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农业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连续7年制定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而人多地少决定了小农体系将是中国农村、农业长期不可改变的现实，预计2030年中国人口将稳定在15亿，届时中国城市化率即使达到70%，也仍将有4.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18亿亩耕地的红线能够守住，彼时农村人均耕地规模也只有4亩，中国农村作为小农社会的基本性质仍然不会改变。而小农经济尽管有其不足，但在农村和农业大规模基础设施已经在毛泽东时代建设完成、工业化基础已经相当雄厚的情况下，在“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度下，这一结构能够让农户以兼业方式参与工业化，分享其收益；以渐进方式加入城镇化，尽可能消除其副作用；因此有着显著的优越性。保持这一体系的稳定，相应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根基。然而，各路资本对农地“开发”巨额潜在收益虎视眈眈，“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正让这一根基面临遭受侵蚀的风险，深入剖析“开发商养猪”之类新闻，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自从两三年前食品价格开始显著上涨以来，多年来备受冷落的农产品就跃居各路资本演出的热门舞台，从网易老板丁磊到其它企业，相继传出“养猪”新闻者形形色色，其中某些开发商对养猪和其它农业项目的“青睐”尤其引人瞩目，这回又增加了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的北京中实集团。据1月23日《经济观察报》报道，该公司宣布将在陕西渭南建设占地10万亩的“黄河国际食品产业基地”，计划年出栏生猪300万头，供应有机猪肉23万吨，一时引起业界内外广泛瞩目。那么，这件事该当如何看待？
可以肯定，假如该公司确实是真心实意要进军养猪行业，而且为此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商业计划，那么这个计划是值得称许的。我国是世界猪肉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但大部分是在小农经济的框架下生产的；正如上文所言，就总体而言，经济和社会因素决定了小农经济在我国将继续存在相当长时间，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不可一概否定，只是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在目前的市场细分和价格体系下，猪肉产品质量等等难以控制，不能充分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大资本进入养猪业，建立新的生产经营模式，自有其好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宣布要继续加大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源投向农业农村，真实的产业投资也会得到政府政策支持。但是，根据有关报道来看，中实集团上述“计划”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疑点，甚至是潜在风险。
首要问题是中实集团上述计划的生产模式是否需要大量占用已耕作土地？如果是，那么就存在巨大的政治性风险，因为这等于是夺去了众多居民的生计。即使不考虑耕地保护限额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稠密、人均耕地甚少的国家，此举之危险也不言自明。
从整个世界来看，耕地是许多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的主要生活来源，甚至是唯一生活来源，与大资本进入相随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转移往往等于夺取相关农民的生活来源，发展中国家农民普遍缺乏地契进一步加剧了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大资本从事的大规模农业开发相应有可能在当地引起激烈社会争议，甚至演变为严重社会动乱。2008年，韩国大宇物流与马达加斯加政府签约，在该国租赁130万公顷土地（相当于半个比利时国土面积）从事农业开发，结果在马达加斯加引爆了大规模反政府动乱，最终导致政府非正常更迭。
在中国，虽然迅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吸收了大量农村壮劳力，但耕地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保障功能。老人和妇女留守农村，为外出增加现金收入的壮劳力提供了退路；在2008年末、2009年初的两千多万农民工返乡风潮中，这一点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不可高估农民进城定居的潜力，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过高，绝大多数农民工难以在目前他们奉献血汗的大城市立足定居，最终还是要到乡村（其中一部分乡村未来将发展成为小城镇）落叶归根，耕地将长期发挥不可替代的社会保障替代品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就算可以不考虑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为了让十家八家大资本能够占用农地多取得一点利润，难道我们就该逼迫千千万万家普通农户离开家园涌入城市在贫民窟中挣扎等死？
根据有关报道，中实集团上述项目计划占地面积高达10万亩；假如都是占用耕地，我们不能不担心将影响多少人生计？按该项目计划所在地陕西渭南市大荔县人民政府网站提供的统计数据，该县耕地9.3万公顷，[1]折合139.5万亩；总人口72万人，其中县城10万人，全县设置13镇13乡。[2]由上述数据可知，该县人均耕地面积1.94亩，10万亩等于51546人的平均耕地。
