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该传递怎样的精神力量？

——兼批方方小说《软埋》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闫玉清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快三年了，人们普遍感觉到，作家们开始以热烈的姿态拥抱现实了，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自觉性也增强了，看待生活与历史的眼光更加客观了。但冷静梳理当前的创作现状，我们还是沉重地发现，总书记讲话中严厉批评的一些文艺弊端依然存在，甚至有烈火烹油之势。可见，更加深入持久地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关于文艺的一系列重要精神，还任重道远。

我们先回顾这段时间来被广泛关注的文坛几件事：一是在对人民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作家张贤亮去世后，受到众多媒体的一片赞扬。还有人在回忆文章中大放厥词，认为张贤亮一生始终处在禁欲与纵欲两个极端形态中生活，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认为是张贤亮“纯真”的人性才唤醒了无数人的人性。对人性的庸俗理解一直潜藏在文坛，这股思潮或是脱离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而孤立地表现所谓超阶级、超社会、超历史的人性；或是把人性还原为动物性与生理本能，并认为这是最有深度的人性；或是提倡一种抽象的情爱，致使性描写泛滥，私人化、隐私化写作流行。

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业的宦官为了诱取金鸟，不惜想方设法激起消费者卑鄙下流的欲念，然后让消费者主动、乖乖地从口袋里掏钱。在它的影响下，一些人将自己束缚在物欲、情欲、表现欲、支配欲等等低级趣味上，把追求感官享乐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将文学当作宣泄本能欲望的跑马场，或消解一切崇高的腐蚀剂，或猎取金钱、荣誉、地位的敲门砖。对这种磨灭意志、瓦解凝聚力，让阅读者精神世界一天天走向浅薄、空虚的思潮和伴生的作品，我们必须是毫不留情地当头棒喝，决不能让其畅通无阻，误导和贻害大众。

二是一位偏居于西南边陲的诗人雷平阳，一直在创作一些以所谓“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像《杀狗的过程》等等。但什么是真正的乡愁？那触动总书记情怀、时时挂在嘴边的乡愁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说，这乡愁是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浸润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里，浸润在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里，浸润在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里。而绝不是以乡愁为幌子，无端影射、讥谗社会。这就不是乡愁，而是污泥。

三是方方的小说《软埋》。这是新近扔进文坛的一颗臭弹。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其历史观的错乱而引起社会上的广泛批判，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传媒的深度参与而激起了正邪双方的激烈较量。在历史面前，既不需要涂脂抹粉曲意逢迎，也不允许乱泼脏水恶意污蔑。《软埋》企图以文学化想象手段重新编织历史，以文学化修辞手段重新评定历史，从而达到拆解历史、否定历史的目的。

一、《软埋》以隐喻手法解构历史、影射现实，反映了作者背离唯物史观、随意编排杜撰、误导大众认知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隐喻是一种修辞法。通常的解释是：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在《软埋》中，触发暗示作者形成隐喻的“彼类事物”是什么呢？就是作者从友人处得到的“她母亲故事”和方方自己的“家族史”的影子，由此出发，她开启了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写作机器，正如她在《后记》中说：“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指友人）经历过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从这里，我们无法得知作者所表达的“无数无数”这一概念是何等含义，难道作者住家周围上代人恰恰都是土改的对象不成？面对中国土地革命这样宏大的历史叙事，作者选择的创作入口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历史阶段被打成“地富反坏右”阶层的人生经历。作者以“现时的同情”取代了大革命年代的血与火的斗争，以心理分析法的想象功能来臆断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以虚构的人物形象来虚拟重合历史中的人物原型，从而达到随意编排杜撰历史、造成某种“纪录”历史的错觉。

二、《软埋》以象征手法篡改历史、折射现实，暴露了作者背离历史辩证法、否认历史进步、抹黑贬损现实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象征是从具体向抽象的延展。在这方面，《软埋》的叙事逻辑是：以土改之后地主阶级所遭受的“不公正”为判断依据，来反证土地革命的“恶行”；从刻意怀念民国时期地主阶层的闲适生活为情感依据，来判定民国时期地主家庭是“充满人情味”的“乡愁”之源，而将新中国象征为“地狱”，且为十八层之深。这何止是居心叵测！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性。肯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就是肯定人类自身在各自条件下改造命运的可能性，就是肯定社会历史演化的可能性。否认历史的发展规律，就会偏离解释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软埋》将女主人公丁子桃（旧日的胡黛云）在新社会的经历喻为十八层地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隐喻，而是一个刻意为之的象征。这样的象征遮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的历史岁月，遮蔽了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风卷云舒、扬眉吐气的喜悦，遮蔽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必然发展趋势。第一，对新中国革命史缺乏应有的敬畏。保持对新中国革命史的敬畏，也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敬畏，是对历史连续性的敬畏。如果一味抱着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只看到现实中的“恶与缺点”，将其诬之为“苦难的岁月”，并口诛笔伐，那显然是与历史规律相背离的。第二，创作思想、创作方法极端片面。文学作品反映历史，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而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要求。否则，只会得出以偏概全、有失公允的结论。第三，情绪化理解历史、情感化定位历史。马克思说：“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结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强调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实践才是标准，而自我意识、自我想象、自我臆造不过是由实践决定的“物质的结果”而已。《软埋》以纯粹想象的文学文本，企图质疑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正当性合法性，这已经超出一部文学作品的界限了。

三、树立为人民书写历史的创作立场，深化对文艺创作中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和批判。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在学术研究、文艺创作、舆论传播诸领域蔓延渗透。在文艺创作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的诗歌，不着边际的散文，乱发议论的杂文，胡编乱造的小说，以雷人情节博人眼球的影视剧，网络媒体各色各样的段子等等，裹挟着各种利益需求、政治诉求和“变天”欲求，通过各种传媒平台，聚啸而来，惟恐形势大好，唯恐天下不乱，虽总是铩羽而去，但往往贼心不死，动辄卷土重来。究其本质，无非就是通过虚无历史达到搞乱思想、搞乱历史、搞乱社会的目的，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常言说万变不离其宗。对此必须保持警戒之心，拿起理论的武器持之以恒加以批判。

忠于人民，让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信史”、心史。“六经，皆史也。”“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为文为艺岂可不慎？岂可乱来？撮其要，就是在文艺创作领域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树立为人民书写历史的创作立场。毛泽东同志曾言：“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于少数人。对于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反观《软埋》，哪里表现出对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的仁与义？不仅没有，有的简直就是愤怒和控诉了。所以，立场问题是关键问题，立场不正，就解决不了文艺“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就不能拆除“心”的围墙，做不到“心入”、“身入”、“情入”，就写不出令人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信史”、心史。

坚定自信，以大情怀创作属于时代的大作品。历史虚无主义渗入文艺创作，炮制了一批没有思想、没有理想、没有价值观、没有深度、没有本质、没有是非的作品，炮制了一批颠倒黑白、嘲弄崇高、诋毁现实、否定历史的作品。“艺者，道之形也。”“文之道，时为大。”站在当今时代的制高点上，有修为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和中国革命历史自信，心系民瘼，畏天悯人，以时代之大情节、大悲欢，大情感，完成真正属于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大作品。

重视批评，将其作为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重要思想阵地。文艺批评是理论武器，而不是互捧互吹的“酒器”。对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拿起批评的武器进行回击，揭其本质，暴其丑行。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不因《软埋》的作者是“作协主席”就噤声不语了，也不因其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就光唱赞歌、拔高调了。文艺批评必须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少做评功摆好之语，多做振聋发聩之论，如此才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文艺自身的进步。

（作者是红旗文稿杂志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