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全根先、毛主席侄女毛小青、秦利生
友人秦利生先生，专心于革命历史文献收藏，热心宣传红色文化，成绩斐然，业界闻名，而于地方历史文献亦多有收藏，粲然可观。近年来，他多次跟我提到自己收藏的一批萧山近代文献，去年又特地将这批文献带到我家，供我研读。惭愧的是，由于我一直事务繁忙，不能安心下来仔细研读，未能写出系统全面而有深度的学术论文。这批文献，是从清代北京萧山会馆流出的（流出时间估计为上世纪20年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计十余种，年代最早的是道光十一年（1831），最晚的是民国十二年（1923）。我查了一下国家图书馆文献目录，至今没有一本清代北京萧山会馆图书。从这些稿本的年代和现在的善本标准看，这些文献多数已经是善本了，因而十分珍贵。
按“善本”一词，渊源于“善书”。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颜师古注:“真，正也。留其正本。”这里所谓的“善书”即善本，当时尚无印本，故不称“善本”，而称“善书”。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大约在“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仇对，故往往皆有善本。”由此可见，古人所言的“善本”，是指书籍精加雠校，无脱文、无讹舛者，方为善本；否则，便是俗本、劣本。然而，若是以此为衡量善本标准，则今日所见到的旧书可称为“善本”者，实在是屈指可数、寥寥无几。因为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出版的书籍尚且不免有错，何况在古代，刻一书或抄一书，想要一字不误，一文不脱，谈何容易！
晚清名臣张之洞在任四川学政时作有《輶轩语》，其中“论读书”云:“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根据他的说法，“善本”概念已有所拓展，不再拘泥于精加雠校，无脱文、无讹舛者。这一说法也基本上为今人所认同，而内容则更为明确。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先生说：“对任何一部古书，都应从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在现存古籍中，凡具备这三方面特点，或具备其中之一二者，均可视为善本。”李先生的这一观点，根据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并结合古籍版本时间来选定善本，我认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1978年，国家文物局根据周总理生前遗愿，组织编辑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由顾廷龙先生任主编，冀淑英、潘天祯先生任副主编。此书之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至1998年陆续出版。书中共著录除台湾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藏书约6万多种，13万部，其年代下限大致断于清代乾隆以及辛亥革命前有特殊价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为善本收录之列。此书编委会给善本下的定义为：“精加校仇，误字较少的版本或稀见旧刻、名家抄校及前贤手稿之类。”其中，辛亥革命前流传很少的刻印本、活字排印本、抄本及名人学者的稿本、批校本等都在善本之列。据此，秦利生先生所藏这批近代北京萧山会馆文献可视为难得一见的珍贵善本。
由于这批文献最初是从北京萧山会馆流出的，因此有必要对北京会馆情况略加叙述。根据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白杰先生调查，北京会馆从明永乐年间出现到新中国建立初期退出历史舞台，先后有909个，目前尚有会馆建筑遗存252处。这些北京会馆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士人会馆和商业行业会馆。士人会馆主要服务于赴京参加乡试、会试科考的本籍考生和来京述职、引见、候升、候补的本籍官员，这类会馆具有浓重的封建士大夫色彩和地方乡土氛围，并按地方行政建制，既有省级会馆，还有更小行政单元会馆。而行业会馆则是行会在明清时代的组织创新产物，主要服务于商业活动。
