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东西并不能面对面拉来比，不可比的东西怎么比呢?我们下面通过台州学生的中西比对之先入为主和雾里看花，具体拆析整体比对之偏颇。
大而化之是中国人思维特性之一，好处是中国人心底宽不纠缠小事，坏处是看不到或忽略细节，那么碰到思维特性乃化大为小的西人，抛去的眼光便常常在人家的整体外壳上打转，几乎没有可能破壳而入，中西碰撞从误解到悲剧，若追究我们这边的责任，概由此来。而西方文化恰恰是注重细节的，“细节控制”是我们说过的“温柔的独裁”的具体操作技巧之一，看不到细节则学不到真传，只能用大而化之的整体浮面对比作贱自己。
而这种思维方式经一代代模仿接力，已变成观察叙事者的本能反应，将所有不同都拖到道德平台上作结，对究竟不同在哪里及为什么不同反倒不求甚解。比如接待台州学生的那个德国家庭住在大城市法兰克福郊区，这让想当然的他写道：
在这些发达国家，似乎总是如此：家境相对富裕的人住在乡间，因为那边安静，空气好，而那些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的人，住在城市中。中国却相反，人们拼命往城里涌，希望定居在城市。
游学七日，只到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只接触了一家人，便下“在这些发达国家，似乎总是如此”这样的断语，足见前定话语早已植入这个小脑袋，代替他观察和思考了。
除了他事先接受的各种信息——当赞誉变成笼而统之，事实已开始扭曲——名词本身也像先头部队一样抢先占领了思维制高点，像“发达国家”这个已成习惯用语、几乎无人意识到须加前缀的名词，对人们的思想田地已进行了春耕前的播种。
事实上有自我意识的上层建筑是不该让这个词泛泛覆盖的，名词的偷袭潜移默化，而应细细地加前缀，如“工业发达”、“工业先进国家”等，这并非罔顾事实，而是上层建筑通过名词的精细筛选和使用，避免民间思想的混乱，还事实以本来面目。
表面看，台州学生的观察没错，他年纪轻轻没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知道这不是中西甚至中德文化差距的问题，而是工业化进程早晚的问题，所有国家，无论什么文明文化，只要经历了资本输入、工业化、城市化这个过程，发展模式大同小异：人先大量涌进城市，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由于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大，人人想住进城里。
但随着工业化向前推进，城乡差别缩小，城市中产阶级快速膨胀，他们中的一部分因住不起城里的好房子，又不愿住城里的差房子，只能走上代人甚至上上代人相反的道路，再回农村(城郊公寓甚至远郊别墅区)。
以巴黎为例，很多人并不是不喜欢住在市内，而是要给每个孩子提供卧室，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市内已很难找到力所能及的房子，只得走。城里并非都住着经济条件不好的人，城里的好区域、面积大的房住着富人或接受了遗产的人。
九十年代以后都市房地产疯涨，中产阶级中、下层已很难购或租面积合适的房子，四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如果没有继承遗产或发财，在市内拥有自己的房子形同梦想。
中国的工业化比西方晚，西方国家已完成了中国人正在经历的工业化阶段，不可对应的历史阶段所出现的不同现象怎么能一对一地比呢?但中国正以比西方快得多的速度追上，都市房价追上的速度令人晕眩，可见学坏总比学好容易。
目前城市中产阶级上层有一部分人也开始向往乡居生活，走到这一步与文明文化无关，而需要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来推动，需要城乡差别的缩小，需要私家车的普及，田园之乐没有现代生活必备的抽水马桶、浴室、空调（解决了城市才能往农村发展），有几人乐于反朴归真？
