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歌》在中国的译介与传唱

卢  刚  李柯鑫

《国际歌》自1871年由法国革命诗人鲍狄埃作词、1888年由法国工人音乐家狄盖特谱曲，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它不仅是一首老歌，同时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很多主旋律影视剧比如《革命者》《1921》等，主题曲都是用的《国际歌》的旋律。同时，很多音乐类电视综艺节目也在翻唱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在于，这是一首在一个“去阶级化”的世界中顽强保留着鲜明阶级特色、在和平的年代中执着地保持着斗争精神的歌曲。列宁称之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国际歌》的“国际”指什么？

《国际歌》是一首颂扬“国际社会”的歌曲吗？似乎不是，联合国大会上没有放过这首歌。那么，“国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词源上来看，“国际”起源于英语，最早是英国哲学家边沁在1780年创造出来的。他在原有的“national”之前，加了前缀“inter”，于是就有了“international”这个词。由于这个新词非常精准地概括了国与国之间需要遵守的规则，于是逐渐流传开来，慢慢通过音译的方式进入其他语种。比如法语和德语中的“internationale”，就是在原词后面加了一个后缀“e”。186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用international这个词来命名他们在伦敦创建的一个工人组织，叫“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最开始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个组织简称为“国际协会”，后来因为这个组织影响力太大了，简称也进一步简化，直接叫“国际”（International）。1868年，在该组织第四年度的报告中，第一次用“国际”来指代国际工人协会。到1871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章程中也开始直接用“国际”来指代“国际工人协会”。同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文章时，“国际”一词更是直接出现在文章标题中，比如马克思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恩格斯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等。

1876年，国际工人协会解散。18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00周年的时候，恩格斯又主持创建了一个新的国际工人组织，叫“社会主义国际”。这个国际组织的成员是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的领导人认为，这个新组织是之前国际工人协会的继承者，于是把国际工人协会叫做“第一国际”，把这个新组织叫做“第二国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中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倒戈，转而支持本国政府的对外战争政策。列宁为此说，第二国际已经“破产”，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名称就叫做“第三国际”（也就是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国际”这个词，从最开始的形容词，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革命导师的推广应用，变成了一个名词，特指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组织。

那么，《国际歌》里的“国际”，指的哪个国际组织呢？1870年，欧洲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普鲁士和法国两个强国之间发生了战争。普鲁士主政者是“铁血宰相”俾斯麦，法国主政的皇帝是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波拿巴。战争的结局是法国战败，路易·波拿巴被俘虏，法兰西帝国随之垮台。法国人接着成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三共和国对外推行投降政策，这引起了法国巴黎工人的不满。他们一举发动起义，赶走了第三共和国国防政府，成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成立）。巴黎公社中的很多重要人物是当时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的成员，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所以，恩格斯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即“巴黎公社是第一国际的精神产儿”。巴黎公社存在了72天，后来在内外敌人的镇压下失败。

巴黎公社存在期间，法国很多革命诗人写下了赞美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第一国际”的诗歌。比如拉叔赛的《我们要兄弟般友好》，副标题是“献给‘国际协会’的和平歌”；特劳尔姆的诗歌标题直接叫做《国际之歌》，其中有一句“美好的日子将随着伟大国际到来”，这个“国际”就是指国际工人协会；此外，还有勒洛亚创作的《无产阶级之歌》，其中更直白地写道：“来领导我们吧，‘国际’！在你的红旗下，我们会胜利。”以上三首诗歌都没有流传下来，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不过，有一个人写的诗歌流传至今，成为不朽的经典，那就是巴黎公社革命诗人鲍狄埃写的《L’Internationale》。它的标题在法语里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意思，这首诗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歌》。

所以，我们在说到《国际歌》的时候，其中的“国际”既不是指“国际社会”，也不是指的国际关系、国际法等，而是指“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

从“诗”到“歌”:《国际歌》的源与流

鲍狄埃一开始写的是一首诗，后来怎么就变成了一首歌曲呢？中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1871年5月巴黎公社失败后，鲍狄埃开始流亡。大概6月左右，他在巴黎近郊的一个阁楼里创作了诗歌《国际歌》的初稿。此后鲍狄埃又流亡到了美国，直到1880年才回到法国。

1887年初，鲍狄埃对之前创作的《国际歌》进行修订，并整理出版。1887年底，鲍狄埃去世，但是他创作的《国际歌》却流传了下来。列宁曾经称赞鲍狄埃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现在学术界有种观点，认为鲍狄埃创作的《国际歌》是新词填旧曲，用的是《马赛曲》的诗律，这其实有一定道理。

