;选拔党的干部“是以在斗争中表现忠诚，积极，有办法，有成绩，且为群众所信任为主要标准”等。方志敏常深入党支部、党小组，加强对党组织的巡视，考察了解党的基层组织状况，解决实际问题，使党的领导直达基层、直达士兵。

方志敏高度重视选拔培养干部，使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的人的手里。他既重视培养和任用本地干部，也重视培养和任用外来干部，大胆改造匡龙海、龙志光等原国民党军队投诚过来的人员;他通过开办军校来培育优秀军事干部。1929年10月25日，方志敏与邵式平、黄道等在弋阳九区烈桥吴家墩祠堂筹建信江军事政治学校，邹琦任校长，方志敏兼任政治教官，并题写校训：“造就红军铁军骨干，争取革命战争胜利。”他还亲手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军校以实际操练为主、课堂讲授为辅。方志敏郑重指出：“我们这所学校不是普通学校，它是一所种子学校，是一支学兵大队，是一座培养红军干部的洪炉。”学校先后易名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分校，造就了数以千计的红军指挥员，如：吴克华、汪东兴、陈仁洪、谢锐、方震、饶守坤、黄开湘等。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旧址。

方志敏顾全大局。1930年7月，中央要求红10军攻打九江，配合其它各路红军，以期实现“饮马长江，会师武汉”。方志敏坚决抵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红10军力量不足，尤其是无水运船队，要由景德镇西渡鄱阳湖攻克有敌重兵把手的九江，很难实施。为此他建议中央改变决定。当其正确意见未被采纳，方志敏服从组织决定，但仍叮咛军长周建屏“要相机行事”，既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又避免了红10军较大损失。

方志敏坚决听党指挥。1933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革军委令红10军(后改编为红11军，闽浙赣苏区人民称之为“老红10军”)赶赴中央苏区协同中央红军作战。当时闽浙赣苏区也处于反“围剿”的紧张阶段，因指战员远离故土、思想情绪波动大，方志敏亲自深入部队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要求大家从革命大局出发”，并再三嘱托：“我们一切都该听中央指挥，尤其是军事，更要集中与统一”“指战员要坚决服从命令”，体现了高度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出于对党中央负责、对这支悉心栽培的部队负责，方志敏毅然提名自己的亲密战友、得力助手邵式平、周建屏、方志纯等人一同随红10军赴中央苏区。他亲自护送红10军南渡信江。红10军奉调后，方志敏等又迅速在原根据地赤色警卫师的基础上，基本完成了红10军(又称新红10军)的重建。

“党有指示，虽死不辞。”在军事形势日益险恶之际，1934年10月，新红10军与由红7军团等部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会合组成红10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率8000余人牵制大量国民党兵，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明知直抵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兵腹地的艰险，面对患有严重肺病与痔疮，特别是痔疮大发，不能走路、坐椅子、骑马的病痛，方志敏二话没说，忍痛出发，决意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红10军团在皖南遭重兵围追堵截，在撤返赣东北途中被七倍于己之敌围困于怀玉山区。方志敏率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因这一铁血担当和抉择，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不幸落入敌手。战场拼死易，从容就义难!被俘后方志敏写道，“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我能丢弃一切，惟革命事业，却耿耿于怀，不能丢却。”

短暂的狱中岁月，方志敏以笔为枪，写就《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光耀不息的名篇，绽放出真正共产党人烛照灵魂的最耀眼的光华，同时庄严宣示军事上暂时的失利无损于政治信仰上的胜出。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践行了其“努力到死，奋斗到死”的初心。1940年，在读到方志敏烈士遗著后，叶剑英挥笔题诗：“血战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热情讴歌方志敏创造“东南半壁红”的业绩以及他的正义凛然、坚贞不屈。解放后，毛泽东在阅读《新唐书·徐有功传》时挥笔批注：方志敏等英雄“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方志敏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等方面均有建树，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是留给人民军队极其珍贵的红色基因。其光辉业绩、宝贵思想以及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永远载入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必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为推进强军兴军伟业而砥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