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在经济领域的崛起，通过弘扬传统重建文化自信成为社会性的精神需求，同时，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伦理失范、道德沦丧现象使一 些人转向“传统”去寻求根治弊端的药方：各种“国学”班、“女德”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小学生被要求背诵经典、行跪拜礼；女人被要求学习礼教纲常，遵守 三从四德；更有人长袍马褂，形同优孟衣冠，游戏傀儡。可谓榨糟粕求醇酿，做土偶祈甘霖，不仅虚费社会资源，淆乱世人视听，而且流毒深远，贻害无穷。

　 　以上各种复古论者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就是认为现代社会之所以人心惟危、世风日下，是因为割裂、违背了传统的缘故。他们把传统看作由观念、符号和制度构成 的固化结构，是独立于现实之外的恒常之物，因而认为过去的都是美好的，要改变现实的缺陷只需要回到从前。这显然是一种基于线性因果的机械论。

　 　人类社会是宇宙间最复杂的现象，多姿多彩又无限生动：既有内部原因与外部条件的相互转化，又有各种相关因素的此消彼长；既存在无法超越的客观性限定，又 存在人之意志的主观发扬；既有制度惯性带来的延滞作用，又有耦合现象产生的放大效应，我们所能看到的“结果”，往往是多种不同方向、不同层次的作用力综合 均衡的产物，认为通过“读经”、“尊道”就能“弘扬传统”，就能提升社会道德的基本面，拯救中国社会乃至人类文明，无疑是过于简单化的一厢情愿。

　 　作为人类历史性生存的原则和方式，任何文化传统都处在不断的阐释、遮蔽、再阐释和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之中，不存在凌驾于历史性之上的超越性，不存 在恒常不变的文化“精华”。传统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只有进入世界之中，获得历史的现实的内容，接受时代精神的灌注，才能获得生机从而实现其价值，否则就 只能是一些空洞的信条和有待填充的概念而已。如果远离了时代的主题，大张旗鼓地去“弘扬”传统，不仅会导致对现实真问题的消解和遮蔽，而且会导致社会性的 虚伪：从王莽的复古闹剧，到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历史已经再三证明，越是道德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沦丧得越严重。

　　传 统，作为体现着一个文化之特性的价值倾向及其表达风格，为变动不居的人类生存赋予方向和稳定感，维持着人类社会的统一和延续；作为一种外在的样式或范型， 为现实中的人们确认自我、评价事物提供现成的标准和依据，可以使人们减少决策成本并且避免创新带来的风险，为不适应变化的社会分子提供一种有所归依的安全 感。传统具有两面性：建构性与阻滞性，但在性格上天然地偏向于保守，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对现实的阻碍。当我们以“正当”的理由“弘扬”传统时，往往只是加大 了现实创新的阻力。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经过几十年筋骨撕扯的痛疼、精神分裂的挣扎，才割掉了腐朽文化的辫子，放开了狭 隘传统的小脚，其间尽管出现过矫枉过正和走向极端的情形，但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的祖辈、父辈冲决网罗的奋斗是那样艰难而悲壮，整个中华民族为创建新文化 而付出的代价是那样惨烈而沉痛，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依然在空中回响，对“传统”进行清算的任务其实刚刚开始，继往开来的使命正道远而任重，却有某些国 人热衷于在“传统”的垃圾堆里讨生活，并执意要把整个国家拖向那好不容易才摆脱出来的腐败文化的泥沼，是什么使他们如此健忘而执拗？创伤刚刚平复就忘掉了 痛疼，反而把疮痈作为鲜花欣赏，这不仅是实践中的反动，更是心智上的苍白。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不是不加区别、 不加分析地判断。所谓优秀的传统文化，毫无疑问指的是那些仍然具有弹性空间的、能够适应现实生活需求的价值理念，如“仁义”、“孝道”、“天人合一”等， 这些理念具有更加长久的生命力，经过“创造性转化”是可以容纳现实生活内容、体现时代精神取向的。比如“孝道”，在保证个体独立和自由的前提下，强调后辈 对长者的敬爱和关怀——而不是无条件的奉献与顺从，当然是合乎人情事理的。至于让幼儿园的小朋友诵读也许连他们的老师也不理解的“经典”，让我们好不容易 才获得平等权利的女同胞无条件地顺从男人的意志，毫无疑问，是道德主义的狭隘、偏执与冷漠。

　　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并不从属于固化的“传 统”。人性说到底是人类对其自我本质的确认，要过一种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与其求助于传统，还不如求助于我们直面现实的勇气与良知！综观古今中外，不论 什么时候，那些自信的、有活力的族群都不曾片面乞灵于传统，因为他们理解了自己的使命，在对现实问题的正确应答中创造了历史，从而创造了传统。我们有幸， 躬逢古老民族的伟大复兴，理应振起自作主宰的意志和激情，去接受现实的考验，担承历史的重托。我们都是祖先的后人，也都是后人的祖先，传统不在别处，就在 我们脚下，在我们向未来敞开的创造性的实践中。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