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年出版，是当时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性成果。出版后影响很大，“《维特》一问世，当即风靡了德国和整个西欧，广大青年不仅读它，而且纷纷模仿主人公的穿戴打扮、风度举止。”[1]《少年维特之烦恼》在现代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郭沫若的翻译。
郭沫若很早就读到了歌德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并致力于翻译出版。张资平回忆说，1919年左右，他去日本九州博多湾拜访郭沫若，“他告诉我，《少年维特的烦恼》是哥德的杰作，他打算翻译这部小说。他当时还没有谈及《浮士德》。原来他在第六高等学校是采用《少年维特的烦恼》做德文教本。”张资平对这本书不感兴趣，郭沫若却要张资平坐在他的旁边，“一同念那本德文原本的《少年维特之烦恼》”[2]。1921年下半年，郭沫若在疾病和繁重的学业之下，依据“Gressner und Schramm，Leipzig的《歌德全集》”[3]，断断续续完成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翻译。
1922年1月，郭沫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说：“这部《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存心移译已经四五年了。去年七月寄寓上海时，更经友人劝嘱，始决计移译。起初原拟在暑假期中三阅月内译成，后以避暑惠山，大遭蚊厄而成疟疾，高热相继，时返时复，金鸡蜡霜倒服用了多少瓶，而译事终不能前进。九月中旬，折返日本，昼为校课所迫，仅以夜间偷暇赶译”[4]。
1926年6月，郭沫若再次在本书《后序》中回忆：“前半部是暑期假中冒着炎热在上海译成的，后半部是在日本医科大学时期，晚上偷着课余的时间译出的。”“自己的心血费来译出了一部世界的名著，实是愉快的事体，所以在我把全书译完了，尤其是把旧序做完了的时候，我当时实在愉快得至少有三天是不知肉味的。”[5]对翻译愉悦体验的回味，体现的是郭沫若对该书翻译的满意和重视。
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是该书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出版后影响巨大、十分畅销。
冰心回忆说，五四时期，“有一次在我们的英文班里，每人要写一篇书评，我选定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参看了郭先生的汉译，又参看了一本英译——译者名字忘记了——我觉得郭先生的译笔实在比那位英国译者，高出万倍。”[6]
楼适夷曾说：“紧接着一九二一年的《女神》出现之后，我们读到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郭译本。正如歌德的这部作品曾经风靡了西方各国一样，在中国，也正如《女神》的出现一样，这个译本曾经震动了当时的一代青年。”[7]
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评价说：“可以断言，郭沫若的所有译著，以《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小书’传播最广，名声最大，不，岂只是他个人的译著，就在建国前译成的中文的德国文学乃至所有的外国文学作品里，郭译《维特》的影响也无与伦比。”[8]
作品的影响是通过它的出版开始的，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影响巨大的翻译作品，究竟曾在哪些出版社出版，版次如何，印量多大呢？这是一个迄今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著名出版人张静庐曾说：“在各译本书中，这本书可算是畅销顶多的，大概总在卅万部以上吧？”[9]有学者观察到：“整个民国时期，参与出版郭译本的有上海创造社出版部、联合书店、现代书局、复兴书局、大中书局、群益出版社、天下书店、激流书店、重庆东南出版社等，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印过不下于50版。”
“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马立安·高利克在《初步研究指南：德国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影响》一书中认为，此书是中国20—30年代最为畅销的外国作品。这一结论，恐怕与事实不会有太大的出入。”[10]
杨武能的观察与此相似：在民国时期众多《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中文译本中，“仍以郭译流布最广，最受欢迎。据不完全统计，在1922年至1932年的十年间，郭译《维特》已由不同书店重印五十次以上。以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和重印重译次数之多论，《维特》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11]
萧斌如、邵华编《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版）列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7家出版社34个版次的正版书，1家出版社1个版次的翻版书，这为我们接下来的讨论提供了线索。但囿于体例，《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只提供了出版社、时间、版次等简单信息，没有指出各版本之间的联系和变化，且遗漏不少了版次。我根据调查所得，拟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本情况进行更详尽的考察。所见有限，期待知情者提供更多线索，以便日后修改完善。
