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我没说过把高行健放到青海去
卫群
2013年，香港《明报月刊》(第九期)、辽宁《当代作家评论》(第六期)发表刘再复的《驳顾彬》。该文说：“高行健是个典型的流亡作家，他的人生经历过多次流亡(大约有五次之多，其流亡史可写成一本很有趣的书)，这本是众所周知的鉄铸事实。未出国时，他就经历了一次著名的从首都到边陲的大逃亡。一九八三年，因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点名批判高行健，说“《车站》是建国以来最恶毒的一个戏，比‘海瑞罢官’还海瑞，应当把这个人放到青海这些地方去。”幸而，得知这一信息的剧作家苏叔阳，连夜告知高行健。在此政治压力下，高行健只好匆惶逃出北京，到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流亡，北至大雪山，南至云贵高原的深山老林。也因为有此次流亡，才产生了被马悦然教授称赞不已并译成瑞典文的《灵山》。”
2014年春节期间，不少文艺界朋友对我提到此事，并问：贺敬之说过这些话没有?
2月17日，我就这个问题专门拜访贺敬之同志。
贺敬之同志说：我对高行健没有任何成见。对于他的《绝对信号》，我曾公开发表过肯定的意见。《车站》是在《绝对信号》之后写的，1983年由北京人艺演出。当时，《文艺报》向中宣部反映说，收到不少观众和读者对《车站》的反映，这些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这个戏的思想倾向不健康，散布了一种对社会主义不信任的情绪。根据观众和读者的反映，中宣部又做了反复调研，最后我和中宣部有关领导商定：由文艺局通知北京人艺停演此戏。当时，中宣部并未提出对高行健进行组织上、行政上处理的意见。此后，一直到他去法国之前，也没有听说过他所在单位对他做出过任何处理，他的其他戏也一直在北京人艺上演。我，包括中宣部其他领导同志，都没有说过这是“最恶毒的一个戏，比‘海瑞罢官’还海瑞，应当把这个人放到青海这些地方去”的话。另外，此前此后《文艺报》、《戏剧报》发表的批评《车站》的文章，也不是中宣部部署的。记得当时还发表了曲六乙同志一篇肯定《车站》的文章。苏叔阳同志为人淳谨，我想他不会对高行健说那些根本没有的话。
我说：此事您还是向苏叔阳同志核实一下才好。贺敬之同志说：好的。
2月20日，我又一次拜访贺敬之同志。贺敬之同志说：我已和苏叔阳同志核实过，苏叔阳同志说他没有和高行健说过那些话。
(作者：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秘书处处长)
附1：
驳顾彬
刘再复
(一)给“欧洲愤青”一个必要的回应
读了《明报月刊》第八期顾彬先生的发言稿，十分愤怒。我本来对顾是“井水不犯河水”，就如2010年许子东先生把我和顾彬一起请到岭南大学中文系时，和他一起吃饭、开会，我只和他“和平共处”，但不赠书，也不走访，那时我就知道他因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心理极不平衡(他推荐的人没能得此奖)，便退避三舍，让他三分。一起吃饭时，只是沉默，避免争论。今天我所以对顾彬要“顾一顾”，乃是因为他此次得寸进尺，在香港太横行，一副让人难以忍受的殖民者姿态与腔调，甚至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比在大陆所摆的“洋教师爷”架势更咄咄逼人，完全越过做人治学的道德底线。倘若我再沉默，不仅有负于高行健、莫言这两位天才作家的贡献，也有损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
我出国已二十四年。出国后我守持《道德经》所示的“不争之德”，对于强加给我的一切歪曲、侮辱、诬蔑、诽谤、中伤，包括《求是》、《人民日报》、《文艺报》诸报刊以及海外民主激进派的攻击，我都退避三舍，不予理睬，严守价值中立与容忍态度。所以沉默，仅仅是为了心灵的平静，以保持读书研究的沉浸状态。但是，今天我决定打破二十四年的沉默，给德国人顾彬一个必要的回应。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因工作关系开始与德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有所联系，那时我和许觉民(文学所前任所长)联系的是马汉茂教授，并不知道有“顾彬”。马汉茂教授朴实，谦虚，厚道，身为社科院副院长(管外事)的钱钟书先生让我和他“合作”(特为此事写信给我)。后来马汉茂教授不幸英年早逝，我为此非常悲伤，特写了“马汉茂和他的中国情结”一文(发表于《明报》)，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此时马汉茂的名字仍在我心中闪光。而知道“顾彬”这个名字，则是前几年偶尔在网上看到消息，说有个名叫顾彬的德国人，很像“愤青”，(有人干脆称他为“欧洲愤青”)在中国当代文坛里混迹了几年，作了一个粗鄙的、绝对本质化的判断，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因为这“垃圾论”，我才知道“顾彬”。所以一见到“顾彬”，就想到“垃圾”。读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人(不是研究者)，只要不存“傲慢与偏见”，当然都会明白，这个耸人听闻的“垃圾论”乃是践踏中国当代文学的欺人太甚的独断论。我虽明白，但不屑一顾，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种“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的生存策略，其目的是想制造“一论等于一万论”之效，从而实现在东方大国“暴得大名”之功。面对“垃圾论”的空前侮辱，尚未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有所不平，是很自然的。但在《明月》第八期上，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许子东先生却为“垃圾论”辩护，说“大陆媒体只记得顾彬的垃圾论，那真是一叶障目”。“只记得”，说得好轻巧!难道“垃圾”的侮辱可以忘却可以不在乎吗?我还要提问：既然顾彬已把“垃圾”这一最脏最臭的东西倒在中国作家的头上，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呻吟一下，申辩一下，抗议一下?!被侮辱了，还替侮辱者“张目”，还怪同胞们“障目”，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咄咄怪事。子东兄辩护的理由是他还写过一本《二十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此书我读过，唯一的“特色”是对高行健信口雌黄了好几页，其余的全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写文学史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流行的学术捷径。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书写，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历史版本。聪明的顾彬也拼凑个可在大陆通行的版本。可惜与中国学人所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如陈思和、洪子诚等所著的文学史)相比，水平相去十万八千里。
读了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才更明白他为什么要推出骇人听闻的“垃圾论”：因为只凭一部只有复制性而没有艺术感觉的文学史书，很难在偌大的中国引起“轰动”，唯一的办法是制造哗众取宠的惊人之论，即写一书不如骂一通，编一“史”不如踩一脚。我要问：有这么一本唱老调子而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文学史”就可以信口雌黄侮辱中国当代文学与高行健吗?
