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矛盾论》原文本来自毛泽东1937年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1950年代毛泽东将之单独抽取出来，易名为《矛盾论》,精心修改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的修改既有篇章结构上的改动，也有理论观点上的完善和句段上的增删与润色。作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的代表作，《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吸收了自列宁以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优秀成果和中国历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做了全面论述和系统发挥，并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主观主义者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矛盾论》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矛盾论》原文本；“矛盾统一法则”；毛泽东；修改
《矛盾论》这一阐发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的杰作，以自身的特殊理论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矛盾论》作为《实践论》的姊妹篇，与《实践论》相互辉映，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重要著作。国内外学界曾经有人攻击《矛盾论》是抄袭之作，这是无知或别有用心，攻击者完全不了解《矛盾论》的撰写、修改过程，也不了解《矛盾论》曾经受到国外哲学界的高度评价。本文的目的不是澄清学界的误解，而是专门探讨毛泽东是如何在1937年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第一“矛盾统一法则”的基础上，于1950年代将其修改为《矛盾论》的，旨在还原这一文本产生与修改的历史真实过程。
01、《矛盾论》原文本的写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顺利到达陕北以后，中国革命也开始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头。这一时期，国内外诸种矛盾交错，斗争空前激烈。面对发展、变化了的新形势，为使被严重削弱的革命力量重新壮大起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首先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党的建设，重点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力求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用创造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在这之前，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已从军事上及政治上总结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最后失败的经验教训，并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及革命战争等诸多重大理论问题。然而，限于军事形势的紧迫和历史条件的限制，王明“左”倾路线的思想理论根源——主观主义却没有受到认真的批判。这种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它在党内的流毒和影响仍严重地存在。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全党由于实践经验和理论素养的不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缺乏自觉的认识，这使一部分同志产生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和具体实践经验，只是“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机械搬用俄国革命的经验，结果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党内一些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同志，长期拘守自身的片面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全局，使得他们的工作带有较大的盲目性。这种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一样，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从思想路线上彻底清算王明等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这种教条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经验主义，从哲学高度升华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来武装全党广大干部，帮助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学会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各种矛盾的科学方法，以担负起即将到来的伟大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为此，毛泽东专门给中国人民抗日军事大学学员讲授哲学，还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矛盾统一法则”即后来的《矛盾论》原文本是讲授提纲中的重要章节。它与《实践论》一样，都是适应中国革命实践发展需要的必然理论产物。正如毛泽东在1960年论及“理论与政治的关系及如何创新”的理论时所说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
从主体方面看，“矛盾统一法则”的写成也是毛泽东发奋读书、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红军到达陕北并以延安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已有可能抽出时间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各类哲学著作。为了给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讲授哲学做准备而写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之时，除了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外，毛泽东还研读了一批苏联及中国的哲学教科书，写下了大量的批注。毛泽东对这些哲学教科书的研读和批注，形成了他撰写包括“两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最初思想资料。通过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毛泽东创造出了反映当时时代最高水平的哲学作品。
与《实践论》一样，《矛盾论》虽然也是从哲学上反对危害中国革命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别是批判王明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果说《实践论》偏重于批判教条主义者对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关系的割裂，那么《矛盾论》则重在批判教条主义者对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以及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的割裂。