《少年维特之烦恼》自1922年由泰东图书局第一次出版后，至郭沫若逝世，共出版过四个系列，即泰东图书局系列，创造社出版部—联合书店—现代书局系列，群益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系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系列，各个系列都多次印刷。兹分述如下。
一、泰东图书局系列
1922年4月10日，《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该书的初版本。本书为“世界名家小说”第二种，署名栏为：编辑者，创造社；译述者，郭沫若；发行者，赵南公；印刷者，泰东图书局。我所见的初版本定价为“实售大洋四角，外埠寄费四分”。内页竖排，依次由三部分组成：《序》14页（实际13页，最后一页为白页），注释22页，正文156页，各部分页码各为起讫。封面非常素雅，白底。上半页横排三排文字：中间一排为标题名，黑色楷体，字体略大；上排红色楷体“世界名家小说”；下排红色楷体“原著者Goethe”。译者名字没有上封面，版权页上无印数。
“世界名家小说”是创造社编辑、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一套丛书，在1922年前后出版三种，第一种为郭沫若、钱君胥合译《茵梦湖》，第二种即为本书，第三种为郑伯奇译《卢森堡之一夜》。此版《少年维特之烦恼》正文收录的《序》，即后来收入《文艺论集》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郭沫若1922年1月下旬在日本福冈写就。除人民文学出版社系列版本和部分盗版本外，所有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版本均收录了这篇《序》。这篇序言被称为“创造社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纲领”[12]，也为郭沫若本人所珍爱，1925年抽出收入《文艺论集》中。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收录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泰东图书局第4版：“1923年8月10日第4版”，2、3、5、6、7版均未收录，可能当时就难以寻找了。咸立强曾说：“泰东图书局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用了两种装帧：甲种实价六角，乙种实价四角。在泰东图书局出版的郭沫若著作里，这也是唯一拥有两种装帧的作品。赵南公为了更好地迎合市场需要，着实花费了不少心思。一年之内，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连出4版。《少年维特之烦恼》（甲种）1924年8月出了第8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乙种）1926年1月15日出了第8版。”[13]可以作为参考。遗憾的是，泰东图书局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第2至第7版我都没有找到。咸立强提到的乙种第8版我见过，封面、正文与初版本相同，版权页上无印数。据郭沫若1926年6月《后序》中的“四年间购读《维特》的一万以上的读者哟”[14]来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泰东图书局的前8版的总印数在1万以上。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数据有些保守。由于版权页没有印数，且已经找不到泰东图书局的档案，所以现在已经不能得到精确印数了。
甲种封面与乙种封面
1927年11月，《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泰东图书局出版第9版，这一版开始印上印数，本版印数为1—2000册。这是《少年维特之烦恼》“重排订正”后的首次出版。这次“重排订正”，当来自创造社出版部新版《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郭沫若1926年6月《后序》的压力。和初版本相比，这一版变化较大。封面正中间有了图案，是五边形构图，正中间是白色的十字架，十字架两侧是蓝色的树林，外围是红色的火焰，这图案像是墓地。图案上方从右至左横书“少年维特之烦恼”，图案下方从右至左依次为“歌德原著郭沫若译”。内页由《序引》15页，正文加注释212页构成。
初版本《序》的落款是“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三日脱稿”，重排订正本《序引》的落款变为：“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脱稿”。初版本接着《序》的是《注释》，重排订正本接着《序》的是正文，《注释》排最后。这更符合读者的阅读顺序。泰东图书局此后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本都是“重排订正本”，封面设计、内页排版和第9版相同。
泰东图书局第12版封面
重排订正本改正了以前版本中的一些误排和错别字，比如初版第88页“我我在这儿的最趁心的事”，重排订正本改为“我在这儿所做的最趁心的事”。初版第115页“而这行为底主人翁又是迴异寻常的人”，重排订正本将“迴”字改为“迥”字。初版第144页“女仆走来，想准备夜餐的掉面了”，重排订正本将“掉”字改为“桌”字。这些改动和下文要提到的创造社出版部的版本是一致的。