实际上，北京是明清两代都城，是“首善”之区，社会流动性极大，“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营卫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会馆的诞生和发展是明清时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会馆增长迅速，各省、州、府、郡、县会馆在北京纷纷建立，不仅各省、州、府、郡、县争相建馆，甚至出现了两县合建、三县合建、一县多建等现象。至光绪年间，在京兴建的各省会馆多达五百余所。由于进京应试的举子多来自于北京以南地区，进京路径多经卢沟桥入广安门，落脚于宣武门以南地区。这样一来，宣南地区成为全国士人和汉人官宦的最大聚集地，创造了独特的宣南文化。随着士人向宣南地区的不断集中，会馆的分布重心由东部向西逐步转移。士人寓所几乎分布于各条胡同内，然分布密度并不均衡，其中前门、崇文门、宣武门这些商业繁华地区因距明清科考场所——贡院较近和交通较为方便，成为会馆最为集中的地方。
近代北京萧山会馆位于前门西河沿街。街道因位于老北京城前门外护城河西沿而得名。明清之际，西河沿非此一处，然因正阳门外集市经明清两代发展及至晚清，前门西河沿一带已是会馆林立、戏楼栉比，成为闻名北京的商业街市，故西河沿之名逐渐成为前门西河沿专称。清代中后期，西河沿街已有许多旧式会馆和客栈分布。其中，正乙祠（因供奉正一道祖师张道陵而命名）是在原有明代寺庙基础上重新建造的。清康熙六年（1667），此处被在京浙江商人购买，并在基础上建立银号会馆及戏楼，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演也”。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位于室内的木结构戏楼，距今已有350余年的历史，被称为“中国戏楼的活化石”。
在西河沿街，除商业会馆外，还有许多带有地区性质的士人会馆，往往以所在地方为名。清人杨静亭在作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都门纪略》中便记有当时西河沿街的会馆情况：“代州会馆，在西河沿粗旗杆庙路南”；“如泰会馆，在西河沿西头路南”；“萧山会馆，在西河沿中间路南”；“渭南会馆，在西河沿路南”。萧山会馆位于西河沿街192号，据白继增先生《北京宣南会馆拾遗》一书介绍，该会馆始建于清朝中前期。1903年5月，北京最早的女子学堂曾在萧山会馆内开办。当时该校规定，凡16岁以内举止端庄的女子，能遵守校规者均可入学，课程开设中文、英文。当时，这所女子学堂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里还是一些女权运动负责人开会的地方。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大批学生涌入北京，居住在前门西河沿街上的旅馆里，这里便留下了爱国学生的活动踪迹。
附：
秦利生先生收藏《萧山会试题名》稿本研究
全根先
萧山古名馀暨。一般认为，馀暨之名源于越国开国君王“无馀声教所及”。在历史上，萧山曾多次更名。王莽建立新朝，改名馀衍，属会稽郡；东汉时，恢复旧名馀暨，仍属会稽郡；三国时，改馀暨为永兴。隋文帝时，废永兴县，并入会稽县。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复置永兴县；天宝元年（742），改名萧山县。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萧山，仪凤二年，分会稽、诸暨置永兴县。天宝元年，改为萧山。”至于改名原因，可能是越州（会稽郡）永兴县与江夏郡永兴县（今湖北阳新县）重名。《旧唐书·玄宗纪》云：天宝元年九月，“丙寅，改天下县名不稳及重名一百一十处”。萧山作为山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馀暨，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莽曰馀衍。”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占领萧山，因避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讳，改萧山为莦珊；同治二年（1863），太平军退走，复称萧山县，其名保留至今。
