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石家庄好!”

1950年，年轻的共和国诞生刚刚一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送爱子毛岸英赴朝参战，然而，仅仅一个月，11月26日，毛岸英不幸在一次空袭中牺牲。噩耗迅速传回国内，周恩来考虑到主席正指挥二次战役，老年丧子对主席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伤害，遂把电报压了下来。一个多月过去，直到1951年元旦过后，周恩来才让秘书叶子龙把电报交给毛泽东并附信一封。毛泽东将电报足足看了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脸色非常难看，他摆了摆手，强压着悲痛说：“战争嘛，总要有牺牲，这没有什么!”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岸英死讯，今天不能不告诉李德胜了!在他见了程颂云等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

此时，抗美援朝三次战役胜利，朝鲜战局大体稳定下来。为减轻毛泽东老年丧子的悲痛，中央决定让他休养一个时期。毛泽东回到新六所。一天，他说：我得离开北京，在这里什么也干不成。他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集中一段时间，编辑《毛泽东选集》。他对负责警卫的汪东兴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合适的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外地哪里合适?汪东兴提出三个地方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提到天津，毛泽东说：天津不行，天津和北京一样乱。提到张家口，毛泽东说不行,交通不便。提到石家庄时，毛泽东说：“好，石家庄好!”

1951年1月23日，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中提道：拟于一周后去附近地点正式休息一时期。这“附近地点”就是中央为他休养选择的石家庄。石家庄在北京南约270公里，地处华北要冲，纵南北、贯东西的京广、石太、石德几条铁路干线交汇于此，另有机场可供飞机起落。这里交通方便，社会稳定，是1947年全国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位于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作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从这里踏上进京之途。毛泽东对石家庄非常熟悉。

毛泽东休养时住过的小白楼旧址。

为保障毛泽东休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长汪东兴和行政处副处长田畴先期到石家庄，察看环境选定住所，最后将毛泽东的住所选在石家庄西郊落成时间不长的保育院(今白楼宾馆的前身)，并对住所进行了改造装修，安装了暖气。与石家庄保育院一墙之隔的小楼，成了值班室和电话总机房，架起了机要通讯专线，与北京和外地日夜联系着。

1951年3月初，毛泽东来到石家庄，住在保育院。他的房间在这座瓦房进门向左，长长的走廊中间是办公室，办公室中间摆着宽大的写字台，左侧是为毛泽东休息准备的躺沙发。毛泽东在这里住了近两个月。期间，他对《毛选》所要收入的文章进行了选编和修订，对当时开展的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进行了指导。

殚精竭虑，修改《毛选》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早在1944年7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毛选》。以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出版过不同版本的《毛选》。在当时情况下，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不可能收入进去，所收入选集的著作体例杂乱不一，文字也多有错讹。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学习毛泽东思想，编辑出版一部完整的《毛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同时也是外国共产党人所期待的事情。中共中央决定编辑一部完整的《毛泽东选集》。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结束前，斯大林也向毛泽东提议，将毛泽东写过的文章、起草的文件和报告编辑成书出版。毛泽东表示自己也有此意。

回国后不久，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着手《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并成立了《毛选》编辑委员会。编委会成员有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由陈伯达、田家英负责整理中文稿件，毛泽东最后审定。中央政治局秘书室主任兼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和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费德林负责稿件的汉译俄工作。《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开始了。

编辑之初，由于繁忙的领导事务，毛泽东不可能集中精力参加《毛选》稿件的修改和审定。在石家庄“休息”的日子里，他集中精力投入了编辑工作。在保育院的青砖红瓦房中，毛泽东整日伏案工作，手不离卷地看材料，埋头疾书，修改文章，批阅文件。他的办公桌上、床铺一侧摆的都是书籍、文件。他时而为一个问题凝思复虑一动不动，时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累了，就倚在躺沙发上休息一下。入夜，万籁俱寂，毛泽东办公室的灯光彻夜通亮;灯下，他聚精会神地审稿、写作……唯一的休息是院中散步，有时哼两声京剧，兴致上来对着空旷的院子唱几句湖南花鼓戏以调剂一下疲倦的大脑。