(二)践踏两种学术的基本品格
我到过德国两次，第一次是1992应马汉茂教授之请，到鲁尔大学作讲演;另一次是2011年到纽伦堡爱尔兰根大学参加高行健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次会议，使我深为感动的是欧洲经济如此困难，德国虽好一些，但还是拨款举办这样规模的会议(除了德国学者外，还邀请十几个国家的二十七位学者)，真不简单。会下进餐时听到与会者多次缅怀马汉茂教授，却没有人提到“顾彬”二字，可以肯定，顾彬在德国远不如在中国出名，可见他的“垃圾论”还是在中国凑效了。谁能起哄，谁就能在中国的浅薄文化圈里得逞，顾彬真不愧是“中国通”。
????对于德国的学者，无论是马汉茂教授还是爱尔兰根大学的朗宓榭教授，我都非常敬重。在美国，我对西方学者也非常尊重，并悄悄向他们学习。总结二十四年的所见所学，我觉得西方的真学者(不是伪学者)有两个最基本的学术品格：一是尊重事实，不妄言妄说;二是只进入问题，不作问题之外的人身攻击和琐事炒作。关于第一点，中国本来也不差，曾国藩的治家八本，就有“立身以不妄言为本”，但近数十年来，此“本”却被上上下下的国人大打折扣。没想到顾彬也丧失此“本”，进而践踏这两项基本的学术品格，通篇讲话都是妄说妄评妄言妄语(下文我再举例说明)，更谈不上进入学术问题。谈论高行健与莫言，本可以引发许多学术问题。就说莫言吧，我说莫言的作品呈现了“酒神精神”，但中国到底有没有这种精神，就大可讨论。莫言获奖前，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就认为中国没有“酒神精神”，而他的学生刘东博士则说“有”，而且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另外，李欧梵说当今欧美小说缺少“现实幅度”与“想象视野”，而莫言恰恰具备这两项，我还补充说，莫言是现实幅度、想象视野和审美形式的“三通”。但有朋友提出质疑，认为如此界说欧美小说有些不公平。还有，莫言所接受的影响主要是来自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是来自本土蒲松龄的“狐幻现实主义”?这也可以讨论。至于高行健，可以进入的问题就更多。例如，“以人称代替人物”的小说写法，在世界小说史上是否有过先例?其戏剧所创造的非人物的人物形象(如“生死界”、“对话与反诘”中的形象)是生命存在、心理存在还是哲学存在?高行健笔下“你、我、他”内在主体三坐标与弗洛依特的“本我、自我、超我”有何区别?《山海经传》中的“原始人荒诞”与二十世纪西方戏剧中的“现代人荒诞”有何异同?《周末四重奏》中的两对主人公经历的是最苍白的生活瞬间，文学在书写没有诗意的瞬间时如何呈现审美的诗意?如果顾彬先生能进入问题或带给我们一点问题气息，那我绝对会洗耳恭听。可是，恰恰相反，顾彬的通篇发言却功夫在诗外，滔滔不绝的是他和高行健如何交往、交恶，是“金钱收入”、“版权费”、如何“没拿一分钱”等等，热衷的全在人事琐事，而非文学。对于这种连“一分钱”也耿耿于怀的小聪明，我历来没有敬意。相比之下，高行健与莫言均比他“傻”得多，“浑沌”得多。高、莫两人只醉心于文学，全然不懂“收入”算计，对人际交往很不开窍，难怪要得罪顾彬这种精细人、精明人。
(三)搬用低级的“妇姑勃谿”斗法
大陆曾有一个时期，学术文章与学术书籍也往往不进入问题。即使学术会议，也看不到“进入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题”的过程，倒是充满问题之外的“政治是否正确”、“立场是否符合主义”以及人格抹黑和人身雌黄等等，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不知在新世纪中是否还有遗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顾彬所以还能在大陆与香港文坛横行无阻，说明人们感兴趣的还是诗外功夫、学术问题外的“妇姑勃谿”。
鲁迅最讨厌把“妇姑勃谿”的婆媳吵架态度与方法搬入文坛学界。《鲁迅全集》三次(分别在第一卷、第三卷、第十一卷)嘲讽这种低级的战法斗法。“勃谿”原出自《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唐代成玄英注疏说：“勃谿，争斗也，室屋不空，则不容受，故姑妇争处，无复尊卑。”庄子和成氏的意思是说，被家中的利害和个人的情绪所支配的婆婆与媳妇争吵，最不讲理(以情绪取代理性)，一味只顾抹黑对手，压倒对方。鲁迅先生所以竭力反对把这种低级的“妇姑勃谿”搬入文坛学界，乃是他清醒地意识到，一旦文学批评也如“妇姑勃谿”，整个学界将乌烟瘴气，斯文扫地，脏水横流，也将使江湖骗子趁机而入，文化扒手借乱取利。中国有句老话：“十年媳妇熬成婆，无婆不苛”。文学批评者就像婆婆，倘若沿袭中国的婆媳斗法，就会苛刻苛求而无所不用其极，恨不得把看不上眼的作家吃掉、灭掉，至少得咬他们身上的几块肉。钱钟书先生早就对那些妄谈他作品的人说：“我是一块臭肉”。言下之意是：唯苍蝇才扑上我身。高行健太“傻”，他完全不知世道人心的险恶。他早该做点钱先生似的声明。鲁迅不愧是伟大的文学家，他深知人性的黑暗，嫉妒心的阴冷与恶毒，所以他努力保护作家，捍卫天才，不能容忍只有口水没有墨水或只有牙齿而没有学问的各种婆婆们。我所以要在此多讲几句“妇姑勃谿”，是因为目睹当下大陆与香港学术风气不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史无前例的“勃谿”之后，现在的文坛仍然有许多不学多术的语狂、夸大狂、自恋狂，甚至是泼皮、骗子、伪君子。?