1928年3月25日，《少年维特之烦恼》泰东图书局第10版出版。版权页印：“中华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九版重排订正；中华民国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十版”，“改版印数3000—8000”，如果和第9版相衔接，印数应该为“2001—8000”，有可能版权页将“2001”印成了“3000”，也有可能第9版的版权页“1—2000”有误，应为“1—3000”。1928年9月25日，第11版出版，版权页标明印数“8001—12000”。1929年4月10日，第12版出版，版权页上标明印数为“一二〇〇一——一七〇〇〇”。1930年4月，第14版出版，版权页标明印数“一九〇〇一——二二〇〇〇”。
《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收录两种15版：“1930年8月15版”，“1932年10月15版”[15]。前一种15版我没有见过。我找到了后一种15版，版权页上标明：“中华民国廿一年十月十五版”，定价为“全书一册实价大洋四角五分外埠邮费加一”，且标明为“创造社丛书第十种”，版权页没有写印数。两种15版，这种不常见的现象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版权页有误。因为如果真是第15版，出版时间应该在第14版和第16版的出版时间之间，即1930年4月至1930年9月，而不可能是本书所印的1932年10月。如果出版时间无误，那么这就不应该是第15版，而是1931年11月的第18版之后的版次。在我看来，既然1930年8月的第15版时间刚好在第14版和第16版之间，应该是真正的第15版，第二种15版应该是版次印错了，当为第18版之后的版次，可能是第19版。第二种可能如咸立强对第8版的描述，存在甲种本和乙种本两种本子。有可能1930年的为甲种本，1932年的为乙种本。但1932年的第15版并没有标明“乙种本”字样，具体情况如何，有待更多材料出现后考证。
1930年9月，《少年维特之烦恼》泰东图书局第16版出版，版权页标明印数“二四〇〇一——二五〇〇〇”。第17版我没有找到。1931年11月，第18版出版，版权页标明印数“二七〇〇一——二八〇〇〇”，定价变为：“甲种道林纸实价大洋六角，乙种白报纸实价大洋四角五分。”如果第18版是泰东图书局《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倒数第二个版本，郭沫若所估计的第1—8版印数为“一万册以上”为正确的话，泰东图书局《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总印数当在40000册左右。
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有不少盗版本。所谓盗版本，指没有经过作者授权，出版社私自印制的版本。我发现有三种盗版本用了泰东图书局重排订正的纸型。
一，1948年6月天下书店出版、激流书店发行。
二，1949年4月激流书店出版发行。
三，天下书店出版，无版权页。
咸立强认为：“大新书局购买了泰东图书局的纸型，所以在版权页上既有泰东图书局也有大新书局，而版次则是重新计算。”[16]我没有找到大新书局的版本，具体情况待考。
二、创造社出版部—联合书店—现代书局系列
郭沫若对泰东图书局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编辑印制上是不满意的。早在1924年，郭沫若就曾在回应文字中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出版时我在日本，并未经我校对。全书的错误，如把标点的错误一并加上时，恐怕有五百处。我做勘误表都做过两次，两次都被书局替我遗失了。在书局方面是因为错误太多了，名誉不好听，所以总不肯把我的勘误表印出。几次推说要改版，我把书本改正后给了他们，他们也替我遗失了。弄到现在书已经出到六版，消（按：应为销）售到一万册以上了，仍还是初版的原样。这真是对不住读者的地方，但是在现代资本制度之下要叫我如何，我也无可如何呢。”[17]
成仿吾也解释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译本排错的地方颇多，沫若曾改过一次，不幸遗失了。去年重改一次，又不幸没有改完就因别事中止了，今年有暇，我当代他取原本校读一次。”[18]成仿吾后来可能并没有时间帮助校读。
两年后，郭沫若再次说道：“不过自己的心血译出了一部名著出来，却供了无赖的书贾抽大烟，养小老婆的资助，这却是件最痛心的事体。”“还有使人痛心的是一部名著，印刷错得一塌糊涂，装璜格式等等均俗得不堪忍耐。我初译的误植已经定正过两回，无如专以营利为目的无赖的书贾却两次都不履行，竟两次都把我的定正本遗失了。”[19]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周全平等创造社“小伙计”决定以郭沫若对泰东图书局《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不满为由，乘机另起炉灶，创办创造社出版部。对此，周全平说得很清楚：“这次《少年维特》的改排，对于我们的出版部实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说得明白一些时，出版部成立的动机便根于《少年维特》的改排。”[20]
《少年维特之烦恼》也确实是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之初推出的重点图书。1926年3月16日出版的《洪水》第2卷第13期上有“创造社出版新书”的广告三种，第三种即为《少年维特之烦恼》。广告称：