毛泽东在石家庄休养期间修改《毛泽东选集》时写给田家英的信。

在这里，毛泽东对《毛选》的选编工作主要是选稿编目、修改文章、撰写题解注释，此外还亲自参加了一些校对工作。对《毛选》收入的文章，毛泽东慎之又慎，每篇文稿都详审细阅，反复修改。仅以《矛盾论》为例。1951年3月8日，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中写道：“《矛盾论》做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还须做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3月15日，毛泽东又致信田家英：“《矛盾论》即请送来。”在反复修改后，他对原来的第二章的“形式伦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这一部分仍不满意，遂整章删去。《矛盾论》的修改前后大约删掉7000字，增加约6000字。即便这样，《矛盾论》原来已列入《毛选》一卷的选稿目录中，但毛泽东在校阅中还是感到不满意，仍需修改，于是又从已入选的文稿中抽了出来。1951年10月第一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没有收入这篇文章，后又经修改补充，直到毛泽东感到满意才收入到1952年4月10日出版的《毛选》第二卷中。以后，《毛选》一卷再版时，才按时间顺序将它移入第一卷。

在选编工作中，毛泽东对每一篇文章总是对照原稿反复斟酌、补充，然后付印、校阅、再修改。《实践论》一文，已修改了多遍，但毛泽东仍在清样上批道：“此件改正后，连同原稿，再送我看。”在《矛盾论》的清样上，毛泽东批道：“照此改正，连同已经改正的清样一起送来再看，第一次原稿也请送来。”

4月1日，毛泽东信告田家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4月16日，他致信田家英：“以上这些(指9篇已修改过的文章，本文作者注)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看一遍”“再看一遍”“校后再送我看”……足见毛泽东在选编《毛选》中付出的艰辛和耗费的心血。

在对文章内容进行修改的同时，毛泽东对文章题目也进行重新选拟或修改。如一卷中，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改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后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类似重新拟题或更改的有数十篇之多，使题目既准确鲜明又切合文章。同时，他将文章标题中的同义用字“与”字统改为“和”字，以避免产生歧义，也更容易为工农干部、特别是普通群众更明白易懂。

除对文章内容和题目充实修改外，毛泽东还对文章的题解和注释也进行了逐条审改。仅在《毛选》一卷的题解中，毛泽东就撰写和修改了10条;在249条注释中撰写和修改了120条以上。一卷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题解，《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关于“管公堂”和“收学租”的注释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这些题解经毛泽东修改后，内容更充实，思想性、理论性也更强了。此外，毛泽东对注释的内容和前后排列顺序都提出要求。

毛泽东与田家英。

在编辑的同时，毛泽东还亲自做了一些校对工作。1951年3月15日，他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写道：“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在校对《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时，他发现有两个铅字磨损，字体比其他字瘦小，就在一旁提笔批道：“换一个铅字。”文中有一处字号不符，几乎看不出来，他也划了出来，在一旁批道：“改老五号。”在校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时，有三处字排得不好。毛泽东看到后即在此批道：“排拢”“排齐”，还划出校对符号。不仅如此，校对中发现数字有疑也打上问号要求重新核实。在审阅一篇文章原稿时，毛泽东看到文中提到“国民党去年十一月初至今年一月底不足三个月中丧失约105万人，包括国民党正规军105个整师”。毛泽东觉得似有出入，遂进行查核。查核后将“十一月”改为十月，将“三个月”改为四个月。在“105 万”与“105师”处各打上问号，后经核查数字确实有误，“105万”应为“154 万”，“105 个整师”应为“144个整师”。