历史上，萧山曾长期归绍兴府管辖。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升越州为绍兴府，萧山属绍兴府，一直到清代。民国时萧山为省直属县，建国初一度归绍兴专区、宁波专区，1959年属杭州市。1987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萧山县，设萧山市（县级）。1996年12月，杭州行政区划调整，西兴、长河、浦沿三镇从萧山划出，成立滨江区。2001年2月，撤销县级萧山市，成立杭州市萧山区。2021年3月，复将河庄、义蓬、新湾、临江、前进五个街道从萧山区划出，并入新成立的钱塘区。由于政区屡次变革，萧山辖地究竟当以何时为准，恐怕很难有一个绝对标准。为较全面反映萧山历史文化底蕴，本文所讨论的萧山科举状况，以滨江区成立前所辖区域为准。
清朝建立以后，沿袭明制，于顺治元年（1644）即恢复科举制度，“文武制科，仍于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清代科举分为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五级，其中会试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除每三年一次“正科”外，在清代，凡遇重大庆典还会额外加开乡试、会试，称为“恩科”。“恩科”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时值皇帝六十大寿。如果“恩科”当年适逢“正科”，那么，“正科”将提前或推后一年举行。“恩科”之外，还有加科，清代只有两次，都发生在顺治年间。另外，清代还设有特科，如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博学鸿儒科，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
有清一代共举行会试112次，录取进士26849人，其中浙江籍2795人。需要说明的是，因雍正四年(1726)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查嗣庭科场试题案”，浙江全省士子被剥夺当年参加乡试、次年参加会试资格。雍正六年(1728)，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此道诏令才废止。清代浙江各州进士录取情况：杭州府902人，嘉兴府505人，湖州府379人，宁波府242人，绍兴府515人，金华府83人，衢州府33人，严州府51人，台州府38人，温州府36人，处州府11人。以县为单位，录取最多的是仁和县，374人；其次为钱塘县，340人。萧山属绍兴府，共有进士88人。然而，因进士籍贯、行政区划变更等原因，对清代萧山进士的人数有不同说法，这里以所见民间收藏《萧山会试题名》抄本为依据叙述。
《萧山会试题名》稿本，高17厘米，广20.5厘米，浅黄色，右开，共11页，每页12行，共收录清代萧山会试拔贡者126人。其中，对于原籍萧山而改籍异地者均予登录，对于父子、叔侄、昆弟等关系亦予以说明。抄本记录年代，始于顺治四年（1647）丁亥科，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事实上，清代第一批进士是顺治三年（丙戌）科，而非顺治四年；戊戌变法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制度前，又举行了三次考试，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癸卯经济特科，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会试。其后，自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1911）止，又举行了七次考试，授予游学进士。
另外，《萧山会试题名》与《萧山乡试题名》两个稿本均随清代北京萧山会馆资料同时流出，则《萧山会试题名》很可能是由萧山会馆人员登录。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前，当年会试、殿试已经结束，不久由于政局混乱，人们纷纷撤离北京，萧山会馆人员很可能就在此时撤离，故而对此后萧山士子进京赶考情况未再予以记录。由此推断，这本清代《萧山会试题名》最后登录时间极有可能就是1898年，至于这个稿本何时随其他文献从萧山会馆流出则不得而知。以下对《萧山会试题名》所载各科情况作简要介绍。
顺治年间（1644-1661），共5人
周绳烈，丁亥科，顺治四年（1647），本姓贺。
黄邵士，戊戌科，顺治十五年（1658），本姓邵。
周之麟，丁克扬，己亥科，顺治十六年（1659）。
潘兆珪，辛丑科，顺治十八年（1661），本姓何。
康熙年间（1662-1722），共15人
