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购大米的群众。上海，1948年，(美)伯恩斯 摄
抗战前的中国，曾经被有些“学者”称为“黄金十年”。
意思是说，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民国时期社会较为安定的十年，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安居乐业。如果不是日本侵略，蒋介石政权就会如之何，你懂的。
真的如此吗?
显然广大农村，尤其是华北农村，并非如此。
1942年，饥饿的灾民。(美)福尔曼 摄
当时就有学者这样说：“中国农村极其衰败，凋敝之中，到处都是崩溃现象。”农村哪有黄金十年，农民更没有十年好光景。即便如南京国民政府全国土地委员会的调查统计所言，全国农户“收支有余者不及总户数四分之一，而收不敷出者反逾三分之一……大多数农家皆陷于经济困难之中。”
要知道，当时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经济占绝对比重，工业产值仅占10%左右。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比重的农村经济，衰败凋敝崩溃和困难如此，那么谈何经济发展，谈何“黄金”之路呢?
井陉，熟悉历史的朋友都不陌生的地名。“太行八陉”之第五陉，古来便是晋冀通衢要冲，近代由于正太铁路的修通，以及生产优质焦煤的井陉煤矿的开采，德日帝国主义相继盯上了这里。
正太铁路全图
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是不是井陉人民，自此就该过上好日子，井陉也要迎来经济“大腾飞”了呢?
显然，在当时不是这样的!
先说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以正丰、横西两矿工人为例：
“两矿工人生活的痛苦，已到极点，每日做工时间总在十点钟以外，所得工资至多者不过三毛或四毛，普通不过三毛左右，青年工人，只能得到二毛有零。每天所吃的都是小米稀饭，煮萝卜菜，连盐都不调，间或于午饭时，可以吃一次小米捞饭(即干饭)与煮萝卜菜，其生活的痛苦可想而知。此外尚有包工头的剥削，工人因矿内不开支，向包工头支大洋一元即要扣一毛三分的利钱，实际上一块钱只能得到八毛七分，支一串钱要扣一百三十文的利钱。更加以南矿有六月有余的不开支，北矿有两月有余的不开支，工人生活更是无法维持，尤其是对青年的剥削更甚。青年工人做的工与成年工人相同，矿内发工资时，亦与成年工人相同;但经过包工头再发给青工时，即要比成工相差一毛左右(此并非矿内优待青工，乃系包工头用来青工，按成工报销，矿内不知，故一律以成工发资)。”
20世纪10年代末的京郊煤矿通过。(美)西德尼 摄
时值“二次北伐”，工人一开始对国民党和晋军，还心存幻想，觉得他们在南方的“革命”口号，喊得山响，即便十分有一分做到了，总是好的。
结果?
等国民党和晋军来了，才发现口号完全糊弄人，压迫和剥削根本不带遮掩的，赤裸裸放在工人面前，有时候比原先的奉军还狠!
农村又怎样呢?
一位叫王允林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回忆道：
“当时，农村生活苦不堪言，军阀混战，政府横征暴敛，加上地主、豪绅的剥削，赋税乱如牛毛。例如：农民买卖粮食有斗税，买卖牲畜有牙税，杀猪宰羊有割头税，货物运转有出境税，货物落地有落地税，人死了用棺材有棺材税(这一条施行不久)。人民负担最重的是人夫和驴夫。因连年内战，政府用上这些夫听候军用。每天光这两种夫就得数千元之多，这些赋税都加在人民身上，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加上洋货(主要是日货)充满市场，土产没人过问，于是人民更无法生活了。曾记得我叔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古诗一首写于墙上，诗云：‘夫因兵乱守蓬茅，麻苎裙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最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这首诗恰是我幼年时代的情况。”
1942年，逃难的灾民。(美)福尔曼 摄
这是《千家诗》里的《时世行》，乡间老秀才一般都会背，作者杜荀鹤生活在晚唐到五代初，这可不是什么“太平年”。
说到底，由于苛捐杂税和连年灾荒，与农村经济的整体衰败相伴而生的是广大贫民被迫失去生存和生产的能力。不管工人，还是农民，他们陷入赤贫的困局，求生无望，只能坐以待毙。不想死，只有斗争。
教员同志说：“穷则思变，变则通。”井陉最穷，井陉的群众起来斗争也比较早。但是斗争如何找到方向，否则是没有意义的，结果只能是失败。
尤其是抗战胜利后，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回来了，是不是就会自然而然，井陉人民的日子，就好过了呢?
