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媒体"的真相
——论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
走向大同
摘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非常重要，是公民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也是防范权力滥用、保障民主的重要手段。新闻媒体，可以有力地监督政府、防范政府滥用权力，是一种巨大的权力。但是，"把媒体彻底交给社会、完全产业化"，绝不等同于把媒体交给人民，民众从此可以自由发声。因为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所以"把媒体彻底交给社会、完全产业化"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为私人资本垄断媒体，使人民失去出版自由，而且进一步加剧、加深私人资本对文化思想、选举、政治及整个社会的影响、控制。事实上，西方所谓的"独立媒体"，只是属于极少数人的私人财产，也是一种属于并服务于极少数人的巨大权力；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只是属于极少数人的"新闻自由"，而非大众的，它劫持、剥夺人民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对于大众来说它是强权、压迫和洗脑剂。西方媒体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私有性、逐利性，它服务于资产阶级、服务于利益集团，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专政，它维护拥有其、支持其的利益集团、党派的利益。
一、只属于极少数人的新闻自由
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是近代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价值之一。言论自由更是自由的核心内涵之一，是人权中最重要的权利之一。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权利，即人权，西方文化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置于政治价值的首位，"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神圣不可侵犯。近代西方文化认为，社会先于国家及政府而已经存在，社会中独立自由的个人彼此约定，同意并让渡其部分自然权利，以产生政府来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政府的核心职责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这也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不能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政府由人民产生，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的每一项功能和权力，都必须得到人民的授权。因此，政府不能控制媒体舆论，不能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有西方学者甚至提出"第四权理论"，强调新闻媒体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是政府三权（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它可以有力地监督政府、防范政府滥用权力，它独立于政府之外，具有自主性，免受政府干预。言而总之，在近代西方意识形态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非常重要，是公民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也是防范权力滥用、保障民主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不能干预、控制媒体，而应把媒体彻底交给社会，完全产业化。"独立媒体"理念是西方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之一[1]。所谓"独立媒体"，是指所有权和财政独立于政府、政党的私人媒体。西方新闻观认为，只有独立媒体才能免受政府和党派控制，保持"政治中立"，成为"社会公器"，维护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非常重要，是公民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也是防范权力滥用、保障民主的重要手段"——这没有争议，进而由此得出"须把媒体彻底交给社会、完全产业化"——看上去似乎完全合理、非常合适，毫无疑问。但其实，恰恰相反。"把媒体彻底交给社会、完全产业化"，绝不等同于把媒体交给人民，民众从此可以自由发声，因为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所以"把媒体彻底交给社会、完全产业化"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为私人资本垄断媒体，这必然使新闻媒体——这一极其重要的"第四权力"落入私人资本手中，使人民失去出版自由，而且进一步加剧、加深私人资本对文化思想、选举、政治及整个社会的影响、控制。西方所谓的"独立媒体"，实际上只是属于极少数人的私人财产，也是一种属于并服务于极少数人的巨大权力；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只是属于极少数人的"新闻自由"，而非大众的，它劫持、剥夺人民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对于大众来说它是强权、压迫和洗脑剂。