我们从《毛泽东选集》中读到的《矛盾论》，是毛泽东于1950年代精心修改过的，而且是他从1937年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单独抽取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适应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提高理论水平的需要，毛泽东决定重新发表“两论”，他对“两论”进行了认真修改，而后发表于《人民日报》，之后又将其收编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对《矛盾论》进行修改，表明了他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也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从《矛盾论》1937年问世到1951年至1952年修改并重新发表，经过了15年以上的时间，在此期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经验更丰富了，理论知识更丰富了，思想也更成熟了。毛泽东把自己新的认识，更成熟的思想、理论、观点增补入著作，并将文字处理得更加严谨，结构更完整，观点更鲜明。修改后发表的《矛盾论》较好地反映了毛泽东在1950年代初哲学思维的成熟，给人们奉献了上好的精神食粮。这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满足了全党全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哲学的需要，也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方法。
02、《矛盾论》的修改
毛泽东修改《矛盾论》所花费的时间比修改《实践论》花费的时间要多很多。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本来拟将《矛盾论》与《实践论》一起收录于第一卷，但毛泽东在临出第一卷时对其修改稿仍不满意，故未收入。1951年3月8日，毛泽东专就《矛盾论》的修改事宜致信陈伯达和田家英，信中说道：“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信中还说：“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收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经过作者的精心修改，《矛盾论》于1952年4月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而后还作为首篇文章，收入至同年4月10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泽东对《矛盾论》修改的程度要比《实践论》大得多。《矛盾论》原文共有7节，135个自然段，23774个字符，修改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正文共7节、字符计有23255个，另增写了题解字符114个，注释字符1497个，总计字符24866个。修改时，毛泽东大约将原文删除、修改了6000余个字符，增加了7000余个字符。收入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时，《矛盾论》的结构未变，总共7节，111个自然段，总字符数为24705个，其中包括题解字符103个，注释字符1362个。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中，《矛盾论》总字符数26660个，主要是注释从25条增加到37条，故字符已增加到3320个。与《实践论》一样，毛泽东对《矛盾论》既有篇章结构上的改动，也有理论观点上的完善和字句上的增删与润色。两相比较，毛泽东修改后的定稿本比原文本在质量上有大的提高。本文试图对照1937年的原文本与1952年的修改定稿本，来说明毛泽东是怎样具体修改的。当然，由于毛泽东对文章字句的修饰使得行文更流畅的情形见之整个篇幅中，难以一一列举出来，本文只能择要说明。
（一）文章标题及结构的改动
第一，文章标题做了修改。《矛盾论》原标题为“矛盾统一法则”，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唯物辩证法中的一节（也是撰写和讲授了的唯一一节），这样标题与其讲授提纲的总体意图是一致的，也与毛泽东打算展开讲授唯物辩证法诸规律和诸范畴，如除矛盾统一法则外的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及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等范畴的体例结构一致。可是，由于“七七事变”爆发，毛泽东忙于抗日战争的领导工作，“唯物辩证法”章节只讲授到“矛盾统一法则”就终止了。要把这一节独立出来作为一篇论文发表，并收入《毛泽东选集》，就很有必要将题目加以改变。后来，毛泽东决定将这篇文章命名为《矛盾论》。这一命名明确而通俗，不仅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也更切合文章的内容，有点睛之妙；同时，它还与《实践论》这一名篇相互辉映，成为姊妹篇。
第二，正文部分删去了第二节。《矛盾论》原文分引言、正文两部分。正文总共有七节，其中“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是其第二节。修改时，毛泽东将这一节10个自然段、2300个字符全部删去了，并在原文最后一个自然段的基础上重新写作，作为第七节“结论”。
毛泽东为什么要删掉整个第二节呢？这是因为它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尽管在一些具体看法上也有若干正确的成分，但它总的基调是把形式逻辑（当时译为形式论理学——笔者注）与形而上学混同起来，与辩证法完全对立起来并加以批判，这就不合适了。这种理论上错误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到当时苏联哲学界的不良影响，或者说，这种错误是从苏联理论界承袭过来的。作者当时戎马倥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分析、批判、理清正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终导致了这一理论上失误。在1930年代，苏联哲学界普遍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并且给它贴上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的标签，大加鞭挞。当时对苏联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几部哲学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等，都设专章批判形式逻辑，并主张用辩证法取而代之。由于中国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受苏联哲学界、理论界影响极深，苏联哲学界、理论界的这种错误观点也连同其他正确观点一起，被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全盘接受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等著作的中文译本，不仅很快就被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革命领导者所阅读，还被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知名人士所阅读，并被奉之为较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与此相呼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艾思奇在其著作如《大众哲学》等作品中，也都认同和赞成苏联哲学界的这种不正确观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些著作，毛泽东当时在延安也读到了，这种“一边倒”的理论氛围深深影响了毛泽东。因而，毛泽东在讲义中讲对立统一法则时也对形式逻辑设专章进行了不正确的批判。至1950年代，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毛泽东通过认真思考与比较，也改变了原来的认识，故在修改时将《矛盾论》正文的第二节“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全部删去了，这一删节使《矛盾论》免除和修正了一个重大失误。