正太铁路井陉段支线轻便木桥。
换言之，国民党会不会汲取历史教训，有所改正呢?
01
国民党原来如此?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河北井陉群众欢天喜地，他们希望能早日清算汉奸，给死去的亲人报仇。
结果呢?
在国民党的庇护下，汉奸摇身一变，成了“抗日功臣”，其罪恶活动更为毒辣残酷。
为了在未来新主子面前邀功，汉奸部队四处“扫荡”我抗日村，抓捕杀害我抗日干部和群众。1945年8月20日，在贾庄枪杀我村干部冯致祥，四天后又在横涧枪杀我四区抗联干部郭昌山，抓捕我抗日民兵数十多名。
正太铁路
汉奸们在“维持治安”的名义下，到处奸淫烧杀一如往昔。8月22日、9月8日，到张家井、白彪、石棋峪、罗庄等村抢掠财物数十万元，奸淫妇女之兽行更惨不忍闻。
臭名远扬的伪县长王景岳是屠杀井陉人民的大刽子手，日寇投降后，一变而为国民党的县长了，并自称是晋绥军第七师师长，汉奸新民会也变成了国民党的县党部。
常家坪炮楼的伪军，纷纷换上国民党军的帽徽，也大声呐喊：“我们变成了中央军了!”
正太铁路娘子关车站
人人深恶痛绝的汉奸密探赵守伦，也大嚷自己是国民党员，吹嘘自己抗战八年如何“有功”，他的功劳就是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
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恨恨地说：“国民党原来如此?”
南陉村六十多岁的老秀才，说得更形象，她说：“不管这些家伙装鬼闹判，汉奸还是汉奸!”
02
国民党给商人发展机会吗?
日寇投降，国民党“接收”了井陉。
正在修建中的正太铁路。
众所周知，国民党反动派的接收，实际上就是劫收，在他们看来，沦陷区人民因为沦陷，就“罪加一等”，从来不讲他们当初怎么抛弃人民，一溜烟南逃，更不说汉奸和国民党是一家人。
我说国民党和汉奸是一家人，今天某些网上不明生物，一定不乐意，但在那时那地那人民看来，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井陉，人民看得清楚，国民党统治之后，除只将伪知事王景岳“解走”遮遮门面，原伪保安队小队长张树仁升为“义勇壮丁队”的总队副，伪特务队长杨金彪摇身一变而为“县党部的书记长”，抗战中一直在山西当汉奸的高庭选升为“县长”，并兼“义壮队”“民众自卫队”“党政工作队”三个总队长。
日寇占领下的井陉街道。
新老汉奸换班，这当中还派别复杂，互相倾轧，任用“己亲厚友”，所有“要员”，都必须是自己人，地域性极强，以至于当地乡绅都看不下去，觉得就是三四区人当权，一二五区人遭排斥。
一番斗争后，县党部“书记长”一换王克谦，更闹成“高家政府王家党”，一窝子疯狗，每日撕咬不止。
内斗归内斗，盘剥群众，那才是根本，不如争权夺利，为了啥?