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媒体是以广告为支撑、以营利为主旨的企业。[2]如此，没有能力拥有媒体或成为广告商的广大民众在媒体上的表达权利，包括这些媒体所雇佣的新闻工作者的表达权利，就会从属于媒体所有者的私人产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权力，从而导致少数"豪民"或"豪民"阶级劫持人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也就是说，一旦媒体是由广告商资助和被纳入市场化以及资本化运作的轨道，资产阶级的话语权也就体制性地建立起来了，这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政治倾向性所能够左右的。而且，广告支撑的媒体市场不是按"一人一票"的民主逻辑运作，而是按"一元一票"的"钱主"逻辑运作的。传媒资本与广告商不会向那些反资本、反资产阶级、迎合劳工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媒体注资和投入广告费用的，而这可以彻底压制甚至彻底消灭后者的媒体及出版自由。
当今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宪法都确认并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但出版自由及言论自由，绝不意味着西方所鼓吹的那种"几乎没有任何管控的彻底的新闻自由、媒体自由"。宪法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及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宪法保障私人媒体寡头为所欲为的新闻自由。现实中，私人媒体寡头为私利、为阶级服务，打压、屏蔽异己，限制、压制大众的声音，蒙蔽、欺骗、愚弄大众，蛊惑人心，力图清洗、控制大众的思想，它侵犯、剥夺人民的出版自由及言论自由，因此，政府应该对它们进行严格的管制和整顿，依据是：宪法所确立的"行使个人权利及自由，应以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及自由为界"。
虽然作为个体的公民的出版自由是宪法保障的，但在一个社会成员对物质和文化资源的占有不平等的当今社会里，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多数公民——"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又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把媒体彻底交给社会、完全产业化"当然不好，但政府滴水不漏、完全彻底地管制媒体也不妥，因为这会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不利于民众监督政府及媒体，而且当政府滥用权力时民众的真实声音可能难以通过媒体发出。在今天的社会，媒体如同粮食、水、土地一样绝对不可或缺，它是一个特殊的、重要的领域。"民以食为天"，所以决不可让粮食完全产业化、市场化，国家必须认真负责地管理、调控之，媒体也是一样。
当今西方，几乎所有媒体都被私人资本掌控，而且集中度很高。如，以1986年数据为例，美国最大的24家媒体均由一家或多家家族企业掌控，这一格局延续至今[3]。再如，当今法国的主要媒体，95%以上都被控制在法国的七大家族手里[4]。
二战后，人类进入冷战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对立、竞争，国际上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套并列的话语体系、两种话语权。自20世纪70年代起，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兴起和信息及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全球普及，西方媒体攻城略地、全球扩张，西方取得冷战胜利则更推波助澜，西方媒体逐渐成为全球媒体和互联网的巨无霸，垄断国际传媒，建立起统治全球的新闻舆论霸权，世界新闻舆论一元化、西方化。
这几十年来，西方媒体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传媒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传媒行业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控制这些传媒集团的财团对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随之越来越大，"新闻自由"越来越成为大财团对社会进行控制、统治和获取巨大利益的工具[5]。当今国际传媒市场被谷歌、脸书、苹果、微软、迪士尼、亚马逊等为数不多的大公司所垄断，而它们基本上都为华尔街所掌控。传统媒体日渐衰落，以互联网、IT企业为代表的新媒体势不可挡，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而且集中度非常高，如当今全球最大的两家传媒公司：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脸书（Facebook），占据全球广告收入的20%（2016年）——一个惊人的水平。
二、媒体作用、影响巨大，"第四权力"
绝不仅是作为产业可以盈利，媒体作用、影响巨大，它是"第四权力"，它对社会、对政治、对文化思想影响非常重大。
当今社会，民众获取信息、接受舆论的主要渠道是媒体，媒体对民众影响巨大，它可以引导、改变甚至塑造、左右民众的想法。当今西方国家，轻调控、重市场，小政府、大财团，其实真正影响民众思想、价值观的，是媒体而非政府。代议制选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规模很大，耗费大量的金钱和资源，其重中之重、耗费最大的就是宣传舆论。没有媒体舆论的大力宣传、吹风，候选人通常很难得到选民的了解、支持，更不要谈赢得选举了。媒体能塑造、决定候选人的形象，媒体可以正面宣传之，捧到天上去，也可以"挖掘其花边新闻、负面新闻"，或搜集些捕风捉影的东西，亦可发挥想象力杜撰、捏造。今天，可以说媒体决定选举、媒体控制全国代表大会。不止选举，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亦如此，没有媒体的配合，政治家、政党乃至政府都很难获得成功。其任何政策主张，如果没有媒体的宣传，通常很难得到民众的了解、支持，欲出台、推行之就更难了。其遇到危机、困难时，如果没有媒体扶一把，怕是处境日益艰难。如媒体此时落井下石，怕是"难逃厄运"。野心家可以通过媒体舆论，鼓噪"民意"，炮制"民意"，搬弄是非甚至捏造事实、颠倒是非，蛊惑人心、搅动社会，兴风作浪、翻云覆雨，可以打压异己，抹黑、打击对手，甚至左右政局、改变时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控制媒体舆论，谁就能赢得选举和政治，谁就能控制社会。