第三，在全篇多处增加“反教条主义”提法的做法，改善了文章的思想结构。改文中有12处明确批评了教条主义，包括题解中1处，引言中2处，正文中8处，正文结论中1处。而“教条主义”概念在1937年是不可能提出来的，更不可能加以反对。这些新增加的对教条主义的点名批判，表明毛泽东修改时思路上已发生重大变化。在1937年的原文中，对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内的主观主义的批判意图是较明显的，但当时考虑到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还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出于政治策略上的需要，毛泽东在用语上一般只提“反对本本主义”，只点名提“陈独秀主义”“李立三主义”。直到1941年整风开始后，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才多次使用“中国的主观主义”“中国的教条主义”等语。当中国革命在反对教条主义、走自己的路中取得全面性胜利后，当毛泽东思想已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后，当人们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批判能力后，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大力宣传唯物辩证法，为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南，才是自然的。
（二）引言及各节内容的修改
第一，引言的修改。引言的第1自然段主要是将原文的讲稿样式修改为论文样式，并清楚表明作者要从总体上全面展开、发挥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这一看法，有破题的作用。引言原来较为简单，仅218个字符，且言及“形式论理的同一律，同辩证法的矛盾律”。原文在引述列宁关于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等语后这样讲：“因此，我们的辩证法，就从这个问题讲起，并且把这个问题讲得比其他问题详细一些。”修改后的表述则为，“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样一改，就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引言的第2自然段是新增写的，123个字符，表明了作者当时从事哲学研究和写作的一个要点是反对教条主义。
第二，正文修改的大致情况。一是第一节“两种宇宙观”的修改。首先是标题做了修改，原标题为“两种发展观”，修改后为“两种宇宙观”，这种修改使文章发挥时内容能更宽广一些，不仅讲一个发展观问题，而且角度也有些不同。并且，该节原文还用了两个小标题：（1）形而上学的发展观，（2）辩证法的发展观。修改时，作者将它们删去了，使行文显得更加紧凑。
该节原文共7个自然段。作者在第3自然段增引了列宁关于发展观的一段话，增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色彩。第5自然段对形而上学特征的论述，作者做了较大修改和充实，修改后的文字观点更精确、更全面。改文对辩证法特征的叙述在原文基础上的增补是，“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这种增补把内因和外因的作用说得更加清楚了。第5自然段最后还增写了“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这是从《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第六节“运动论（发展论）”中移过来的，用在这里作为对传统文化中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对第6自然段，作者则有较大幅度的增删。删去的一段话是，“中国东北沦亡，华北危急，主要由于中国之弱（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政权不在人民手里，造成了内战与独裁制度），日本帝国主义乃得乘机而入。驱逐日寇，主要依靠民族统一战线执行坚决的革命战争。‘物必先腐之，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之，而后谗入之’，这是苏东坡的名言。‘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也是孔夫子的实话。……人定胜天，困难可以克服，外界的条件可以改造，这就是我们的哲学”。这段话前部分有时代特点，后部分则围绕主题不紧，删去了使文章更精练些。
原文第7自然段被作者全删去了，这可能是因为要避免重复，同时其中有“我们是内因论者”的提法不甚恰当。而新增写的第7、8自然段理论性很强。第7段从辩证法发展史的角度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一伟大的理论，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发展，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第8段是强调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并特别强调了解矛盾统一法则的重要性。这为第二节的展开启开了话题。
二是第二节（原文第三节）“矛盾的普遍性”的修改。第二节在开头增加了一个较长的自然段，作者的目的是点明：尽管矛盾的普遍性已被很多人所承认，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矛盾的特殊性却有很多同志弄不清楚，应着重研究；但分析矛盾法则时，宜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入手，了解矛盾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这样，接下来的自然段便展开了对矛盾普遍性的论述。
在该节中，作者直接引用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话，而原文是转述的。在改为直接引用后，作者使论点依据便于寻查，增强了文章的理论性。该节另还删除了原文第29、30两个自然段及另一小段。第29自然段是关于资产阶级理论家对恩格斯的论点“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攻击；第30自然段是说明列宁指出了资产阶级理论家有关论点的全部荒谬性，并对其攻击进行了驳斥。
在原文第39自然段中，作者修改的一句话较重要：将党内矛盾“是社会阶层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改为“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这样的改动使表述的内容更丰富，也更精确了。
原文第40自然段的表述不大完整：“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改文则在后面做了增写：“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这一设问的增写，意在突出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第二节结尾一个自然段较短，作者将之删去后另写了一段。删去的原段是，“好，我们不用读桐城派的古文义法了。列宁告诉我们更好的义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法”。换写的一段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显然，改换的一段文字更简洁，更有目的性和号召力。