(四)以妄言代替事实的精神变态
顾彬除了不知进入学术问题而热衷于“妇姑勃谿”的低级斗法之外，还有另一个致命绝症，就是不尊重事实，以妄言代替分析，以泄愤代替论证(和曾国藩所说的“以不妄言为本”正相反)。
顾彬在发言中，讲了许多“事”，但都不“实”。就我亲身经历的相关之事而言，就明白顾彬全是信口开河，肆意歪曲甚至造谣诽谤，说话极不负责任。现举四个例子。
(1)断言高行健不是“流亡作家”，说高行健“离开中国并非政治因素所致”，而是“基于对艺术事业与金钱收入的考量”。“金钱收入的考量”本是顾彬的生命密码，他居然移植强加给高行健，十分可笑。而说“非政治因素”，更是不顾事实的胡说。高行健是个典型的流亡作家，他的人生经历过多次流亡(大约有五次之多，其流亡史可写成一本很有趣的书)，这本是众所周知的鉄铸事实。未出国时，他就经历了一次著名的从首都到边陲的大逃亡。一九八三年，因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点名批判高行健，说“《车站》是建国以来最恶毒的一个戏，比‘海瑞罢官’还海瑞，应当把这个人放到青海这些地方去。”幸而，得知这一信息的剧作家苏叔阳，连夜告知高行健。在此政治压力下，高行健只好匆惶逃出北京，到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流亡，北至大雪山，南至云贵高原的深山老林。也因为有此次流亡，才产生了被马悦然教授称赞不已并译成瑞典文的《灵山》。高行健早就说：“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人，总在流亡”(《没有主义》第154页，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所以他总是高举流亡的旗帜。一九八九年 “六四”事件之后，他因宣布退党、并发表声明，又导致被开除党籍、公职和更久远的流亡。至今国内仍严禁他的作品，扼杀他的名字，封锁他的消息，连我的《高行健论》也无法出版。与顾彬横行无阻的宾客待遇完全不同。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德国人顾彬却闭着眼睛硬说高行健不是流亡作家，这种不顾基本事实的无聊歪曲与挑衅，不仅毫无根据，也毫无意义。我在这里加以驳斥，实在是浪费口舌。
(2)顾彬说德国《法兰克福报》批评《八月雪》的演出是一堆木偶戏。这也是瞎说。二〇〇五年马赛演出《八月雪》时，我正在附近的普罗旺斯大学参加高行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就近去看戏。这是台湾戏剧精英和法国马赛歌剧院的联合演出。我亲自看到法国观众一再起立，热烈鼓掌欢呼，演员谢幕达八次之多。那天晚上，我真为慧能、为高行健、为中国艺术而激动不已，彻夜不眠，并写下了一段文字。当时巴黎正在举行“中国文化年”，排斥高行健，所以此剧未能在巴黎上演。因为有此经历，所以我不相信遥远的德国《法兰克福报》会特意攻击马赛的《八月雪》演出，于是，便打电话问高行健。行健说，这就叫做“天方夜谭”。
(3)我知道高行健在德国有许多译者朋友和激赏他的学者，如鲁迪格·哥奈，他是德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是真学者、真思想者。他已出版过二十多部德国文学的论著。还有贝诺德·赖劳师德，她是德国著名的路德维克美术馆馆长和艺术评论家。他们俩人都写过高度评价高行健的文章。在爱尔兰根大学的高行健讨论会上，我又结识了深受中国学人尊敬的朗宓榭教授等真才实学的德国汉学家。高行健在德国出版了许多德文译本，完全不必借助顾彬的翻译。顾彬编造出因不翻译而交恶的离奇故事，完全是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吹嘘自我叫卖的猎取功名的生存小技巧。
(4)顾彬说“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的当代世界文学”，这更是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胡说八道。关于葛浩文教授热爱莫言、翻译《酒国》、《丰乳肥臀》的功勋，我在回答伦敦《金融时报》记者的谈话中已作了高度评价，此处不再赘述。我在科罗拉多大学亲眼看到葛浩文的辛苦耕耘，包括为了照顾读者的承受力，删除某些长篇中的个别章节。但顾彬却把“删除个别章节”蓄意夸张为葛浩文为莫言“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请注意，顾彬在这里挖空心思使用了四个大概念(概括、剪裁、整合、再书写)，每个概念所指涉的内涵全是捏造，与事实全然不符。这种“蓄意捏造”的机谋，一是借此把莫言的创造之功一概抹煞;二是借葛浩文之名而抬高自己、兜售自己、膨胀自己。顾彬因为作了点“翻译”，便把“翻译”的功能无限夸大。表面上在说葛浩文，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夸自己。这种“贪天之功为己有”的编造与胡夸真是令人目瞪口呆。顾彬还把葛浩文夸大为“第二个作者”，这种夸张的背后是机心，是权术，是挑拨离间。明眼人一听就知道他弯弯绕的是什么。我批评过当代文人的“精神浮肿病”，没想到，今天又见到这样一个典型的病例。李锐曾写过一篇散文，说诗人顾城可作为一种病例分析，那是“小顾”。我今天则发现“大顾”，觉得顾彬也可作为精神浮肿病的典型案例解剖一番。如此狂妄，如此自吹自擂，如此大胆而巧妙地膨胀事实，歪曲事实，捏造事实，这种现象实属稀罕。很值得研究。
我曾把文学评论者分为若干类，第一类靠脑子生活;第二类靠心灵生活;第三类靠鼻子生存;第四类靠牙齿生活。靠鼻子嗅，能赢得名声，靠牙齿咬人也可以赢得名声，这便构成批评界的荒诞。二十世纪西方的荒诞小说家与戏剧家，他们用“荒诞”一词来描述世界，实在太精彩。今天我们张开眼睛看看文坛学界，难道不处处可以看到荒诞戏剧吗?
(五)值得研究的“精神浮肿病”案例?
我说顾彬可以作为“精神浮肿病”的典型案例进行解剖研究，绝非戏言。因为顾彬现象包括四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1)德国出现过让中国人深深敬佩的大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等，此外，德国学者的严谨诚实态度也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德国人顾彬，为什么反而离诚实离严谨这么远，离学术这么远，好像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学术规范”。更为奇怪的是，他怎么会这么善于讲大话，怎么会这样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胡言乱语，比当下的“中国愤青”还甚(中国愤青只是幼稚，顾彬则狂而阴，阴而痞。)，这种“精神浮肿病”是怎么发生的?他属于德国当代文化的特例还是常例?他的胡夸胡说是受中国污染还是他在污染中国?(2)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国被查禁(戏剧也被禁演)、被封杀，而顾彬侮辱高行健和当代文学的言论却在中国畅通无阻(一年被大陆邀请了七次)，这是不是因为中国也普遍发生精神浮肿病和黑白颠倒而对此症熟视无睹?甚至听了他的胡夸与诽谤还会产生共鸣与快感。(3)无论是德国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都反对人身攻击，但还是常常可以看到攻击现象。而像顾彬这种对基本事实肆意歪曲甚至无中生有，却极为罕见。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倒是失去诚实，到处可见假话、谎话、大话和洋八股、土八股，不知现在是不是仍然如此。在中国的语境中，顾彬如此好讲大话、假话，是否与文化大革命有些关联?即是否与“红卫兵”作风和造反派恶习相似，这也值得研究。(4)德国最伟大的作家歌德关于人格的定义曾积极地影响中国的学人。他的人格定义不同于中国的先贤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强调的是：高尚人格一定要尊重有学问、有才华、有贡献的人。如果让我们引伸一下，便是懂得尊重贤者智者即人格高尚，不知尊重贤者智者即人格卑劣。在当下的中国，高行健、莫言就是最值得尊重的作家。