媒体在美国政治及选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6]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了著名的"炉边谈话"，利用广播来促进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成功、高效地将其竞选信息传递给听众。约翰·肯尼迪凭借电视的优势，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战胜了时任副总统、声望很高的理查德·尼克松。共和党人在20世纪70年代将信件邮寄广告变成一个筹款机器，帮助维持政党收入长达二十年。1992年，克林顿的竞选团队深谙有线电视作为广告载体的力量，一口气买下覆盖全美的有线电视广告。社交媒体则是奥巴马、特朗普竞选成功的关键因素，社交媒体为他们带来数不尽的流量、粉丝和选票。西方国家的选举政治，实质上已经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媒体角逐。
在美国政治及选举中，媒体花费惊人。以广告为例，2019年-2020年，美国电视台播放了数百万条政治广告，价值23亿美元以上[7]。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最大的支出就是广告，拜登竞选广告投入高达11.5亿美元，远超特朗普的8.09亿美元[8]。
西方主流媒体之所以成为主流，是因为它们拥有最庞大而集中的资本，它们也因此直接和间接掌握着大量文化界精英的生计，这些文化界精英又为媒体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9]资本和社会影响力使得媒体财团在小政府面前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成为无论哪个党派的政客都争相拉拢的对象。政客们在竞选时也要仰仗媒体的力量为自己增加影响力。于是媒体财团的口袋中往往塞满了横跨多党的立法与行政资源，无论哪个党执政，媒体财团都对之影响重大。西方媒体集团将资本、文化和政治三力合流，"其利断金"。
法国一位前总统曾经说过，电视不是法国的第四大权力，而是第一大权力。它批评政府的时候，政府就会受到冲击和打击，如果媒体支持政府，政府就能够在选举当中、在民意调查当中得分。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指挥棒，它指挥着政府如何去执政。
三、西方媒体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私有性、逐利性，它服务于资产阶级、服务于利益集团
今天，西方媒体早已被极少数资本雄厚的私人财团所垄断，它是资本的忠实喉舌和攫取利益、利润的强大工具。西方媒体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私有性、逐利性，它服务于资产阶级、服务于利益集团，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专政，它维护拥有其、支持其的利益集团、党派的利益。
最近，德国知名作家米歇尔•吕德斯（Michael Lüders）出版新书《伪圣美国：为何我们须走出其阴影》，深度剖析了美西方统治阶级控制舆论、左右国家意志和集体精神，籍此化身"隐形政府"和"真正统治者"的过程，再次揭穿了这帮老爷们"嘴上全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的丑恶嘴脸。
四、"独立媒体"服务于资产阶级，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专政
西方所谓的"独立媒体"，它可以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却绝不可能独立于资本；它可以"独立"地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却绝对不会从根本上去质疑、批评、反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媒体的归属权可以发生改变，但万变不离其宗，资本永远是它的主宰[10]。西方媒体，绝非所标榜的那样——超然世外、独立公正客观，而是从根本上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
五、剥夺民众言论自由
西方媒体对内垄断媒体传播，向民众竭力灌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竭力排挤、封杀其它意识形态的媒体、舆论，限制、控制非西方文化的传播。它们还通过联合或资助大学、科研机构、知名学者，出资成立私人研究机构等方式，贩卖、传销其思想，控制舆论导向。它们不惜通过歪曲、捏造、炮制来蒙蔽、欺骗、愚弄民众。这其实是剥夺民众的新闻舆论自由和知情权，使民众失去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使民众日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是力图塑造民众思想，固化民众思维，以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民众思想、灵魂的统治，维护资产阶级专政。
广告是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某个大公司的工人举行反对该公司老板的罢工，那么与该公司有广告关系或其他关系的媒体必然会不惜时间、采用各种方式对罢工进行抨击，同时，悉数为资本所掌控的各主流媒体同仇敌忾，为维护资本、资产阶级的利益必然发出类似的声音，而工人们却很难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和互联网发表自己的意见。新闻自由的阶级性在这里显露无疑：资本家享有通过媒体为自己辩护并攻击工人的"新闻自由"，而工人却不享有通过媒体为自己辩护的"新闻自由"。
