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历史足迹,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每一步重大举措的实施,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无一不闪烁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这都与《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阐述一脉相承的。
那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1937年7、8月间,就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硝烟战火中,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的窑洞中写下名篇巨著:《实践论》《矛盾论》。悠悠岁月,正道沧桑。80年过去了,但历史的年轮并没有磨灭《实践论》《矛盾论》的思想理论光辉。
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由衷感到“两论”作用巨大,将永放光辉。
一、“两论”作用巨大
毛泽东同志所写下的这“两论”,在我党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全党确立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南。
一是“两论”使毛泽东思想得到丰富和完善。
研读“两论”,我们会看到,“两论”绝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哲学层面上展开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因此,这种总结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是深入本质的而不是止于现象的。“两论”已经从经验上升成为理论,成为十分宝贵的理论形态,成为哲学论著。既是对革命实践的哲学总结,又是专门的哲学论著,这种两重性,正是“两论”的一大特色。而这种特色也就决定了“两论”在毛泽东思想丰富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重要作用,它既为毛泽东思想体系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又使得毛泽东思想得到丰富和完善。这是“两论”理论意义的突出体现和主要标志。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概括,主要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同盟军、革命的斗争形式和发展道路所做的深刻分析和精准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无一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武器的结果。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在百忙中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形成了新的思想。但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仅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批判,还不可能彻底克服其错误和影响,因此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对党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和清算。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重大任务。“两论”就既从哲学层面为已经初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打下坚实基础,而且也丰富完善了这一思想,还为日后继续发展这一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相继诞生。
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化三改”的任务,以及后来在总结国内外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也无一不是运用“两论”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武器的结果。由此而说,“两论”使毛泽东思想得到丰富和完善,是极为客观的。
二是“两论”使全党的党员队伍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同志的“两论”就是这样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它使全党干部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七七事变”后的时期里,红军部队陆续开赴前线。而在延安,抗大正准备办一个青年干部培训班。这批青年学生将经过3个月的短期培训,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由于哲学基础知识培训的需要,在党中央的要求下,毛泽东同志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腾出时间,比较集中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概括。就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在窑洞里用几个星期时间写成了简明扼要、意蕴深刻的哲学讲义,《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状况和历史情景中完成的。更为直接原因则如《毛泽东选集》第1卷所收入的《实践论》一文的题解所说,毛泽东写作《实践论》是基于: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矛盾论》写作的直接原因同《实践论》一样,是:“为了同一的目的”,也是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为提升党的干部的思想水平,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领导现代中国的革命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工具。也正是有了“两论”起家,正是有了这样的“工具”,使得延安党的干部经受思想洗礼,使得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大有提高, 不仅知道左、右倾机会主义是错误的而且知道错在哪里, 为什么是错误的, 从而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增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本领,“唯上”“唯书”“唯外”,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得到了根除,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抗战战略反攻中彪炳史册,也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培养大批中坚、骨干和栋梁之才。
三是“两论”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得到指导。
先说革命。抗日战争的胜利,蕴含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也包含着哲学思想的运用。其中,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就是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原理的运用,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则是抓主要矛盾学说的体现。解放战争期间的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三个阶段决策的确立,战略决战中首先从辽沈战役开始,辽沈战役中攻打长春还是攻打锦州,选择攻打锦州,都是以哲学思想为基石的毛泽东军事战略的运用。
在建设时期,从毛泽东本人所著《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156项重点项目的确定与实施,再到“大三线”建设的开展,以及“两弹一星”的研发等,无一不体现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按当时大庆人所说,那是“靠‘两论’起家”啊!