毛泽东对收入《毛选》的文章要求很严，许多原来认为不太满意的文稿，虽几经修改反复审阅，但最后还是未能入选。在审定过的文稿中有30多篇批上了“此件不用”“此件不收”“不用不收”等字样。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讲演词》最初曾考虑选入第三卷，毛泽东曾将标题改为《反对吃摩擦饭》，并拟定题解，最后仍觉不满意，还是未能入选。

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编辑工作终告完成，脱手发排。1951年10月12日，凝聚着全党集体智慧和毛泽东本人巨大心血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毛选》第二卷、第三卷，俄文版《毛泽东选集》也分别于1952年、1953年出版。

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纪念会上，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讲道：《毛泽东选集》的一部分稿子发排，到现在差不多两年半，才开始出了第一卷。这一段时间很久，是因为毛主席对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样慎重的态度，亲自几次校阅修改。副署长叶圣陶则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选集凡四卷，今出版为第一卷。各篇取舍，经毛氏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由此可见《毛选》的编辑要求之高，质量之精。

对于《毛选》，毛泽东从未看作是他个人的东西，而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曾经几次说过：《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他还说，1921年建党后，经过了14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多少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不经过那些斗争我的那些文章也写不出来。

运筹帷幄，指导三大运动

在石家庄，除编辑《毛选》外，毛泽东每天还要批阅大量来文来电和书信，对开展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三大运动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和数百条批语，正确领导和指挥了各项运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政权遗留在中国大陆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及潜藏的土匪、恶霸、反动党团、封建会道门分子蠢蠢欲动。他们造谣惑众、蛊惑人心，以暗杀、投毒、破坏等各种方式残害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面对国内外敌人的威胁和破坏，为保卫新生的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发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毛泽东虽然离开京城来到石家庄，但他依然关注并领导着镇反工作。他多次写信指示中办主任杨尚昆，“将镇反工作的重要材料随时送给我”。以后他又提出：“凡各地镇反电报及综合报告，均请清出送我。此外，其他电报，你认为值得看的，也请清出送我”。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要求各大中城市都向中央作一个镇反工作报告。在镇反初期，由于许多地方片面强调宽大，出现了“宽大无边”的偏向，致使一些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未能得到应有的惩处，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危害，对此，人民有怨气。看到各地报送的一份份电文，毛泽东神情严肃，他在一份电报中指示：“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这主要是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及镇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起来。”他从来电来文中选了两个“宽大无边”的典型材料批给一位领导，指出：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毛泽东还指出，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刑者均判刑，应管制者均应给予管制，务使反动势力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3月20日，毛泽东批道：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直到现在，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不了解坚决地正确地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你们应当将镇反经验及群众欢迎镇反的反映随时通报各地，使此项经验及反映迅速传播，以利仿行，并使胆怯的同志振奋起来。3月23日，毛泽东看到河北省沧县地委在镇反工作中取得思想一致的经验，极为重视，他指示从中央局到各大中城市所属区委书记，“每人一份，并请每人看一遍，至要至盼”。

就在全国镇反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1951年3月13日，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被暗藏在军队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杀害。这一消息引起毛泽东的巨大震惊和高度警觉，他向山东军区询问，并在一个月中三次起草文件指示通报全党全军，指出：“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的警惕。”“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

为教育和团结各界人士，毛泽东多次致信各大区领导，并以中央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土改和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他指出：应组织他们到农村、工厂了解土改和镇反的真实情况，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取得党内思想的一致和各界人民的拥护。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是可以取得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拥护的。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在党的号召下，一些著名人士、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队到各地，深入到农村、工矿中去了解土改和镇反的真实情况。看到这些报道和汇报，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多次致信政务院新闻署长胡乔木，要他对此广为宣传。“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3月29日，毛泽东再次致信胡乔木，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吴景超的文章《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并令新华社广为广播。

随着镇反运动深入开展，反革命分子纷纷落网，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拍手称快。然而，随着运动走向高潮，毛泽东从报来的材料中洞察到各地又出现草率从事的倾向，他在山东分局关于镇反工作报告中写道：“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杀几天，迟杀几天，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这些指示，及时纠正和扭转出现的偏向和失误，使镇反工作按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深入。