纵观西方新闻史，从管制媒体到市场开放下"自由"媒体的转型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英国报业史。英国资产阶级在巩固其意识形态统治的过程中，曾经面临一个"疏"和"堵"的策略选择。面对政府的垄断经营和高印花税政策，正在崛起的英国工人阶级出版非法报纸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英国议会就此展开辩论：如何最有效地把工人阶级的报纸打压下去。保守派主张"堵"，增加印刷成本；自由派、改革派则主张"疏"，放开媒体市场。结果，改革派占了上风。放开市场后，那些为工人阶级说话的报纸因为没有广告商的支持，"自然而然"地渐渐消失了，而资产阶级通过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巩固了其话语权，确保意识形态领导权。其中，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是：拥有474万下层劳工读者的激进报纸《每日导报》（The Daily Herald），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广告收入而在20世纪60年代被迫关闭。意味深长的是，这份报纸的读者人数比另外三家迎合统治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报纸——《泰唔士报》（The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卫报》（The Guardian）的读者总数多出将近一倍。
美国国会1917年通过了《反间谍法》，1918年又通过了《反煽动法》。其后，美国根据两法案逮捕了上万人，1919年成立的美国共产党1920年即被打入地下，其机关刊物也被迫停刊。
有些人可能会说，私有媒体自主发布信息，或开除自己不喜欢的编辑不是天经地义吗？
在西方，私人媒体寡头垄断了传媒，"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西方媒体太强大，掌握了绝对的信息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信息腐败，信息腐败意味着信息被控制，言论被限制，自然就意味着言论不自由。任何人行使权利及自由，都应以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及自由为界。这些私人媒体寡头以私利为根本出发点垄断新闻舆论，它实际上侵犯、剥夺人民的出版自由及言论自由。普通百姓肯定基本上都没钱去开设传媒公司或投放大量广告去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占据新闻舆论的主导。怎么办？显然需要有独立的监管力量去对媒体进行监管，西方政府也试图去监管，但因制度问题——政府为资本打工、地位低下，而无力监管，也不敢、也不愿真正去监管。缺乏有效监管和制衡的西方媒体，自然就成了一切服务于私利的、独裁的主流新闻舆论发布者。
六、西方政府与西方媒体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在西方国家，资本是国家的主人，媒体的主人也是资本，因而政府与媒体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平日里，各"独立媒体"指责政府、批评政客不断，相互之间争吵、口战不休，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媒体与政府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默契无比。
比如，1970年代西方兴起新自由主义，西方主流媒体为之造势、摇旗呐喊，联合智库、学术机构、知名学者等竭力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反对政府调控和干预，有力推动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乃至全球主流的、"正统"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政策，成为"政治正确"和"唯一正确发展道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媒体不再提反对政府调控和干预，反而大谈华尔街大型金融公司对国家、社会如何如何重要，总之，"绝对不能让它们倒下"，必须尽快救助。最终，政府拿出巨额资金也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来救助这些没有良心道德底线、搞投机欺诈导致巨额亏损、信誉扫地，已经到无法再运营、仅凭自身力量无法再爬起来的地步的华尔街大型金融公司。同期，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逾18年）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承认，自己坚信了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错的，而美国媒体对此却一带而过，难见片言只字。
再如，美国媒体自觉与官方口径一致，将入侵阿富汗、伊拉克说成"捍卫自由民主"、"反恐战争"，避谈反对伊拉克战争，等等。至于战争导致几百万、上千万难民流离失所，那自然是当地"独裁者"的罪孽，"正义神武"的美国大兵可是来解放当地民众的。当年，为了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官员自编自导了精彩的一幕戏——"已经找到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美国主要媒体马上跟进，全力宣传、大肆渲染，最终让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深信"伊拉克确实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为美国发动战争铺平道路。但时至今日，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很多年了，谁也没有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任何证据。
西方国家通过行政调控、法律调控、资源调控和软性调控等多种方式对新闻媒体实施监管调控，特别是一旦涉及国家利益和安全时，西方标榜的绝对自由标准就会进行"合乎时宜"的调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1]
比如，"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要求新闻媒体绝对听从指挥，不能播出本•拉登和塔利班领导人的讲话，当时美国的媒体几乎是清一色的反恐报道。美国之音因播出了对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采访录，台长被撤职，政府削减了几百万美元的经费，以示惩罚。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吸收国内外记者"嵌入"美军采访，同时颁布了《随军记者守则》，为记者规定了许多"不许"。虽然限制引起了不满，但绝大多数新闻媒介都默然接受限制，"规范"自己的新闻报道。
