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高的人情使一般的农民不再交得起朋友，甚至不再能与亲友建立正常联系，人情成为排斥穷人的力量。

　　奉化调查，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人情消费。调查期间，税务场村村支书嫁女儿，大办三天酒席，仅酒席即花去60万元。金峨村村委余位明儿子娶媳妇，余委员请我们参加了酒席，上了12道凉菜，16道热菜，这是当地的一般规矩。所上热菜中，有龙虾、鱼翅、螃蟹、咸蟹，仅这四道菜就要700元。另外，所有参加酒席的人，每人发30元现金，一条毛巾，每桌有白酒、葡萄酒和啤酒，有两包中华香烟。我们略作计算，一桌酒席办下来，少说也得2000元，而当天晚上同时开席的至少有25桌。除了结婚当天晚上的酒席以外，办婚事的人户还必须在前一天晚上和当天中午摆差不多相同席数但规格略低的酒席。这样算下来，余位明为儿子结婚办酒席的花费接近10万元。与酒席铺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村干部，余位明每月工资仅450元。

　　余位明为儿子娶媳妇所办酒席并不是当地最好的，而只是一般的。余位明儿子结婚，亲戚朋友不能白来吃喝，而必须送礼，按当地的规矩，余位明儿子的舅舅、姑妈等人最少要送3000元，一般朋友要送800~1000元，而本姓本家，除长辈要送茶钱(每人2000元左右)，其余的人只是来帮忙做事招待客人，不必送礼。余位明儿子结婚所收到礼金略少于办酒的费用，算是微亏。

　　金峨村举办婚礼大多数都是要亏本的，只有少数长辈较多的年轻人结婚才会小赚。而据陈柏峰和刘燕舞两个组在与金峨村相邻的蒋家池头村和税务场村的调查，这两个村，年轻人办婚事，收到的人情往往略高于办酒席的花费，小有赚头。无论是亏是赚，三村村民都认为，送人情没有什么不划算的，因为礼尚往来，送出去的人情迟早会还回来。当然，村民不会认为送人情没有压力，因为一般家庭一年所送人情要1万元左右，这个支出要占到农户年均收入的1/4还多。实际上，有很多农民已经送不起礼，但送不起也得送，借钱也得送。有一些人实在送不起，人情又不能不去，办酒席的一方就可能提前将该送的礼金送来，或等收了礼再暗中退还。血缘亲近的兄弟姐妹更是会考虑对方实际，尽量做到面子上好看，经济上又吃得消。还有一些农户为了少送礼，就只好在自家办事时少请客人，少办酒席。

　　村民认为送人情是礼尚往来，不存在划不划算，但又普遍存在送不起礼的问题。在村民看来，人情无非就是一个自己办事与亲友办事时间差的问题：即自己办事会收到人情，然后可以用自己收到的人情来还他人的人情。这当然是一个误解，因为礼尚往来的过程是要花费成本的，这个成本，最大的方面就是办酒席的支出。无论是微亏还是小赚，办酒席收到人情的大多数都是被吃掉了。一旦吃掉了，则办事时无论收到多少人情钱(及由此欠下多少人情债)，他都不再可能将这些收到的人情用于将来还人情债了。也因此，经济比较困难的农户就只能通过缩小人情圈，减少与朋友往来，来维持人情礼尚往来的平衡。

　　那么，能否降低酒席的规格，减少酒席的浪费性?奉化农民都认为酒席中存在极大的浪费，菜是不可能吃得完的，接近一半的好菜都剩下倒掉了。但是，奉化农村对于办酒席的规格与档次，似乎是有极强的默契与共识，即婚丧事上，至少要有前述四道主菜，至少要有一包中华(45元)香烟和一包大红鹰(20元)香烟，要有上档次的葡萄酒、白酒。否则，这个婚丧事就办得不体面。若是办寿宴，酒席的档次就应该更高，否则就不要办，就要被人笑话。因此，奉化农民自己也说，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情，谁也摆脱不了。