对于《马赛曲》，大家并不陌生，它是由法国青年军官鲁热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创作的一首爱国歌曲，影响力非常大，现在是法国的国歌。鲍狄埃修订后的《国际歌》和《马赛曲》一样，都是六节再加上一个叠句（也就是副歌）。在诗律方面，两首歌也很相似，都是交叉韵，也就是第一句和第三句押韵，第二句和第四句押韵。在叠句部分也是如此，像第一句句尾的finale和第三句句尾的internationale是押韵的。这种押韵方式在法文里非常好听，但是在翻译成其他文字时却很难完全翻译出来。所以，瞿秋白翻译《国际歌》的时候，说这种诗歌只能意译，不能直译，直译过来如果遵从文意的话，就很难保持韵律一致；如果保持韵律一致的话，文意又很难保持一致。

《国际歌》最早由法国音乐家皮埃尔·狄盖特谱曲。1888年，法国工人党里尔支部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鲍狄埃，准备组织一个音乐会，其中一个节目就是演唱鲍狄埃的《国际歌》，谱曲任务交给了支部党员、工人音乐家皮埃尔·狄盖特。狄盖特来自社会底层，没有上过音乐学院，没有进过专业乐团，也没有写过交响乐，但因为他出身于工人阶级，音乐风格很接地气，所以创作的很多歌曲广受工人们的欢迎。狄盖特接受任务后，和弟弟阿尔多夫合作，在一夜之间就基本完成了《国际歌》的谱曲工作。在这一点上，《国际歌》和《马赛曲》也有点像，都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伟大作品。

其实，两首歌还有很多相似点。两首歌都是气势雄浑的战歌，但《马赛曲》是资产阶级号召大家保家卫国的战歌，《国际歌》是无产阶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歌。《国际歌》被谱曲之后，很快在法国里尔地区传唱开来，深受工人阶级的喜爱。1896年，在法国工人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法国当局派了一些卧底混进大会，在会场起哄高唱《马赛曲》，工人阶级就合唱《国际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国际歌》发挥了战歌的作用，在气势上压制住了《马赛曲》。

经此一役，《国际歌》在法国迅速传唱开来。1889年，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法国代表高唱着《国际歌》进入会场，这让《国际歌》在欧洲其他国家也迅速传唱开来，并出现了很多外文译本。现在有据可查的是，1890年出现了西班牙语译本，接下来挪威语、捷克语、英语、意大利语等各个语种的译本也都出现了。作为第二国际的支部，欧洲很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逐渐把这首歌作为举行重大活动时必唱的曲目。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多芒热的记载，1900年，在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法国代表领唱了《国际歌》的所有段落，全体与会者跟着合唱副歌，由此确认了这首歌的重要地位。它后来成为第二国际每次代表大会的必唱曲目。

从多芒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确认一个信息，那就是狄盖特为《国际歌》所有段落都谱了曲。我们现在传唱的《国际歌》只是其中第一、二、六节，有人就认为狄盖特最初创作时就只谱了三节的曲子，这其实是不对的。谱曲后的《国际歌》被印发出来，现在还能找到当时的曲稿，可以作为《国际歌》全文被谱曲的证据。

我们再说回1900年的这次代表大会。由于《国际歌》在这次大会上影响很大，于是引起了一位俄国革命者的注意，这个人就是革命导师列宁。同年，即1900年底，列宁创办著名的报纸《火星报》，并在创刊号上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其中提到与会代表高唱《国际歌》这件事。并且，在报道中，作者把歌词中的“国际工人协会”用俄文直译过来，又用俄语解释了副歌部分。这是俄文宣传品中较早介绍《国际歌》的案例。

两年以后，即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一名叫柯茨的党员，他在侨居法国期间也注意到了这首歌，并且把这首歌翻译成了俄文。不过柯茨只翻译了其中第一、二、六节。为什么只翻译了三节呢？据柯茨自己讲述，主要是因为想把这首歌改得短一点，方便歌唱，让歌中那些著名的口号易于在工人群众中传播。后来到了1931年，也就是将近30年后，柯茨才又进行了全文的翻译。

虽然柯茨后来补充了全文翻译，但是他此前翻译的三段歌词版本借助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力很快在各个国家流传开来，我们现在传唱的就是这个版本。很多国家的革命运动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些国家看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只唱三段，他们也跟着唱三段。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直接从法语翻译过来的版本一般都是六段，从俄语翻译过来的版本一般都是三段。当然也有例外，英国无产阶级政党一开始翻译的是六段，后来受苏联的影响就改成了三段。其实，在流传过程中也有四段或五段的版本。