再如，仅五角大楼就拥有每年数亿美元的"信息服务"预算。他们制造大量信息，满足媒体需求，而媒体则倾向于对政府代表、游说组织的通稿和声明奉行"拿来主义"，沦为传声筒。对于这一点，美西方一些"圈内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2009年，时任美联社主编——科里，曾批评小布什政府将五角大楼拓展为"全球性宣传机器"，尤其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军方对媒体的压力明显增加。军方高层则威胁称，"如果科里及美联社继续坚持新闻原则，则会被消灭！"
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是保护私有财产、维护资本利益。"1%"的这部分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起巨大财富，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对维护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高度的自觉性和强烈的责任感。由"1%"垄断的媒体可以"独立"地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可以让某位政客落马、某个政党败选、某届政府下台，但它们绝对不会去质疑、批评、反对这个制度。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府也是垄断资本集团的"打工仔"。那些站在大财团、大企业、大媒体背后的"1%"，才是西方国家没有任期限制的真正统治者，政府及官员不过是"1%"的"看门狗"和"守夜人"，倘若不慎惹得"主子"不开心，则必会被换掉或被拉下马。"1%"对媒体的控制比对政府的影响更加直接，媒体批评政府，与其说是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不如说是主人对仆人的监督和呵斥，当然亦可能是"1%"内部不同党派之间的"狗叫狗"、争权夺利。
这才是"独立媒体"的最大真相！
七、双重标准
西方一贯标榜"新闻自由"，但其实从来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一向都是双重标准，内外有别、亲疏有别。
以新闻自由、客观公正自居的西方媒体，习惯于不加掩饰地筛选信息、预设立场，对自己不利的或者不符合其价值观的事情，就少报道或不报道；对自己有利或者符合其价值观的事情，就尽情地施展"自由"，小事放大，甚至编造、捏造，这真真反映了其"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西方媒体根据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分野、国家间关系亲疏远近，对不同国家施以不同的新闻自由标准，区别对待。那些与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不同的国家，那些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通常被贴上"专制"的标签，甚至被"妖魔化"，其一旦出现"负面新闻"，西方媒体就会如获至宝，马上不惜笔墨、大肆炒作，还会添油加醋，有时还会"充分发挥想象力"，编造些"子虚乌有"的东西。但对自己和自己人，西方媒体总是涂脂抹粉、文过饰非。对那些依附西方阵营的国家，即使其国家体制与西方有根本区别，哪怕是君主制、世袭制也无妨，西方媒体也网开一面。对于那些可能抹黑西方、抹黑资本主义、有损国家形象的事件，西方媒体则非常"理智"，通常是视而不见、习惯性失聪，"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早被抛到九霄云外。长此以往，美西方记者脑子里早已形成强大的"自我审查机制"，对客观报道社会主义国家，或是反思本国制度弊端等话题噤若寒蝉。
比如，中国的西藏、新疆、香港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西方媒体马上欣喜若狂、趋之若鹜。明明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一些西方媒体却在没有进行现场真实采访、没有可靠材料佐证的情况下，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将之粉饰为"和平示威"、"和平抗议"。可一旦有涉及美西方干涉别国内政、生物实验室遍布全球或其大企业污染环境的事情出现，他们就置若罔闻。2013年斯诺登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长期监听其他国家，这一事件严重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安全和国际形象，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都非常"克制"、"含蓄"。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表面上大力鼓吹互联网自由，并谴责对互联网进行正当管理的国家。而实质上，美国政府一直在极力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利用其在互联网领域的巨大技术优势和商业垄断地位，美国政府自由地向他国传播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同时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限制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的传入，并设法窃取他国的重要信息，斯诺登爆出的"监听门"仅是冰山一角。
