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曙光认为，城镇化应该是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即农民从农村拔根，到城市落地。所谓从农村拔根，就是农民让渡自己在农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来换得进城的第一桶金。从农村拔根，不仅可以获取进城所需安家的资金，而且可以自断后路，从而真正城市化。既然城镇化是农民从拔根和到城市落地，就一定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行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就是让农民自由进城和资本自由下乡。张曙光研究员认为，唯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提升中国城镇化的品质，加快中国现代化的速度。

　　我不同意张曙光研究员的意见。因为在当前中国城市资本过剩的情况下面，允许资本自由下乡，资本将如洪水猛兽吞噬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这个基本保障。城市资本之所以有强大动力，一是货币会贬值，而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是最好的储存手段。二是城市人希望在农村有一个休闲去处，每年去度度假，享受田园风光。

　　问题是，从农村拔根的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落地，却是未知数。农民不可能用他们让渡农村土地权利所获收入在城市买得起房子。也许，他们可以在中西部县城买得起房子。即使他们买得起房子，他们也很难在城市安居得下来。当前中国农村，70%农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农民家庭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一个农民家庭因此同时有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支出比较少。这样，农民家庭就每年都有结余，日子就比较好过。现在全家进城了，年龄大的父母很难在城市找到就业机会，年轻子女在县城务工的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上有老下有小”的全家人生活，只能到沿海地区去务工。而城市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事事都要花钱，仅仅小区物业费就要占到全年收入的很大比例。全家进城了，收入减少，支出大大增加，这样一来，家庭经济必然拮据，家庭关系必然紧张，所有家庭压力向缺少就业机会的老年父母转嫁。从老年父母角度看，他们知道自己的子女正在为他们的子女积累打拼，自己成为家庭拖累。因为已经从农村拔起，老年父母不再回得去农村，在城市局促的家中，他们每天都备受煎熬，时间长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现在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欧美日的七分之一。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提供足够让进城农民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收入机会和就业岗位。农民全家进城，进城失败后又不能返乡，就必然要形成城市贫民窟。这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农民从农村连根拔起后的现象，比如印度、印尼、菲律宾、拉美国家。一方面是城市触目惊心的超大规模的贫民窟，一方面是农村的凋敝。城市贫民窟不仅对农民是不人道的去处，而且是现代化中的定时炸弹。

　　中国的城镇化不能是农民从农村拔根到城市落地的单向过程，而应当允许进城失败的农民返乡。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权利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是最后救济与保障。农民有退路，中国现代化才有出路。

　　农民进城，“人努力、天帮忙”，他们就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但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就应当允许他们选择返乡，就要为他们留下返乡的退路。

　　进城失败农民只要回到了农村，与土地结合起来，他们就可以具有力量。农民住自己的房子不花钱，种自己的承包地可以很容易解决温饱问题，搞副业可以获得一些现金，庭院经济和自给自足极大地降低了生活成本。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祖祖辈辈生活在村庄中，亲戚朋友住在村庄中，无论身体还是灵魂，都有安全感。也许村庄生活的日子不富裕，却很踏实。相对于漂泊在城市的煎熬，宁静的农村生活实在很好。若国家为农民解决他们在农村生产生活所需基本条件，进城失败农民从城市退养，就可以与农业完美结合起来。武汉市郊房地产商的广告语都是“城市农夫有点田”呢!

　　中国的城镇化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普遍的进城失败及进城失败后的返乡。正是进城失败农民可以返乡，才没有城市内二元结构。这也使得中国可以有效应对经济周期。可以让进城失败农民返回的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也是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绝对不应当是让资本自由下乡，而是要保护农民的土地基本权利。这是他们最后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