在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国际歌》又得到广泛传唱，而且在传唱过程中又进行了修订。比如，为了突出颂歌雄伟宽广的气势，这首歌的拍子从二四拍改成四四拍，这样在气势上更加雄伟豪迈。1913年，为纪念鲍狄埃逝世25周年，列宁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欧仁·鲍狄埃》，其中就提到这首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此后，列宁在多处文章和著作中都引用过《国际歌》的歌词。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临时政府上台后指定了一首代国歌。这首歌不是《国际歌》，而是改编后的《马赛曲》，也叫《工人马赛曲》。当年4月，列宁回国后号召无产阶级不要唱《马赛曲》，而要唱《国际歌》。这又是《国际歌》和《马赛曲》之间的一场对决。结果，十月革命中俄国布尔什维克正是唱着《国际歌》冲进冬宫的。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新政权，把《国际歌》作为代国歌。1922年苏联成立以后，这首歌又成为苏联国歌，一直到1943年被《牢不可破的联盟》取代。

1928年6、7月间，苏联领导人听说《国际歌》的作曲者狄盖特还在世，于是邀请他访问苏联。狄盖特在苏联待了一两个月，苏联方面安排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第二次会议召开的时候，狄盖特来到会场。当时的会议记录中有这么一段话:“会议主席向会议代表介绍《国际歌》的作曲者狄盖特同志，会议代表向狄盖特同志热烈欢呼并高唱《国际歌》以示敬意。”与会代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的都是自己的语言，狄盖特听了特别激动，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誉。接下来，狄盖特又参加了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而且亲自指挥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合唱《国际歌》。后来，苏联方面表示可以负责狄盖特今后的生活，狄盖特婉拒了。他后来回到法国，于1933年去世。

苏联把《国际歌》作为国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就相应地有很多语种的版本。但不管是哪个语种，当唱到副歌中internationale的时候，发音大部分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国际歌》的中文译者瞿秋白所说的“异语同声”。也正因为如此，瞿秋白在翻译internationale时，便直译为“英德纳雄纳尔”。

郑振铎（左二）、瞿秋白（左一）、耿济之（右一）等人合影

《国际歌》在中国的译介与传唱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际歌》陆续经由法文和俄文译到中国。从目前可见的文献看，最早的译本是1920年底的《劳动者》杂志发表的《劳动歌》，作者署名为“列悲”。“列悲”应该是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和黄凌霜的笔名。这个版本译自法文，所以保留了全六段的内容，因为没有同时翻译曲谱，所以不能演唱。这个译本对副歌部分的译文是：“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同样是在1920年底，《华工旬刊》上发表了署名“张逃狱”的《劳动国际歌》，也是译自法文，六段全文翻译。在译文末，还注有“国际歌六章，通行劳动界已久，措辞壮而用意深”字样。这个译本对副歌的译文是：“是最后一战争，团结我们，明朝的国际，才是人群。”

接下来的译本出现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5月27日)上，作者是耿济之和郑振铎两位先生，译名为《第三国际党颂歌》。与前两个译本不同，这个译本以柯茨1902年俄译本为底本，只翻译了《国际歌》的第一、二、六节和叠句，基本保持了柯茨译文的原意。根据介绍，译者在1920年7、8月间得到了海参崴“全俄劳工党”出版的《赤色的诗歌》作品集，其中就有《国际歌》。耿济之先生俄文功底好，郑振铎先生文学功底好，两人合作翻译了这个译本，旨在希望对俄国革命文学研究有所助益。可能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太大了，而且第三国际已经于1919年成立，所以两位先生把歌词中的“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м”（国际工人协会）误译为“第三国际”。译稿原定刊载于《人道月刊》，后来因为经济问题转投到《觉悟》，同年9月的《小说月报》也刊登了这个译本。2011年，国内有部主旋律电影《建党伟业》，影片最后是“一大”代表合唱《国际歌》的情景。影片中《国际歌》歌词版本，主要内容正是来自耿济之和郑振铎两位先生的译本。之所以说“主要内容”而不是“全部内容”，是因为影片中出现的副歌部分不是耿、郑翻译的，而是来自后来瞿秋白的译本。这个译本副歌部分是：“这是最末次的、最坚决的战争。人类都将同着第三国际党，一块奋起！”

