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1927)

1922年冬天，刚刚入党不久的王一知(后来成为张太雷夫人，著名教育家)，随党中央和团中央从上海秘密来到北京。按照组织安排，她要在李大钊家里借住一段时间。走进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教授家，王一知吃了一惊：这是一个北大教授的家吗?

局促的三合院里，旧房子、旧家具，一架半新不旧的风琴，几乎没有像样的东西。再瞧瞧一家人的生活：李大钊经常穿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袍、一双布鞋，每天往返十余公里走着去北大上班。家里没有用人，夫人赵纫兰每天还要烧饭、打扫房间、洗一大盆子衣服，时常为柴米油盐发愁，面容比起同龄人显得苍老不少。

王一知借住一段时间后才知道，李大钊一家在北京一直租房子住，这所院子就是从好友黄裕培、马实华夫妇那里低价租住的。难道当时大学教授的工资不高吗?

1914年7月，北洋政府公布的《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程》规定：大学校长月薪400元，高等师范学校及专科学校校长月薪300元，大学教员180—280元，预科教员140—200元，高等师范学校及专科学校教员160—250元。

1918年1月，经好友章士钊举荐，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因不在教员序列，初任时月工资120元。1920年7月，李大钊被聘为教授，月工资增至200元。同时，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职，每月收入总计近300元。

我们看看当时的物价。北方人家的主食白面，1900年100斤为6.41元，1924年也只是8.27元;日常肉食，100斤猪肉1900年为9.45元，1924年为19元。再瞧瞧每家每户必用的煤炭开支。据北大教授吴虞的日记记载，1920年12月10日，“买南炭5包，价2元，共去银10元正。六月初八日买南炭2包，用至冬月初八日完，计用5个月。今买5包，可用至对年也”。一包炭2块大洋，可以家用两个半月。

由此可见，当年大学教授薪资不低，属于高收入阶层，生活可以很不错。“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不过每月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李书华著《七年北大》，陈平原、夏晓红编《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有的教授购置了几千元的房子居住，甚至有的能购买几所房子出租。

别的北大教授生活那么优裕，同为教授的李大钊，一家子生活为什么那么拮据呢?他的工资去哪儿了呢?

原来，共产党小组成立时，因缺少经费，李大钊每月捐出薪俸80元，用于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在已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资助革命最多的人。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也是李大钊帮助筹措解决经费困难。1919年，工读互助团成立时，在《新青年》上刊登募集经费的启事，李大钊捐现洋10元。1920年5月5日，李大钊为家乡河北乐亭大黑坨村筹办女子学校，“川资二十元，由我捐出”。

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所需经费大多由李大钊筹措。他带头捐款，其他成员也向他学习，从自己的工资或助学津贴中拿出一部分捐献给组织。但由于工作发展迅速，很多时候经费仍然捉襟见肘。李大钊毁家纾困，全力以赴，但从不告诉别人。有一次北方会议开支大增，宣传费、印刷费、旅费十分拮据，他不露声色支撑，甚至张罗贷款。罗章龙知道后，不得已告诉了陈独秀，才最终解决。事后，李大钊还抱歉地说道：“此等事本不应该向陈先生说，使他分心很不合适的。”

李大钊乐善好施，常常救济别人。有人有困难找他，他只要手头有钱，谁急需就给谁，给了钱往往还叮嘱一句：“以后有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如果手里没钱，他会写个借条让人到北大会计室领取，发工资的时候再让会计人员把上月借的钱扣除。刘仁静家境十分贫寒，李大钊两次垫付和担保他的学宿费，并向学校出具亲笔证明。国家博物馆现存有一张李大钊亲笔字据：“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北京大学档案馆也存有一张学宿费担保证明：“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君学宿等费由鄙人暂为担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缴纳不误。此上会计科。李大钊。”像这样接受过李大钊接济的贫困学生，还有曹靖华等许多人。

因此，每月发薪水的时候，李大钊领到的常常是一堆条子，拿不到几个现钱。校长蔡元培听说后，特意嘱咐会计室：发薪水时，把李先生薪水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

李大钊不光捐钱，为了同志，连心爱之物也捐了出来。1924年，李大钊和罗章龙应邀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一次，罗章龙要外出，李大钊闻讯过来送行。时近寒冬，见他衣着单薄，李大钊说：“你此去冬行，将风雪载途，如何得过夜?”随即取出自己所带毛毯交给罗章龙。罗章龙一再推辞，但李大钊再三坚持。事后，罗才知道这条毛毯跟随李大钊多年，毛毯上有李夫人一针一线缝上的蔷薇刺绣和文字。

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中外记者纷纷到当时李夫人租住的府右街朝阳里3号家中采访，个个震惊不已。他们想不到，像李大钊这样的知名教授，家中竟如此贫寒。《晨报》《京报》《东方时报》等纷纷报道，“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费”;李宅“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也甚破烂”;“子女服饰朴实，可知其平日治家之俭约矣”。就连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也撰文曰，“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

因为没有积蓄，李大钊去世后，夫人和四个未成年孩子的生活成了一个大问题，只能依靠李大钊生前好友的捐款和接济，再有就是北京大学发放的抚恤金。有一次，北京大学开会讨论是否延长向李大钊遗属发放抚恤金。有人反对，理由是北京大学从未有此先例。时任校长蒋梦麟听完后，一句一顿地说道：“同人中谁要像守常似的为了主义被他们绞死，我们也可以多给一年恤金。”

会场陷入一片寂静，反对者的手再也没有举起。

本文选自《纵横》2021年第8期“文史故事”栏目，作者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