把两个处在不同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出现的现象拿来对比，由一个尚在鹦鹉学舌阶段的学生做没什么，但把文章登在报上并由网站转载，那是中国的上层建筑脑袋出了毛病，处于非正常运转。
再看下面这段：
当我坐车到他们家时，邻居出来与他们用德语攀谈了几句，显得很开心。德国人的邻里关系似乎很融洽，而中国的城市，哪怕是一幢楼的邻居恐怕也很少彼此能够叫得上名字的，关系融洽的更是少，只能是陌生人一般地走过。相隔一幢楼，他们却可以是好朋友，做了蛋糕什么的点心也会分给邻居一些。
他们每家都有一个院子，养着花草和小动物，偶尔还会在后面一起烧烤，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后院的围栏却非常低，只有膝盖那么高，别人随便就可以进入后院。而我们住的地方，每家每户都安装着防盗门和防盗窗。
德国人的家庭是和睦的，是团结的，时不时一家人结伴出去玩，邻里家庭经常有什么聚餐派对：他们的家长并不那么关心孩子的成绩，在他们看来那只是孩子自己的问题，他们不会去插手，好差都不会在意，与中国的家长颇为不同，也许两者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思想差异比较大。
还是那句话：不可比的不要比。
西方大小城市公寓楼内邻里之间除碰面问句好再无半句多余话、更不知对方名姓的也占绝大多数，中国邻里之间也有熟到互相托管房门钥匙的，尤其在住房大规模商品化之前。
我在巴黎市内住过两处公寓楼，都是中产阶级上层的居所，很多年里邻里就是照面一句问好，彼此到搬走都是陌路人，二十年未见文章作者描述的“桃花源”。只碰到一个特例，有位邻居老太太估计在家寂寞无伴，我跟她搭了一次话，从此只要在楼里撞见，她的话匣子便再难关上，颇耽误时间，后来我得悉全楼都知道她有这个毛病而躲着她。
我住的第二处公寓最近几年连续搞了三次“邻里节”，这是法国政府近年人为组织的一个节日，一年一次，就是针对城市公寓楼邻里互不相识、形同陌路的问题采取的措施。
每年九月，楼里的住户(一般由看门人操办)每家凑几欧元的份子，买一点廉价饮料点心，在大堂或小院里(极少有大院)办一次聚会。活动时小孩最开心，因平时一座楼里的小孩也不一定来往，像我们小时邻里小孩串门结帮的现象不多。
这种九十年代新建的住宅楼体和楼层都较市中心老房子扩大，邻里人数多，流动大，互相更少交流。我们楼里办了几年就不办了，虽然组织了见面会，邻居依然还是见面一句纯礼节性的问好再无更深交往(绝对不可以问诸如工作性质、年龄、收入等问题)，当然不排除可能有几家一见投缘从此交上朋友的，但不到非同一般的朋友，上面那几类问题同样也不能聊。
中国住房大规模商品化刚进行没有多少年，从此人们根据钱袋的大小聚居，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人群聚居的缘由。
整个社会以如此惊人的速度重新洗牌，自然是一场史无前例地大混杂，不知根底的人忽然成了你的门对门，对没有经历过这种社会且尚没有建立起陌生人文化的中国人，自然是雪上加霜。
这种事情要比也要比对等情况下人家有什么而我们缺什么，比如在同样邻里陌路人的情形下，西方人保持了表面礼节，电梯或楼道里碰面问句好，尽管连你住在几层、几号都是不能问的，礼仪不是人情，须止于礼貌用语。有些人从回避的眼神就看得出撞见邻居他一点都不乐意，恨不得你最好别在他出门的时候出门，但再不乐意，嘴上也得问句好，哪怕干干的，这是从小驯化出的，而中国社会却连这一点点可以送给邻人的免费礼物也一并收起了。
我看到现在有些家长(不少还是城里有点文化的人)自己这代都缺乏驯化，对自己的小孩连叫人谢谢这样的最起码礼数都不教了。比如乘公车，小孩一般上车就飘着别人得让座的眼神，这种小孩并不是家长抱着没座不方便的婴儿，而是可以跑来跑去的，别人让了座，小孩一屁股坐下，不但让父母站着理所当然，谢都让父母代劳。这样的小孩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让人揪心。而这不是传统如此，而是随着旧文明的崩塌，传统的行为规范经数代人的丢弃，一代少于一代，最终堕落至此。