华尔街大型金融公司的贪婪无度、投机欺诈酿成祸害全球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向以"无所不在的监督"和"独立客观公正"自诩的美国主流媒体却对此既无任何事前察觉和预警，也无多少事后反省与揭露。危机后，华尔街的种种拙劣表现不断挑战民众的底限，积蓄已久的民怨最终爆发——2011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并很快蔓延至全美数百个城市。但西方主流媒体的反应却始终极为冷漠和消极，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既没有及时报道，更没有大肆炒作。"占领华尔街"运动剑指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弊端，谴责"1%的人占据国家权力和财富"，美国主流媒体却认为这"没有新闻价值"。资本家享有通过媒体为自己辩护并攻击示威者的"新闻自由"，而示威者却不享有通过媒体为自己辩护的"新闻自由"和机会。但是，如果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特别是同西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地方发生这样的街头抗议事件，甚至发生暴力恐怖活动，西方媒体就会嗜血般亢奋，迅速而"热情"地跟进，将其描绘为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反抗暴政"的"壮举"，不惜版面、时间大肆渲染。
八、世界舆论霸权
西方所谓的"独立媒体"，从来都是资本的传声筒和工具。西方满世界鼓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只不过是以此为"道德制高点"倒逼、胁迫各国开放传媒市场、放松管制，以方便实力与技术胜出一筹的西方媒体全球扩张。西方（媒体）最终垄断了国际媒体和互联网，垄断了国际新闻舆论及媒体传播，建立起统治全球的新闻舆论霸权，世界新闻舆论一元化、西方化。新闻舆论霸权，是一种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凭借垄断、霸权，依托西方的世界霸权和经济、科技、文化领先与先发优势，西方媒体主导、支配世界舆论，在全球大肆宣传、推广西式制度文化，推动"普世价值"全球化、全球文化西方化，肆无忌惮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充当西方资本和西方政府的传声筒，服务于西方资本的扩张、掠夺与积累，为此不吝捕风捉影、搬弄是非、捏造臆测、颠倒黑白、煽风点火等各种手段。
早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就把新闻自由和意识形态渗透当作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新闻自由战略的成果。"冷战"结束后，尝到胜利果实的西方国家对新闻自由这一工具的使用更加重视。他们一方面加强大型媒体的全球扩张、渗透，另一方面不断努力在发展中国家当地建立所谓的"独立媒体"，以不断抢占传媒阵地，为自己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进一步创造条件。
自我标榜"独立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实际上满怀偏见与私利。它们以"新闻自由"为掩护，常常肆意歪曲、丑化他国事务，蓄意贬低他国制度文化、发展道路，以刻意凸显西式制度文化的"正统性"、"普世性"。它们常常打着践行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旗号，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指手划脚，发表不当言论，妄议他国内政，常常歪曲、捏造事实，颠倒是非，制造、散布谣言，煽风点火，制造分裂、混乱，加剧相关国家内部、相关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紧张局势，影响他国政治，推动他国"民主化"、"颜色革命"及政权更迭，推动他国"经济自由化改革"，以为己、为国际垄断资本谋取利益，为西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摇旗呐喊、开路搭桥。西方媒体，早已成为西方维护其世界舆论霸权、世界文化霸权和世界霸权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想当年，美国通过强大的全球舆论宣传以及一管类似洗衣粉的"化学武器样品"，最终让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深信：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为发动伊拉克战争铺平道路。有人说，美国话语权颠倒黑白的能力，美元无中生有的能力，是美国的两大神技——看来，绝不为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越来越注重把网络上的信息传播同文化传播、价值渗透和政治干涉结合起来，把互联网变成在全球推广西方民主的重要工具。为更好地利用这一工具，美国成立了网络战司令部，美国国务院成立了网络民主行动办公室，协调脸谱、推特、谷歌等国际互联网巨头研制躲避主权国家网络监控的软件，通过互联网直接策划、煽动、支持、推进目标国的"颜色革命"。进入21世纪，在中亚"颜色革命"、中东"阿拉伯之春"及全球众多国家地区的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中，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战略及充分有效利用互联网策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威力和效果常常远胜过战争。
九、"独立媒体"维护利益集团、党派的利益
西方媒体，是私人资本，其在本质上逐利，维护拥有其、支持其的利益集团、党派的利益。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只不过是资本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障眼法和工具而已。
2011年，隶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之一——新闻集团的《世界新闻报》，被爆出在2002年非法窃听一名失踪少女及其家人的电话，干扰警方破案，之后该报更多窃听丑闻陆续被爆——以媒体的知情权为借口，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不遵守法律、违背社会道德、大肆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让人们见识了丧失最起码的新闻道德和职业操守的西方新闻自由，又一次暴露出西方新闻自由的虚伪本质。
