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张连文主演的《艳阳天》和《创业》
鹿 野
刚刚步入2019年,就得知了曾主演《艳阳天》、《创业》等红色经典电影的表演艺术家张连文因病去世的消息。值此之际,笔者想简单的谈一谈他所主演过的这两部老电影,仅供朋友们参考。
一、《艳阳天》与“脸谱化”
《艳阳天》是根据浩然在1964年到1966年陆续完成的同名小说改编。主要写的是萧长春带领北京郊区一个农村走合作化道路的事迹。这部小说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发行量极为巨大。作者浩然也因为这部小说获得了1万元的稿费,这在当时属于一笔巨款。但是他一分钱也没有留给自己,而是全部交了党费。
到70年代,这部小说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基本内容和原著小说大体相同。不过,较之张连文所饰演的萧长春而言,反面人物地主马小辫似乎给那个年代的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其家里藏着一本“变天账”,天天诅咒新中国政权。这种带着一点儿滑稽的凶狠形象几乎让每一个看过的人都难以忘怀。
不过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重写文学史”的声浪高涨,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普遍受到了质疑。尤其是把地主写得最为残酷凶狠的《艳阳天》更是受到了最多的攻击。很大一部分评论家强调,马小辫其实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形象,根本没有艺术生命力:
【浩然的小说《艳阳天》里,反面角色地主马小辫是臆造的。村里没有这样的地主。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连环画《艳阳天》里,马小辫这个人物最单薄,完全脸谱化了,像个漫画里的小丑恶鬼,没有艺术生命力。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作品中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坏人典型,于是,就只能编造了。在我看来,马小辫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形象,也是这部连环画作品的鲜明时代烙印。
与老甲再谈《艳阳天》连环画(上)_江阴网
http://www.cnjsjy.cn/centent/2013-02/25/content_106126.htm】
应该说,以马小辫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当中的反动分子形象的确是带有一定的“脸谱化”因素。但问题在于,这种“脸谱化”本身也反映了一定阶级的内在特质,属于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不信,请看一看今天那些反共公知们的主要观点,不也同样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和当年的马小辫没有多少区别吗?
何况,那些反对红色经典“脸谱化”的人们,其实自己所赞许的,甚至亲自书写的人物同样是高度“脸谱化”的。他们几乎一提到地主乡绅就歌颂,一提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攻击。较之《艳阳天》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来说,也只不过是“把好人和坏人掉了一个个儿”而已。正如获得了2018年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文学理论评论奖的《必须保卫历史》一文指出的:
【在涉及到现代中国革命与革命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时,我们会发现一种逆反的处理方式正呈现出覆盖式的趋向,比如“民国范”的怀旧、乡绅阶级的温情缅怀、对已有定论的汉奸的“同情的理解”和洗地,而另一面则是让革命领袖走下神坛,给英雄模范“祛魅”,把平权革命解释为暴行。……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历史的连续性被革命的断裂性所破坏,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革命能够推翻“三座大山”,持续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革命。
刘大先:必须保卫历史-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wx/wx_bjzm/201704/t20170418_3490057_2.shtml】
因此,笔者个人认为,“脸谱化”本身固然是不好的,但是也不能以人的个体差异来否定不同阶级之间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弄清什么倾向的“脸谱化”比一般的反对“脸谱化”更有意义。较之简单地用“脸谱化”来否定红色经典,今天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要警惕文艺界在美化民国精英与攻击新中国上的“脸谱化”倾向。
二、《创业》与“人民性”
而较之《艳阳天》来说,根据石油工人王进喜的真实事迹所原创的电影《创业》,影响力则要更胜一筹。特别是因为其受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后来又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肯定也进一步提高了其知名度。其不光是一一部艺术作品,也是那时关系到整个文艺政策和政治生活的风向标。
在《创业》当中,张连文饰演的主人公周挺杉形象极具人格魅力。特别是,片中根据铁人王进喜真实事迹塑造的周挺杉不迷信某些知识分子照搬西方专家“中国贫油论”,顶着嘲笑搞建设的不少情节,更是让很多看过的人津津乐道。今天人们提到张连文时,往往第一想到的就是其饰演的铁人王进喜(周挺杉)。