再看治安，作者还是继续犯与前无异的错误，即以特例对应常态。
西欧一些富人聚居的小区(一般是郊外或乡村小镇而不可能在市内)或偏远的民风纯朴的乡镇，治安会较全国整体好得多，作者描述的无须防盗的居所多半在这个范围内。但若比常态的话，西方国家的治安远没有中国好，我生平第一次家里被洗劫就发生在巴黎，公交上被偷也发生在巴黎，且我认识的人几乎个个有此遭遇。只要在外，脑袋里时刻得有根弦：走路包别拎在手里，乘车手机得抓牢，否则会遭强抢。
法国的银行、当街的珠宝店(除一些开在大商场或商业中心内的首饰铺)没有一家敢敞开门营业，多数都设两道门，且双门紧闭，顾客入内得按门铃，由里面摇控开门进入，进了第一道门，店员打量了你才开第二道门。银行运钞车(重型装甲车)和取钞机更是遭劫不断，经常劫匪是用重武器与警察对干。
城里每户都必须有防盗门设施，否则保险公司不予保险，只不过西方人做事既收掩又有统一规范，与中国社会各家随己愿毫无遮掩地装一个不雅观的防盗门不同，他们没有想怎么装就怎么装的自由，而是原门包铁和加铁框(为防止破不了锁的窃贼把门锯开)，不知道的人完全看不出门是防盗的，因为让人看出来有碍瞻观。
公共走道内的任何装置都不是户主个人能定的，一如沿街的窗，你若擅自装一扇牢狱似的防盗门，全楼会共讨之;若随意为窗装防盗框，因有碍市容，也绝不会被允许。但窗并不是不要求防盗，而是外有百页窗内有完备的锁插，这是保险公司为你保偷盗险的条件，就像汽车必保险一样，住房保险也是必须的。每户的窗都有铁的或厚木头的百页窗，双道保险，楼层低的或别墅楼，主人出门或过夜一般得关百页窗(文中描述的那个德国家庭没有防盗窗但多半会有百页窗，门锁也极有可能是高科技，只是作者不知装置不同但防盗功能是一样的)。同时窗户还要求必须可以锁死，无论老式的还是新式的，里面一关上，不强行破窗进不去。如果你被盗，保险公司发现窗未遭破坏，这就证明是你自己未关好窗或窗不合保险规格，被盗损失也不赔。
用什么门锁住户也无自主权，而得按保险公司的要求做，住户没权利想用什么用什么，用便宜的锁若被盗保险公司不予赔偿。而西欧这几国盗匪多而专业，与锁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住户投资锁的钱一点不敢俭省。
记得我家被盗后，警察记录在案后再无下文，原来被劫钱数不过百万警察老爷根本不立案侦察(太多了)，平民的家财是永远追不回来的。接着保险公司派人来验锁，我这才得知我们的锁已是高级货了，装一个很贵，在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最保险的，但还是被小偷找到了破锁的门道，必须换更贵更高级的。来换锁的锁匠是保险公司指定的，我们可没权利自己随街去叫;用什么锁也是规定的，价格不菲，相当于当时居民基本月工资的一半。我后来发现邻里家家有好几道锁，楼下的老太太进出一大把钥匙，门上装了一排锁。
搬了新家后，我被告知房门的锁是目前最先进的，至今未被破，新家是九十年代建的，门也是暗暗装了铁框、包了厚铁皮，比中国的防盗门要重得多。保险公司与防盗装置的商人联手吃“治安差”的饭吃得脑满肠肥。
所以台州学生指出的不足，根源并不是中国社会治安差到人人自危，而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即太多个体自由缺乏统一规范。从细节管理上看中国社会，很多问题皆缘于此。
秩序和整洁靠得不是道德批判，而是细节管束，即便承认西方社会有诸多相对于中国社会的神话，这些神话也是个体自由被归档分类其中公共行为自由被剥夺殆尽的结果，非此，走到哪里都不会有奇迹。在西方，人的公共行为一举一动都在被管束之列，上有细如牛毛的法律(社会契约)，下有民间习俗规范(心理契约)，中间还有资本(以保险公司为首)的圈划(资产契约)，几乎每个细枝末节都不让人钻空子，致使人的自利本能在细节强迫的公共大网之中难以延展。