来垣，丁未科，康熙六年（1667），（明）天启乙丑科（1625）进士来方炜子；任辰旦，丁未科，康熙六年（1667）。
王先吉，庚戌科，康熙九年（1670）。
张际鹏，癸丑科，康熙十二年（1673）。
沈士本，乙丑科，康熙二十四年（1685）。
陈尧仁，丁丑科，康熙三十六年（1697），仁和籍；陈至言，丁丑科，康熙三十六年（1697）。
来燕雯，庚辰科，康熙三十九年（1700），明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科）进士来集之子；来楫，庚辰科，康熙三十九年（1700）。
何垣，癸未科，康熙四十二年（1703）。
来珏，任澐，姜承，丙戌科，康熙四十五年（1706）；毛远宗，丙戌科，康熙四十五年（1706），博学鸿词毛奇龄之子。
王协灿，癸巳科，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
雍正年间（1723-1736），3人
来谦鸣，癸卯科，雍正元年（1723），恩科。
洪琛，癸丑科，雍正十一年（1733），本姓王；沈元鋐，癸丑科，雍正十一年（1733）。
乾隆年间（1736-1796），24人
黄云，丙辰科,乾隆元年（1736），恩科。
任元文，丁俦嵩，巳未科，乾隆四年（1739）。
朱珪，戊辰科，乾隆十三年（1748）。
周滨，王人骐，辛未科，乾隆十六年（1751）；朱垣，辛未科，乾隆十六年（1751），朱珪兄。
夏甦（苏），壬申科,乾隆十七年（1752），恩科。
朱筠，甲戌科，乾隆十九年（1754），朱珪兄。
丁百川，来益清，丁丑科，乾隆二十二年（1757）。
张应曾，辛巳科,乾隆二十六年（1761），恩科。
吴斐，辛卯科,乾隆三十六年（1771），恩科。
来起峻，沈文炳，单瑞龙，壬辰科，乾隆三十七年（1772）。
汪辉祖，蔡雄，萧濂，乙未科，乾隆四十年（1775）。
王宗炎，郑应简，庚子科,乾隆四十五年（1780），恩科。
曹之升，辛丑科，乾隆四十六年（1781）。
徐国楠，王绍兰，癸丑科，乾隆五十八年（1793）。
嘉庆年间（1796-1820），22人
来宗敏，来珩，陆以荘，陆泌，丙辰科，嘉庆元年（1796），恩科。
汤金钊，己未科，嘉庆四年（1799）。
陈家騄，朱澄，辛酉科，嘉庆六年（1801），恩科。
何丙咸，瞿昂，壬戌科，嘉庆七年（1802）。
汪继培，乙丑科，嘉庆十年（1805），汪辉祖子；盛唐，叶㮊勋，乙丑科，嘉庆十年（1805）。
孔传曾，戊辰科，嘉庆十三年（1808）；王宗彬，嘉庆十三年（1808），钦赐国子监学正。
何炳，己巳科，嘉庆十四年（1809），改名何煊；姚庆元，朱瀛，己巳科，嘉庆十四年（1809）。
王端履，甲戌科，嘉庆十九年（1814），王宗炎子。
王贻珪，丁丑科，嘉庆二十二年（1817）。
韩凤修，童（金）文藻，於灿文，来学醕（醇），金石声，庚辰科，嘉庆二十五年（1820）。
道光年间（1821-1850），27人
钟锡瑞，郑（陈）绍型，壬午科，道光二年（1822），恩科；张志彦，壬午科，道光二年（1822），张应曾孙。
任泩，癸未科，道光三年（1823）。
许炳，高枚，丙戌科，道光六年（1826）。
蔡璋，己丑科，道光九年（1829）。
朱凤标，鲁庆元，壬辰科，道光十二年（1832）。
骆奎祺，何增筠，乙未科，道光十五年（1835）。
朱城，蔡五辰，郭世亨，丙申科，道光十六年（1836）。
蔡召南，倪梦麟，钟瀛，戊戌科，道光十八年（1838）。
张百撰，庚子科，道光二十年（1840）。
凌锦江，倪涛，甲辰科，道光二十四年（1844）。
郑锡瀛，顾鸿逵，乙巳科，道光二十五年（1845），恩科。
瞿绩凝，乙巳科，一作丁未，道光二十七年（1847）；来煦，孔光（广）泉，丁未科，道光二十七年（1847）。
徐光第，孔继中，庚戌科，道光三十年（1850）。
咸丰年间（1851-1861），6人
高延祜，癸丑科，咸丰三年（1853）；林凤辉，癸丑科，咸丰三年（1853），后改名林式恭。
钟宝华，丙辰科，咸丰六年（1856）；韩钦，丙辰科，咸丰六年（1856），韩凤修子。
黄庆珍，郑锡泰，己未科，咸丰九年（1859）。
谢宝树，庚申科，咸丰十年（1860），恩科。
同治年间（1862-1875），12人
林煊，壬戌科，同治元年（1862）。
沈成烈，来凤郊，乙丑科，同治四年（1865）。
蔡以瑺，沈受谦，陈以咸，戊辰科，同治七年（1868）。
郁崑，辛未科，同治十年（1871）；林国柱，辛未科，同治十年（1871），林式恭子。
陈（汤）鼎烜，陈光煦，胡毓（燏）棻，傅培基，甲戌科，同治十三年（1874）。
光绪年间（1875-1908），12人
徐锡祉，丙子科，光绪二年（1876）。
黄中理，丁丑科，光绪三年（1877）。
沈祖燕，陆钟琦，何文澜，陆钟岱，己丑科，光绪十五年（1889）。
王履咸，庚寅科，光绪十六年（1890）；陆承宗，庚寅科，光绪十六年（1890），湖南籍。