高行健被剥夺了前半生，但后半生却不屈不饶，竟然在小说、戏剧、绘画、理论、诗文诸多方面取得惊人成就，其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各种语言的译本已达三百多种。其水墨画在十几个国家作过七十多次展览。其思想又是如此清醒、透彻，正是他，提供了当代世界最清醒的文学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对这种贡献卓著的文学艺术家，不知敬重反而处处污辱、诬蔑、毁谤、攻击、中伤，这不是人格卑下是什么呢?还有莫言，这么一个从贫瘠的黄土地站立起来的穷孩子，最后自己长成参天大树，写出十一部长篇小说，还有三十多部中篇，八十多篇短篇，其艺术感觉，其“想象”才华，其良心意蕴，其批判力度，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骄傲。而顾彬在会上却说他是“媚俗”，是“葛浩文所制造”。而在会下又多次对着媒体侮辱、戏弄莫言。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顾彬竟在此次讲演中用下流的语言对高、莫二人作出如此妄断：“我们应当注意到高行健和莫言的小说中，都有一个秘密的主人公，那就是女人的胸部”。顾彬对高、莫的作品，看来是大部分都没有读，所以才会杜撰出主人公是“女人的胸部”。女人的胸部，恐怕正是顾彬“犀利”的关键词，也是他本人眼睛的聚焦点。这我们不管，但他用这种色迷迷脏兮兮的语言抹黑高、莫，如此不尊重这两位举世公认的大作家，则是人格污浊的铁证。歌德真伟大，一语就击中“人格”的要点。此明镜一确立，顾彬的人格病态就一目了然了。
今天我打破二十四年的“不争”，不得不言，乃是顾彬太嚣张，他如此践踏中国的文学赤子与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竟无人吭声，不仅听之任之，而且吹之捧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既然打破沉默，我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尊严，为了高、莫这两位杰出的人类之子，我准备付出一些时间与笔墨。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一日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二〇一三年第九期、辽宁《当代作家评论》二〇一三年第六期)
附2：
为顾彬先生辩诬
李建军
一
我对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方学者，向来心存敬意，也心存疑念。在我看来，西方学者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之间的距离和隔膜，几乎是难以克服的，而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和“评奖”，也就不宜拿它太当回事。深刻地认知中国文学，准确地评价中国作家，绝非他们所能胜任的工作。
西方人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这种几乎难以超越的隔绝，首先是由文字的阻障造成的。汉语是一种深度化的语言，内在的语境关联复杂而精微，在表层的能指之下，隐含着难以明言的“暗示”，一种几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要养成对汉语的“意会”的能力，非寝馈多年，口诵心惟，从容含玩，不能至也。其次，要理解和评价中国文学，需要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心情”，有深入的了解和体认，而中国社会的性状和中国人的心理，复杂幽渺，非长期侵染其中，非有感同身受的体验，是根本无法认识和理解的。例如，素来以批判的态度研究“规训与惩罚”问题的福柯，竟然对中国的“群众专政”和“血腥暴力”，大加赞赏，认为这可以“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万象》)福柯之所以会说出如此逆天悖理的“胡话”，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对于中国，他实在太过隔膜，对于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形，也实在太过无知。而一个西方人，即使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有可能依然无法融入中国社会，依然无法真切地观察中国，依然无法把中国人看明白。鲁迅就在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中，批评赛珍珠的 《大地》 说：“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要知道，赛珍珠出生不久就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四十年，是“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的。
至于那些跟着中国的文学时尚跑的西方“汉学家”、“翻译家”、“女评委”和“诺奖评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就更加浮泛和浅薄，而他们所表达的，也不过是“一点浮面的情形”。通常，中国的媒体炒作什么，西方的译介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就关注什么，就会对什么感兴趣。从早期的《废都》《上海宝贝》，到前些年的《北京娃娃》和《狼图腾》，从试图超越现实主义而又“魂不守舍”的阎连科，到叙事方式极端恣纵、猥杂佻脱的莫言，都是西方汉学家、翻译家和大奖“评委”浮慕的对象。
在欧洲的汉学家中，顾彬无疑是一个另类。他固然也说错话，也说“大腔子话”，例如，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就曾经一边慷慨地吹捧“大陆文学”，一边随意地贬低台湾文学;例如，他在2004年第3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谈“王蒙的幽默”的文章，就有些自说自话、不着边际;例如，他在接受“德国之声”访谈的时候，就看不到中国当代作家“语言不好”的“最大的问题”，恰在于他们读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太少、太浅，而不在于“外语不好”;例如，他有时会情不自禁表现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喜欢说自己对中国文学有多大的恩德，全然不知道中国古人“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的道理;全然没有意识到，这种施恩者的沾沾自喜的良好感觉，往往会成为文学交流的隐性障碍。
然而，尽管问题不少，顾彬的优点，却也不容抹煞，例如，他的清醒的怀疑精神，自觉的批评意识，直言无忌的率真个性，德国式的做事认真不苟的态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很少跟在中国的“娱乐媒体”和属于“摇尾系统”(语出柏杨《中国人史纲》)的批评家后面，说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昏话，说让人听了脸红的好听话，而且，对那些人人皆知但并无几人敢说的问题，他也敢言无禁忌、一语道破。例如，他对《狼图腾》就没有好感，认为这部被炒得热闹一时、几乎家弦户诵的小说，如果在德国，“就会被认为是法西斯”，“这本书让中国丢脸”;例如，他绝不跟风趋时，对获了“国际大奖”的高行健与莫言，都有极其尖锐而又极为准确的批评，———正是对两位“诺奖”获奖作家的批评，给顾彬招来了敌意和诋诬。
二
那么，顾彬从高行健和莫言的身上，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和残缺呢?他又是怎样批评这两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作家”的呢?
