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探讨化解危机的文化之道 期待第二次启蒙
危机源于美国的不道德文化

人民网记者 陈叶军

2009年11月17日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按：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国内外专家多从现象、经济或技术层面探讨。如何从深层的思想文化层面追究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探讨化解危机的文化之道？11月6-8日在北京举办的北京论坛上，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表示，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可直接追溯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然而，当今启蒙文明已被偷换概念，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美国主流文化是继承并把启蒙文化推向极端的文化，是一种不道德文化。中国文化的中庸就是道德，“通变”才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人类需要第二次文艺复兴或启蒙，东西方同舟共济，东方万物互系性之上的人文精神补正西方二元主义的人文精神，才能在思想文化层面有所突破。

　　●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可直接追溯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

　　●启蒙文明已被偷换概念，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美国意识形态文化是继承并把启蒙文化推向极端的文化，是一种不道德文化

　　●新自由主义文化是启蒙运动古典自由主义文化在八十年代的具体表现模式

　　●中庸就是道德，“通变”才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东西方同舟共济，东方万物互系性之上的人文精神补正西方二元主义的人文精神

　　作者简介：

　　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文教专家。多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美中交流和研究工作。曾从师美国比较哲学家安乐哲和新儒家成中英，获政治学硕士、哲学硕士、政治学博士。在美国、中国一流学术刊物发表诸多论文；出版英文哲学专著《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数次负责主持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组织工作；曾到美国和中国多所大学教授政治学和哲学思想比较课程。

　　田辰山为中西方比较哲学思想专家，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较和以此比较角度的政治学与文化课题研究。代表性文章为：《中国的互系性思维：“通变”》、《在解读辩证唯物主义之中的中国通变思想》、《关于儒家思想与现代科技问题》、《中国文化的自觉自信交流》等。他创立了中国“通变”式思维与西方二元对立式思维的比较理论。最新提出的理论是“儒学与后现代思潮对话：以文化互信排解文化冲突”。

　　金融危机背后的文化——

　　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可直接追溯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

　　记者：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从现象和技术上看都有其原因。您主要研究中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较和以此比较角度探讨政治学与文化领域，请从您的研究角度谈谈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

　　田辰山：我的理解，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技术层次讲得不少。到底应找到什么文化原因上去？是什么文化因素构成金融危机发生的文化土壤？追究起来其实不难。但为什么不去追究？一方面它不是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不难，所以人们不去做。温家宝先生在剑桥大学提出，它是道德问题。但是文章需要进一步做下去。

　　另外一方面是故意不去做这种联系。要把金融危机仅局限于技术问题认识，局限于经济学操作层面认识，这是一种故意做法。为什么？金融危机一经与文化联系起来，就成了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是信心危机。金融危机就是对金融的信心发生问题。从技术层次讲，对美元信任问题是金融危机克服的条件。经济学精英是通过呼吁对美元的信任来处理危机的。怎么能许可跟文化挂钩呢？跟文化挂钩，精神就崩溃了，还哪来信心。

　　所以讲金融危机最好不要讲文化。但是讲文化已经成了讲道德问题。就是说，讲金融危机源于文化因素，不管出于道理可能太简单不值得讲，还是出于有目的故意不愿意去讲，如果从良知出发，都应该讲。因为用西方话语来说，广大公众有个知情权问题。或者说，对人民群众，应该讲实话，而不应该忽悠他们。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从比较中西方文化讲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金融危机发生的表面上和技术上的原因，已谈成陈词滥调的说法，最基本的是两个，一是金融衍生产品成为有毒产品，二是政府监管不严。技术上的概念让人听起来好轻松。有毒也毕竟是产品；监管不严，今后监管严格就行了。但从文化上看，出现这种金融危机，其实完全符合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文化逻辑，是不奇怪的，是可以预测的。很多预测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正是从文化看问题的，所以也早做了准确的预测。

　　符合启蒙运动的什么基本思想逻辑呢？是两个信条：一、追求个人幸福、无限制积累私有财富，把这作为绝对原则和自由，对自由的破解则是不择手段，这些是“人权”；二、政府对这种个人行为的放任（西语是laissez-faire）乃至保护。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核心思想就是这么两条，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是最典型代表。这就是我们今天听得非常熟悉的说法：个人主义、人权、自由、追求个人幸福、无限追求私有财产是天经地义的。用西语说法，是上帝赋予个人不可剥夺的“人权”。在这里，金融危机就在文化上跟启蒙文化联系起来了。也即：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可直接追溯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那里去。
　　启蒙文明的深层危机——