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由建筑商统一安装百页窗及有防盗功能但看似普通的门，这样里面固若金汤外面掩人耳目，更不会给世人留下这个国家毫无安全的印象，因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偷盗率远低于西方，却由于混乱不堪的防盗装置让人以为盗贼遍野。
与西方城市门窗必设防盗装置否则家家难保不被盗(多半都有被盗经历)不同，我们是人家装我也装(很多人家从无被盗经历)，人人只管家内的美(装修不惜重金)，门外窗外怎么丑都没人管。百姓自利举世皆有，他们甚至都不是自利，而是被卷入临时形成的坏习俗而恶性循环，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上层建筑丢掉了审美权，当管理和统治者都不知何为美何为丑，就像上游水坝裂了口，下游会丑到怎么个洪水泛滥，就可想而知了。
上层丢掉了审美权，直接后果就是对下层失去了审美管理意识，须知美丽也是要独裁的。
台州学生下面那段家庭和睦、成绩好坏无所谓的比对，就更属于以偏概全的臆想范畴了。试想想这家人若是大吵小闹的一家子，怎么会被当地安排接待中国学生?
任何社会都是有组织的，都会挑出模范家庭向外展示，越“理想”的社会组织越严密，你可以赞美某个理想的“点”，但不能以“点”作“面”。“面”的问题一概而论则相当复杂，对于整体来说，所有的判断都应该是相对的，只能通过各个“点”出现的现象综合评判。
一些社会调查及很多文艺作品显示，德国社会家庭成员间是相当压抑的(纪律与规范严密)，由此生育率极低，德国育龄夫妇选择不生育的人数多于法国，人口危机处西欧之最。
西方父母与孩子间时常是一种深及灵魂的控制，远非中国父母能及，更非中式思维的人能体察。中国父母想的更多的是孩子未来的福祉（当然也有以此为自己打算的），为此不惜代价和精力投资教育、关注成绩；西方父母则更在意孩子是否能成为自己思想行为的承继者，为此注重行为驯化和思想灌输。由此西方小孩成人后与父母的关系往往两极分化，未驯化成父母思想行为复制品的孩子会一生叛逆，与父母形同陌路，甚至断绝来往;反之则与父母成为志同道合的同伴。
与之相比，中国孩子成熟后与父母关系不是向两极分化，而是往中间靠拢，很少单靠志趣维系，更少意识形态纽带，同时却能为情所动，浪子回头。
此外西方父母并非无所谓小孩成绩好坏，但的确不像中国父母那么挂心，这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
首先欧洲自古没有不分社会阶层、不分血统单凭文化考试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传统，下层子弟只有通过进入教会方可识文断字，进而摆脱卑贱命运，但代价是教士不能结婚、没有子嗣(宗教改革后有部分改变)。直到工业革命以后，传统才得以改造。
十九世纪后公共教育渐次普及(而我们的私塾早就是一种公共教育)，对科学人才的需求和公务员考试制度(比我们的科举考试晚了上千年)的建立，使得一个人靠学习成绩晋升社会阶梯成为可能。但由于传统，也由于社会阶层已处在一种固化状态(西欧工业革命以后除两次大战没有大的社会革命)，学习、考试改换人的命运的比率较之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两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一个工人或农民子弟，靠文化考试的门槛一步翻进上层建筑，以我长期观察的法国为例，机率之低可以不计，土著白人基本上是父母吃什么饭孩子吃什么饭，例外的几乎只有一些外裔移民家庭，那是因为高智商的父母移民后落入社会下层。中产阶级上层和富家子弟很少不读私校的，是这些私校本身而非成绩界定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连公立名校也多是中产阶级上层子弟进入，这些学校都座落在城市好区域内，没钱的住不进学校附近的学区房。
