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段文字，是一位叫李湘的台湾同胞写给莫言的公开信，就是那位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他在信中写道：

“我们共同经历的幼年时代，中国的确很落后。但那落后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遗产。”

“先生的书，我是读过几部的。……我在阅读后感到非常不能理解。并不是不能描述中国过去的贫穷和落后，但是过分的放大和杜撰情节，是我难以认同的。”“我们一辈子拼命地在外国人面前改变对中国的偏见，可是您的书把中国人的生活描绘得过于不堪丑陋，这真的让人不能接受。”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在那么多国家的文人墨客和政治人物云集的会场上，您心安理得地侃侃而谈，把您的童年到中年时代描绘得一律黑暗无比，看起来只有绝望，却没有一线的希望。”

在信的最后，这位台湾老先生接着写道：“我走到世界上任何一处，我首先得是一个中国人。”“我希望中国强起来，外国人不再有偏见和恶意。”“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我身为华夏一子，想提醒莫言先生：您也是中国人啊。”

首先，我觉得不管这位老先生说得有没有道理，但他这种爱国的精神值得点赞，尤其还是一位台湾同胞，更是难能可贵。

其次，对于莫言先生的书，我没有看过，因此没有发言权。但我知道毛泽东有一篇关于文艺的延安谈话，就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换句话说，文艺也是有阶级性的。那种认为文艺是超脱于阶级之上的认识，应该是错误的。因为，只要阶级还存在，则文艺必然带有阶级的烙印。这种阶级性体现在文学作品上，就是作者所持的立场和观点。

前两年，某些人就武汉疫情发表一些文章，按理说，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实情，这是好的。但一来所写的内容必须真实可靠，不能信口胡说；二来还应该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这也是写作的社会意义所在。如果内容既不真实，又不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那这样的作品究竟是为谁而写，又是为谁服务呢？

爱国爱民不能停留在嘴上，作为文艺工作者，就应该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让他的作品来说话。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文艺工作者，不能因为个人的某些遭遇，就以偏概全，以小见大，甚至上纲上线，从而给读者或者观众带来误解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