2013年八月号的香港 《明报月刊》上，刊登了顾彬的题为 《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 演说词。这是顾彬应香港岭南大学“五四现代文学讲座”之邀而发表的讲演的录音稿(李浩荣记录)。
这篇演说词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高行健的，谈到了他与高行健的交往以及后者选择“流亡”的动机，批评了高行健的“戏剧创作与戏剧理论”，附带谈论了他的长篇小说 《灵山》;顾彬对高行健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对他的“戏剧理论”比较肯定。第二部分，谈的是“当代长篇小说中的女性问题”，认为很多当代小说家，如高行健、苏童、余华、莫言的长篇小说，都有一个毛病，就是缺乏对女性的正常态度，过于凸显女性的生理特征，忽略了对女性心理和人格的塑造; 五四时代的男作家所写的女性有灵魂，让读者同情，而九十年代的男作家写女性，则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第三部分，是关于“诺奖与翻译”的，他说，高行健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与他的译者马悦然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如果没有葛浩文，莫言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葛浩文是很好的译者，翻译时不是死死板板一字一句的译，而是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所以莫言的小说翻译成英文时，有了第二个作者;葛浩文了解中国作家，帮助他们写出了他们想写而没写的话来。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当代世界文学。第四部分，顾彬指出莫言的长篇小说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创造出现代性的长篇小说;莫言小说里没有幽默感，却有太多的仇恨，———在他的小说里，没有爱可言，没有救赎之爱，没有基督之爱，也没有儒家之爱。
顾彬所涉及的被批评者的某些深隐的行为动机，属于无法简单谈论的复杂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飞短流长，便容易妄发“原情定过”的诛心之论。但是，顾彬对许多男性作家的“女性意识”的批评，对“诺奖与翻译”问题的看法，对莫言的作品“恨意”太多而“爱意”太少的判断，都是切中肯綮的。
的确，中国当代的许多著名男性作家，都不怎么熟悉女性的心理，都对女性的内心世界缺乏深刻的了解，于是，他们常常选择站在外在的男性立场，用简单化的甚至粗俗的方式来写女性，将女性当做一个纯粹的“消费对象”，当做一个没有灵魂的“肉身”，当做证明男性的魅力和价值的“功能角色”。伟大的作家，对人性尤其是女性的丰富情感和微妙心理，有着设身处地的同情和感同身受的认识，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往往会达到极高的境界，而拙劣的作家，通常会把女人写成男性的玩物或者莫名其妙的怪物。
关于“诺奖与翻译”，顾彬的观点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单从汉语的角度看，有些中国著名作家的语言，距离“文从字顺，章妥句适”，尚且有着不近的距离，但却可以经过“翻译”的包装，一译遮百丑，获得“国际大奖”。至于，莫言小说的“恋污癖倾向”之类的问题，顾彬的分析和判断也自有道理。
三
顾彬的演讲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明报月刊》 先后发表数篇文章进行商榷，其中刘再复的《驳顾彬》(后来又以删节的形式，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上)，锋芒毕露，语气尖锐，令人惊诧莫名。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再复留给人们的温文尔雅而又披荆斩棘的良好印象，迥乎不同。
刘再复的文章，写得怒火中烧，劈头就说：“读了《明报月刊》第八期顾彬先生的发言稿，十分愤怒。”这一“愤怒”，便决定了这篇文章的性质：它不可能是一篇冷静说理的文章，而只能是宣纾情绪的泄愤之作。什么“妇姑勃谿”，什么“精神变态”，什么“自恋狂”、“泼皮”、“骗子”、“伪君子”，什么“精神浮肿病”，如此种种的诋诬之词，像嗖嗖乱飞的刀片，令人眼花缭乱。
刘再复先是给顾彬定性、戴帽子，称他为“欧洲愤青”，说他“此次得寸进尺，在香港太横行，一副让人难以忍受的殖民者姿态与腔调，甚至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比在大陆所摆的‘洋教师爷’架势更咄咄逼人，完全越过做人治学的道德底线。倘若我再沉默，不仅有负于高行健、莫言这两位天才作家的贡献，也有损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所谓“殖民者”，所谓“信口雌黄”，所谓“胡说八道”，所谓“洋教师爷”，都是缺乏理性的谩骂之词，而非尊重他人的理性的对话姿态。顾彬有时说起话来，固然有些口无遮拦，但是，他很少随意给人定性和戴帽子，很少用简单而直接的话语从道德上否定任何人。相比之下，刘再复的态度，就不仅没有“不争之德”，不仅没有“严守中立与容忍态度”，而且，有违对话的基本原则和批评的基本规范。
顾彬最长最粗最大的“辫子”，就是所谓的“垃圾”说。刘再复当然不会放过顾彬的这个“阿喀琉斯之踵”。他紧紧抓住这个“凑手”的“罪证”，对顾彬大加挞伐，说他“因为这 ‘垃圾论’，我才知道 ‘顾彬’。所以一见到‘顾彬’，就想到 ‘垃圾’。读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人(不是研究者)，只要不存 ‘傲慢与偏见’，当然都会明白，这个耸人听闻的 ‘垃圾论’ 乃是践踏中国当代文学的欺人太甚的独断论。我虽明白，但不屑一顾，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种 ‘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 的生存策略，其目的是想制造 ‘一论等于一万论’ 之效，从而实现在东方大国 ‘暴得大名’ 之功。”话语之尖酸刻薄令人咋舌。 “哗众取宠”一词反复出现，充满从动机和道德上将对方“丑化”和“污名化”的简单冲动。如果说，顾彬还仅仅只不过将“文学”作品比作“垃圾”，那么，在刘再复辛辣的讽刺修辞里，则显然有将“顾彬”这个人比作“垃圾”的嫌疑。
那么，顾彬的“垃圾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真的说过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话吗?他真的对中国当代文学下过这样一个“粗鄙的、绝对本质化的判断”吗?
其实，顾彬从来就不曾说过“中国文学”全都是“垃圾”的话。在接受“德国之声”访谈的时候，当主持人说：“还有一些其他作家的作品，比如说所谓的‘美女作家’，像棉棉啊，卫慧啊。”顾彬说：“开玩笑。这不是文学，这是垃圾。”显然，顾彬所指涉的对象，只是几个作家的作品，而不是所有中国作家的作品。然而，媒体在报道他的言论的时候，却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和歪曲的转述：“日前，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重庆晨报》)
为了澄清事实，还原真相，清华大学肖鹰教授撰写文章，批评“大众传播预先取消了个人表达的原始语境”，从而将事态扩大，将个人置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从这次‘垃圾’事件中，我们应当吸取的根本教训是，要对大众传播运动中个人表达的不安全性有清醒的自觉，对大众传播的信息要有质疑精神，如此，‘大众传播中的垃圾效应’ 就难以获得它的生存气候。”(《大众媒介扩张与个人表达安全》， 《中华读书报》)后来，顾彬在题为 《德国汉学家：从未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中华读书报》)的访谈中声明，他的确曾提到作家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但是， “我没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这句话”。
顾彬关于几位作家作品的判断，无疑过于简单和随意，但是，我们不能歪曲事实真相，将“垃圾”由特指几个人作品的一句话，扩大为指向所有人的一个事件，从而将顾彬搞成全体中国作家的“人民公敌”，搞成一个为了“暴得大名”而“践踏”中国文学“尊严”的“殖民者”。