毛泽东在石家庄期间，正值进行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毛泽东离开京城，却时刻注意着朝鲜战局，挂念着前方将士的安危冷暖。

1951年，毛泽东指出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才能解决朝鲜问题，并提出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4月初，我志愿军继续运动防御到达三八线以北地区，敌军攻势减弱，我第二番入朝部队也已到达集结位置。4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战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我方企图撮要见告。”同时，指示第一批作战部队主力应位于战场附近，担负歼灭敌可能降落的伞兵，并协同各兵团作战。一星期后，毛泽东不放心地再次电告彭德怀，注意敌伞兵在我后方降落和骚扰。由于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和前方指挥员的正确指挥，第四次战役结束。此次战役志愿军主动后撤100公里，却歼敌7.8万，大大超过前三次战役的歼敌数量，同时积累了坚守防御、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的作战经验，为胜利完成防御任务赢得了时间，也为第五次战役胜利创造了条件。

“石家庄这个地方很重要”

为适应全党学习理论的需要，3月20日毛泽东在石家庄致信胡乔木：“选集提前发表的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一二篇。”毛泽东的《实践论》发表后，著名哲学家、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撰写和发表了多篇论述文章。毛泽东对李达发表的《〈实践论〉解说》很是欣赏。在3月27日给李达的复信中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并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在石家庄休养期间，毛泽东多次收到亲朋好友来信。周世钊是毛泽东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的同窗好友。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学习计划和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复信说：我在乡下住，没有病，专为休养，暂不进城。容后面叙。彭友胜是辛亥革命时与毛泽东在湖南新军的同事，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找工作。毛泽东复信说，不一定能有结果，因为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程先生或其他同志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提出确定的意见。同时，毛泽东致信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程星龄，要他给予考察，酌予帮助。

在石家庄休养期间，毛泽东唯一的外事活动是会见秘密来华的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毛泽东同德田进行了亲切谈话。会见后，毛泽东招待德田球一观看了反映井冈山根据地人民在红军撤离苏区后，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电影《翠岗红旗》，边看边给德田介绍当时的环境和背景。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一天下午，阳光和煦，毛泽东休息后招呼卫士外出散步，三辆汽车从住地出发，沿石(家庄)获(鹿)公路一直向西驶去。远处大山矗立，公路两侧返青的麦苗翠绿可爱，微风之下如同绿色绸缎一样起伏波动。毛泽东心情非常好，不时从车内向路旁麦田眺望。他走下公路来到麦田，弯腰俯看小麦长势，与地里干活的老乡交谈起来。他问麦子长势如何?一亩地能打多少斤?同他们谈了好一会儿才返回住所。

一晃两个月快过去了。4月底的一天，市委领导突然得知：毛泽东要回北京了，临行前要见见他们。市委书记毛铎、副市长臧伯平及公安局长封云甫等人立即赶到毛泽东的驻地。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握手，示意他们坐下。毛泽东说，来石家庄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今天要回北京了，特地把你们找来谈谈。他说：石家庄这个地方很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石家庄往西是井陉口和娘子关，可通往山西腹地，石家庄就像通往山西的门户，故曰石门。国民党不就是把石家庄叫做石门吗!所以，我们首先解放了石家庄，就是对国民党的沉重打击。这对孤立北平解放北平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询问了石家庄的人口、工农业的生产发展情况。谈到建设石家庄时，毛泽东特别指出：石家庄附近土地肥沃，你们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这对于支援城市建设很重要……考虑到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市委领导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谈话正在兴致上，他摆了摆手说：不要紧，再坐坐。毛泽东又了解了石家庄的文化教育和私有工商业的情况。他特别问到这里一亩地能打多少麦子?指示他们还要下点功夫，多打一些井，还可以把滹沱河水引来浇田……不知不觉谈话又进行了半个多小时。4月27日，毛泽东离开休养和工作了近两个月的石家庄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