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一个村庄，因为农田抛荒，村干部动员300多户村民将800多亩耕地流转给大户经营，既解决了抛荒问题，又形成了规模经营。因为形成了规模经营，引起上级重视，上级投入资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做到了所有农田能排能灌和机耕机收。让人意外的是，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之前抛荒的老年人纷纷违反土地流转合同要回了承包地。他们要回土地的理由有三条：“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好了，不需要重体力，年龄大也搞得了;二是种田有成就感;三是可以锻炼身体”。

　　湖北这个村庄的故事十分值得注意，其中关键有这样两点，一是农村不是有田无人种，而是农业生产条件太差的耕地会抛荒，只要具备生产条件，农民尤其是缺少进城务工机会的老年人愿意种田;二是对于农村中老年人来说，种田不仅是获得收入的机会，而且是休闲手段，是获得价值的重要方面。这两点合起来就是，只要国家投入资源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就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精耕细作，生产足够粮食，而他们也从中获得了收入、就业与价值。

　　二

　　当前中国发展阶段，城市很难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稳定就业与可靠收入。因为务工收入比较低，进城农民工有强烈的获取现金的愿望，表现出来就是很少有农民工愿意交“三险一金”，他们也交不起“三险一金”。没有“三险一金”，农民工如何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

　　不能在城市体面安居，就是说，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不体面地留在城市，结果就是形成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这是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二是返回农村。

　　第一代农民工现在大都进入中年，很多人已在返乡的路上，或已经返乡。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很容易理解，他们在村庄中成长起来，熟悉村庄生活，且熟悉农业生产。他们返乡务农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进行农业生产的场所、工具、技术乃至承包地都在那里。

　　问题是第二代农民工回不回得去。第二代农民工大都是初中毕业即进城务工，没有真正的农村生活经历，没有进行过农业生产，对农村也缺乏感情，他们热烈地渴望城市生活。因此，从意愿上，第二代农民工大都不愿回到农村。

　　第二代农民工不愿回农村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现在还年轻，还有在城市继续打拼的资本。他们希望通过努力来获得城市体面安居的机会。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的确有这样的机会。问题是，他们可能等到年老也依然没有积攒下来在城市体面安居的资本，他们就不得不留城市贫民窟与返乡之间抉择。

　　三

　　年龄大了，缺少就业机会，没有稳定居所，漂泊流离，这个时候，返乡是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年轻时血气方刚，是一定要到外面世界碰运气的。年龄大了，困了倦了，应该落叶归根了。他们希望有一个稳定安宁的环境，他们开始思乡。返回家乡自然而然成为选项。

　　中国以农户承包为基础的村社集体土地所有制为所有进城农民保留了承包地和宅基地，进城农民，年龄大了，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他们就可以回农村种田。在当前农业技术条件下面，一方面是快速的农业机械化的推进，一方面是大量轻简便农业技术的推广，使得务农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农业是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结合。自然过程是指农业的季节性特点。农作物只能可春种秋收，缓慢成长，这会导致农业就业的不充分。中老年人种田，就业不充分，正好可以多休息，田间管理既是劳动，又是休闲，还有看着庄稼成长的成就感。这样一种农业生产劳动，与从城市淘汰下来的进城失败的农民的退养结合起来，就不仅可以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而且可以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收入、就业和意义。

　　中国有20亿亩耕地，其中大约2/3种粮。中国现在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现有农业劳动力逐渐变老退出农业生产，进城失败的农民工返回农村补充到农业劳动力中，这样的话，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中国都将有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动力，这些年龄偏大的农业劳动力，劳均只有大约10亩耕地，这个耕地面积不大，收入不少。关键是，借农业生产，农业劳动力还可以搞庭院经济，捞鱼摸虾，自给自足。而农村消费很低。也就是说，进城失败农民工回到农村种田，要发财很难，要过个日子还是很容易的。年龄大了，发财是子女们的事情了。

　　相比城市漂泊的日子，与退养结合起来的休闲农业，不仅让自己的身体在路上，而且灵魂也在路上了，因为春种秋收的节奏感和劳动的成就感，让从城市退到农村的农民生活得有滋有味。

　　“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亩”的小农经济，不仅为进城失败的农民工提供了退养的条件，而且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良策。数以亿计小农的精耕细作还为中国粮食安全提供了保障。

　　当然，国家要投入资源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进城失败的农民工一定是愿意回农村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