然而，刘再复却依然抓住不真实的“垃圾论”大做文章，引申发挥，硬是虚构出了中国人被“殖民者”严重“侮辱”的可怕情境：“面对 ‘垃圾论’ 的空前侮辱，尚未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有所不平，是很自然的。但在 《明月》 第八期上，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许子东先生却为 ‘垃圾论’ 辩护，说 ‘大陆媒体只记得顾彬的垃圾论，那真是一叶障目’。‘只记得’，说得好轻巧!……难道 ‘垃圾’ 的侮辱可以忘却可以不在乎吗?我还要提问：既然顾彬已把 ‘垃圾’ 这一最脏最臭的东西倒在中国作家的头上，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呻吟一下，申辩一下，抗议一下?!被侮辱了，还替侮辱者 ‘张目’，还怪同胞们 ‘障目’，这真是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咄咄怪事。”
短短一段话里，“侮辱”一词就出现了五次。近代以来，哪个词最能刺激中国人的神经?答曰：“侮辱”。刘再复驾轻车而就熟路，一下子就找到了挑动“中国人”、“同胞们”仇恨“殖民者”的话语利器，一下子就将自己置放到“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捍卫者的崇高地位，一下子就将顾彬摆放到我们“民族”的“共同敌人”的被动位置，这样的修辞策略虽然一时有效，但最终除了满足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什么用也没有。听到一点儿批评性意见，便觉得受了“侮辱”，便一触即跳，便上纲上线、大加排击，这，实在很难说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讲，我们现在更为需要的，是表达“否定性意见”的人，而不是文过饰非的“捍卫者”。是的，只有坦率而尖锐的批评，才能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自己，才能帮助我们克服狭隘的虚荣心理。
然而，我们却害怕批评，排斥批评，尤其厌恶和排斥外国人的批评。我们对外国人，从来就有两种消极的态度：一种是见了洋人便膝盖发软的“文制台主义”，一种是见了洋人便立眉竖眼的“义和团主义”。现在，有些中国作家和批评家，见了手中握有“诺奖”投票权的评委，便一副“文制台”的媚态可掬的样子，见了顾彬这种手中没有大奖投票权、竟然还敢对中国文学发表批评意见的学者，便一副“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的英雄气概。噫!斯亦卑怯之至也矣。
四
正像我前边说过的，从语言阻隔的角度看，西方人通过翻译读到的“中国文学”，只能是一个“影子”，只能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对西方人来讲，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性”，完全决定于翻译者的汉语水平和母语水平。钱钟书就曾批评“诺奖评委”马悦然：“巴金的书被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评，有这道理吗?”(《学者举证钱钟书骂过马悦然：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 《成都商报》)就汉语水平来看，莫言的修辞能力和文体风格，不仅远未达到炉火纯青、精致高华的境界，而且其作品所存在的语法问题和修辞病象，也颇为不少。所以，顾彬说“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的当代世界文学”，并不是多么出格的话。然而，这却让刘再复大光其火，称之为“让人哭笑不得的胡说八道”。
虽然刘再复在 《驳顾彬》 中也承认，“我在科罗拉多大学亲眼看到葛浩文的辛苦耕耘，包括为了照顾读者的承受力，删除某些长篇中的个别章节”，但是，他还是要为莫言辩护，批评顾彬把“删除个别章节”蓄意夸张为葛浩文为莫言“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刘再复说：“请注意，顾彬在这里挖空心思使用了四个大概念(概括、剪裁、整合、再书写)，每个概念所指涉的内涵全是捏造，与事实全然不符。这种 ‘蓄意捏造’ 的机谋，一是借此把莫言的创造之功一概抹煞; 二是借葛浩文之名而抬高自己、兜售自己、膨胀自己。顾彬因为作了点 ‘翻译’，便把‘翻译’ 的功能无限夸大。表面上在说葛浩文，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夸自己。这种 ‘贪天之功为己有’ 的编造与胡夸真是令人目瞪口呆。顾彬还把葛浩文夸大为 ‘第二个作者’，这种夸张的背后是机心，是权术，是挑拨离间。……如此狂妄，如此自吹自擂，如此大胆而巧妙地膨胀事实，歪曲事实，捏造事实，这种现象实属稀罕。很值得研究。”其实，对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的作用，顾彬并没有“夸大”。至于从“动机”上指斥顾彬“贪天之功为己有”，说他“借葛浩文之名而抬高自己、兜售自己、膨胀自己”，就不再是理性的批评了，就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话语了，而是为刘再复自己所不屑的“信口雌黄”了。
事实上，顾彬对葛浩文的翻译的批评绝非诬枉之论。他的看法，与中国的比较文学专家研究的结果高度契合。
清华大学一位资深的比较文学专家说： “试想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和陈安娜(Anna Chen)将他(莫言)的主要作品译成优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获奖至少会延宕十年，或许他一生都有可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葛浩文的翻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用英文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而且还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使其具有美感而能打动读者。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翻译的巨大作用和功能。”(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中国翻译》)这里的“延宕十年”和“失之交臂”、“重新讲述”和“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是不是隐含着与顾彬的“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相近的判断呢?
武汉大学专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张箭飞等专家，通过对《丰乳肥臀》、《红高粱》等中英文文本的细致对读，深入研究了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改写，而得出的结论，与顾彬几乎完全相同。在《看得见的译者：葛浩文的莫言》(《粤海风》)一文里，他们用大量的事例，说明了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重新写作”，也就是顾彬所说的“概括、剪裁、整合、再书写”：
张箭飞：……我们要讨论的是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根据原文和译文判断他是否忠实于原著或是如他自称“重新写作”?
熊悦妍：我读后的感觉并不是“忠诚地搬运”，而是通过改写、删减、拆合、挪动等手法对原文进行重新写作。
周末：我也有这种感觉!葛浩文将莫言非线性叙事更多地改成了按时间顺序叙事，把美国读者不熟悉的一些我们的国情社情等转化成他们的更容易理解的美式风味。
王晓：我这个莫言的老乡，读着译文的时候，居然产生了布鲁姆说的那种感觉：同时意识到陌生的熟悉。站在山东高粱地里，闻到了美国玉米味道。
熊：段落改动的地方很多。我总结了一下，在《丰乳肥臀》中，葛浩文对段落关系共有三种处理方式：分段———就是将中文文本中的一个段落拆分为两个或者多段; 合为一段———将分属两个或多个段落的合为一段; 第三种就是调换句子或段落位置。
张：这就是葛浩文谓之的“change and rearrangement”啊。葛浩文抡起一把大斧，把莫言修剪得眉清目秀。
……
张：葛浩文处理得多自由啊!就像他自己写作。
熊：比较起来，那些分段、合段、移动算是小随便啦。葛浩文连原文的章节都来了个调换。他把《丰乳肥臀》的原文第七章的内容整体前移，成了第二章，而且还删去了第七章后的“卷外卷：拾遗补阙”。
他们的言外之意，昭然甚明：没有葛浩文，莫言的译成英语的作品，绝不会是现在这个为人所“乐见”的样子。这些专业性极强的研究成果，与顾彬的观察和判断，高度一致。有了这种专业而细致的对读，有了这些基于文本细读的结论，刘再复还要说“莫言获奖是方块字写作的胜利”吗?还要说顾彬是“歪曲事实，捏造事实”吗?难道这些纯粹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像顾彬一样，其言论的“背后是机心，是权术，是挑拨离间”吗?