我认识一位收入属中产阶级上层的医生，原本住在城郊别墅(生儿育女时买下的)，孩子上学后发觉校内太多非裔阿裔，恐拖小孩后腿，不得已花大价钱挤进巴黎西郊富人区，让孩子得以择校。传统和现实都注定了在西方社会，学习和考试不是扳动社会阶层转变的主要杠杆，更不是唯一杠杆，小孩成绩好坏学校不抓（老师才不会为抓成绩加班），父母着急也没用，这与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
此外，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公共教育，是七十年代以后生活逐渐富裕、生育率大幅下降、加上受左翼思想(普世价值)影响搞“宽松教育”的结果，直到五十、六十年代都并不是“成绩好坏不在意”的。
战后经济起飞的那三十年，正是通过严格的教育（课程、学时比现在多得多，中、小学一直保留体罚），土著白人下层社会（工、农、小职员）最后一批可造之才得以挤进了中产阶级中、上层。
两个因素终结了这一上升通道，一个就是为“人”着想的“宽松教育”，几乎把生来没有上升渠道的平民子弟单凭苦学翻身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另一个是整个社会智商高的人之比率远不如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聪明才智往往不分社会阶层，早就被打散了，且时常越往下走越精明狡猾;而西方社会聪明人有规律地集中在上层，越往上走越精明狡猾。
西方这几十年“宽松教育”的结果是文科读写水平大降，法国现在一个高中生的读写水平不如五十年代一个小学生，最严重的是理工科水平下降，自产的科技人材一年比一年缺乏，幸亏还有一个补救措施：搜罗第三世界的科技人材。不光研究所有越来越多的有色面孔，连医院、学校外裔人员也不断增多，不光抢夺亚洲、南美、东欧的科技人材，连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非洲医生、工程师都一并搜罗。
然而，即便有劫才的便利，发明和创新总体水平近年也已开始下降(不要盲目相信一些“国际”组织的“客观”排名)。目前法国已有所醒悟，但教育之事放容易，收谈何容易，教育一垮就是几代人的事。
中国教育单纯围绕着高考，的确有其弊病，尤其当教育变成了只培养技能和考试技巧的工具，而忘了一国教育之最主要目的是传承自身文明（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塑造自我意识，这才是一国必须首先垒建的看不见的长城，而不仅仅是培育灵魂空空的职员、工程师，更不是像如今这样专门为外国培养无魂而有技能的移民后备军。
中国人在一百多年的救亡图存中，为了迅速获取自卫能力，也由于深受误导，以为丢掉行囊空身向前乃活下去的正道，终致丢得赤身裸体，连自我意识这最后一层皮都剥了。但我们必须慎谈教改，因为切入点有一点点偏差，就会将“改”变成“放”，而误以为“放”即“改”，是非常本能的行为，一旦形成惯性，对教育本身及国家未来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们看到一旦往深往宽扩展，整体比对就很难进行，里面掺杂了太多不能平行对比的因素。最大的不能平行对比的因素并不是我们以为的传统和文化，而是工业化的早晚，这是现代社会面目的决定因素，远远地把传统、文化抛在后面，工业化将一步步统一人类的面目。而在统一的漫长过程中，人们往往误将参差不齐全归就于文明的差异，从而祭起很多不必要的道德诉讼。在工业化不可阻挡的大浪淘沙之下，传统和文化的差异时常只在细节中显露，根本扭转不了大方向，尽管统一进程是缓慢的。因而可比的就是细节，很多东西是细节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对整体的印象。
如果整体印象经话语传递，非但不能帮助我们发现细节的差异，反而加重我们的信心流失，形成普遍的道德卑贱心理，则不如整体少比，多比比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