当然，由于该县居民并不全部依靠农业谋生，影响的人数应该没有这么多；非农居民越多，受征地影响的人数就越少。假定该县72万人除县城10万人之外均属农户，那么62万农户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为2.25亩，征用10万亩耕地计划要影响4.44万人。假定该县除县城外13镇平均每镇拥有1万非农居民，那么全县农户人口49万，人均耕地2.85亩，征用10万亩耕地计划要影响3.51万人。假设大荔县除县城外13镇平均每镇非农居民1万人，这个假设数字相当高，不至于低估该县非农居民人口，相应也就不会高估受征地影响的人数。在现行统计制度下的“建制镇建成区居民”大体属于非农居民，除此之外为农户（包括专业农户和同时从事其他行业的兼业农户）；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7年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公报》，2007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19249个，根据对16711个建制镇的统计，建制镇建成区1.311亿人，由此可知平均每个镇建成区人口7845人。鉴于西北地区城镇化水平全国最低，国家统计局数据称西北平均每个建制镇人口数比全国平均数少3.63%，[3]可以断定2007年末西北建制镇建成区居民只会少于7845人。
根据上述推算，即使把受影响人数估算再降低一些，中实集团的这个计划影响的人口也当在3万人至4.4万人之间，取其下限，再假设受影响者家庭都是如下组成：两个老人、一个孩子、一对壮年夫妇，其中壮年夫妇需就业，那么3万人口受影响也意味着起码需安置1.2万壮年人就业，这个项目能安排这么多就业吗？即使一半计划占地位于黄河滩地（且不提由此而来的防洪和法规等问题），相应把上述估算中需要安置的劳动力减少一半，也有六千人之多，何况得到安置者也会面临生活成本上升等种种问题呢！寻找商业机会固然是企业本职，但我希望中实集团在大荔县不要扮演大宇在马达加斯加的角色。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项目计划的产品（300万头肉猪、23万吨有机猪肉）销路。不管中实集团计划生产的有机猪肉品质多么好，假如找不到销路，这个项目仍然只有失败；而经过估算，我们也不难发现这23万吨有机猪肉销路堪虞。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数量变动不算很大，按国家统计局统计，2002—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每年购买的猪肉在18.2公斤—20.4公斤之间；[4]由此推算，那么23万吨有机猪肉需要的消费者人数上限为1263万7363人，下限为1127万4510人。由于有机猪肉价格较高，而高收入消费者肉食消费更多地选择牛肉、海鲜水产和高档禽类，选取人均猪肉购买量下限（对应消费者人数上限1263万7363人）更为合理，占我国2008年末城镇人口60667万人的2%。鉴于我国消费者对价格变动较为敏感，2007年猪肉价格暴涨，当年猪（毛重）生产价格指数猛涨45.9%，[5]相应的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购买猪肉从上年的20.0公斤下降到18.2公斤，降幅9%，为2002—2008年间最低水平，[6]而我国收入分配失衡又比较明显，就算全国有机猪肉市场被中实集团一家垄断，中国能找到近1264万愿意接受高价有机猪肉的消费者吗？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别人多么真诚追捧有机猪肉的好处，商人都千万不要犯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错误。
从中实（集团）公司网站（http://www.ciic-bj.com.cn/jtcy/jtcy.html）介绍的情况来看，该公司产业划分为房地产业、科技实业、国际经济合作三个产业系统，主业是房地产开发、物业物流、园区开发、酒店、信息技术、网络几个板块，并无批发零售业务板块。[7]根据上述销售估算数据，可以判断，依靠这家公司在国内的销售渠道，23万吨有机猪肉在国内恐怕是卖不掉的，可供选择的另外一条销路是出口。由于计划的养殖基地远在陕西内陆，出口活猪不甚可行，出口猪肉更为现实。2008年全年我国出口猪肉合计82203吨，就算这8万多吨出口市场全部被这家门外汉房地产公司包圆，也还有147797吨需要内销，该公司为此需要在国内找到812万0714名愿意支付高价购买有机猪肉的消费者。即使如此，从该公司的业务内容来看，要完成这个任务恐怕也太难了。
需要指出，上述估算的前提是假设有机猪肉消费者非有机猪肉不食，假如有机猪肉消费者消费的猪肉中只有一部分是有机猪肉，那么23万吨有机猪肉需要的消费者人数更多，中实集团养猪计划的销售任务难度也就更大。
笔者与中实集团及其员工并无过节，更从无挟嫌报复之行为，也希望中国企业能够积极进取，为国民经济建立活力充沛的微观基础，衷心希望中实集团宣称的这个项目是个成功的实业发展项目，只是企业界、特别是房地产业界负面新闻太多，而该项目报道的情况中疑点又太多太大，令人不得不担心这个项目的真实目的。希望当事企业能够向渭南市、大荔县当地政府和公众作出更令人信服的说明，以释群疑；更希望陕西这块中华民族发祥地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坦途，为西部大开发树立榜样。
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审视，此事的疑问折射出了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在各路资本觊觎之下，“土地流转”和“产业开发”完全有可能成为掠夺农民衣食之本的借口，而“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从来就是动荡之源。这些年来，打着形形色色旗号的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招数已经制造、激化了众多社会矛盾，而在土地问题上如果有人企图如法炮制，社会化的“成本”将是整个社会的天翻地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愿主政者和掌握话语权力者思之，而投资者也不要指望牺牲整个地区、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能够换来可持续的投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