我现在才理解，鲁迅为什么要选择老老实实的“硬译”，为什么要主张“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因为，将原作的风格和真貌，真实地介绍给读者，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倘若无“信”，所谓“雅”和“达”，便没有了意义，便是华丽而顺通的谎言。比较起来，葛浩文式的“偷天换日”的“改写”，实在太不严肃，太不诚实，简直近乎对外国读者的欺骗。
五
为了彻底贬低和否定顾彬，刘再复简直到了完全不顾事实的程度，简直到了他所说的“以妄言代替事实”的程度。
刘再复说：“如果顾彬先生能进入问题或带给我们一点问题气息，那我绝对会洗耳恭听。可是，恰恰相反，顾彬的通篇发言却功夫在诗外，滔滔不绝的是他和高行健如何交往、交恶，是 ‘金钱收入’、‘版权费’、如何‘没拿一分钱’等等，热衷的全在人事琐事，而非文学。对于这种连‘一分钱’也耿耿于怀的小聪明，我历来没有敬意。相比之下，高行健与莫言均比他‘傻’得多，‘浑沌’得多。高、莫两人只醉心于文学，全然不懂‘收入’算计，对人际交往很不开窍，难怪要得罪顾彬这种精细人、精明人。”
且不说顾彬是不是真的没有“带给我们一点问题气息”，单就他所谈的“人事琐事”来讲，也并不见得毫无意义，———要知道，鲁迅对自己的稿费和版税，也是要斤斤计较的，毕竟他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也要有可避风雨的住所。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看，高行健、莫言也未必就像刘再复所说的那般“纯粹”，那般“只醉心于文学，全然不懂‘收入’算计”，———事实证明，那种所谓的“高尚的人”，所谓的“纯粹的人”，所谓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人们制造出来的话语幻象而已。
刘再复不仅从人格上彻底否定顾彬，而且还将他的学术研究贬得一钱不值：“许子东辩护的理由是他还写过一本《二十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此书我读过，唯一的‘特色’是对高行健信口雌黄了好几页，其余的全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写文学史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流行的学术捷径。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书写，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历史版本。聪明的顾彬也拼凑个可在大陆通行的版本。可惜与中国学人所写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如陈思和、洪子诚等所著的文学史)相比，水平相去十万八千里。”在这里，刘再复的判断，不仅缺乏对事实最起码的尊重，而且必欲从人格上置对方于死地。什么“信口雌黄”啦、“老生常谈”啦、“聪明”啦，“拼凑”啦，简直就一堆烂污、一无是处嘛。
固然，作为一个外国人，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分析中国作家、解读中国文学，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难免有语言和文化上的隔膜。例如，一个中国人阅读茹志鹃的 《百合花》，是很少提出到底谁爱谁的问题的，因为，小说所写的两性之间朦胧的好感以及由此而起的害羞的感觉，中国人读来，都有一种特别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感觉。然而， 《百合花》 里的事象，对顾彬这样的外国人来讲，却是费解的，所以，他才会问： “问题是，这里究竟谁爱上谁?作者说，这个故事写的是没有(实现的)爱情的爱情。但是，新媳妇为什么要看上通信员呢?难道是因为已经结了婚、所以怀着其他的希望?”唉!问题固然不那么简单，但也没那么复杂;“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说不清，无须说，也无须问。
然而，顾彬的这部文学史，自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即使与某些中国著名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相比，也并没有差到“相去十万八千里”的程度，彼此相去，顶多也就三四米远吧。就我的阅读印象，一个外国学者能把中国文学史写成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比较起来，有一点倒是顾彬的文学史独擅胜场的地方，那就是，它能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上，为我们提供中国学者无法提供的判断和信息。例如，瓦格纳对中国“调查小说”的命名、高利克对巴金小说的分析、莫宜佳对 《围城》 的研究、亨德里斯克对茹志鹃的研究，都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鲜的信息，而顾彬自己对冯至与德国文学关系的梳理、对萧红小说的评价、对张贤亮和高行健的“老一套”女性观的批评、对阿城小说主题的阐释等，则包含着很有价值的学术信息，包含着很有意思的独到见解。
在这部文学史里，顾彬援引了德国学者危令敦对莫言小说的质疑，同时陈述了自己对莫言的理解和批评：“自然，这种忽而正面、忽而负面的对于党员的看法，可以看成作者为了自我保护使的巧妙招数，可是作者为什么在描述暴乱者时，不管他们是男还是女，都极其夸张地偏爱以粗俗污秽(skatologisch)为手段呢?粪便、尿和臭屁似乎就构成了中国农民。
中国总是批判欧洲对她的错误呈现，如果允许我们把这个时髦批判掉转过来，则中国当代文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即中国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是否就被‘如此’地正确呈现了出来?”针对莫言的创作，顾彬准确而尖锐地发出了自己的质疑：巧妙的平衡术，严重的恋污癖，对农民生活的并非“如此”的叙述，——如此尖锐的判断和批评，你在那些处于“十万八千里”的另一端的中国学者的文学史里，能读到吗?为了写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花了很大的精力，涉猎了很多的资料，从那份长长的《参考文献目录》，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认真不苟的治学态度。也就是说，顾彬绝不是随随便便写了这么一部文学史出来，也绝不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刘再复在《驳顾彬》里说：“西方的真学者(不是伪学者)有两个最基本的学术品格：一是尊重事实，不妄言妄说;二是只进入问题，不作问题之外的人身攻击和琐事炒作。”这应该是世界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所有学者的学术品格。那么，根据这样的学术品格，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个“尊重事实”的判断，就应该是：顾彬的这部文学史并不那么差。我们要为顾彬说句公道话，要为他辩诬。
六
为中国作家，准确地说，为两位获了“诺奖”的曾经的中国作家和现在的中国作家辩护，是刘再复《驳顾彬》的主旨。刘再复是为这两位作家获得“诺奖”费过不少心思、出过很大力气、做过不少工作的人。
刘再复说：“我曾推荐过巴金，但没有被接受，后来我推荐高行健就被接受了。我是竭力推荐我们国家的作家，我们愿意为他们摇旗呐喊，愿意当中国作家的‘神瑛侍者’，服务员而已。”(刘再复：《莫言了不起》，东方出版社)“爱国”的热情不可谓不高，“服务”的姿态不可谓不低，但给人的感觉，却并不怎么好，因为，这不仅唐突了多情宝玉，而且慢待了文学批评，对学者和批评家来讲，重要的不是廉价的热情和周到，而是冷静的分析态度和敢于质疑的勇气。