接下来的重要译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同志翻译的。1920—1922年，瞿秋白以《晨报》记者的身份赴苏俄采访，先后写成了两本游记《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他在《饿乡纪程》中记载了自己第一次听到《国际歌》的场景，时间大概是在1920年12月初。根据记述，有俄国友人邀请他参加庆祝会，会场是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劳工大学的新房子，“看台下挤满了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到俄国之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瞿秋白游记》，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1923年左右，瞿秋白回国后综合法文版和俄文版开始着手翻译《国际歌》。他最后定稿的译本和俄文版一样，都是三段内容。和之前的三个译本不同，瞿秋白这次不光翻译歌词，还同时和曲谱搭配起来，希望达到能演唱的效果。所以副歌部分的“internationale”(国际工人协会)如何翻译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果按照意思来翻译，那汉语中就是“国际”两个字节，没办法和旋律搭配起来，更没办法演唱。最后，瞿秋白给出了神妙的翻译，即直接音译为“英德纳雄纳尔”。正如瞿秋白在《译者注》里所说：“诗曲本不必直译，也不宜直译，所以中文译本亦是意译，要紧在有声节韵调能高唱。可惜译者不是音乐家，或有许多错误，然而也不拘泥于书本上的四声阴阳，但愿内行的新音乐家矫正译者的误点，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这个精彩的翻译方式被后来的各个版本保留，只是“英德纳雄纳尔”改成了“英特纳雄耐尔”。瞿秋白译本的副歌部分的译文是：“这就是我们阶级最后的决死战。同英德纳雄纳尔，人类方得重兴！”瞿秋白译本发表在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杂志的“共产国际号”上。

瞿秋白的译本发表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到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前举行悼念活动，瞿秋白带领大家唱自己新翻译的《国际歌》。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在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演唱《国际歌》。瞿秋白译本是第一个将这首歌定名为《国际歌》的译本，也是中国第一个可以传唱的译本，其神妙的翻译让中文版《国际歌》与其他语种的《国际歌》形成“异语同声”的效果并传唱至今，这是瞿秋白同志很大的贡献。

1923年，还出现了萧三和陈乔年合译的版本，这个版本也叫《国际歌》，传唱度更高一些。根据萧三同志回忆：“1923年夏，在莫斯科附近华西庆乐村苏维埃农场歇伏时，我和陈乔年同志在农事及学习之余，根据法文和俄文开始重新翻译一遍。国内这十多年来所唱的《国际歌》，就是我们那时候所译的。”萧、陈这个版本，译文更加通俗一些，后来革命运动中传唱的大都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最早发表在1925年《工人读本》的第36—38课上。1926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这首歌的曲谱。1939年，《八路军军政杂志》主要以萧、陈译本为基础，吸取了冼星海和吕骥等著名音乐家的权威意见，综合其他译本，公布了重新修订的《国际歌》歌词。这成为此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权威译本，也叫“延安译本”。

但是，这个译本中有几处与现在的通行版本有区别。这个译本首段的第二句是“起来，全世界的罪人”，而现在通行的是“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首段中的“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现在通行的是“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根据目前可见的材料，这两处修改与彭德怀和毛岸英有关系。两人讨论《国际歌》时，曾经提到“全世界的罪人”这个翻译，认为不如用“全世界受苦的人”更恰当，“一钱不值”不如用“一无所有”更恰当。

1962年，为了纪念鲍狄埃逝世75周年、狄盖特逝世30周年，国内召开了一个隆重的纪念大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表了讲话。其后，《人民日报》在4月28日公布了中央最新审定的《国际歌》，也就是我们现在传唱的《国际歌》。

可以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国际歌》的歌声。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在井冈山上，在瑞金，在长征路上，在遵义城头，在延安，在天安门，都有《国际歌》在奏响。从中共“三大”开始，奏唱《国际歌》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的保留项目，一直延续至今。

这首歌在工农群众中传唱也很广。如在1925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编写的教材中，有一篇课文就是《国际歌》。另外，同年省港大罢工时期的《工人之路》也刊登了《国际歌》。在现有的史料中，广东的《少年先锋》杂志有关于《国际歌》的报道:“海陆丰的孩子们都学会了唱《国际歌》，年轻的工农还爱唱《少年先锋队队歌》和《劳动歌》。”当时广东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同志也喜欢唱《国际歌》，而且他是唱着这首歌走向刑场的。

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中，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曾经发过一个传单，内容是《国际歌》的歌词和曲谱。1927年，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补习所也曾经印发过《国际歌》。这些文献目前都留存下来，可见这首歌在工农运动中传唱之广。