　　摆脱不了，显然是因为有人在维持这种格局。谁在维持?是奉化农村中经济收入比较高、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户。比如，税务场村支书戴书记嫁女儿，全村帮忙办了三天酒席，酒席花费60万元，算是极有面子了。戴书记是大老板，千万富翁，一般村民不可比，但在奉化农村，在千万富翁以下，还有百万富翁，还有大量年收入超过十万元的小康之家，他们这些人都有能力办得起一场体面的婚事、丧事或其他各种大事。而正是这些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农村家庭率领了农村消费潮流，主导了农村社会舆论。在这样的潮流与舆论下面，收入较低的农村家庭就陷入两难。

　　奉化农村酒席的档次和所送人情的大小，也不是一下子上去的。十年前，作为朋友，送人情300元即可，现在低于800元拿不出手。办酒席，10年前500元一桌就很体面，现在低于2000元就很寒惨。奉化农村的人情可谓是水涨船高，而水涨得慢，船却升得快。奉化农民的说法是，送人情，你办事别人送来1000元，别人办事，你再回送就得加点，送1100元，他们显然是考虑了利息的因素。这也是一个快速变动社会的生动说明。但更重要的是，人情如此上涨，似乎太缺少规矩，这说明奉化农村，人情已由本来的“公共性”的事务，变成了可以由村民随便安排支使的私人事务。在中国传统社会，人情不仅是一种互惠，而且是一种“礼”，是一种规矩，是什么样的人该送什么档次的礼，和办什么事情该送什么规格的礼，变成了什么人(即村民之间的关系特质比如表兄弟、姐妹等等)，和什么事(比如婚、丧、寿等)都已不重要，所办事情的质被取消，而仅仅留下私人的关系和人情的返还。人情过去的质被取消而只留下量的含义。这是奉化农村人情不断向上攀升，酒席档次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

　　而最为关键的，恐怕还是奉化农村近年来出现的严重的经济分化，人情不过是经济分化借以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或正是通过人情这样的手段，一个社会实现了由经济分化向社会分层的扩张。通过人情，经济条件好的农户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交往圈，他们不费力地体面地举办各种重要的仪式性活动。经济条件差的农户则非常吃力地应付一次又一次人情，他们只能通过减少人情往来，缩小朋友交际圈，来维持住最后的面子。之所以说他们还有面子，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欠其他人的人情，及他们并没有降低自己所办酒席的档次。他们只是减少酒席数量和缩小了亲密人群的交往范围。

　　也因此，我们可以将奉化农村出现的人情消费，看作是由于经济分化导致社会分层的富人们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后果。经济上富裕起来了，富人们并不满足于自己生活条件的改善，而且希望在社会、在心理、在文化等各个方面，能够表现自己，表达自己。他们不仅仅要求有经济上的满足，而且需要有一个等级化的社会秩序，有不怒自威、不言自明的优越感。而再进一步的背后，就是阶级意识或阶层意识了。

　　当然，在今天的奉化农村，绝大多数农民还是可以赶得上水涨船高的人情压力的，只有极少数人被甩出去了。这说明，奉化农村至今的经济分化还在可控范围。随着时间的推延，农村经济分化可能进一步加剧，人情也会继续水涨船高，也就会有更多的农民被甩出去，这些被甩出去的农民就只能减少酒席规模，缩小交际范围。这些农民就越来越成为村庄中说不起话、办不成事的人们。

　　人情往来本来只是亲朋好友密切关系的一种润滑剂，通过人情往来，人们周而复始地保持住自己的亲密关系，一旦有什么困难，就可以从这个亲密关系群体中寻求支持与力量，也寻找归宿。但是现在，这些都开始变得奢侈起来：过高的人情使一般的农民不再交得起朋友，甚至不再能与亲友建立正常联系，人情成为排斥穷人的力量。高昂的人情支出降低了穷人的社会资本，从而使他们更少出路，更加无助。

　　在奉化农村，人情正在由互惠变成赤裸裸的社会排斥与社会分层的工具;人情正在成为经济分化的社会强制机制，是由经济分化到社会分化的一个关键环节。因为人情的压力，奉化农村的穷人就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穷困，而且在社会地位、在心理感受、在精神上也变得贫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