三是第三节（原文第四节）“矛盾的特殊性”的修改。讲清楚“矛盾的特殊性”是《矛盾论》的重点，作者对这节做了大量修改，增写了三个自然段。其中增写的第35自然段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阐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这一论点的增补很重要，为该节最后点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论点做了铺垫，并对教条主义只看重一般真理、完全颠倒和否认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做了有力的理论批判。增写的第51自然段较长，是讲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会相互转化：“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增写的第52自然段亦更长：“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这一段在讲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时，还以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论说为例来说明问题。这些增写，把“矛盾的特殊性”说得更透彻了。
同时，该节对一些句段也做了较多修改，主要见诸第43、44、46、49和55自然段。修改后的第55段是从原54段的结尾扩写、独立出来的，原文部分是这样写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矛盾学说的精髓，懂得了它，就可以一通百通。古人所谓闻道，以今观之，就是闻这个矛盾之道。”改写为独立的一段是，“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些修改和增补，使行文更流畅、简洁，论点更突出、鲜明。
第三节的删节量不大。具体在第40自然段讲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进行举例时，删去了关于乡下两家或两族相争时做和事佬的比较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的例子。这一删，使存留的许多例子不再带俗气，且能与观点更好地统一起来。
第三节中，毛泽东对一个著名的论点加以充实。这就是现在人们常引的有关精神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论述。原文第85自然段的论述较简略，只涉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不违反的。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但同时又承认而且应该承认精神的东西之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而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改文（第74自然段）充实后的表述是，“……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这一充实，使观点更完整。
该节的最后一段即75自然段论述矛盾之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之关系时，作者先删去了几句话，另行增写了一段精彩文字。删去的话是：“苏东坡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照现在的意思来说，可以说他说的是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说的是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懂得了他，就可以一通百通，古人所谓闻道，以今观之，就是闻这个矛盾之道。”继之，作者新增了一个很短的自然段作为结尾：“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一删一增，高下立见。新增的这段话，现在几乎成为说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相对性和绝对性道理的经典话语。
第三节的一个特点是增加了对列宁学说的引证，从而增强了理论分量。增引的话共有两处。第一处是，“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第二处是，“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同时，该节还有一处将间接引述列宁的话改为直接引证列宁的话：“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以上的增引和直引无疑增强了文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分。
第三节还有一个特点是有针对性地强调了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特殊性，故它7次提出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还有一次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批判并列。这些新增写的内容，连同全篇中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点名批判，是作者深受教条主义之害的政治体验的理论升华。
四是第四节（原文第五节）“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修改。该节把原文第70自然段分为两自然段，后一段在举例中删去了“在外国，有美国的独立战争，南美洲同英国的战争，菲律宾同西班牙的战争，等等”的段落。这种删节使所述内容更紧凑。
改文的一个亮点是增写了第67自然段，即包括“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这一名言在内的这一段。这里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其中论证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这由事物内部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斗争所引起，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并认定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就超越了1937年版本的思想。
还有，改文第75自然段即该节最后一段中也增加了一小段：“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这种增补与第67段提出的新陈代谢规律是相互呼应的。增补之后接下来的行文，作者也做了较多调整与修订。例如，原句是“矛盾这各种不平衡中，对于主要与非主要的矛盾、主要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决定其政治上战略战术方针的基本方法之一（军事上也是一样），所以不能不充分注意这个问题”，而修饰、润色过的文字表述是“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这些话语强调：共产党人应注意研究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它是决定政治与军事战略战术方针的基础。
总的来看，作者对第四节一些自然段中的一些文字都进行了修改，使之更有条理；同时作者还删减了两自然段：其一是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地位转化的举例；其二是关于一切矛盾方面之主导与非主导的地位都是互相转化的论点。这种删减是为了避免重复，使文章层次更简洁清楚。而改文第73自然段，作者在讲到研究马克思主义也是由“无知或知之不多”到“有知和知之甚多的转化”时，删去了“从相反道路走会发生相反方向转化”的论述及举例。这使问题的论述更明朗集中一些。
