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教授泣不成声：最不喜欢别人骂毛泽东……

秦  明

　　前不久，由80岁高龄的郭道扬教授历时8年多撰写的总计约300万字的会计发展史研究专著《中国会计通史》，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了结题鉴定会，该书即将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也是百年党史出版物。

　　“在他之前，中国会计有史无书；在他之后，史海钩沉、开山立派”——郭道扬教授是享誉世界的我国著名会计史学家，他让世界了解了东方会计，因而被世人誉为中国会计第一人。

　　2016年9月，湖北广播电视台的系列人物纪录片《荆楚社科名家》对郭道扬教授进行了专访。面对镜头，郭道扬教授谈了这样一段话：“我为什么能够从初中到高中呢？都是吃党和国家的助学金，所以说我这辈子最不喜欢别人骂共产党跟毛泽东！不允许别人骂！因为没有毛泽东、没有共产党，我怎么能够上大学？不可能的！所以我非常感动，后来我做的事都跟这有关……”

　　当说到这段话时，郭道扬教授已经是几度哽咽、泣不成声……

　　笔者大致能够理解郭道扬教授的心境，这段话既饱含着老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深切的感恩之情，其实也饱含着老人对社会上大量出现的“骂毛泽东”现象的极大愤慨。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者，郭道扬教授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笔者要感谢节目编导没有把郭道扬教授的这段“真情流露”剪辑掉，但与之同时笔者也不得不指出，这个节目的解说词，多处表现出对毛泽东时代的偏见、甚至是污蔑。

　　郭道扬1940年11月生于湖北谷城的一个小山村，解放以后，靠着人民的助学金一路读到初中；1957年，他拿到了襄樊四中的红色录取通知书。他的父亲本来不想让他继续读下去，可倔强的他坚持勤工俭学自己赚取了路费，“空着手”到了襄樊四中报名。襄樊四中也有奖学金，郭道扬靠助学金不仅能吃饱饭，置办牙膏牙刷等生活必需品，连袜子鞋子破了都能领到临时补助。

　　可以说，是新中国给了他这样的贫寒子弟受教育的机会；1960年秋天，20岁的郭道扬考入湖北大学（现在的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系贸易经济专业），1964年毕业后留校分配到商业会计教研室工作。

　　郭道扬教授的早年经历本来是一段歌颂新中国、歌颂社会主义的真实历史素材。遗憾的是，节目对郭道扬20岁之前的经历竟然直接跳过，这段经历笔者还是在网络上查找到的。节目简单讲完上大学和毕业留校的经历之后，解说词紧跟着就来了一段“转折”： “可惜好景不长，‘文革’爆发后，郭道扬成为一家校办工厂的保管员和采购员，他在基层门市部收购过鲜鸡蛋、鲜鱼，还杀过猪，通过接触活生生的财会业务，在那个读书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他竟然完成了我国第一本《食品系统的商品流转核算》讲义。”

　　这段解说词将那个时代直接扣上了“读书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的大帽子，这样的帽子常见于所谓的主流媒体，却是对真实历史的无耻篡改。毛主席的原话是“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话错了吗？至于篡改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无非是想污蔑毛泽东时代不尊重知识、迫害知识分子。

　　试问，毛泽东时代工业领域的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建立，农业领域的杂交水稻、种子改良，国防领域的两弹一星，运10大型民航客机、提取青蒿素、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等无数伟大的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尊重知识、运用知识的结果？

　　我们听听郭道扬教授自己是怎么看待自己毕业参加工作之处的这段历史的： “为这本书，我曾经到洪湖曹市杀过一头猪，因为要感受呀！半夜杀猪，天亮卖肉，减少肉的损失、损耗，第一次‘练兵’跑了很多地方，学了不少东西，都在实践中出真知。”

　　在节目编导看来，让大学教师去杀猪、卖肉就是不尊重知识、糟蹋知识分子，就是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而在郭道扬教授看来，“为这本书”要到社会实践的第一线去“感受”，通过第一次练兵学到了不少知识，“都在实践中出真知”。