十年之前,一部同样描写王进喜进行大庆石油会战的电影——《铁人》——上映。一位著名影评人看了以后发现,其塑造的工人阶级形象和《创业》当中有着本质的不同。《创业》当中的工人是自身可以当家做主的主人翁,《铁人》中则是等待知识分子的启蒙和教育的可怜虫:
【总的来说,《铁人》中的石油工人,还是知识分子视角下或刘恒们想像中的工人,也是对他们胃口的工人:
没有文化、自私短视、囚首垢面、被人遗忘、粗野单纯、只能理解哥们义气……
——这样的工人还处于“自在”的状态,无论对精英还是对资本,他们都没有任何危险,他们在等待知识分子的启蒙和教育,也为精英展示自己的“人文关怀”或“亲民”作风预留了舞台……
周挺杉已经超越了工人阶级“自在”的状态,进入了“自为”的状态,他知道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哪里,也知道如何为实现这种根本利益去奋斗。周挺杉是精英们所无法驾驭的,相反,他处处表现出了把握自己命运的愿望和能力。】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当初那些攻击《创业》的人的指责却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创业》丑化了工人阶级的形象,颠倒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通过歪曲事实把干部华程塑造得比周挺杉更高明,没能写出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领导作用……所谓“十大罪状”也大都是这一类:
【影片中有许多戏有意用贬低周挺杉的方式来抬高华程。如周说:“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拚死拚活也要上",而华程接着说:“没有条件,刨造条件也要上",又如周说:“我们工人阶级顶天立地地站着,自力更生地建设我们的国家",而华程接着说:“团结其他劳动阶级、团结知识分子,一同艰苦奋斗"。再如。在报告文学中,写了铁人他们打了第一口井,质量较差,而铁人让大家推倒重来,但在影片中则把周挺杉写成头一个在质量问题上受到批评的对象。
河北大学中文系,文艺思想斗争史 参考资料 (1942——1977),河北大学中文系,1977年,第598页】
为什么对《创业》会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呢?最大的可能是两者所处的环境不同。当时的文艺作品强调写工农兵等普通群众,《创业》已经是写领导干部作用最多的了。而80年代以来,文艺作品转向写精英人物,工农兵等普通群众的作用几乎消失,所以即使同样主题的《铁人》也不能和《创业》相比。正如荣获2018年冯牧文学奖的著名文艺评论家李云雷所指出的,红色经典和80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人民群众的地位不同:
【无论是“官场小说”中的朱怀镜、池大为、唐小舟、侯卫东,还是“改革文学”中的乔光朴、李向南、郑子云、刘钊,都是整个社会的精英人物,他们处于社会上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上都占据优势甚至是核心优势,与他们相比,“十七年文学”中的主人公,如梁生宝、萧长春等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在“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中,他们都是被视而不见的人物,是被“改革”的对象,或者“权力斗争”的被动承受者。“十七年文学”对他们的生活及其斗争的描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在文学与政治上的表达,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政治不是“精英政治”,而是“民众政治”,因而更具“人民性”。
李云雷,《历史视野中的“官场小说”》,《躬耕》2013年第4期】
笔者个人认为,过去一些人只让写工农兵等普通群众不容许写领导干部的做法是错误的,像《创业》的处理方式就并没有超出社会主义文艺的范畴。但是现在某些文艺界的人士鄙视工农兵等普通群众的做法更不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三、红色经典的当代价值
这几天在报道张连文逝世的消息时,不少媒体往往把一个影迷“靠着从《创业》里学来的干劲”,“后来成为身价过亿的私企老板”作为了主要事例,来论证红色经典在当代仍然具有价值:
【张连文离开工作岗位后,山东淄博一位忠实影迷专程到北京求见他,看《创业》的时候他还小,因为被影片强烈感染,曾跟着流动放映队走了六七个村子追着看。后来,他成了服装厂的领导,靠着从《创业》里学来的干劲,将一个行将倒闭的厂子起死回生,后来成为身价过亿的私企老板。多年以来,他时常给员工们放映《创业》激励大家,张连文感慨电影竟有这么大的作用。
饰演铁人的张连文走了 曾因拍《创业》损伤眼睛 - 腾讯网
https://xw.qq.com/amphtml/20190106A0RX3400】
笔者对此感到一点疑惑:当年王进喜等石油工人开发大庆油田的“创业”,和今天私企老板为了自己财产的“创业”是一个性质吗?当年王进喜以“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精神进行石油会战,难道也是为了自己成为身价过亿的私企老板吗?把“激励人们成为私企老板”作为《创业》等红色经典的主要当代价值,是否真的符合其本意和初心?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提红色经典中的奋斗精神对当代私企的作用。只是个人认为,红色经典的核心还是人民性和奉献精神,其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和今天私企老板为个人的利益奋斗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今天我们讨论《创业》等红色经典的当代价值时,也应该把重点放在其对现今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奉献精神的培育上,如果把重点放在其对私企老板的激励作用上就未免有些本末倒置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贬低了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