既然是私人资本，这些西方媒体就不可能摆脱唯利是图的本性。在"独立媒体"的体制下，赚钱对于媒体来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生存条件也是最高目标。默多克、《时代》公司老板卢斯等传媒大亨都曾不加掩饰地声称：报业只是一种生意。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家周报的主编明确说："广告生意就是权力，谁给我们广告生意，我们就给谁说好话。"
大财团办媒体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所控制的媒体无论如何无法摆脱利益的束缚和制约，它实践和追逐的只会是资本的新闻自由。西方媒体以发行量、收视率、广告收益作为最高追求，为实现经济利益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众所周知，隐私权是人权中最根本的权利之一，是关于人类尊严的权利。《世界新闻报》的记者们敢于毫无顾忌地对之进行侵犯，完全是出于利益驱动，是对金钱的无止境追求让他们不惜铤而走险。在这里，新闻自由已经成为资本追逐利润的遮羞布，滥用新闻自由则成为资本获得更高利润的最佳途径。"窃听事件"充分显示出，在资本的控制下，收益可以压倒一切。《世界新闻报》的窃听行为虽令许多人震惊，但一些了解其历史和办报风格的人士却并不惊诧。因为该报一贯以发布情色春光、八卦秘闻和一些民粹主义新闻而著称。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进而获得可观的发行量和利润，该报从来都是不择手段。早在2006年，《世界新闻报》就有窃听丑闻陆续被爆出，《世界新闻报》的一些记者乃至副总编辑都曾因涉嫌窃听而被捕。新闻集团旗下的一系列报纸如《太阳报》、《世界新闻报》等不讲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把低俗作为卖点、把利润作为唯一追求，虽然其发行量巨大，但给英国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导致英国新闻界的职业道德水准一降再降。在许多英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默多克也因此几乎成了伤风败俗的代名词，被认为是最贪得无厌、粗俗无礼的出版商。
然而，《世界新闻报》的卑劣行径，在西方媒体圈里并非个案、更非偶发。
近期，BBC的又一丑闻再次被实锤。有关调查披露，1995年BBC记者使用欺骗手段让英国王妃戴安娜误以为"身边人已被买通"，从而达到了独家采访戴安娜的目的。这场爆炸性专访最终激化了戴安娜与英国王室之间的矛盾，也成为其婚姻破裂、遭遇横祸的诱因之一。而BBC竟然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对外宣称"查无此事"，无视外界质疑。BBC这样自诩"准确、诚实、公正、独立"的西方主流媒体对英国王室都敢如此肆无忌惮地"骗访"，着实令世人震惊。而时至今日，"骗访"在英国媒体中仍普遍存在。
昔日的新闻集团，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传媒公司之一，净资产超过400亿美元。新闻集团在全球范围发行175种不同的报纸，包括英国的《泰晤士报》、《太阳报》、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等。新闻集团还拥有美国的福克斯电视网以及英国天空电视台、亚洲卫视等的大量股份，在全球拥有8500多万卫星电视网用户。庞大的媒体王国使传媒公司的老板拥有了巨大的能量，因为媒体导向对公众的巨大影响已经成为政党竞选、施政成败的关键因素，政党的领袖们都不得不以各种方式接近媒体老板。比如在英国，新闻集团的老板——默多克就是在政坛上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他能够左右英国舆论，并通过舆论影响英国政治，他的媒体甚至能影响英国首相的竞选形势。也因此，2010年英国《新政客》杂志根据权力和对全球影响力大小评选出全球5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其中，默多克排名第一。
西方媒体大都私有，媒体老板决定着一家媒体发布什么消息、什么时间发布消息、从什么样的角度发布消息等。西方媒体可以批评老板不喜欢的政党、官员，但绝不会批评自己的老板和"老板拥护的事情"，比如绝不会批评老板支持的"政治献金制度"、企业减税政策等。再如，默多克当年收购《纽约邮报》成功之后，随即拿起即将出版的报纸大样大改标题，报纸编辑们刚提出质疑，默多克就当场发火：我买了这张报纸，听我的还是听你们的？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的时候，一名澳大利亚记者撰写了一篇有关默多克妻子的报道。可能是因为当事人不愿一些细节为世人所知，这篇报道完成后即被封杀，后来好不容易在几家网站上露面，但也迅速销声匿迹。显然，默多克的资本力量有效地控制了该报道的发表和流向。
早在1925年，《华尔街日报》的威廉·彼得·汉密尔顿就撰文写道："报纸是私人企业，它不欠公众任何债务，公众也没有赋予它特权，它完全是业主的私产"。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乔纳森·谢尔曾就《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撰文指出：在默多克家族控制的新闻集团，编辑独立性已让位于铁腕"中央集权"。
西方国家的真正主宰者是垄断资本，它们不仅垄断国家经济命脉，而且也垄断媒体这一重要领域，并籍此控制舆论，影响、操控政治。但垄断资产阶级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存在差异，它们相互之间明争暗斗。资本收购纸媒当然不只是为了赚点"卖报钱"，更不是为了什么公众利益，而是"所谋者大"：掌控媒体，就可以操纵舆论，玩弄民意，以收获选票、塑造于己有利的国家政策、打压对手。媒体是资本、是不同利益集团及党派竭力争夺的对象，它与政治及权力紧密相连。它是不同利益集团及党派的"传声筒"，它是不同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西方媒体"自由"地问责政客、指责政党、批评政府，不过是为了维护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西方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职业操守很大程度上被党派利益和商业利润追求所取代，根本无法做到独立中立、超然于利益纷争[12]。