来熊，俞省三，甲午科，光绪二十年（1894）。
沈似燫，屠佩环，戊戌科，光绪二十四年（1898）。
以上为清代《萧山会试题名》所录全部名单，计126人。
除《萧山会试题名》收录进士外，根据现有资料，还有一些抄本未收录的。未收录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该考生所在地区原本不属于萧山，因行政区划调整归属萧山的，如部分山阴县籍考生；二是原籍萧山，为参加科举考试特意改入他籍的，其中以顺天府籍为多。具体情况如下：
田轩来（1652-1723），字子轩，号东轩，山阴县天乐乡欢潭（今属萧山区进化镇）人；辛未科，康熙三十年（1690）中式三甲第三名进士。
徐廷槐（1680-1756），字立三，一字笠山，号墨汀，山阴人（今属萧山区进化镇）人，一说会稽人；庚戌科，雍正八年（1730）中式三甲第一百零九名进士。
王世腾（1738-？），号守斋，山阴（今属萧山区进化镇）人，本姓田，改姓王；丙戌科，乾隆三十一年（1766）中式二甲第五十六名进士。
田祥（1809-1862），字石腴，号吉荪，山阴县天乐乡欢潭（今属萧山区进化镇）人；戊戌科，道光十八年（1838）中式二甲第三十八名进士。
汤寿潜（1856-1917），字蛰先（仙），号翼仙，山阴县天乐乡大汤坞（今属萧山区进化镇）人；壬辰科，光绪十八年（1892）中式二甲第十一名进士。
以上几位山阴籍考生中，大多是进化镇人。进化镇因境内青化山的进化溪而得名，原属绍兴，1950年划归萧山。又，进化镇欢潭村，下辖欢潭、诸家、白水、万寿庵四个自然村，建国后曾设欢潭乡，于2001年并入进化镇。相传欢潭这个地名还与岳飞有关。据新编《萧山县志》记载：“相传南宋岳飞率兵抗金，行军至村口，见泉水潭，欢饮止渴，故名。”
杜宝辰（1803-？），字榖孙，号稼轩，山阴县天乐乡杜家村（今属萧山区所前镇）人；癸巳科，道光十三年（1833）中式二甲第五十七名进士。
周光祖（1818-1865），字雪瓯，一字息瓯，号锡侯，山阴（今属萧山区所前镇）人；己未科，咸丰九年（1859）中式二甲第六十三名进士。
以上两位都是所前镇人。所前镇东与绍兴以山界相邻，因明朝在此设立绍兴盐务批验所而得名。1959年，其地划归萧山县临浦公社，1961年成立所前公社，1985年改为所前镇。
许俊魁（1825-1862），字梦馥，一字梅轩，号小农，山阴碧山（今属萧山区党山镇）人；壬戌科，同治元年（1862）中式三甲第四十五名进士。
许在衡（1859-？），字笈云，号寿平，山阴碧山（今属萧山区党山镇）；己丑科，光绪十五年（1889）中式二甲第三十六名进士。
戚扬（1860-1945），谱名继奏，字显臣，山阴碧山（今属萧山区党山镇）人，寄籍山阴安昌；己丑科，光绪十五年（1889）中式二甲第九十八名进士。
以上三位均为党山镇人。党山，一名碧山，位于萧山东部，南与绍兴一堤之隔，以山命名。1951年，分属官都、梅林、三官乡和党山乡部分属绍兴县；1956年合并为党山乡，划归萧山县。
傅淦（1766-1801），字毅斋，号篁山，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人；乙卯恩科，乾隆六十年（1795）会元，授内阁中书。
临浦镇位于萧山南部，依山傍水，浦阳江自东向西横贯境内，自古以来商贸发达，有“小上海”之称。历史上长期分属萧山、绍兴，建国初期属绍兴县管辖部分划归萧山。
冯大山，字岳维，号五峰，原籍海宁，今萧山区南阳街道人，生卒年不详；庚戌科，雍正八年（1730）中式三甲第二百九十四名进士。
历史上，南阳曾是钱塘县最南端辖地，宋代为盐场，清康熙十九年（1680）沦为江道，乾隆四十二年（1777）复为陆地，嘉庆十八年（1813）由海宁县划归萧山。1916年，高惠南、高惠阳兄弟率先到此建房兴街，后人为纪念他们，遂以南阳命名。
据钟妙明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清代萧山硃卷汇编》一书记载，清代《萧山会试题名》未收进士还有：
朱棻元（1727-1782），字雨森，号春浦，萧山人；甲戌科，乾隆十九年（1754）中式二甲第二十九名进士。
施庭筠（1742-？），字兰公，号德园，萧山人；戊戌科，乾隆四十三年（1778）中式三甲第六名进士。
陶廷琡（1750-？），字辒川，号南园，萧山人；辛丑科，乾隆四十六年（1781）中式二甲第三十一名进士。
朱庆颐（1753-？），萧山人，钱塘籍；已酉科，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式二甲第二十五名进士。
陶杏秀（1715——？），字斐然，号鲁坛，萧山人；戊辰科，乾隆十三年（1748）中式三甲第一百二十名进士。
丁堃（1747-1821），谱名如岗，字履登，萧山人；己巳科，嘉庆十四年（1809）钦赐举人，次年会试钦赐国子监学正加一级。