　　启蒙文明已被偷换概念，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记者：由以上您的介绍，我们知道，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可直接追溯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那么，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这种启蒙文明的深层危机。

　　田辰山：可以说，金融危机反映的是英美一翼西方启蒙文化深层危机。

　　第一、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成了启蒙运动的唯一符号。一讲启蒙运动，似乎除了自由主义就没有别的东西。这是对启蒙运动的劫持或者偷换概念。启蒙运动是个复杂、丰富的思想历史运动，它包括英国自由主义，但绝不局限于此。卢梭、休谟等许多都是杰出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但都不是人们今天作为启蒙唯一符号理解的自由主义。

　　第二、启蒙运动经过了一个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所分析的辩证过程，实际已走向自己的反面。它没有使人达到摆脱教会和上帝，达到思想自由的目的，而只是经历了一个上帝角色的转换，从一个对人审判、惩罚地位的上帝变换到一个给人“自由”、“权利”对人类放任、对历来被认为不轨行为进行辩护地位的上帝。结果是，无论是“上帝”，还是作为替代上帝概念的“科学”，最后都变成服务于个人追求幸福、无限积累私有财富的手段，继续保持或构成一个新的迷信，成为一种绝对原则和普世价值。

　　第三、尤其是启蒙运动最后成为一种鼓励人类与自然冲突的思潮或曰现代主义。它使科学走到科学主义，只作为手段，给人类带来各种与生存问题相关的危机和严峻局面。再也不能让科学作为一头脱缰乱闯的野兽，科学必须作为世界观，必须有人的驾驭，必须为人类共同福祉而非为一己私利服务的工具。

　　美国主导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美国意识形态文化是继承并把启蒙文化推向极端的文化，是一种不道德文化

　　记者：对启蒙文明的传承和推广，美国做得如何？您如何看待美国文化及其推广？

　　田辰山：美国文化是继承并把启蒙文化推向极端的文化。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被写入宪法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被捍卫的价值。古典自由主义被作为启蒙运动的唯一符号，成为它向全球推行的普世价值。自由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的代号，不是它本身具有人类经验性的逻辑合理性，而是因为富有者与权力者手中有借助上帝概念的政治力量，是他们要建立由他们代言的美国为主的全球秩序。为此，他们需要推行由他们主宰秩序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李瑞智先生提到的“思想隔离”（Intellectual Apartheid）。美国文化是精心在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建立的文化。这种文化被当作软实力，在意识形态上支撑着经营了200多年，经过1945年转折的盎格鲁-美利坚全球秩序。但是今天的金融危机反映的却是中国阴阳式的通变（或曰辩证法）之道——从成功到失败的返复；任何事情走极端都将会适得其反。这种极端，就是非道德性。
　　反思新自由主义文化——

　　新自由主义文化是启蒙运动古典自由主义文化在八十年代的具体表现模式

　　记者：请问您是怎么看待新自由主义的？它与古典自由主义有什么样的关系？导致金融危机的衍生信贷产品和所谓的“政府监管不严”与新自由主义有关联吗？

　　田辰山：新自由主义文化是启蒙运动古典自由主义文化在八十年代的具体表现模式。看看新自由主义，更容易使人们意识到金融危机是在文化的哪里出的问题。新自由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危机解救理论凯恩斯主义的“修正”主义。它的核心原则是回复古典自由主义，也即追求一己之私的个人幸福、无限积累私有财产和政府放任论，实行在社会扩张私有领域和由市场机制占领社会。此外，举债消费也符合新自由主义逻辑。应该说，导致金融危机的衍生信贷产品和所谓的“政府监管不严”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文化的绝好导引。

　　寻找中华文明——

　　中庸就是道德，“通变”才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记者：当前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具有哪些内容？中华文化与此主流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如何寻找中华文明？

　　田辰山：如果说为一己之私，追求以幸福为标榜的个人私利，在此之下的无限积累一己之私财富，并为此在自由和权利口号之下的不择手段、政府放任和与此成为一套意识形态的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绝对原则和普世价值，等等这一切作为盎格鲁-美利坚政治秩序的合法意识形态是社会主流文化，成为上帝神圣化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东西，那么在中华文明之中，这些东西恰恰是会伤天害理的。

