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采访陕北革命根据地所有外国记者中的第一人。当时，陕北处在国民党军铁桶般的重重包围之中，埃德加·斯诺一个外国记者，又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洋人，他是怎样冲破层层封锁，冒着生命危险，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陕北的呢?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在堪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崭露头角。1928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来到了中国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30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朝鲜等地。他在中国西南各省作长时间的奔波，徒步经过云南省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访问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领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斯诺在上海目睹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热河抗战。在这以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还学习了中文。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

斯诺来中国几年里，他耳闻了许多关于“红色中国”的途说和疑问，脑海中思考着:共产党是否真的像“南京政府”所说的“流寇”呢?为什么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被处决的生命危险参加红军呢?斯诺抱着“寻找东方魅力”的心思，他认定在自己记者生涯和当时世界上，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更大的疑问了，在这样一个未知疑问的思考中，萌生了去这块未知地实际采访的想法，实际走一趟，把那里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公诸于世，让人们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然而要去那里进行实情采访工作，在当时环境下谈何容易啊?“红色中国”被国民党军铁桶般地重重包着，怎么能进得去呢?于是这一问题时常在他的脑海中思考着。一天，斯诺决定向一个他深深爱戴着的中国人——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求助，他主意拿定后，便于1936年4月底赶赴上海。

1936年5月，斯诺来到上海宋庆龄的住所，宋庆龄听完斯诺道明来意后，接受了这位异国他乡朋友的热情求助，通过设在外国友人艾黎处的秘密电台转达陕北。毛泽东作出决策，同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作如实报道，并委托宋庆龄同时找一位高明的外国医生同来陕北，以改进根据地的医疗水平。5月中旬，宋庆龄把埃德加·斯诺约来上海自己的住所，转达陕北中共欢迎他去陕北的喜讯，告诉他回北平接到中共的介绍信后即可出发，到西安后入住西京招待所，等候姓王的牧师前来接头。埃德加·斯诺回北平后约半月，就收到了北平地下党徐冰送来的介绍信。那是经宋庆龄联络，由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指示，中共北方局组织部用隐形墨水开出的。1936年6月3日深夜，埃德加·斯诺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开始了他记者生涯中神秘的“红色中国”之行。按宋庆龄叮嘱到郑州下车，与他的美国同乡马海德医生会面后，换乘陇海线直达西安的火车，到西安后入住西京招待所。

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受宋庆龄委托乘火车自上海赶赴西安，为便于同外国人接触，董健吾改姓王，打扮成牧师，到西安他找到西京招待所，以宋庆龄给他的半张名片，与斯诺身上的半张拼对相符，接上了关系，董健吾随即约见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将军的秘书，实为中共派驻东北军内的联络员刘鼎，请刘鼎随即电告中共中央，外国客人已到西安，望尽快派人来西安接应。第二天，董健吾出现在了西安金家巷1号张学良的公馆，他从上海出发时，宋庆龄有过交代，“此事可向汉卿求助”。随即向张学良说明来意，转达了宋庆龄的话。张学良爽快应诺，说道:“既是中共方面邀请的外国客人，又有孙夫人的嘱托，自当助一臂之力。”两人商定:由少帅出具特别通行证，调拨一辆东北军内的“道奇”卡车，护送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医生北上，途经东北军的设防区，直到国统区的最前沿城市肤施(今延安)。

斯诺与红军合影。

中共中央在接到刘鼎“外国友人已到西安”的电报后，毛泽东亲自指示对外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即派邓发尽快前往西安接应，邓发来到西安后，由董健吾领着见了外国客人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医生，转达了党中央对他们的欢迎，并随即告知了他们要北去的路线，说明一路上应该怎样走。外国客人斯诺和马海德医生从西安出发，因有张学良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护驾，又有刘鼎秘书陪同及邓发引路，每经一哨卡时，都是畅通无阻，连例行的一般检查都被免去了。第二天下午，到达白区边缘肤施城，住在一个东北军团长的家里，酒足饭饱又休息了一晚上，次日早上起床后吃过饭，刘鼎把他们送出城门外，接着由事先安排好的骡夫将他们送到了红区边上的一个小村庄，再由村庄里的贫民协会主席刘龙火，接待了他们并把他们安排到村公所休息。不一会儿，村里来了很多人争相观看外国人，男女老幼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胆子大一些的人，随手摸着客人的照相机、手电筒、皮鞋等，对客人身着的卡其布上衣的拉链赞不绝口。一位大婶兴高采烈地端来了香喷喷的陕北待客有名的小米饭、炒鸡蛋、煮白菜和烤猪肉，他们早已是饥肠辘辘，客气了一句，就各自端起碗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吃过饭后，整理了随身携带的东西，在当地农协会主席刘龙火指派向导的带领下，顺利地向陕北安塞县进发。在爬上一座山顶后，斯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像孩子般挥舞着自己的双臂欢呼：“总算顺利，我们已跨进了‘红色中国’的大门!”接着在中央红军通讯部队一班人护送下，他们一路安全到达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当地军民与老百姓得知消息，人们倾巢而出欢迎新来的外国客人，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们亲自接见。中共中央还专门召开了“欢迎国际友人大会”，表示对埃德加·斯诺、马海德国际友人的热情欢迎。埃德加·斯诺在大会上激动地说：“自己享受国宾般的待遇，一生中还是第一次，荣幸之至!”

在保安，斯诺多次采访了中共中央领导和红军中的高级将领，如张闻天、彭德怀、贺龙、聂荣臻、李富春、左权、徐海东、李克农等，在与毛泽东十几个日日夜夜的交谈中，斯诺对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这年8月，斯诺穿着红军军装，与同来的马海德医生一同行军数百里，赴甘肃、宁夏访问西征前线的红军，宁夏同心县豫旺堡，驻地军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彭德怀、聂荣臻、左权等红军领导人出席了大会。斯诺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并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等口号。会后，斯诺和马海德兴致勃勃地骑上李天佑师长和黄克诚政委赠送给他们的两匹战马，绕场转了几圈，并摄影留念。

斯诺在延安。

1936年10月12日，埃德加·斯诺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保安县，于10月22日回到西安，他在后来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书中描写道，“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县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人们从办公室伸出脑袋向我道别”;“我停下来给老徐(徐特立)和老谢(谢觉哉)拍照，他们像小学生那样互相搭着肩膀”;“我走过红军大学的时候，他们都走过来，同我握手，我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然后，我转身淌过溪流，向他们挥手告别”;“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斯诺这次陕北苏区近半年之行，硕果累累，不仅有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从苏区根据地回来，他带了一个大包，随后他是这样描写的：“在那个大包里，有我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卷胶卷——是我第一次拍到的中国红军的照片和影片，还有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他拍摄的16毫米新闻片中，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的形象，记录了红军步兵骑兵的操练、检阅和野战演习，记录了军事体育运动会和红军部队文娱活动，记录了各界人士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这是反映陕北苏区和红军部队生活的最早的新闻纪录影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影厂制作的《中国工农红军生活片断》，多是根据斯诺当初拍摄的素材编辑而成的。从此，他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