黄传鼎（1868-？），字调甫，本姓韩，萧山人；戊戌科，光绪二十四年（1898）会试拔贡，二十九年（1903）补殿试，中式三甲第五十七名进士。
此外，有几位《清代萧山硃卷汇编》收录而信息不详者：来寿昌，癸丑科，康熙五十八年（1793）进士；蔡应鳌，己巳科，嘉庆十四年（1809）钦赐副贡；李锡彬，丁丑科，光绪三年（1877）进士；许在衡，己丑科，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王宗彬，不详。
上文提到的萧山生员中，有一部分是因行政区域原因而未收录在《萧山会试题名》中，有的则收录而注明他籍、原籍萧山。之所以会出现萧山籍考生改入他籍，是因各地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分省取士制度下，浙江省的科举考试竞争激烈程度非一般省可比。康熙四十一年（1702），浙江巡抚赵申乔上书说：浙江省“应试士子，每科不下万二千人。” 其会试录取比率这段时间约为145:1。比较而言，顺天府和商籍录取比率就大多了。顺天府是明清两代首都最高地方行政机关，自明代起，下辖宛平、大兴两县；康熙十五年（1676），昌平等十九州县划归；乾隆八年（1743），定为二十四州县。顺天府所领二十四州县虽为直隶总督辖区，然顺天府尹和总督不存在隶属关系。顺天府因地处京畿，皇帝到国子监去视学，经常会增加顺天乡试录取名额，以示优渥，其录取比率远高于其他地区。商籍情况与此类似。因此，考生若以顺天府籍或以商籍身份参加会试，其中式机会将大为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有人不惜冒很大的风险，想方设法到顺天府等额多人少的地方去报考，即所谓“冒籍”。“冒籍”多发生于乡试环节，有的甚至更早。有学者指出，在清代，“乡试是科举全过程中最难登第的一级”。“冒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冒充为异地考生，参加该地的乡试和会试。例如康熙十六年（1677）顺天乡试，中式者三十六人，真正属直隶的只有十一人，外籍生员居然占三分之二强。南方人在冒顺天籍时，主要是冒充北皿字号的国子监生员及属于北贝字号的直隶生员，以后者居多。据《钦定大清（光绪）会典事例》记载，顺天乡试“南人冒北皿中式者固多，而冒北贝中式者，更不可计数!”。二是民籍举子冒充商籍。商籍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清代于顺治十一年始开设，“设立直隶、江南、浙江、山东、山西、陕西六省商学”。事实上，这些商籍名额多为普通考生所占用。类似情况，在清代《萧山会试题名》中有所反映。
周绳烈（1622-1655），本姓贺，谱名昌图，讳大生，萧山人，改籍顺天昌平；丁亥科，顺治四年（1647）中式三甲第六十名进士。
朱珪（1731-1807），字石君，号南厓，萧山人，改籍顺天大兴；戌辰科，乾隆十三年（1748）中式二甲第四十七名进士。
朱垣（1723-1773），字维丰，又字仲君，朱硅兄，萧山人，改籍顺天大兴；辛未科，乾隆十六年（1751）中式二甲第五十七名进士。
朱筠（1729-1781），字竹君，号笥河，朱硅兄，萧山人，改籍顺天大兴；甲戌科，乾隆十九年（1754）中式二甲第十八名进士
王家宾（1733-1808），字觐宸，号梅岑，萧山人，改籍顺天昌平；癸未科，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式二甲第四十五名进士。
汪桂葆，萧山人，改籍顺天大兴，生卒年不详；戊辰科，嘉庆十三年（1808）中式三甲第六十五名进士。
朱瀛（1777-？），字东洲，号云浦，萧山人，改籍顺天大兴；己巳恩科，嘉庆十四年（1809）中式三甲第五十六名进士。
徐青照（1790-？），字式金，号稚兰，萧山人，改籍顺天大兴；壬午科，道光二年（1822）中式二甲第一百名。
瞿绩凝，字酉桥，号褉生，萧山人，改籍顺天宛平，生卒年不详；丁未科，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式三甲第七十六名进士。
陆光熙（1887-1911），字亮臣，号潜斋，萧山人，改籍顺天宛平；甲辰科，光绪三十年（1904）中式三甲第六十二名进士。
以上几位都是原籍萧山而改籍顺天参加考试的。其中，陆光熙是清代最后一位山西巡抚陆钟琦之子。他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日本留学，学习期间与孙传芳、李根源、唐继尧等创办《武学》，提倡“尚武精神，以兵立国”，宣统元年（1909）毕业回国。1911年10月，陆钟琦由江苏布政使调任山西巡抚，这时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率领的革民军攻破抚署，陆光熙挺身卫父，与父并及于难，其父上任仅23天。
