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以前，本月20日，一些自称儒门中人，在北京开了一个纪念《原道》创刊20周年的座谈会，主题是讨论“习大大尊儒，儒门如何评估应对”。有人说：儒学复兴是大势，这个“势”并不是因为习近平呼吁弘扬儒学而造成的。论者引据英国保守主义者柏克的话说：“对那些以暴力革命方式建起国的国家来说，如果不能回到自身的文化传统，就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以此说明儒学复兴在中国乃必然之势。有人说：要警惕政治势力利用儒学，当代儒者应该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领导人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尊儒或者不尊儒都是根据政治的需要。也有人说，习近平实际上是法家，他是儒表法里。有人说：当代儒者要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和理论体系来构建一套政治言说，当政者你喜欢就拿去，不喜欢就拉倒，我们儒家自有立场和独立人格。有人说：儒家如果能够进到政治体制中去的话，还是应该尽量进去，这样可以起到用影响和转化政治的作用。有人说：当代儒家也应该像董仲舒当年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一样，多给习大大献计献策。有人说，我要献的最重要的一策就是，要在思想上“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一位中央党校的教授讲了这么一番话：习近平是要建构中共的第三套话语系统。第一套是毛泽东建构的“阶级斗争”话语，第二套是邓小平建构的“现代化”话语。习近平的这套话语有很大变化，就是所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要放在中华民族复兴这个基点上来解释。他也不一定认为儒学就多么好，但是要给自己做的事情一个合法性的解释。他要重构一套意识形态话语，到哪里去找资源呢?自由主义没有给他任何的理论支撑，左派也没有给他提供理论支撑，“民族复兴”话语只能到儒家中去找。
读了这篇座谈纪要，一个总的感觉是：“习大大尊儒”，儒生门自然非常兴奋，他们希望出来一个当代汉武帝，随时准备接受儒生们像董仲舒一样献上新的“天人三策”，独尊儒术，筑好思想上的夷夏之防，以实现他们“复古更化，拨乱反正，复归中华道统，施行儒家宪政”的政治抱负。但是他们又充满了疑虑，心中始终纠结着一个问题：到底是政治在利用、“招安”儒学，还是儒学在利用、引导、转化政治？还是两者互相利用？“儒学”与“政治”显然是两个相异的主体，分别以“儒门”和“习大大”为代表，二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其实他们心中更大的疑惑是：习近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真的会“尊儒”吗？他到底是儒家还是“儒表法里”的法家？你看他铁拳反腐多厉害！他的“8.19”讲话多厉害！他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儒家在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上会是一样的吗？李一氓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和孔子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以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我们无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轻易地让给孔子，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无法接受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习大大有可能接受儒家之主流孔孟、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吗？能够这样考虑问题，说明他们心里非常明白，给习大大扣上“尊儒”的帽子并非实事求是，而是以己之意强加于人。
习近平同志一年中三次尊重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态，引起了海内外人士和媒体各种不同的解读与评论。许多媒体都对中国共产党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表示理解并作出积极正面的评价，但也有一些误解甚至是有意歪曲。比如有的港台和境外媒体评论说：习近平既学西方又反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就只能向中国传统求医问药。有的说习近平尊孔是为了挽救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他的讲话掀开了“中国尊孔崇儒时代”的序幕。有的文章甚至干脆把他叫做“红色新儒家”。在国内的各种舆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新儒家的评论。他们写了不少有意曲解习近平思想的文章，主要是一厢情愿地表扬他“去马归儒”，复归中华道统，让他们看到了“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将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国家的希望。
我认为要澄清上述误解、误读和有意歪曲，需要全面理解习近平同志关于思想文化问题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在我看来，习近平同志的文化思想与我们党的前辈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又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其总的精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力图把三者有机结合、统一起来，以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把这种文化方针叫做“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习近平同志十八大以来关于思想文化问题有一系列讲话和表态,其中尤以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最为重要，最全面也最深刻。他的其它论述,包括今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侧重点或许有所相同，但基本精神与“8.19”讲话都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马魂、中体、西用”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下面我们来看他对马、中、西三“学”，三种思想文化资源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态度。
首先，“8.19”讲话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立论基础和根本出发点。他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因此，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放在首位。这些单位都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
怎样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巩固党的思想文化阵地，习近平同志也有一些旗帜鲜明、极其重要的论述。他说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核心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要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的心声统一起来。针对当前思想界十分复杂的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但是决不意味着放弃同错误思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舆论斗争。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敢于碰硬，不做态度暧昧、独善其身的开明绅士。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要增强阵地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这些话都说得语重心长，切中肯綮。
习近平同志关于思想舆论领域“三个地带”的论述，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形势和任务也很有启发。所谓“三个地带”，第一个是指由主流媒体和网上正面力量构成的红色地带，第二个是指网上和社会上的一些负面言论,包括各种敌对势力制造的舆论在内的黑色地带，第三个是处于红色地带与黑色地带之间的灰色地带。我们要巩固和拓展红色地带这个主阵地，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促使灰色地带朝着在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用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斗等方法，让黑色地带看不到他们所期望的光明前景。这就生动地体现了上述增强阵地意识的思想。每一个从事思想文化工作的人，包括那些与主旋律不一致甚至唱反调的声音，都可以客观地估量一下，你是处于什么地带，与时代的主流思潮处于一种什么关系中。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减少盲目性，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其次，“8.19”讲话首次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即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四个“讲清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我们的事业既有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根据，又在民族文化传统中有着深厚根基，是把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景逐渐变成现实的伟大事业，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四个“讲清楚”深刻说明，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格外突出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习近平同志去年“11.26”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今年“9.24”在北京纪念孔诞大会上的讲话，都对包括孔子和儒学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其中蕴藏着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的重要启示。尤其是“9.24”讲话，他如数家珍，一口气列举了十五条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共产党人是这些宝贵精神财富最全面、最积极、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它们早已溶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优秀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中，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发展这一伟大事业最重要的文化土壤和支援意识。此外，习近平还在各种场合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今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今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他又指出，我国古代提出了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重要的治国理念，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对本民族文化传统高度重视和有扬有弃、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
