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作家作品的？

鹿  野

　　近来，《芳华》、《风筝》与《无问西东》等文艺作品相继成为热点。笔者也就此谈了谈个人的看法，涉及到一些文艺理论问题。有些朋友赞同，也有一些朋友提出了不同意见。不过从中笔者发现不少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颇为生疏，故想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建国初期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作家作品的情况，或许能为朋友们理解当下的一些文艺现象提供一点帮助。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建国初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育非常重视。不像现在的某些专家往往是不讲理论分析，单靠个人主观阐释，可以把一篇很平庸的心灵鸡汤解释成为伟大的作品。例如，在1956年的初中文学大纲与这前后编定的教材当中，就有24课文学理论的内容，约占课文总数的15%，其中以介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作家作品的篇目为最多。因此，笔者只能择要介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

　　具体说来，当时的人们认为，分析文学作品时首先要确定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具体评价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政治性标准，一个是艺术性标准。两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

　　所谓政治性标准，就是指作品反映的政治立场。阶级社会里，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所以政治标准也可以称之为阶级标准。但是，在分析文学作品时的政治标准绝不是简单的以阶级出身进行套用，而应该把作品的具体思想内容放在第一位。

　　再进一步说，作品的具体思想内容也并不等于作者的阶级立场，不能把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简单的等同于作品的阶级立场与思想价值。事实上，不少优秀的作品是由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创作的，但是他们总是或多或少的背离了自己的阶级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

　　例如，古典文学《红楼梦》当中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完全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一边，企图“补天”的，但是书中却揭露了封建贵族家庭当中触目惊心的黑暗，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这显然背离了作者自身的创作意图与阶级立场，但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也是这部作品的价值与魅力所在。如果要是从作者的政治偏见出发把封建贵族家庭的生活写得温馨和睦，那么这部作品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在欧洲近代文学史上也存在着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像巴尔扎克和果戈里都是虽然思想反动，但是却战胜了政治偏见的优秀作家，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高度肯定。

　　同时，在分析文学作品内容时必须要把阶级性与时代性结合，不能以今非古。比如说，《水浒传》当中有一个“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章节，这显然是违背了新中国对反动分子政策的。在新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决不能路见不平就随便把人打死。那么是不是这个情节就没有价值，不能选入教材了呢?恰恰相反，因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很大一个方面就是真实的再现当时历史时期下的社会面貌。所以只有把这个情节选入，才能够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能够帮助学生了解那个时代的相关知识。

　　当然，不能以今非古仅仅是要注意不同时代的差异，并不是继续坚持过去的价值观。事实上，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时代，优秀的作品往往长期得不到承认。例如，李白和杜甫由于写了大量批判唐朝社会黑暗面的诗歌，在当时很多反动统治者并不承认他们的成就，许多诗歌选编中也不选他们的诗。至于近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更是只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标准才能够充分理解其价值。

　　但是，仅仅在政治标准上符合要求的作品未必是好作品。如果仅仅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却没有杰出的艺术表现形式，那么同样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的。

　　例如，我们说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杰出的文学作品，就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反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时代要求，更是因为其以三个实例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艺术描写，语言也很自然流畅，使人身临其境。这是绝大多数同类作品所远远不及的。假如采取八股式写法，说“我们志愿军战士是最可爱的人，理由如下：第一……，第二……，第三……”。那么看似更“严谨科学”，其实是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的。

　　评价艺术性高低的主要标准是独创性。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作品结构等方面越独特，越难以复制，艺术价值就越高。要是没有独到之处，那些能够套用某些写作公式批量生产的文艺作品，则是没有多少价值可言的。

　　比如说，鲁迅的很多作品总要在结尾说一大堆名言警句，像《故乡》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等等。这些东西看似破坏了作品的结构，其实反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难以模仿的艺术结构。国外的作家也类似，雨果的作品当中常常有大量看似与主体内容无关的风景与社会环境描写，托尔斯泰的作品当中有大量看似与主体内容无关的议论，这都是其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在。如果要是强行套用某些写作公式，把这些内容删改掉，反倒会导致他们的作品泯然众人矣。

　　运用马克思主义评价文艺作品标准看待文学史时，可以发现一些在历史上曾经很知名的一些作家作品并没有多少价值，最终被历史所淹没。比如说，中国文学史上南北朝时期到唐代初期曾经非常流行空虚无聊的宫体诗歌，古代封建士大夫的闲适散文更是贯穿了几乎整个文学史。但是这些作品在思想上严重脱离群众，在艺术上缺乏独创性，所以虽然流行，也被一些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推崇，但是实际并没有多少价值。外国文学史也一样。像在19世纪前期的俄国，普希金并不很出名，流行的是歌颂沙皇与上帝的诗歌;在19世纪中期，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人也并不很出名，流行的是攻击革命的“反虚无主义小说”。但是这些作品虽然在当时得到了高度的评价，今天已经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更是如此，绝大部分反动文人要么直接攻击革命，要么继承了古代士大夫闲适散文那种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写作手法，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作品，更没有出现曹雪芹、巴尔扎克和果戈里这样的战胜自身政治偏见的伟大作家，与鲁迅等人代表的左翼文学差距很大。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和欧洲近代文学史上能够产生曹雪芹、巴尔扎克和果戈里这样虽然政治立场反动，但是却能战胜自身的阶级偏见，写出优秀作品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很少存在这种现象?答案很简单，因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

　　在中国古代和欧洲近代，革命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几乎由反动统治阶级所垄断。在这种情况之下，个别有识之士克服自身的阶级偏见，写出一些符合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作品是比较容易的。而在中国现代，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经发展壮大，特别是文艺领域左联等左翼文学直接威胁了反动文人的生存基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政治偏见往往会充分地暴露，沦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自然就写不出好作品来了。

　　所以，进行文艺评价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既不能因为曹雪芹、巴尔扎克和果戈里等人政治立场反动就否定他们的作品的价值，也不能为了貌似公允的自我标榜，硬从一些反动文人没有多少价值的作品中发掘其并不存在的优点。

　　当然，也有一些作家的生平和思想都比较复杂。对于这种情况，评价时要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品具体分析。比如说，戴望舒在抗战爆发之前写了大量玩弄概念、空虚颓废的诗歌，但在抗战爆发以后，其思想转向进步，写了一些较好的作品。评价时应该就具体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简单肯定或否定。

　　以上就是建国初期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作家作品的大体观点。笔者个人觉得其中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至少比当前某些没有具体的标准和理论分析，单纯靠主观阐述来鼓吹“民国范”的专家强得多。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参考文献：

　　1、张毕来、蔡超尘主编,初级中学课本《文学(第二册)·作品的思想内容(文学常识九)》,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

　　2、张毕来、蔡超尘主编,初级中学课本《文学(第二册)·怎样看作品的好坏(文学常识一0)》,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

　　3、张毕来、蔡超尘主编,初级中学课本《文学(第三册)·文学作品的结构分析(文学常识一一)》,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

　　4、张毕来、蔡超尘主编,初级中学课本《文学(第三册)·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学常识一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

　　5、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册)·徐志摩、沈从文、戴望舒作品批判》,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