除了改籍顺天府的萧山考生，还有改籍他地的。李锡彬（1850-？），字又莲，号少林，萧山人，改籍直隶省保定府清苑县；丁丑科，光绪三年（1877）中式二甲第十七名进士。夏锡麒（1846-？），字梅叔，号云舫，萧山人，改钱塘县商籍；丙辰科，咸丰六年（1856）中式二甲第八十五名进士。胡燏棻（1840-1906），字芸楣，萧山人，改籍安徽泗州；甲戌科，同治十三年（1874）中式二甲第八十九名进士。还有非萧山籍考生而入萧山籍的，陆承宗，原籍湖南长沙，庚寅科，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
明清时期，浙江一直是科举大省，并涌现出了多个拥有两个以上进士的科举家族。清代浙江省十一个府中，除了处州府，其余十个府均有科举家族，进士人数高达十名以上的有四府四家，即杭州府、绍兴府、湖州府和嘉兴府各一家。清代萧山属于绍兴府，萧山拥有进士人数超过十位的只有来家，故曾有“无来不出榜”之说。来家在长河镇，今属滨江区。据《萧山来氏家谱》记载，自南宋至清末，萧山来氏被皇帝授予圣旨的诏书有101道，大小官员387人，遍布各地。明末清初，萧山长河来氏有来斯行、来宗道、来集之三人，均为一代人杰。其中，来斯行为第四房十四世，曾任福建右布政使，文学家；来宗道为第五房十四世，曾任内阁首辅；来集之为第四房十六世，曾任太常寺少卿，文学家、戏曲家。
除来氏家族外，明末清初毛奇龄父子较为有名。毛奇龄（1623－1716），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号秋晴，以郡望西河，学者称“西河先生”，经学家、文学家。毛奇龄之弟毛万龄，与其兄并称“大小毛生”。康熙十八年（1679），毛奇龄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参与《明史》修纂。其遗著由弟子编为《西河全集》，凡四百九十三卷，《四库全书》收录其著作五十二种。毛奇龄之子毛远宗（1659-？），字姬潢，号述斋，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科中式三甲第一百六十九名进士，授内阁中书，著有《菽畹集》。
值得一提的还有学者汪辉祖父子。汪辉祖（1731-1807），字焕曾，号龙庄、归庐，著名学者、藏书家。汪辉祖于乾隆四十年（1775）中式乙未科二甲第二十八名进士，曾任湖南宁远知县、新田知县、道州知州，以廉著称，后以足疾引退，专事著述，有环碧山房，藏书数万卷；精于史学，对姓氏研究颇有成就。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二十史同姓题名》等二十余种。其四子汪继培（1751-1819），字因可，号苏潭，嘉庆十年（1805）中式乙丑科三甲第三十六名进士，官吏部主事。然淡于政事，不久返乡著书，搜罗藏书，完成其父所著《辽金元三史同题名》《九史同题名》等，著有《潜夫论笺》。
清代萧山进士中还出了几位朝廷重臣，或位居中朝廷中枢，或为一方封疆大吏，曾是当年风云人物。著名的如朱珪，萧山蜀山街道人，早年随父朱文炳由萧山侨居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后为乾隆帝第十五子永琰（爱新觉罗·颙琰，即嘉庆皇帝）师，历任安徽巡抚、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傅等，拜体仁阁大学士，卒赠太傅，谥文正，著有《知足斋文集》《诗集》等。汤金钊（1772-1856），字敦甫，萧山城厢街道人，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中式二甲第二名进士，选庶吉士，曾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卒谥文端，著有《寸心至室存稿》《儒门法经辑要》《隙光随笔》等。朱凤标（1800-1873），字桐轩，号建霞，萧山新塘街道人，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中式一甲第二名（榜眼），历任工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拜体仁阁大学士，卒赠太子太保，谥文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主张坚决抵抗英法联军侵略。
总之，从抄本《萧山会试题名》可以看出清代萧山人文之盛和历史演变，册页之中有乾坤，与其他萧山会馆流出乡邦文献一起，的确是值得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