再说改革,近40年前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吹响改革开放的冲锋号,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会上所作改革开放动员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通篇都体现着“两论”中的基本观点,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而改革,先从农村开始,这正是建立在对当时中国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分析基础之上的。直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战略总布局,和此后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都浸透着鲜明的哲学思想。纵观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历史足迹,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每一步重大举措的实施,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无一不闪烁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这都与《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阐述一脉相承的。
二、“两论”永不过时
“两论”著述于80年前。斗转星移,世事沧桑。80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中国面貌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虎踞龙盘今胜昔”的变化。那么时代发展到今天,“两论”还有没有它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两论”中的某些具体材料和事例可能会过时,但它所揭示的哲学思想,所阐明的基本原理,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永远也不会过时。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要求。
一是“两论”概括的真理,真理是永远昭示着未来。
“两论”发表时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极为艰巨和十分复杂的理论创新任务。
我们党内曾长时间地存在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错误倾向。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损失;党内“唯书”、 “唯上”、“唯外”,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逻辑的思潮也十分严重。红军长征与党中央到达陕北之际,面临着寻找出路、寻找真理、寻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历史任务落到毛泽东同志的身上。他不负使命,夙夜在公、终日操劳,写下不朽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在这“两论”中,概括很多真理: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由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做好矛盾转化工作”,以及领导方法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 “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一定要抓好典型”等等。
这些都已成为至理名言,乃至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和许许多多民众中有口皆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真理一直指导着我们党的治国理政之对策与行动,规范着党的干部队伍的言行举止。因此,“两论”永远不会过时。
二是“两论”揭示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
红军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之前,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已经经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充满着重大失误的教训,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党充满着多少血和泪的痛心教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真正原因。在党的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虽在政治上表现不同,但在思想路线上有其共同点,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毛泽东同志于此时讲《实践论》和《矛盾论》,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仅限于对学员培训所用,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哲学上对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找出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找出共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他帮助全党找到了,找到了许许多多带有根本规律的东西。
这就体现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总规律;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规律;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转化规律;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次要矛盾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规律;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规律等等。
而规律,则是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之间必然、本质、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关系,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规律也即法则,法则不可违,规律不可抗。而当全党认真学习“两论”,升华对这些离不开、绕不过的规律的认识时,就会摆脱盲目走向自觉、远离糊涂更为清醒,祛除愚笨变得聪明,就会充满睿智、充满远见、充满成功。因此说,“两论”的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永远是全党的宝贵财富。
三是“两论”就像航标,航标永远照亮前程。
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掌舵看航标。回顾过往的80年,展望未来新阶段,我们会看到,“两论”就像航标一样,永远照亮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前程。
1937年7、8月间,“两论”问世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从此,中国革命摆脱了遭受挫折的阴影,走上了一条充满阳光的胜利大道。在“两论”这一“航标”的指引下,以及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全党高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旗,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这就为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两论”不仅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航标”,而且也是新时期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重视的“航标”。有了它,应用它,我们的前程就会行稳致远,走向光明未来。
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两论”在当代的发展和运用
习近平同志在其长期从政的历程中,凭籍其厚重的理论造诣,凭籍其对“两论”精神的全面把握和运用,在几十年的工作岗位上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走上总书记岗位后,运用“两论”提供的实践学说和矛盾学说,坚持哲学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现实思维、问题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洞悉中国、观察世界,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军治国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理论阐述,形成了完备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着对“两论”的坚持和运用。
《实践论》中认识以实践为基础、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不但是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不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思想理论的重要根本基础。
细细品味习近平总书记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们会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总布局各领域创新理论为支撑的治国理政新思想,以中国梦为战略目标、以“四个全面”为战略布局、以“一带一路”为战略延伸、以国家安全和强军为战略保障的治国理政新战略,无一不是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成果。
可以说,离开中国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既不可能创建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而且中国也不会有砥砺奋进五年的巨大进步和繁荣发展,更不会深受党内外、国内外如此高度好评与点赞。
比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揭示出的“本质方法论”,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中得到切切实实的体现。
他看到,党内腐败现象极其严重,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现象抓本质。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相当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忘掉初心、放弃理想。于是,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严惩腐败分子的同时,标本兼治、固本图新,持续开展关乎不忘初心、牢记远大理想、坚守信念的教育,使得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提高,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而面对极其严重的军队乱象,作为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则提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建军原则,按照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的方略,一环扣一环、一策接一策地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一个正本清源、正气充盈、革弊鼎新、重整行装、务实干事、聚力强军的政治生态,正在迅速形成:虎虎生气、堂堂正气、融融暖气布满军营。
而《矛盾论》作为中国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思想的基础。
研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会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矛盾论》所揭示的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规律;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规律等等掌握的是那样的娴熟,运用的是那样的自如。他的“中国”观、“世界”观中,他的治党治军治国战略中,他的内政外交国防谋略中,处处充满着对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的处理,又是那样的高超,无不令国人称道,让世界惊叹。
比如,它所亲自倡导的“一带一路”,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之个性,与沿线各国求发展的共性紧密结合起来,获得极为广泛的支持。
再比如,他运用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原理,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张更是获得众多国家首脑的高度认可,并得到联合国的首肯,载入多项决议之中。
毛泽东同志创立了以“两论”为核心的具有中国化、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十分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著作。陈云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
这是他终身受益的切实感受,也是老革命家对我们的殷切希望。这一教诲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进入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伟大梦想是目标,伟大事业是旗帜,伟大工程是基石,伟大斗争是精神。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四个伟大”,离不开理论的指引,离不开哲学的指导。
在纪念“两论”发表80年之际,我们一定要学习“两论”、 运用“两论”、坚持“两论”同时还应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期望,根据新的实际,总结新的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两论”。
我们有理由相信,极为重视理论、重视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学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的优势,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要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繁荣发展,更是为了思想建党的必然要求。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不折不扣贯彻落实,更好地形成生动实践,结出更多丰硕成果,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