不管是高家政府，还是王家党，还是三区、四区，哪家人，他们都使劲祸害老百姓。
日寇占领下的井陉街道。
在良都村修两个炮楼即花了两千多万元，农民日日“出夫”，饿着肚子也得去。
挖护城沟时，北关河边八十多亩肥沃的菜园，除被挖毁者外，其余全不能浇种了。
三个城门堵着两个，严格限制群众出城，走五里地都困难，说是怕“通匪”。
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什么“石灰出境捐”“香面出境捐”“斗秤捐”等等，群众负担奇重。
日寇占领下的井陉煤矿。
占居民相当多数的到炭矿上“下班”做工的人，新中国成立前三个月未领到粒米和分文的工资，生活极苦。
商人更有三大苦：
一、店员被抓当兵;
二、“官面”(即官僚资本)大商店囤积居奇，从人家手里买点货自己营业，一天盈余连食用均不够。房租差款更无法筹措;
三、强迫入国民党。“商会”每次开会都强迫商人入党，蒋记副会长霍子敬每次讲“不入党啥事也不好办”，因坚决不入党而被秘密活埋的人有好几个。
百团大战中我军围攻井陉煤矿。
提起杀人，这更是井陉国民党的“拿手好戏”，大乡即有“就地正法”的杀人权，被反动派屠杀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根本无法统计。城西南郊雪花山麓黄沟几丈深的旧炭井竟被尸首填满，城内群众差不多每晚都能听到载人往黄沟杀害的汽车呜呜声。北关外乱葬坟内是另一刑场，常常一次杀六七个人共埋一坑。
由此，群众有段顺口溜，说：一手遮天的王克谦(县党部书记)，色胆通天的高庭选(县长)，万恶滔天的齐善述，掘地刨天的杨树棠，无法无天的高俊珉(公安局督察长)，手眼通天的高福民(县政府秘书)，黑地昏天的梁敬亲(商会长)，叫苦连天的老百姓。
03
压迫者倒下，受压迫者站起来!
抗战胜利后，井陉群众很快失望。
我军破袭日寇占领下的井陉煤矿。
“正统”来了，还不如不来，换汤不换药，国民党的新贵，基本都是原日伪政权的“旧贵”，他们改换门庭，就领到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新身份，继续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1947年4月，我军发动正太战役，17日井陉解放。
大多数群众没接触过我党我军，平常只能听日伪和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确实害怕。但是，在战斗中，我军战士从炮火中，多次背出来老幼，对群众财物，包括商业店铺，秋毫无犯，完全是保护的态度，让大家耳目一新。
天底下，竟然有这么好的军队?
被我军从火中解救出的日本小姑娘
“仁义军”“君子”“救命人”“青天”……被惊喜的人们当作歌颂解放军的称号。
随着秩序的稳定，人民政府救济群集街头的饥民，分发粮食。立即运来群众极缺的油盐，贱价出售，平抑物价，解大家的燃眉之急。
接着，群众翻身斗争也很快地展开了。
仅一月，城内及东、北两关即已清算奸特恶霸地主二十余户，得粮二百余大石，地三百余田，房一千余间，钱五百五十余万元，及衣物家具甚多。六百余户基本群众分得果实。
我军向群众宣传抗日政策
吃够了日伪、国民党苦头的群众，斗争积极性高涨，80%群众参加，其中妇女占半数以上。四十多岁的妇女和多年受气的“小妾”都当了清算委员会的委员。
北关一位叫贾尖小的群众，几年前被反动派抓去做“增援报国队”，下炭窑，老婆也被汉奸霸占了去。现在他当选了农会主任，分到房地，翻了身，老婆也要坚决回来和他团圆。
群众的日子好过了，购买力马上就跟着提升，合法经营的商人也跟着盼来了好日子，原来井陉商业凋敝，汉奸反动派的官僚资本压着这些合法商人一头，搞得大家活不下去，现在好了。原有的180户大小铺户，除了汉奸特务的商号被清算外，现复增至200余户开始营业。
我军解放井陉。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响遍全城，一位开明的老先生说得好：“这真是‘改天换地’，换换这个世界，受压迫的人就能过了!”
04
吃差价，还乡团为啥对群众狠?
抗战胜利后，国共都在争夺井陉。
我们的方式是发动群众搞土改，一竿子插到底，直接给基层，给群众实实在在的好处。
国民党呢?
我军解放井陉。
直接赎买原来的汉奸，给它们洗白，重新做政治背书，依托它们控制基层。
这些人怎么控制基层?简单说，就是一个字——杀!