五是第五节（原文第六节）“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修改。这一节的改动也比较大，既有增写，更有大量的删节。改文增写的第90自然段，是对反动统治阶级宣传形而上学错误思想的政治目的，以及形而上学思想的社会阶级根源的揭露。它主要是说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同一性，本来不是凝固的，而是有条件、可变动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增写的第91自然段，主要是说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是现实、具体的同一性，不是幻想的同一性，并指出中国古代神话中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该段更引证马克思的话来说明，“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它进而强调：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改文第100、101段也是增写的，前段说明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后段从中国古语“相反相成”出发，对之加以辩证的解释，说明了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同时，该节的最后一段被删去了。
总的情况是，这一节的删节较多，总共13个自然段。不过，其中12个自然段的内容不那么紧凑，多是举例，如讲生死变化；苏区的土地革命，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与曾经失掉土地的农民在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变为同一性；私产与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相反相成；建立与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党派的条件；建立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殖民地的党（条件）必须为着保卫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相反相成；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二者矛盾着，但一定的条件造成了同一性；战争与和平是矛盾的，但既联结又转化，在一定条件下具备同一性；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订立抗日的统一战线，但要保证党与阶级的独立性，否则就没有统一战线了；民主与专制，极端相反的东西之间有同一性，等等。
一些段落被删除主要是为了行文紧凑。例如，被删去的原文第106自然段是，“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就是作战胜利的条件，‘养兵千日’正是为了‘用在一朝’。……但如果没有新兵新干部，战争与工作就不能继续。勇猛要紧，也还要智谋，张飞虽不错，到底不如赵子龙。……‘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顾前不顾后，叫做莽夫。知一不知二，未为贤者”。这一段明显围绕主题不紧，删去更好。原文第110自然段后部分也删去了，“唐吉柯德的奋力同风车作战，孙悟空的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阿丽斯的漫游奇境，鲁滨逊的漂流孤岛，阿Q的经常胜利，希特勒的世界统治，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布哈林的均衡论，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御用学者的思想统一，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亲日派的唯武器论，以及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杞人忧天，夸父追日，等等都不能成为矛盾的同一性，不能成为具体的矛盾，仅在人间添些麻烦与笑话的资料，也就是这个道理”。这一删节使表述更简明了。删去的原文115自然段是，“国际间的和平条约是相对的，国际间的斗争是绝对的。阶级间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阶级的斗争是绝对的。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是相对的，党内思想上的斗争是绝对的。自然现象中的平衡是凝聚、吸引、化合等等是相对的，而不平衡、不凝聚、排斥、分解等等是绝对的”。这些话有的表达可能不那么精准，有的则与其他段落重复，故删去了。
该节在删去一些句段时，同时进行合并、移植、修改。例如，改文的第98自然段对事物运动两种状态的表述就做了较大修改，改动后的表述用语更规范、精炼了，也更加突出了主题。
六是第六节（原文第七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的修改。这一节的改动也很大，原文共13个自然段，1525个字符。经过作者删除与整合、基本上重写后，只有8个自然段，字符数大致相当。改文的第106段主要讲认识以对抗形式解决旧矛盾、认识革命意义的极为重要性，重点强调阶级社会中革命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改文的第107段主要讲应区分矛盾的不同性质及不同解决方法和斗争形式。有些矛盾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可以转化。而改文的第108段主要是举例论证第107段提出的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可以转化。改文的第109段亦是举例论证，但借助列宁的有关思想启下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国统区里极为对抗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在革命根据地就消灭了，并明确提出了“对抗的矛盾”与“非对抗的矛盾”概念。以上4段的改写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基本上阐明了，论证更有力，把原文主要强调对抗与矛盾的区别，改为既强调认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又注意以不同的方式去解决性质不同的矛盾，更具有方法论的启迪。在行文技术处理上，作者把原文讲苏联新经济政策、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等这些与文章主旨关系不大的句段也删去了，对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文化上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经济上城市与乡村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关系中工农的矛盾，自然界中的生与死，遗传与变异，寒与暑，昼与夜等类的矛盾等举例全删去了，这使说明的问题更明确、突出。
七是第七节“结论”的修改。改文新增的第七节“结论”，是在原文第七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最后一个自然段的基础上重新改写而成的。原文段落395个字符，重写的结论545个字符。它除了对《矛盾论》的内容进行概述外，主要说明“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另外，还有一段话比较重要：“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段话亦与全篇照应，表明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与掌握矛盾辩证法有重大关系，也间接点明了《矛盾论》写作修改的一个指导思想。
03、修改后《矛盾论》的文本结构及其理论地位