以美国为例。1990年代后期福克斯新闻开播，它为共和党获得舆论支持和选票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当今美国主要的传统媒体中，除福克斯新闻、华盛顿时报外，大部分都左倾，这对民主党有利一些。但在特朗普的带领下，共和党人在推特、脸书这样的新媒体上表现抢眼，吸引大量粉丝，带来滚滚流量，风头完全压过了民主党人，为共和党竞选、施政带来很大帮助。对于许多重大问题，今天美国各主要媒体之间的分歧很大，甚至相悖、水火不容，党派化倾向日益显著，这也在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这几年，围绕政府抗疫的所作所为，美国众多媒体相互攻击、打成一团，充当党派的传声筒和公关员。
十、媒体保驾，拜登胜选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丑闻被主流媒体屏蔽、封杀。实际上，此举对选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可能对最终的选举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试想，如果这些负面信息没有被屏蔽、封杀，那么，肯定会被疯传，很可能成为网络热点，这会严重损害拜登的形象，影响其支持率、得票率，最终的获胜者也可能不是拜登，而是其竞争对手——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2020年10月中旬，恰逢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时刻，《纽约邮报》披露了拜登父子的一系列负面材料。如，亨特·拜登将自己的父亲介绍给了乌克兰大型能源公司——布利斯玛的一位高级顾问。而且，后来（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施加影响，推动解雇时任乌克兰总检察长维克多·肖金——而他当时正在调查布利斯玛，因涉嫌非法商业交易、利益输送，包括贿赂拜登父子。《纽约邮报》还爆出亨特·拜登吸毒、嫖娼、私生活混乱等大量丑闻。《纽约邮报》称，特拉华州一个电脑维修店在修理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时发现了这些材料。
该报道一出就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离奇的是，该报道随即被各大社交媒体联手封杀，最终销声匿迹了。脸书、推特等美国主流媒体一起限制了相关信息的传播，甚至冻结了转发此类信息的用户账户。
但真相总是遮盖不住。2022年夏，脸书掌门人扎克伯格爆料，在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包括脸书在内的众多社交媒体施加影响，帮助掩盖了拜登之子亨特的丑闻。稍后，推特新老板马斯克披露，2020年大选投票前，应拜登团队的要求，"推特曾为亨特·拜登删帖"，明显倾向民主党。这些爆料在美国社会引发轩然大波，更是引爆了美国政坛。
在2020年大选中落败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文，表达了强烈的愤怒与抗议，"……在大选前隐瞒了关于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特朗普就会轻松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这种大规模的欺诈和干预选举行为，在我们国家真是前所未见"，"补救措施：宣布（2020年大选的）合法获胜者，这也是成本最小的解决方案，或者宣布2020年大选遭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并立即举行新的选举！"[13]。"这是一个关于推特和各种形式的美政府欺诈、特别是选举欺诈的真正的大新闻"，特朗普称，"其他大型科技公司也发生了同样程度的欺诈，甚至可能更糟"，"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腐败的国家。"[14]
共和党人怒不可遏，猛烈抨击相关媒体和拜登团队，"他们是罪犯"，无耻的勾结。更有共和党人认为，推特高层和拜登领导的民主党存在某种利益往来。
随着对亨特调查的展开，真相开始浮出水面。《纽约邮报》当年披露的那些负面信息绝非捏造，更非捕风捉影，其中一些已经"坐实"。
2023年，亨特·拜登对两项联邦刑事税务指控认罪。他还因吸毒期间非法购买、持有枪支而被提起联邦重罪起诉。众议院共和党人也对拜登总统展开弹劾调查，指控他与亨特的商业交易有关联。
注释：
[1] 郭纪：《西方媒体：1%掌管，为1%服务》，观点中国，2011年12月16日，来源：环球时报。
[2] 赵月枝：《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权》，观察者网，2014年9月9日 14:46:24，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07期。
[3] 朝阳少侠：《西方权贵如何操纵世界舆论：揭秘五只看不见的手》，环球网，2021年5月24日 17:26。
[4] 郑若麟：《在西方媒体眼中，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中青在线，2017年7月12日，来源：新华网。
[5] 凌言：《资本和权力操纵下的西方新闻自由》，爱思想，2011年9月16日 12:33:24，来源：《红旗文稿》。
[6] 邵国松：《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美国总统竞选》，《学术前沿》2020年8月（上）。
[7] 冯兆音：《美国大选："烧钱"的竞选广告为何举足轻重》，BBC中文，2020年10月1日。
[8] 灵蹊营销笔记（getlx007）：《美国总统大选背后的政治营销广告烧钱浅析》，传播蛙，2021年。
[9] 魔王：《西方"自由媒体"真的自由吗？》，观察者网，2017年6月5日 08:47:01。
[10] 闻华：《看清西方新闻观的本质》，求是网，2017年12月31日 10:00:00，来源：求是。
[11] 《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的"新闻自由"？》，中国记协网，2020年4月8日 14:11。
[12] 张蛟龙：《炮制"病毒阴谋论"？充满偏见的西方媒体谈何客观中立》，腾讯网，2020年5月13日 03:15，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13] 《FBI帮拜登隐瞒小儿子"硬盘门" 特朗普：重新选举！》，看看新闻Knews，2022年8月30日 15:50，来源：环球网。
[14] 张晓雅：《马斯克放"推特为亨特·拜登删帖"内幕引爆舆论，特朗普等炮轰民主党》，新浪，2022年12月4日 07:52，来源：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