1946年12月13日，汉奸队改编的还乡团，在大汉奸、还乡队长贾福林的带领下，突袭我解放区的长峪、金柱、吴家窑、窦王墓等村。抢走粮食、牲口和各种财物外，惨杀党员干部及群众三十人。
在长峪村的戏台上，我们被捕的同志、土改积极分子和他们的家属，都被还乡团绳捆索绑，挨个等候“处理”。贾福林不断号叫：“翻身，翻身，看你们穷小子们有什么好下场?”
我军解放井陉。
第一个遇害的是县里派下来，组织村里土改工作的县救联主席张永庆同志，被还乡团用石头活活砸死。
接着枪杀了积极分子，六十多岁的贾生科老人，贾福林觉得别人杀得不利索，他要打个样子，顺手把贾生科之孙，年仅十三(虚岁)的贾三拽上戏台，当众在肚子上猛刺两刀，又命同村同族的几个还乡团分子上来，一刀接一刀，活活刺死了孩子。
被绑的区救联主席田玉祥，看到敌人惨无人道的兽行，宁愿自己撞死也决不愿死在这群疯狗手里。于是，纵身猛跳，投入戏楼旁的一口井里。敌人立刻用手枪和手榴弹往井下乱打一顿，又逼村民用绳子套住田的脖子吊上来。
群众斗争地主。
当时玉祥同志还未断气，还乡队把她全身剥光，拉到村里游街后，乱刀刺死。
村农会主席张玉和，身染重病，奄奄一息，还乡团仍不放过，将他打死在炕上。
回家探亲的解放军战士贾德昌、税务干部杜富魁等三位同志，也被还乡队残杀。
仅此一天，敌人在长峪村采用各种手段残杀我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15人。
在金柱村，大屠杀同样在进行。
被还乡团抓捕的“不明身份者”。
翻身骨干梁克俭，被敌人拉到村十字口，乱枪打死。保管胜利果实的贫农许二海坚贞不屈，被敌人毒打而死。还有其他八名党员、土改积极分子和家属，被活埋，被乱刀砍死，被枪杀，被刺死，被用石碾盘活活碾死。
在吴家窑，农会积极分子吴金德的母亲打死。
在龙王庙前的大杨树上，绑了民兵吴二怀，还乡团抓来全村群众，逼着大家看它们怎么活剐人!
多少年后，群众还记得：从上至下，将吴的耳朵割掉，眼珠剜出，然后挑开肚子、扒出肠子。
群众为什么要踊跃支前?
在窦王墓村，民兵仇树铭、仇福昌和仇贵昌，还有我、我区干部仇凤仪，被敌人弄到村东一个小巷里一块杀死，民兵仇保成被还乡队开枪打伤后，因流血过多致死。
这就是当地历史上，著名的“上金良惨案”。
还乡团为什么屠杀群众，原先我只想到阶级层面，最近突然想到，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这就是管理层面的。
国民党在沦陷区，没有基层，更没有群众。如今他们回来了，要控制基层，掌握群众，又不想费劲做大量扎实细致乃至琐碎的工作，更不想把白花花的银子“浪费”在群众身上，更不愿意向群众让利，让群众得到好处，怎么办?
《中国土地法大纲》
只能赎买中间层的“乡贤”，也就是那些土豪劣绅，这些人在抗战前就是基层的实际控制人，鬼子来了也是如此，现在国民党来了，还得用它们。
所谓换县长，不换黄四郎，黄四郎们有什么好处?
懂的都懂，不懂的，我不好乱说，否则你们容易联想，这就不好了!
画个重点：历史不是没有给过国民党机会。
土改之后分得土地和大牲口的农民。
不但给了，而且给了两次机会，第二次机会，甚至是近乎完美地抹掉了不好记忆，完全是重新开局模式，一上来就是王炸。结果呢?国民党代表了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利益，对外投靠美帝国主义，完全走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彻底丧失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反之，我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这就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总之，不要辜负人民，谁辜负人民，谁就是“国民党”!
实现耕者有其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