刘再复还告诉记者说：“马悦然说，高行健的确是他很喜爱的的一位作家。他开始阅读长达40万字长篇小说 《灵山》时，拿着的是高行健的一大叠手稿，后来刘再复知道了，觉得他会读得很费力，于是把稿子带回中国，打印校对好了之后，再请人转交给他翻译。”(张曦娜：《马悦然与陈文芬 结缘传统布袋戏》，联合早报网)刘再复也是莫言获得“诺奖”的重要推手。他曾经将莫言的《酒国》送给“诺奖”评委马悦然：“1992年，我到瑞典任客座教授，给马悦然送了一部《酒国》的复印本。我只有一本舍不得给他，就复印了。好几百页，在复印机旁腿都站酸了。”(《刘再复谈莫言》，《南方人物周刊》)既然“与有力焉”，当然就“与有荣焉”;既然曾经“同甘共苦”，当然就会“休戚相关”。然而，如此奉“诺奖”若神明，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讲，实在不是什么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会极大地助长中国作家心浮气躁的虚荣心，会使人们把中国文学的“光荣与梦想”，建立在并不具有资质的他者的评价上。“诺奖”评委的无视鲁迅，不接受巴金，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然而，在刘再复的观念里，似乎一个作家只要获了“诺奖”，他的文学成就便是辉煌的，不容置疑的。他容不得两位“诺奖获得者”受到哪怕一点点质疑性的批评。他对高行健和莫言的回护，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高行健获“诺奖”了，他写了一本 《论高行健状态》(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莫言获“诺奖”了，他写了一本《莫言了不起》。好听话说了八箩筐，评价高得实在有些离谱。
能力即品质，成功即德性，刘再复将“贡献卓著”的人当做“贤者”，进而将他们当做高尚的值得尊敬的人。因此，一个“贡献卓著”的人，就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就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谁若不尊重“贡献卓著”的人，谁的人格就有问题; 一个作家，只要获了一帮瑞典人颁发的“诺奖”，就是“贡献卓著”的人，就是“最值得尊重的作家”：“高尚人格一定要尊重有学问、有才华、有贡献的人。如果让我们引申一下，便是懂得尊重贤者智者即人格高尚，不知尊重贤者智者即人格卑劣。在当下的中国，高行健、莫言就是最值得尊重的作家。高行健被剥夺了前半生，但后半生却不屈不挠，竟然在小说、戏剧、绘画、理论、诗文诸多方面取得惊人成就，其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各种语言的译本已达三百多种。其水墨画在十几个国家作过七十多次展览。其思想又是如此清醒、透彻，正是他，提供了当代世界最清醒的文学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对这种贡献卓著的文学艺术家，不知敬重反而处处污辱、诬蔑、毁谤、攻击、中伤，这不是人格卑下是什么呢?还有莫言，这么一个从贫瘠的黄土地站立起来的穷孩子，最后自己长成参天大树，写出十一部长篇小说，还有三十多部中篇，八十多篇短篇，其艺术感觉，其 ‘想象’ 才华，其良心意蕴，其批判力度，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骄傲。”
刘再复此处立论的逻辑，显然是反逻辑的，是不能成立的。他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外在的成功与道德的高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人，未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而批评一个人，尤其是批评一个“贡献卓著”的人，既是人们的正当权利，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被批评者致敬的方式。这世界上不存在不能批评的人。无论多么尖锐的批评，甚至，无论多么有问题的批评，都是批评本身的问题，而不是“人格”的问题，所以，不能动辄就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对批评者的“人格”进行怀疑和否定，———这种简单化的道德定性，不仅反映着对批评本质的严重误解，而且还反映着一种极为势利的价值观，即在我们这个社会颇为流行的“拜成功教”：只要成功了，就是善的，就是伟大的、光荣的，就是“最值得尊敬”的;只要失败了，就是恶的，就是渺小的、可鄙的，就是应该唾弃的。
正像顾彬总是以鲁迅作标准来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一样，刘再复也同样把鲁迅当作自己立论的奥援。在 《驳顾彬》里，刘再复极为随意地将鲁迅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一厢情愿地将鲁迅当做自己观点的支持者：“鲁迅不愧是伟大的文学家，他深知人性的黑暗，嫉妒心的阴冷与恶毒，所以他努力保护作家，捍卫天才，不能容忍只有口水没有墨水或只有牙齿而没有学问的各种婆婆们。我所以要在此多讲几句 ‘妇姑勃谿’，是因为目睹当下大陆与香港学术风气不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史无前例的‘勃谿’ 之后，现在的文坛仍然有许多不学多术的语狂、夸大狂、自恋狂，甚至是泼皮、骗子、伪君子。”可是，别忘了，鲁迅也说过：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 鲁迅更是鼓励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真的天才，从来就不惧怕批评; 只有假“天才”，才对人家的质疑和批评又怕又恨。无论如何，请别为了两个“天才”，而限制人们批评的权利。
刘再复在《驳顾彬》的结尾部分说：“今天我打破二十四年的‘不争’，不得不言，乃是顾彬太嚣张，他如此践踏中国的文学赤子与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竟无人吭声，不仅听之任之，而且吹之捧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既然打破沉默，我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尊严，为了高、莫这两位杰出的人类之子，我准备付出一些时间与笔墨。”动辄将一个人命名为“祖国之子”或“人类之子”，实在是一种要不得的老套修辞。孟子云：“且天地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父母生养一个孩子，提携捧负，很不容易，所以，不要随便就将他派给他者做儿子，无论派给具体的组织，还是派给抽象的“人类”，都是有悖人伦天理的。
刘再复这次的“驳顾彬”，很有一些时无英雄、勉力而为的悲壮意味。然而，他实在是找错了对象。顾彬，一个势单力薄的汉学家而已，即便“太嚣张”，谅他单枪匹马，也很难“如此践踏中国的文学赤子与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刘再复倘若真有登车揽辔、澄清天下之志，那么，他应该将批评的目标，对准当代中国泛滥成灾的“消极写作”和“吹之捧之”的文学批评，就像他当年勇敢地批评姚雪垠和 《李自成》 那样，对当代中国的消极写作者和拍马的批评家，对外国的恣意妄为的翻译家和傲慢势利的“评委”们，进行严格而切实的批评。总之，面对文学领域的堆积如山的问题，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家，“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基本上都“无人吭声”，基本上都“听之任之”，完全是一副不负责、不作为的样子，———批评家对作家尤其是对著名作家的吹捧，简直到了极其无聊的程度，无论多么差的作品，我们的批评家都敢吹捧———说“高峰”者有之，说“极品”者有之，说“地震”者有之，说“伟大”者有之，而有胆有识有良心的文学批评家，则寥若晨星，难得一觌。有志于匡救文学时弊的学者和批评家，此其时也，勉旃勉旃!
钱基博先生在批评晚年林纾的时候说：“按林纾论文不薄六朝，论诗不主江西，不持宗派之见，初意未尝不是。顾晚年昵于马其昶、姚永概，遂为桐城护法，昵于陈宝箴、郑孝胥，遂助西江张目，然 ‘侈言宗派，收合徒党，流极未有不衰’，纾固明知而躬蹈之者，毋亦盛名之下，民具尔瞻，人之藉重于我，与我之所以见重于人者，固自有在，宗派不言而自立，党徒不收而自合，召闹取怒，卒丛世诟。”(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我希望，刘再复先生能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站在启蒙的立场，荡污化秽，正本清源，引领转型时代的文学风气; 我希望，他能做一个敢对逃避的、乖戾的、自恋的、做作的、巧滑的、浮靡的、龌龊的、恣睢的、阴鸷的、狂悖的、粗制滥造的文学说“不”的批评家，尖锐地提出真问题，与作家进行积极意义上的对话甚至对抗，而不要像晚年林纾昵于马、姚、陈、郑那样，先昵于高行健，再昵于莫言，将自己降低为他们的护法善神，最终以“召闹取怒，卒丛世诟”收场。
(原载《文学报》，2014年0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