“本书曾经泰东书局出版，现经译者重行校阅，改正不少处所，由出版部精校重印，较原译本更见精彩矣。（四月上旬可出）。”所谓“译者重行校阅”，得到郭沫若不久后写作的《后序》的印证：“在二三月间我来广东之前，费了一两礼拜的功夫，我又把旧译来重新校正了一遍。校正了的地方实在不少，不消说我自己也不敢就认为完全无缺的译品。”[21]郭沫若特别感谢创造社这些“小伙计”，“加以全平替我细心校对，灵凤替我刻意装帧，我想从前的丑态，一定可以从此一扫了。”[22]这篇文章在《洪水》第2卷第20期发表，文后是编者周全平写于6月19日的《附记》：“改装的《维特》第一应感谢的是译者自己和出版部的股东们。其次，便应该轮到我们的画家，我的同伴——多么荣幸的我啊！——灵凤了。要没有灵凤，我真不敢在此夸口说：维特的装束是仅见的装束。请看我们《落叶》和《飞絮》，便可想见维特的丰姿了。其次还要谢谢樱岛女士。译者在序上虽曾提到我的校对，然而大半的工作是细心的樱岛女士做的。”[23]《洪水》第2卷第20期再次为《少年维特之烦恼》做了出版广告：
“本书的价值，用不着此地再来多说，译者郭沫若在增订本的后序中欢呼说：‘死了四年的维特于今又复活了起来，我们从书贾的手里把他救活了，我们从庸俗的丑态里把他救活了！’这几句便可见增订本的价值。全书二百五十页新增铜版图二幅，七月上旬出版。”算是对郭沫若《后序》的呼应。
创造社出版部《少年维特之烦恼》第1版的版权页标明：“1922，5，第一版初版；1926，5，增订本付印；1926，6，10，出版”。刊有上述广告的《洪水》于第2卷第20期于1926年7月1日出版，出版时预告《少年维特之烦恼》“七月上旬出版”，可见该书的实际出版时间应该在7月上旬以后。这版没有写明印数。内页横排，依次由四部分组成：《序引》15页，正文190页，《后序》4页，《注释》19页。《序引》写于1922年，《后序》写于1926年6月4日。《后序》只在创造社出版部—联合书店—现代书局系列的版本中才有，此前的泰东图书局版本和此后群益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系列版本中都没有，《郭沫若全集》未收。
此版封面米黄色底，长方形粗花纹框，正中有倒三角图案，三角形中有一黄色菱形，其余涂青，图案印在太阳形状上。图案上方横排三行文字，依次为标题，作者名、译者名，图案下方横排三行文字依次为“创造社丛书”“世界名作选第一种”“1926”，标题和“世界名作选第一种”均为蓝色字体，标题字体最大，其余为黄色字体。上引周全平文章说过提及装帧和封面设计出自叶灵凤之手，叶灵凤后来也曾回忆说：“创造社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由我重行改排装帧的。当时对于这部小说的排印工作，曾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心血，从内容的格式，以至纸张和封面，还有插图，我都精心去选择，刻意要发挥这部小说的特色。封面的墨色特地选用青黄二色，并且画了一幅小小的饰画，象征维特的青衣黄裤。”[24]从上引文字来看，郭沫若对这一版的装帧是满意的。
创造社出版部再版本封面
上文讨论到泰东图书局1927年重排增订本时，曾举例说明重排订正本对于以前版本错讹的修正，创造社出版部的版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郭沫若在《后序》对泰东图书局的抱怨以及《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创造社出版部的出版给泰东图书局以震动，泰东图书局很快也对错讹进行了和创造社出版部版本一致的订正。只是在排版方式上，创造社出版部版采用横排，泰东版则坚持竖排。在接下来几年里，《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泰东图书局和创造社出版部同时出版，被时人称为“双包案”[25]。关于创造社出版部的修订版，咸立强论述说：“对照创造社出版部修订版和泰东版，修订程度并没有像郭沫若所说的那般夸张”，且创造社出版部版“虽然在装帧质量等各方面都优于泰东版”，但由于标价比泰东版高等因素，“在图书销售市场上却并不能对泰东图书局版形成压倒性优势。”[26]可备一说。
据《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扉页上的广告：“《少年维特之烦恼》，郭沫若译。定价：瑞典纸四角，道林纸六角。本书曾经泰东图书局出版，现经译者重行校阅，改正不少处所，由出版部用瑞典纸及毛道林纸精校精印，道林纸本并加入原著作及书内女主人公夏绿蒂姑娘等写真铜图三幅，较原译本更见精彩矣。”也就是说，创造社出版部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初版本有瑞典纸和道林纸两种装帧。
1926年10月20日，《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创造社出版部再版，版权页标明：“1926，5，增订本付印；1926，10，20，再版；一册定价大洋六角”，没有写明印数。封面设计、内页与创造社出版部第一版完全相同。
我见到的初版本虽然定价六角，但没有插图。上段提到的再版本则如《创造月刊》广告所说，有三幅插图。第一幅为环衬页的歌德头像。第二幅为56页后的《夏绿蒂姑娘》。第三幅为正文120页之后的《绿蒂姑娘分面包给她的小弟妹》。关于这几幅插图，
叶灵凤回忆说：“书里面所用的几幅插图，还是特地向当时上海的一家德国书店去借来的。这家书店，开设在苏州河畔的四川路桥附近，主人是一位德国老太太，鲁迅所得的那些德国木刻，就是向她店中买来的。”他对《绿蒂姑娘分面包给她的小弟妹》那副插图印象尤其深刻：有一种附有插图的德文版《少年维特之烦恼》，“其中最有名的一幅插图，是维特第一次与绿蒂相见的情形。他来到绿蒂家中，邀请她一起去参加一个舞会，却发现绿蒂正在家中，分面包和乳酪给弟妹们吃。这景象更使维特一见钟情，曾在信上详细告诉他的那位好友。”“在创造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里，曾附有这一幅插图，很足以为译文生色。”[27]创造社出版部的第3、4、5版我没有找到，《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所录信息如下：“1927年5月20日3版（精装），32开本，序引15页，后序4页，正文190页，注释19页。”“1927年10月15日4版”，“1928年3月15日5版”。也就说是，到了第3版时，内页顺序由《序引》、正文、《后序》、《注释》变为《序引》、《后序》、正文、《注释》。其他具体信息有待继续查证。
