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是太行抗日根据地斗争空前残酷的一年。这一年，根据地先后粉碎了敌人第四次、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取得了反日军春季、夏季、秋季“扫荡”的胜利。这一年，也正好是刘伯承50岁寿辰。

1942年底，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表彰刘伯承的革命功绩，更为鼓舞敌后抗日军民的斗志，决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涉县王堡村外河滩上为刘伯承举行50岁寿辰庆祝活动。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北方局决定为刘伯承搞一次有5000人参加的祝寿活动，其意义绝不仅限于对一个人生辰的纪念。

庆祝活动前，一二九师《战场报》和太行《新华日报》编辑部各派一人，前去采访刘伯承。早早就等在办公室里的刘伯承对两个采访的记者说：“你们要采访我什么呢?”“请首长先谈一下自己的简历，我们想在您生日那天公布您的年谱，让大家了解学习。”“算了!算了!”刘伯承像往常碰到问题时一样挥着手说：“莫谈这些好不好?你们都晓得，粉碎‘九路围攻’后，有个记者来采访我，我对他说你只能写战士，不准写我。要不，我不同你谈。即使写出来，我也要把你们的稿子撕掉!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谈的‘简历’。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就回去吧。我还有事哩，害得我等了半天。”原来两个记者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为此，刘伯承还对他们说：“时间观念对于军人极端重要，有时胜败就在这分秒之间。”

两个采访者本来就因晚来而感到拘谨，经刘伯承这样一说，就更不知说什么好了。两人犹豫了一会儿才说：“师长，这个年谱是为了给您庆祝50寿辰写的，这是我们的工作嘛。”

“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嘛!去吧!去吧!”刘伯承又一次拒绝。

碰到这样的采访对象，两个记者一筹莫展，只好去请政委邓小平。

“师长，我看讲还是要讲，这是党的决定，没个简历，咋个祝寿嘛。再说这也是工作。”邓小平深知刘伯承的性格，往后也不多说，说完这几句转身就走。

政委发了话，刘伯承就不得不考虑了，沉默了片刻，他说：“要说这也是工作，那我就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我这个人没啥本事，是被旧社会逼上‘梁山’的。那时候国际国内，弱肉强食，清王朝腐朽败落，民不聊生，使人不得不立志仗剑拯民于水火，于是富国强兵的念头自然而生。1912年，考入重庆蜀军办的将校学堂，从此投笔从戎，距今整整30年了。我是1926年参加共产党的，在此之前，我在川军熊克武部打了不少仗，流了不少血。其中，除开讨袁护国、护法等战争外，大都是打‘烂仗’嘛!”刘伯承回忆了自己30年的战斗经历后说：“我深切地感受到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听党的话，势必一事无成!”刘伯承最后说：“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政治委员既然说这也是党的工作，那就不必管它是哪一天啰!”于是就有了“刘将军于1892年12月16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这样一段令刘伯承哭笑不得的文字。其实，这一天与刘伯承实际出生的12月4日相差了12天。

在祝寿大会上，刘伯承走上讲台，向大家深深致谢之后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来源：摘自《崇高风范——老一辈革命家“三严三实”典型事例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