1927年10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为陈士榘、赖毅、鄢辉等6名战士主持入党宣誓仪式时指出，以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还应加唱《国际歌》一项议程”，“各营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都有唱《国际歌》一项”。从此，入党宣誓仪式上唱《国际歌》成为一个重要环节。此外，《国际歌》的歌词还融入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戏曲中，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比如1928年湘赣边区的戏曲节目《罗伟就义》，其中就有《国际歌》开头的两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1930年9月，毛泽东在退兵长沙的途中创作了《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其中一句“国际悲歌歌一曲”就是指的《国际歌》。毛泽东为什么要用“悲歌”来形容《国际歌》呢，这里有个故事。延安时期，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曾经问毛泽东，为什么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人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毛泽东解释说，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旧中国社会黑暗，民生多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有种说法认为《国际歌》曾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歌。对此，笔者目前还没有找到权威的证据，至少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和军旗的规定中，也没有对国歌进行明确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当时《国际歌》在各个苏区的传唱肯定是很广的，在重要场合也会演唱，有可能是把这首歌当作代国歌唱的，但是没有明文规定。长征期间，《国际歌》也伴随着红军的脚步，唱响在长征的征途中。目前就发现有长征时期红军战士手抄的《国际歌》。革命时期《国际歌》一次极为悲壮的唱响，是1936年在瞿秋白同志慷慨就义的路上。当时的《大公报》有这样的记载:“一路上，瞿秋白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国际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另外，根据记载，在1938年延安的除夕晚会上，毛主席曾经提议大家一起唱《国际歌》。

《义勇军进行曲》在词曲创作上也受到过《国际歌》的影响。《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聂耳曾经说过，他的写作吸收了《国际歌》的创作手法。《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借鉴了《国际歌》的第一句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从此两首歌曲相互呼应地一同在中国大地上唱响。1964年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是以合唱《国际歌》作为结尾。这个版本气势雄浑，也受到年轻人的喜爱。1971年，毛主席就《国际歌》曾作过一个指示，说不仅要唱，而且要讲解，还要照着去做。

《国际歌》在中国的译介和传唱，并不是简单地被“复制”或“翻译”，而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空间中被中国化、时代化地“解读”，或者说是“意义的再生产”。它与中国本土的革命歌曲融为一体，唤起人民大众思想上的共识、情感上的共鸣和行动上的共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歌》在中国的译介和传唱，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最生动的写照。

当你唱起这首歌，你的敌人会发现你，你的朋友也会发现你

列宁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列宁这个表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可以找到真实的案例。

1945年8月10—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华南三个解放区的抗日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并令冀热辽等解放区的部队迅速深入东北，配合苏军收复全东北。时任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的曾克林，带兵挺进东北。苏联红军因无法判断部队归属，严令曾克林部不准前进。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曾克林部有人灵机一动，让大家唱《国际歌》。苏联红军那边一听，知道是自己人，于是也用俄文唱起《国际歌》，双方热烈地拥抱在了一起。此后，曾克林部一路高唱《国际歌》挺进东北平原，从苏联红军手里接收了大批军事物资，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前往西班牙组成国际纵队，抵抗法西斯力量的扩张。在1936年的一个夜晚，有一路支援西班牙革命力量的志愿部队在当地人的带领下，翻越西班牙和法国边境的比利牛斯山，向西班牙境内挺进。当领队宣布脚下就是西班牙领土时，来自各国志愿部队的成员几乎不约而同地一起唱起了《国际歌》。其中一个战士回忆说：“二十几国语言一起唱着同一首歌，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以后我再也没有这种体验了。”

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有这样感人的故事。1928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党员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捕。两人本来是革命伴侣，但是为了革命工作一直隐藏着身份。被捕之后，知道马上就要就义，两人决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让敌人的枪声作为婚礼的礼炮。他们高唱着《国际歌》走向自己人生的终点。另外关于《国际歌》的悲壮一幕与李大钊先生有关。李大钊1927年被北洋军阀杀害。1933年，北平各界为李大钊先生举行公祭，其中送葬的队伍就唱起了《国际歌》。

现在的电影创作或者是综艺节目中，大量出现《国际歌》的歌词或者旋律因素。电影《建国大业》中有一个桥段，是“五大书记”听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捷报后喝酒高唱《国际歌》的场景。另外，《建国大业》的主题曲《追寻》，在旋律上和《国际歌》也非常契合，副歌部分的旋律就是对《国际歌》开头两句的旋律做了艺术加工。另外，笔者参与创作的国内首部马克思传记动漫《领风者》，它的同名主题曲也是用《国际歌》的旋律切入的。

中宣部原副部长周扬曾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理想比共产主义的理想更伟大，没有任何一种感情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感情更崇高，而《国际歌》就正是这种理想、这种感情的一个集中的深刻的表现。”这是对《国际歌》最好的概括。

（卢刚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柯鑫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本文原载《纵横》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