第二幅插图：《夏绿蒂姑娘》
第三幅插图：《绿蒂姑娘分面包给她的小弟妹》
1928年5月20日，《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第6版，印数为“7001—9000册”，定价分两种，“精装每册实价大洋六角，布装每册实价大洋一元。”这一版的封面图案有变化。封面浅黄色底，长方形细笔黑框，正中有倒三角图案，关于这幅图，咸立强描述为：“画的中间是两位青年男女亲吻的图像，应该就是夏绿蒂和阿尔伯特，在倒立三角形的下面的角的地方，是一个受到挤压的脸部图像，愁眉苦脸，带有泪痕，这个图像画的应该是少年维特。”[28]图案上方三行横排作者名、标题、译者名，图案下方三行分别为“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环衬页有歌德的头像。内有插图。创造社出版部1929年2月被封，第6版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创造社出版部的最后一个版本。
创造社出版部第6版封面
郭沫若在1947年所写的《跨着东海》中说：“我当时曾经把《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捐献给联盟，把那书的版税作为联盟的基金。凡是参加那初期活动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小小的往事，应该还有人能够记忆吧。”[29]有学者推测，郭沫若捐献的是该书在泰东图书局第14版的版税。我最近发现上海《娱乐》周报上有关《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一则消息却另有所指：
郭沫若在创造社初成立的时候，曾翻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这本书因为原著是歌德，而且内容写失恋的少年心理是多么地动人，因此在国内很为畅销。后来创造社被封，这本书的纸版，便流落在神州国光社。但该社并没有将它再版。
后来上海的作家，恰巧有左翼联盟的组织，分头向各作家捐收募金，致信郭沫若。这时郭沫若在日本千叶，生活很拮据，无钱可捐，于是就拿那部《少年维特之烦恼》，所应得税的版税长期捐赠，主其事者是画室，将这部书交联合书社出版而抽了第一版的版税，后来联合书店收歇，这部书就落在现代书局，几年以来，从没有一个人去算过版税，这为什么，因为郭沫若以为既然把这部捐赠给左翼联盟，当然不能再收版税。而在左翼联盟这方面呢，以为郭只捐赠一版，而且也没人敢作代表，公然收取，这样这部书就成为没有版税的了。至于主其事的画室已不知道生死存亡了。[30]
这则消息来自小报，且没有署名，准确性待考。但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
第一，郭沫若在《跨着东海》中说：“我当时曾经把《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捐献给联盟，把那书的版税作为联盟的基金。”即在郭沫若看来，他捐赠的是这本书的版税，而不是这本书某一版的版税，这和《娱乐》周报记者的理解是一致的。
第二，《娱乐》周报认为联系这件事的是画室，画室即冯雪峰，他在左联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作为联系人是合适的。但是，联合书店是张静庐独立经营的，他和郭沫若早就认识了。他创办联合书店，来自郭沫若的直接支持。他写信托李一氓转给郭沫若，问郭沫若“有没有社会科学的译稿”，郭沫若告诉他，他即将完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以交给他出版，“并且声明，这是他比较满意的一部著作”。正因为有了郭沫若这部著作的支持，“专门社会科学书店的上海联合书店就在四马路中西药房隔壁大厦上竖起了招牌。”[31]也就是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联合书店出版，张静庐完全可以和郭沫若直接联系，而不必以冯雪峰作为中间人。
第三，对于本文最为关键的是，《娱乐》周报这则消息勾勒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本谱系，即创造社出版部、联合书店、现代书局三家书店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其实都属于同一版本谱系。这一说法是否经得起检验呢？联合书店存世不到两年，就因为它出版的图书大部分被禁而倒闭。联合书店的纸版归入张静庐作为主事者之一的现代书局。李赞华（后来曾任现代书局总编辑）编辑的现代书局1931年出版的《现代文学评论》报道：“联合书店营业尚佳，近因该店总经理张静庐氏，任武汉《中山日报》总编辑诸职，店务颇难兼顾，故张氏近由汉来沪，将该店全部版权及存书盘与现代书局云。”[32]也就是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从联合书店到现代书局是一个版本系列，那么从创造社出版部到联合书店，是否也是一个版本系列呢？这要证诸实物。
上海联合书店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目前我只找到一个版次，即1930年5月1日出版的第7版。版权页印着：“1926，7，1增订初版；1930，5，1七版”印数是9001—11000，定价六角。“七版”当是衔接创造社出版部的第六版而来。封面构图为竖排。最左边是类似柱子的深色长方体，上方倚靠着的像是一位伸臂曲腿舞蹈着的孕妇。柱子往右用美术字竖排书写了书名，再往右两行楷体竖排，分别为“德国·歌德著”，“郭沫若译”。其余留白。版权页后两页插图，一页是歌德像，一页是“夏绿蒂姑娘”画像。内页由《引序》15页、《后序》4页、正文190页、注释19页组成。内页的页码和排序和创造社出版部的版本完全一致。因此，创造社出版部和联合书店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属于同一系列。
