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典型”了二十多年，但现在才读出一点味儿来。多少年来，媒体那些漂浮在经验层面的政治图解，几乎把华西村塑成了一只政治花瓶，而习惯性地漠视了它刻写在中国“三农”发展深层地带的理论宝藏。其实，华西村就是一部关于中国“三农”发展且具有普世价值的穷人经济学。如果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少去舍近求远地炒西洋经济理论的剩饭，而屈尊以华西村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文化形态等“华西现象”为切入点扎下去，说不定会搞出一种“共同富裕”的大学问。本文拟先就其“政治形态”一题抛出一砖，以期引玉。
华西村的政治形态是其发展奇迹中最大的谜团。沿逆时针方向看华西村，或许才能看出点名堂。上点年纪的人走进华西村，常常会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一种原汁原味的社会主义。那里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遗风”甚盛，其组织形态及其运作机制从根本上端详，还是“文革”前那段时间的品貌——典型的社会主义农村，对了，现在应该在“农村”前加个“新”字。
现在的华西村，不说其党务体制的活色生香，不说其政务体制的按部就班，连华西村的老当家吴仁宝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他的作风、习惯、操守和觉悟，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体制中生长着的沉淀。甚至连他走街串户谈心的方式、简朴廉洁律己的本色，都深深地打下了那个令人怀念的时代的烙印。华西村村民也是言必称“党”，言必称“人民”，言必称“社会主义”。且慢用脸谱去对号，他们分明都在一种范式中——那种不曾被异化的政治范式。
当然，免不了遭到质疑：念这种政治经也能发财？也能搞出现代化？但华西村正是在这种政治范式的浸润中，率先进入了中国“三农”最高级形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华西村的政治形态决不是一种僵化的原生态，而正好相反，它表现了一种神奇的活力。这种活力，如果没有一种理性的东西支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延续的。
不信吗？即使粗略地扫描一下也能发现，在华西村的政治形态中，承载着毛泽东思想中的“为人民服务”，承载着邓小平理论中的“实事求是”，承载着“三个代表”中的“最广大人民群利益”，承载着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这种系统的理论承载绝非偶然。尽管吴仁宝被公认为是“农民思想家”和“农民经济学家”，但他还不是政治形态这一谜团的最后谜底，他可能只是我们打开一座理论宝库的钥匙。
我非常欣赏近来舆论评价华西村的一个短语：红旗不倒。什么“红旗”？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不倒”容易，扛着它前行就难，把它插上一个时代的峰巅就难上加难了。然而华西村做到了。按照本人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总觉得华西村的“旗手”早晚会“出事儿”，说不定哪一天早上醒来，看到媒体在醒目位置报道的一条消息就是，吴仁宝被怎么怎么样了。现在看来，我和许多人的这种可怜的思维惯性被华西村颠覆了，当然，这是一种罕有的却美丽的颠覆！华西村这面不倒的红旗和那位不倒翁“旗手”，不仅引领着中国农村红色旗帜的方向，也引领着中国农村走向市场经济的潮流。华西村的发展不是吴仁宝一个人的“能人经济”，准确地说，它是吴仁宝用半个世纪的信念所经营的一种惊世骇俗的体制模式——当今“主流”们拼命想舍弃的那种东西。
我说这些，无意再在无数已经无以复加的溢美之词上再添些废话，而是想跟理论家特别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探讨一下，在这个“不倒”的实践中，所有的村民不仅没有成为改革开放的牺牲品，而且建成了共享成果的天堂。请问，其中有没有值得你们升华到理论层面，然后再反过来指导中国“三农”事业的穷人经济学的奠基性命题？且莫急着为自己那无耻的“牺牲论”等歪理脸红，拿出你们的良知和勇气，给中国“三农”一个圆满的理论交代吧。
近年来，几乎所有媒体在报道华西村时，似乎都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它的“政治”影像，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时髦心态，才让华西村这部可能具有惊世价值的穷人经济学，至今还搁置在感性主义的浅滩上。虽然目前我还不敢断定这种形态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功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一种产生了巨大效应的华西村“政治形态”及其他形态，一定具有重大的经济学理论价值。
然而，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就像对“华西现象”置若罔闻一样，也往往对“政治经济学”不屑一顾。且不说该门学科并非“政治”与“经济”的简单相加，仅是从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现象这一特质来看，它就不可能跟“政治”完全割裂开来，这一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尤其重要。“多数人牺牲、少数人享乐”的“主流经济学”谬论，恐怕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走火入魔了。
华西村证明了一个中国式的重要法则，搞市场经济不是离政治越远就会离经济越近，不是离共产党越远就会离市场化越近，不是离共产党“穷人经济学”理论越远就会离现代经济理论越近。反观比华西村成名略早些时日的天津大邱庄，禹作敏的迅速崩溃和大邱庄的昙花一现同样证明，偏离了共同富裕的政治轨道，毒化了以人为本的政治形态，就无法建立起属于中国穷人的经济学理论。
如今年轻一点的人大都读不懂“红旗”的历史意涵，那的确是一个一言难尽的特色政治符号，但华西村却如此浓墨重彩地把它绘制在市场经济时代的田野上。我坚信，在这片土地的深处，定然藏有穷人经济学的富矿。当吴仁宝在向全国农民阐释着“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的传统经典政治“口号”时，我们的“主流经济学”们难道没有兴趣去华西村就地取材，从中提炼出一些具有穷人经济学基础理论价值的课题？如华西村“人民幸福”的实践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穷人经济学的关系、华西村政治形态对中国“三农”发展的意义等等，或者对华西村的“人民幸福”来自社会主义的真实性进行一番论证也未尝不可。总之，无论证实还是证伪，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建议中央政策研究办公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智囊们，把“华西现象”当作一门符合中国国情的实用经济学去关注和研究，并及时将研究成果推而广之。建议中央旗帜鲜明地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误国误民的肤浅学术碎片从推行层面上封杀。穷人经济学在中国首先就是一部“三农”经济学，做成这门学问已是刻不容缓，华西村的“共同富裕”其实就是人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同义语，“华西现象”不能再陶醉在井蛙们的政治图解中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