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留守儿童真的是个问题吗？如果是，那么是谁的问题；如果不是，那么是谁建构了这个问题？所有的政策法规、社会舆论、道德良心、骨肉亲情等多重压力，都指向了在外打拼的父母们，他们愧疚感爆棚。无处不在的消费主义发现了这一点，建立了庞大的母婴产业帝国，同时也主导和加剧了这种愧疚感。

上周末，我回老家看孩子。暮色苍茫中，火车行驶在中原大地。我十分感慨，这条火车线路，我走过无数遍。读书时候，都是和同学们一路喝酒吃肉打牌，看茫茫田野，想一些“仗剑踏雪一路西行”之类的故事。书生意气，好不豪迈。

在北京的名校读书十年，风光毕业，去了一家中央事业单位，拿了集体户口。不温不火地活着，孩子却不得不扔在老家留守。放在身边，着实养不活。家中老人出于种种原因，不能来带；我们自己，每天都得上班。只能请阿姨，一个阿姨每月至少6000，吃，还得住，我们至少得把现在租的一居换成两居，统统加起来，一个月多出一万二，都打不住。算上其他，月支出得超两万。

每每同学、朋友问起，我都理直气壮地说，在老家留守。他们总是很奇怪，哪里来的勇气。我说，为了生存。

留守儿童是问题吗？

一般都认为，毫无疑问，留守儿童问题多了去了。

我以前也这么认为。但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也在留守，我开始思考，留守儿童真的是个问题吗？如果是，那么是谁的问题；如果不是，那么是谁建构了这个问题？

我曾看过一个纪录片《180台DV的故事》，这里我看到了西部山区留守儿童的群像，孩子们拍出来学校、家庭、村庄、田野、自然，与我们想象得很不一样。有一个叫做王俊康(化名，以下均为化名)的男孩拍摄了自己的妹妹常常呆在电话旁边，或者拿起家里的电话，在话筒里跟妈妈讲话，她希望听到妈妈的声音；她还常常跑到村口，朝着远方呼唤妈妈。晓纯连续四天，都在河边拍摄河里的水草、枯草、落叶、河水，日复一日……孙小兵记录了他每天和家里动物的对话，让我动容。他对牛说：“你一下吃这么多啊？”他对小狗说：“你真孤独，一个同伴也没有……你到底在吃什么？你又要走了，再玩一会儿嘛……”他对鸡说：“好可爱的鸡!”他对猪说：“好可爱，你们生活的环境怎么这么脏啊，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有没有听我说话？”……

过年是残忍的相聚，本该是日常的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不过是一家人一起吃饭、看电视，在孩子们的镜头里，却成了庆典与狂欢。分别时王俊康妹妹的嚎啕大哭打动着每一个观众。因为，她可能一年或者两年之后，才能再看见她的妈妈。

这样的一个群体，能不是问题吗？尤其是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不好的“留守儿童”事件，由于隔代抚养他们无法享受父母的关注和呵护，在情感、心理、生活、学习乃至人格方面都容易出现诸多问题，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甚至有极端的言论，说他们就是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迟早要爆炸。

留守儿童，谁的问题？

父母，是被责备最多的角色。

2010年修订的《河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主要围绕留守儿童、校园安全、网瘾等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并作出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还要与未成年子女和受委托监护人保持经常联系，关心未成年子女生活、学习和身心健康情况。

父母想要和孩子在一起，是天性，这竟然还需要法律法规来规定？这是社会的荒谬，还是人伦的悲哀。很多朋友跟我讲，在北京打拼，压力好大。可是再苦再累，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孩子冲过来叫爸爸、叫妈妈，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一家人在一起，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也是多么底限的诉求，可是真的很难做到。于是，来了空洞的法律，说你们必须在一起。但我们为什么不在一起，您知道吗？

在国家层面，今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从家庭监护、政府责任、教育任务、群团组织、财政投入五个维度着手，建立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新闻称，这是“标本兼治”，是“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

什么是源头？责备父母、贴一些宣传海报、给乡村教师增加压力、再搞一些慈善、撒一些钱，就是源头？这种两难的困境，与当年农民工何其相似，一方面他们为城市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城市却说，你们呆这儿干嘛，素质低，快走快走。这也与“中国式扶贫”何其相似，我给你钱，还怎么还不富起来，我给你钱，你怎么还不感恩？这说明，你懒你差。

试问，这种施舍的、表面的文章，作得越好；留守儿童，就真的快要成为问题了。

留守儿童不容易，留守儿童的父母也不容易。

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是不留守过不下去，为了更好的生存。“不打工没有出路”，选择把孩子放在农村是成本最低的一种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低，有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照顾，毕竟有亲情在，有爱。而且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每天都可以视频，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作为一个学过多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博士，我深深知道，留守儿童之所以被看成是问题，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为了支持美国人民资源消耗型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民必须勒紧裤带，为他们提供劳动力和能源。我还深深地知道，中国国内城乡之间倾斜的社会结构，或者干脆说直白点，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和不平等，结盟的资本和权力对中产和工农的剥削和不平等，造成了一部分人生活的困境，来供给另一部分人生活的奢靡。

可是，我又奈之若何？

圣母情结：见缝插针的消费主义

由于政策法规、社会舆论、道德良心、骨肉亲情的多重压力，在外打拼的父母们，愧疚感爆棚。

我身边就很多朋友质疑我，你为什么不把孩子接到身边？你知不知道孩子由父母带大，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多重要？你生下来又不带他，你生他干嘛？

还有一个长者跟我说，在家庭里，一定是要有人牺牲的。牺牲你的事业，牺牲你夫人的事业，或者把孩子放在老家。言下之意是，第三种选择，就意味着牺牲孩子，第三种选择是父母的自私。

众口铄金，人言可畏。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众多的留守儿童的父母，并没有从此就积毁销骨了，而是一个又一个满心愧疚的圣母，在朵朵祥云中，冉冉升起了。

接下来，种种怪现象出现了。

奶粉全球限购，只要有中国代购的地方，就有奶粉代购，从香港开始，逐渐蔓延到日本、欧洲……留守儿童的妈妈们因为不能母乳喂养，内心呈现出极大的撕裂感和崩溃感，在满心的愧疚中，借进口奶粉，聊以自慰。

一个又一个的婴幼儿游乐场、游泳池，在农村地区大兴土木。既然不能陪在孩子身边，那就只能多给孩子钱，让孩子“天真、自由、烂漫”的玩耍，农村的商业“先行者”抓住了商机，收入颇丰。

我这一代已经牺牲了，我要让我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素质，告别农村，到城市中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也是圣母们的心结。于是，农村到处是钢琴班、古筝班、国学班、跆拳道班……

高举道德、亲情的大旗，让留守儿童也能享受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成果，是圣母们普遍的心声。

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1980年代，中国第一代打工者群体，所持的想法，与他们今天何其相似。如果城市化、全球化、市场化真的那么好，为什么第二代打工者群体比第一代更为漂泊，更没有安全感与归属感？

不管怎样，京东、天猫、腾讯等互联网巨头，通过电商的方式，将母婴产业做大做强。现在的留守儿童，谁没有火火兔，谁没有磨牙棒，谁没有几件全棉时代，谁不吃鱼肝油？你需不需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需要是你土，你不需要别的小朋友就不和你玩耍。

霸道，就这么简单。

然而，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孩子们依然在留守，圣母们依然在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