现代书局继联合书店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现代书局印有两种《少年维特之烦恼》第9版，价格都是六角。第一种第9版版权页为“1926，7，1，增订初版；1931，10，1，九版”，印数是13001—14500。第二种第9版版权页写明“1926，7，1，增订初版；1932，4，10，九版”，印数是14501—16500。我目前没有找到第8版，我起初单从时间上判断第一种第9版版权页处的“九版”应为“八版”之误。如果《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931年10月1日于现代书局出版第8版，刚好衔接联合书店的第7版，1932年4月10日在现代书局出版第9版。但后来发现现代书局第8版在印数上并不能和联合书店第7版衔接起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现代书局在排第二种第9版时忘记了已经印过第9版了，所以出了两种第9版。
11001—13000这一印数的版本应该存在，出版时间应在1930年5月1日和1931年10月1日之间，那才是真正的第8版。但第8版究竟是联合书店出版的，还是现代书局出版的，现在说不准，等待有人去发现。
两种第9版的内页相同，有歌德头像的环衬页底色稍微不同，1931年第9版底色为红色，1932年第9版的底色为绿色。我没有看到1932年版的封面，1931年版的封面黑框，底色为米色，中间是长方形的类似邮票的蓝色画幅，画着一半裸成年男性，左手枕头，右手前伸。画幅上面的红色字体横排，第一行从左至右写“歌德原著、郭沫若译”，第二行为书名。画幅下方三行德文横排，为书名和作者名。这个封面也是叶灵凤设计的。“这一个新版本的封面，我采用了德国出版物的风格，在封面上印上了作者和书名的德文原文，并且采用了德文惯用的花体字母，以期产生装饰效果，墨色是红蓝两色，封面纸是米色的。因此若是拿开那两行中文，简直就象是一本德国书。”叶灵凤自我评价道：“也许是我自己的年岁大了一点，‘维特热’的热度已经略见减低，我自己觉得这一版的封面设计，远不及创造版。”[33]现代书局的第9版和联合书店的第7版在内页上基本一致，只是顺序由《引序》、《后序》、正文、注释变为《引序》、正文、注释、《后序》。
现代书局1931年版封面
1932年10月1日，《少年维特之烦恼》在现代书局出版第10版，印数为16501—18000册。第9版除环衬页有歌德头像外，没有插图，但第10版有三幅插图。第一幅为扉页之后的“歌德遗像”。第二幅为《序引》第12页之后的“绿蒂的真面目——斯坦恩夫人夏洛蒂画像”，因为郭沫若在《序引》第12—13页交代，歌德曾经爱上威剌勒帝国判官亨利布胡的女儿夏绿蒂，并和夏绿蒂的未婚夫克司妥纳“交谊甚笃”，这位斯坦恩夫人夏洛蒂，就是小说中的夏绿蒂的原型。第三幅为正文24页之后的《绿蒂分面包给她的弟妹》。第二、三幅插图名字和创造社出版部再版本的第二、三幅插图名字相似，但画的完全不同，应该有另外的来源。
《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对两个第9版均失收，但收录了第11版，“1934年4月20日第11版”，这一版我没有见到，留待以后查找。1935年顷，现代书局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业。[34]第11版应该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在现代书局的最后一版。如此算来，创造社出版部—联合书店—现代书局系列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总共出版12次，印行20000册左右。
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盗版本中，有些盗用了现代书局的纸型。比如复兴书局的版本，复兴书局《少年维特之烦恼》初版本我没有找到，再版本于1936年6月出版，印数1000册，内页和现代书局的版本相同。
三、群益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系列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泰东图书局和现代书局都已不复存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郭沫若的亲友们在重庆创办群益出版社，主要印行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于1942年11月在群益出版社出版。
这版《少年维特之烦恼》内页竖排，由《重印感言》，正文、注释和1922年的《序引》四部分组成，页码连排，共195页。封面构图由从右上角到左下角的斜线（未画出）分成两部分，左边是和斜线平行的从上往下书写的大字红色标题，再左是与标题平行的三条黑色斜线，再左是作者、译者名。中斜线右下部是俯瞰而得的穿着蓝色裙子的人像。
群益出版社1942年版
《重印感言》写于1942年7月13日，《郭沫若全集》未收，全文如下：
好快！
这部书的译出也就二十年了。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又重读了一遍，依然感觉着它的新鲜。
一本有价值的书，看来总是永远年青的。
读了这样的书，似乎也能够使人永远地年青。
人世间，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逝。
谁能够保持得永远的青春的，便是伟大的人。
歌德，我依然感觉着他的伟大。
为使人们大家更年青些，我决心重印这部青春颂。