《矛盾论》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代表作。《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吸收了自列宁以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优秀成果和中国历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紧密地联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做了全面论述和系统发挥，并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主观主义者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修改后的《矛盾论》由一个引言和七个节次构成。引言部分表明毛泽东根据列宁有关辩证法的思想，对事物的对立统一法则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做系统发挥。毛泽东认为，将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核心及其有关联的一些方面弄清楚了，就从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并点明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目标。《矛盾论》所依次展开论述的七个节次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结论。这样，《矛盾论》就有了较完整的篇章结构。
《矛盾论》作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写成的名著，现在仍是我们必读的哲学经典，它揭示的一些重要原理已写入相关的哲学教科书中，培养训练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同时，《矛盾论》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矛盾论》在国内发表后，不久苏联的《布尔什维克》1952年9、10月号即发表了其俄文版。尽管斯大林否认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但该杂志对《矛盾论》评价很高：“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矛盾论》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粉碎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革命实践的危害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作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范例。是在中国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多年革命斗争的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对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的独创性的研究。”在1950年代，苏联哲学界对“两论”的评价尤高。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指出：《实践论》《矛盾论》“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典范”。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6卷亦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摧毁性地打击了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反科学的主观主义的理论，它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列主义的精神中，起了杰出的作用。直至1958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仍多处引用了《实践论》《矛盾论》的观点，并评价《矛盾论》说：“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这篇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卓越贡献。这篇著作正确地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在每种情况下，都应该揭示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论》在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影响也较大。《实践论》《矛盾论》在1950年代初传播到英国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福斯对之热情赞扬。他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日文版序言中写道：“由于中国革命及领导者毛泽东的努力，在马克思的著作里谱写了伟大的新篇章。毛泽东不仅涉及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策，而且涉及哲学的领域。特别是他对认识论有深远意义的书籍及《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贡献。”法国学者让·雪斯诺在《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一文中，也高度评价了“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尤其是给辩证唯物主义的总和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毛泽东从列宁的某些指示出发以并发展了它，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区别开来；他指出两者同社会实践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联系，并指出从认识到实践，从实践到认识怎样构成一个辩证的循环，‘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他又从列宁的另一些指示出发，拿当时中国革命形势中若干事例作依据，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与次要的矛盾，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等复杂的概念分析得一清二楚，极其仔细。”日本学者松村一人则以《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为题在《思想》杂志1952年9—10月号上发表文章，论述了毛泽东哲学的根本特征以及毛泽东撰写两论的有关情况。他指出：“毛泽东的《矛盾论》是论述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对立面统一’的规律的著作。读了《矛盾论》，我首先感到的是，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实践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我们就不能谈论马列主义哲学。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我们也就不能充分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我们也就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哲学。”另一位日本学者柳田谦十郎1978年在《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写的《矛盾论》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不仅在于它给辩证唯物论的发展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还在于它明确地提出了在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要由过去国内的阶级斗争转变为与国外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民族斗争的理论根据。”
可见，《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上享有经典的地位，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掌握的哲学理论，也是提高哲学素养的必读之书。
作者简介：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