　　节目组采访完郭道扬教授，节目最终却呈现了与郭道扬教授相反的意思，不知这是无知、还是故意的。

　　1975年的电影《决裂》反映了当时教育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影片讲述了解放后我党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建“共产主义大学”的光辉历程，几个泥腿子土改干部在江西那块红色的根据地用勤劳双手在毛竹、土坯房中探索新中国办学的道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社会主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社会主义觉悟，能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又红又专人材”的教育方针，江西“共大”走出一条半工半读的新式教育之路。

　　不得不说，电影《决裂》既是那个时代的现实寓言片，也是对其后几十年教育变迁的预言片。如今，充斥讲堂不正是那些大讲“马尾巴的功能”的伪教授吗？反观那个时代的郭道扬老师，从学校教研室走到生产斗争实践的一线，在实践中，向社会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写出了新中国第一本食品领域的会计教材，这是那个时代不尊重知识的体现吗？恰恰相反，郭道扬老师的这段经历反而说明那个时代人文社科领域纠正了方向，面向社会、面向劳动人民取得了丰硕成果。

　　毛泽东时代中后期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将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的人文社科下放到社会基层。“下放”这个词不大好听，以致于今天提到这个词都说是“迫害”知识分子。季羡林“下放”的“牛棚”，待遇好的不能再好——他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自己都不好意思跟农民讲自己有多少工资。郭道扬教授讲述出来的这个“下放”，才让我们认识到“下放”的真正含义和真实历史。

　　那个“十年”之后，郭道扬回到了学校。纪录片讲完郭道扬教授在这“十年”的经历，话锋一转，又来了一次“转折”：

　　1979年初，商业部准备在湖北咸宁召开会计学术会议，给了郭道扬所在的院系九个。其中八个课题早被其他老师选定，只剩下冷门的《中国会计发展史》无人问津，留给了郭道扬。郭道扬本来也不打算做这个课题，这跟自己的专业方向并不一致，但想到这个重要任务没有人愿意做，而自己能读大学靠的正是党和毛主席给的助学金，怀着感恩之情他硬是接下了这个课题。

　　做完这个冷门课题，让郭道扬一举成名、享誉国际，一门冷门课题被他做成了显学。而能够把这个冷门课题做的这么出色，除了因为郭道扬是怀着极大的责任心付出了大量心血，也得益于毛泽东时代良好的求知氛围，让郭道扬从下打下的文史功底，家境清贫的郭道扬从小爱看书，“小学读完了司马迁的《史记》，上了初中《二十四史》、《七侠五义》更是爱不释手”，他从图书馆借阅了大量史学书籍。

　　课题研究过程中，郭道扬“不顾经济的拮据、生活条件的窘迫”（这可是科学春天之后、尊重知识分子的1979年），“夜以继日地写作，凭借对史学的热爱、社会调查的实践经验、扎实的会计专业功底”（这可全是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仅用了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中国第一篇会计史论文、长达九万字的《中国会计发展史》。

　　可以说，正是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恩之情，让郭道扬这个冷门课题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成就了郭道扬——“没有毛泽东、没有共产党，我怎么能够上大学？不可能的！所以我非常感动，后来我做的事都跟这有关……”反观春天之后的大学教授们，哪个不是哪个项目钱多、前景光明就往哪个项目去钻？

　　解说词对历史的篡改，已经完全无法解释郭道扬教授为什么“最不喜欢别人骂共产党跟毛泽东”，无法解释郭道扬教授为什么会面对镜头几度哽咽。

　　放到今天，郭道扬这样的寒门子弟恐怕早就南下打工了，更何谈小学读完《史记》、初中读完《二十四史》？

　　知恩图报，勇挑重担，不允许别人骂共产党和毛主席，这说明郭道扬教授是正直、有良知的人民教授。对比郭道扬教授，那些吃着毛泽东时代的奶长大、端着党的碗，反过头来咒骂毛主席的叫兽们不觉得羞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