有意思的是，郭沫若授权东南出版社1944年3月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群益出版社初版本的内页、封面设计完全一样。[35]可以归入群益出版社系列。
东南出版社1944年版
重庆群益出版社《少年维特之烦恼》第2版我没有找到。1944年，群益出版社出版渝3版，内页和初版本一样。版权页也没有写明印数。和初版本相比，封面变了。封面白底，构图为上下结构，上下边框为蓝色粗纹，中间从右到左横排四行文字，最上方是在花纹框里的红色大字标题，接着两行分别为作者、译者名，最下一行为出版社名。
群益出版社出版渝3版
1947年3月，已经搬迁到上海的群益出版社将《少年维特之烦恼》作为“沫若译文集之二”出版，版权页标明沪（1—2000），这应该是印数。封面为上下构图，白底蓝字，中间是一幅剪纸样的图案，为一女人牵一女孩儿，两人相向而立。标题《少年维特之烦恼》为郭沫若手书。内页除多了一页目录页外，其余和初版本相同。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有目录页，从这一版开始。
《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在1947年3月版之后，录有“1948年4月上海群益出版社第1版”，这一版我没有见到，有待调查。
1949年4月，群益出版社再次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版权页标明：“有版权·2（1001—3000）”，我理解为这是第2版，印数为1001—3000册。据此推测，1948年4月的第1版，印数可能是1—1000册。相比于1947年的群益出版社版本，这一版变化较大。封面构图为左右结构，左边竖着书写标题名，右边为柱形花纹，柱子上半部为歌德头像。柱子左侧竖写作者名、译者名。扉页之后有插图，是法复尔斯基木刻《少年歌德》，内页由目录页、《重印感言》《序引》《作者寄语》、正文、附录组成。《重印感言》《序引》《作者寄语》页码各为起讫。正文和附录页码相连，共150页。和1947年的版本相比，这一版的变化有二：
第一是文末注释改为页下注；
第二是将注释中“六月十六日”下的克罗普徐妥克的《春祭颂歌》从注释中分离出来，单列一部分作为附录附于正文之后。
群益出版社1949年版封面
20世纪50年代初，群益出版社、海燕书店、大孚图书公司合并组成新文艺出版社，群益出版社的纸型版权移交到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10月，《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新1版。版权页标明：“1948年4月群益第一版上海印0001—1000册；1949年4月群益第二版香港印1001—3000册；1951年10月新一版上海印3001—4500册。”也就是说，上文推测的1948年群益第一版的印数是正确的。定价为8700元。内页纸型和1949年版完全一样，仅多出附录标题和一页空白页，因此正文有152页。封面设计也完全一样，只是将白底红字改为绿底白字。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新1版封面
1952年2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新2版，版权页在新1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行：“1952年2月新二版上海印4501—6000册”，定价不变，内页不变，封面绿底白字变成白底黑字。新文艺出版社的新3版未见。新4版版权页在新1版的基础上加一行：“1953年5月新四版上海印11001—16000册”，封面、内页均与新1版相同，定价为6700元。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新2版封面
1954年4月，新文艺出版社重印1版。版权页上标出：“一九五四年四月上海第一次重印”，“本次印数9000册”“累计印数25000册”，这说明这一版和新4版是衔接的。本版封面设计、内页、定价均与新4版同。
1954年12月，新文艺出版社新1版第8次印刷。版权页标明：“1948年4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1954年12月上海新1版—第8次印刷25001—30020册”，从印数来看，这一版和1954年4月的重印1版是衔接的。定价、内页、封面均与重印1版相同。1955年5月，新文艺出版社新1版第9次印刷，版权页上有：“1955年5月上海新1版—第9次印刷30021—36040册”，封面、内页与第8次印刷同，定价改为六角七分。
新文艺出版社在新1版第9次印刷后，应该就不再印刷了。因为在1955年胡风事件后，新文艺出版社受到牵连，停止出版工作一年，1958年8月，新文艺出版社与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合并为上海文艺出版社，从此不再以新文艺出版社名义出书。从1942年重庆群益出版社第1版开始，至1955年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新1版第9次印刷，群益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系列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共出版14次，印行4万余册。
伪满洲国康德九年（1942年），同化印书馆出版了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没有经过郭沫若授权，是盗版本。书末有署名同化印书馆出版部代表者滕光天的《刊行本书之目的》：“本馆为向国内读书界介绍优良图书起见，倾心精选世界名著，大量刊行，藉期完成为文化服务之使命。”
四、人民文学出版社系列