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每当习近平同志在以礼敬的态度讲到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时，他总是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强调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具体分析,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与在历史实践中发展着的中国文化的生命主体、创造主体、接受主体地位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辩证取舍，同时又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充实和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涵。为什么要对传统文化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9.24”讲话把道理讲得十分清楚：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对于在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思想，我们也要像马克思那样，揭露它以思想的“普遍性形式”掩盖其所维护的特殊利益的实质，而不能被其表面言辞所迷惑。习近平同志强调，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决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些都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本身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必然表现。
再次，“8.19”讲话也讲到了对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态度，主张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目的是要为我们服务，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一句话，就是“西学为用”，或者说“洋为中用”。
“8.19”讲话主要是从加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一方面讲到了“西强我弱”的形势，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他们为了“西化”、“分化”中国，总是说我们这也不好，那也不行，我们必须认真应对，加强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但是也不能因此而闭上眼睛不看世界。我们对世界的宣传报道必须客观、全面、真实，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还要加强正面宣传报道，为的是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足迹踏遍世界五大洲，他到处讲亲、诚、惠、容，到处讲文明交流互鉴，表现了当代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的气度和自信。比如今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他着重阐述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的思想：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这些理性、朴实的语言，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开放包容、平等友善、聚同化异、和而不同的文明交往观。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坐集千古之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前提条件。
学习了习近平同志以“8.19”讲话为中心的一系列思想文化论述，我认为他同我们党的前辈领袖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一样，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既不是保守主义的尊孔崇儒派,也不是激进主义的反孔批儒派,而是“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都是这种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观的积极倡导者、自觉坚持者和坚决践行者。《红旗文稿》2014年第20期辛岩的文章，用大量信实可靠的资料，系统阐明了毛泽东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应该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思想。习近平同志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可以说与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既讲充分利用也讲批判利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是批判利用，“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就是批判利用。他也一再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5月5日发表了我的一个谈话，认为在坚持“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方针这一点上，习近平同志与毛泽东等中共前辈领导人，以及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等党的重要文件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认为习近平同志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是对“马魂、中体、西用”的最好诠释。
我不敢苟同那位中央党校教授“三个话语系统”的观点。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面对的形势、任务和问题不同，当然都要讲一些新话，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论立场和奋斗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讲的基本上是同一套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而不是三套截然分割的话语体系。毛泽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就是非常典型的民族复兴话语；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就是认识逐渐深化的现代化话语，邓小平的“四化”话语正是接着毛泽东讲的。邓小平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习近平讲增强“守土有责”的阵地意识，对错误思想要敢于亮剑，不做开明绅士，就是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以后，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尖锐性复杂性的深刻认识，有强烈的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的表现。民族复兴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出生入死、参加革命的重要精神动力，他这方面的典型话语也很多。习近平同志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他对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国家治理、人的思维方式等的现代化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可以说在他的著作文章中现代化话语比比皆是。我认为把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思想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缺乏充分理据的。
我非常赞成全景、润为等同志继承和弘扬两个传统的看法，一个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一个是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传统。习近平同志2011年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题为《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除了讲要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之外，还特别强调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入了解我们伟大祖国经历的刻骨铭心磨难，我们伟大民族进行的感天动地奋斗，我们伟大人民创造的彪炳史册伟业，深刻认识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继承和发扬前辈共产党人建树的优良革命传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持续奋斗。习近平同志在参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故居，以及红色革命纪念地时的讲话，包括前不久在福建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着重论述了继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革命传统的重要意义。大陆新儒家鼓吹“复古更化”，要求回归中华道统，那个“道统”并不是多少带有人民性与科学性的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述对我们认清这个问题很有帮助。他们全盘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传统，把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救亡图存、艰苦奋斗的历史，说成是一部“亡文化”的历史、“文化歧出”的历史，说什么“国保了，‘种’保了，但是‘教’亡了，文化亡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虚无掉了近现代历史，对古代历史也只认可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种历史观和思想史观，自然难免引起较大争议。
（本文是作者2014年12月29日在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召开的“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