　　中华文化、文明作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是任何境况下追求的“适当关系性”，也即“仁”、“天人合一”、天道、人道、得道等等一系列的观念。为什么中国是这种文化？她来源于对世界宇宙的一种“一多不分”认识。“不分”就是天地人的浑然而一，浑然而一就是万物的不割断的联系性。而所谓“一”就是万物之间不断裂的延续。“一”就是“道”，“道”就是延续过程。中国思想始终围绕的就是一个“道”字，“道”就是中庸，中庸就是追求天事人事中的恰当关系；恰当了，就是得道了，就是道德的。

　　是基于这样一种天经地义，这样一种对世界宇宙的“一多不分”，中华文化不追求绝对真理，因为一多不分的宇宙不存在绝对真理与原则，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中国如何做事？通变！追求世界上、现实中万变的不离其“宗”。“宗”是什么？宗还是延续，还是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思维中的变不是割断，不是无本无缘意义之“新”，而是延续的新。变承载着延续，延续在变化之中。应该说，没有延续就没有变，没有变也不会有延续。中国人做的就是研究、把握变化之中的延续——《易经》的所谓通变。

　　中华文明正是秉持这种认识，注重实际运作中的“变通”，也称“应变”，也称“与时俱进”，也是所说“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中国人不按照绝对原则办事（反对任何教条），而按照实际发生的变化办事。这是大智慧。不是南辕北辙那种实用主义。而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论。这是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伟大成功的根本文化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走上了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

　　第二次文艺复兴或启蒙？——

　　东西方同舟共济，东方万物互系性之上的人文精神补正西方二元主义的人文精神

　　记者：欧洲人文主义和中国人文精神的本质思维特征是什么？如何孕育克服金融危机的新的文化土壤？

　　田辰山：欧洲人文主义是从上帝转向个人，转向欲望。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始终在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恰当关系。这也是“仁”，“仁”不仅是人的，也是天地自然的。我提出“第二次文艺复兴抑或启蒙”的思想，就是基于中西两种不同的人文理念。西方人文主义是建立在二元主义之上的，上帝和人是一对冲突。中国有的是没有上帝超绝性的、建立在万物互系性之上的人文精神，是对西方二元主义思维缺陷的补正。

　　人类需要第二次文艺复兴或启蒙理由，还在于，虽然文艺复兴与启蒙存在很大差别，但在打倒上帝、获得思想自由方面，都是夭折的。上帝没有被打到，反而被加上很多绝对原则。使得一切现代原则，都成为上帝的、变成神圣、绝对和极端的。命运是上帝连同它的替代概念——科学和真理，都遭到劫持、成为追求一己之私幸福和财富的手段。人的自由只被限定是个人的和物质的，这是上帝的悲剧，也是人的悲剧；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和启蒙都走到自己的反面。两个伟大运动的目标，由于上帝被转换角色和被赋予新的使命而夭折了。

　　从现在起，人类需要新文化复兴、新启蒙。新复兴或新启蒙，应当是具有如下特点的：

　　一、它不再是世界一隅（欧洲）的，不再是欧洲（或西方）中心的；它是人类的、全球的。

　　二、在新复兴和新启蒙中，东西方都需要向传统发掘文化的比现代性更有益于人类生存与共同福祉的因素。西方需重新开发郝大维和安乐哲说的第一问题思维（特点为联系性思维），克服现代过于极端的第二问题思维（特点为单线单向思维）。

　　三、新文化复兴和新启蒙标志西方思想一统天下的完结。东西方在精神层次相互发现(在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思维意识结构上对话)、理解和尊重。这是一种双向互动局面，它还未曾真正在历史上出现过。这个伟大时代不再是西方单一价值系统一统天下。

　　四、新文化复兴和新启蒙是从现在开始以后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包括西方后现代意识（也即包括对西方现代性批判及对传统的觉醒）、东方文明与思想文化的觉醒。全球化是客观条件，它给人类带来种种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远远超出现代性思维的能力；现代性及科学主义迷信的局限带来今天的危机。这种情况决定着必须有一种思想意识突围——第二次文艺复兴与启蒙；它是多极的、多元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