1955年10月，《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版，这和新文艺出版社第1版第9次印刷在时间上仅仅相隔5个月，可以看成是相互衔接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的封面底色为淡黄色，上下构图。上半部是歌德头像。下半部是横排三行文字：标题、作者名、出版社名。标题字号较大。头像和文字都为褐色。译者郭沫若的名字不出现在封面，出现在扉页。这种装帧设计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世界名著的统一样式。版权页标明印数：00001—12000，定价为0.51元。内页由目次、小引、正文、附录、注释组成，页码连排，共137页。跟群益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系列相比：内页文字从竖排改为横排；在第20页后插入多纳特作《维特和绿蒂与她的弟妹们》；注释从随页注释改为文尾注；删去了《重印感言》和1922年的《序引》；增加了写于1955年5月9日的《小引》。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封面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插图《维特和绿蒂与她的弟妹们》
1922年《序引》分两部分。前半部分讨论歌德作为“伟大的主观诗人”的四个特点，其中第二点关于泛神论的论述历来作为讨论郭沫若五四时期泛神论思想的基础文本，无论是泛神论，还是浪漫主义，在1955年都显得不合时宜了，所以不宜再出现在序言中。后半部分讨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情节和歌德自身经历的关系，1955年5月9日的《小引》是这部分的改写，但增加了如下一些关键句子：“这毫无疑问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而内容是反对封建制度的。青年歌德所处的时代正是德意志从中世纪封建制度行将蜕变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时代。那时的青年人一般反对旧制度与旧道德，和我们‘五四’时代相仿佛，在德国历史上是称为‘狂飙时代’（Sturm und Drang）。歌德让维特采取了以鲁塞冷的自杀的结束，这在当时是具有反对旧道德的意义的。基督教认自杀为罪恶，采取自杀的结束不用说是具有反对基督教的意义。”“自杀不用说并不是唯一的对旧道德的抗议方式。采取这一种方式，作为小说或许容易掀动人，但在事实上倒是懦弱者的行径。歌德本人就是没有采取这种行径的。有为的男子为什么一定要成为恋爱的俘虏呢？”[36]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主题解读为“反封建”，并对自杀行为采取辩证分析，这是在社会主义时代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批判性解读，为《少年维特之烦恼》赋予重新出版的价值和意义。
1956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少年维特之烦恼》第1版第2次印刷，定价为0.48元，印数为12001—24000册，和1版1印相比，装帧设计不变。1957年第3次印刷，封面图案构型不变，底色由淡黄色变为蓝色，定价为0.48元，印数为24001—47500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第2次印刷封面
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少年维特之烦恼》又出了一次第1版第1次印刷，和1957年的1版3印相比，封面图案换了歌德头像，以前的头像面孔朝右，这张头像面孔朝左，定价变为0.81元，其余没有变化。这次印刷没有写明印数。因为第4次印刷的本子没有找到，也不见著录，我怀疑这就是第4次印刷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第1次印刷封面
1962年7月，第1版第5印出版，印数为52501—57500册。这次印刷和1959年9月的版本基本没有区别，这一印有两种封面，一种和1959年的相同，另一种底色变为绿色。这应该是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在郭沫若生前于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次出版。因为在当时，“对于歌德这位外国古典作家的认识，也存在某些脱离实际的‘左’的倾向。具体地讲，歌德不仅受到他的‘反动家庭出身’和‘政治历史问题’之累，而且在一次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他的《维特》也被贴上‘宣扬恋爱之上的腐朽人生观’，被打入了冷宫。”[37]所以1962年版应该是郭沫若生前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最后一次出版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第5印出版（底色绿）
综上所述，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文学译本之一，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在郭沫若生前，即1922—1962年的四十年间，先后经过泰东图书局系列、创造社出版部—联合书店—现代书局系列、群益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系列等四个系列的出版，正版总印次约50次，总印数约16万册，这在当年的外国文学中译本中算是相当大的印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