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体系”与中国“三农”困境

顾秀林

摘要

用“现代世界体系”(沃勒斯坦)的视角来看，今天的主流经济发展理论很可能误读了全球经济的格局——主流经济学把一个在跨国资本主导下的“中心--边缘”金字塔结构，解读成人人都可以随时公平进入、处处有公平竞争的“全球化市场”。困扰中国很久的“三农”问题就植根于此。在一个中心--边缘金字塔体系中，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定位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并且被给定了向经济发达的“中心区”做贡献——“纳贡”的身份；这是一种历史性困境。简单地搬用市场竞争/垄断的经济学理论，不能正确解释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深刻悖论，而且会误读中国的“三农”困境。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中心--边缘”金字塔结构延伸的必然结果；以农村经济更彻底的市场化作为重心的农村发展政策，极可能无助于缓解“三农”困境；为了更好地思考中国的三农问题，我们需要转换一下思路，解放思想，打破市场迷信。

在21世纪的今天，由资本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似乎正在取得全面胜利，正在走向完成。“市场化”被推崇为现代经济唯一有效的、排它的模式，它影响到甚至正在决定地球上越来越多的人口的命运。但是中国出现了持久的“三农”问题，它本身是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造成的一种后果，而且看起来很难会通过一步全球化和更彻底的市场化来缓解。本文尝试采用沃勒斯坦(1998)的现代“世界体系”范式[1]，对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一、“现代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

“现代世界体系”代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国际学术界批判资本主义的学术潮流，可以英文原文首次出版于1974年的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为代表，中译本高教出版社1998年出版。它把全球的资本主义时代的起点，追溯到500年前兴起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且把这一段历史解释为一个世界性体系的发展过程，并且认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体系出现的”(沃勒斯坦1998，第一卷，p5，下同此书)。在这个体系中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中心，还有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边缘区；中心和边缘区互动，整个世界因而作为一个一体化的系统而存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仅限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现象。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这三个组成部分”连结而成的一个整体金字塔结构，其中每一种区域分别承担一种不同的经济角色，大体上就是，“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包括用于铸币和饰物的贵金属)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成)品向边缘区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除了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以外)，还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区则介于两者之间：“对中心区部分地充当边缘区角色，对边缘区部分地充当中心区角色。”沃勒斯坦还认为，“三种角色中缺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存在。”(沃勒斯坦，1998，第一卷p5)。

如果把这个“三种区域”的整体结构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分工”联系起来，我们还会看到，“这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世界范围内的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如果以十六、十七世纪而论，则“边缘区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中心区是雇佣劳动和自我雇佣，半边缘区是分成制(同上)”。今天的情景略有变化，资本主导的市场机制已经推进到边缘区，至少在表面上或者形式上，劳动力市场和雇佣制度已经普遍化，封建制或者奴隶制从表面上似乎看不到了，虽然在实质上仍然部分地存在着。

这个体系的真正中心是霸权。充当霸权的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是在生产、交换(商业)和金融业三点上，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或国家具有更高的效率，并且只有当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国家中时，霸权才能形成。400年来当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先后分别是荷兰、英国和美国。在历史上，霸权地位都相对地短暂，而且霸权一旦形成就开始衰退，由此会引发整个世界格局的一系列巨变。(同上，P38)

“边缘”是这个世界体系中不能没有的组成部分。谁是边缘？欧美以外的广大国家和地区。边缘之外，还有暂时未被纳入这个体系的地方——“野蛮”的未开化地带。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论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整体发挥功能的时候，始终不断地把经济剩余和财富从外围转移到中心去。因此这个“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处在同一个系统中的各国，虽然都在追求同一种“市场机制”，然而在中心区内，系统运行的结果是资本、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发展，在边缘区，却是经济和政治的不发达。只要边缘区国家或者自动或者被动地纳入了这个世界体系，无论它们做出了何种努力，这种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不发达，就会作为“融入”的结果被周而复始地创造出来。近400年来，无论是“中心”和霸权的所在地，还是一国在边缘和半边缘区内的相对位置，二者都发生过缓慢的变更，但是这个中心--边缘格局至今没有变，但是也许不会永远不变。

我们可以对上述判断再推论一次：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的最终完成，就是边缘区的彻底“无产阶级化”[2]，并且使这个“中心-边缘”模式最终定格。边缘区都会希望加入真正的“中心”，但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无成功的先例。中心永远只有一个。在只有一个中心的全球体系中，日本和欧洲国家处于一种半边缘地位。

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一直在推动全球化；最近的一百年来，这个体系的“中心”——霸权，经历过从英国移至美国的历史转换。

二、中国的“三农问题”和世界体系细分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同我国的农业有关联吗？我国的“三农”问题是这个“现代世界体系”框架中的问题吗？我国已有学者这样提出问题，并且讨论过了(如李培林，2007)[3]，本文也将这样界定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多数研究者似乎还不是这样看的，至少已经发表的研究结果可以表明这一点。

长期困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这个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的一种具体表达：相对于工业部门和城市，农业不就是边缘吗，农村不就是边缘区吗？从国内看是这样，从全球看，就更是这样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不久前(2009年10月)来中国时也说，美国只有百分之四人口务农(其实更少)，但中国几乎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务农维生，超过一亿五千万人每天靠一美元生活。他们需要由农业转型到工业，他们极需要这样做。[4]

但是布莱尔先生说话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他早先看到的情景：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已经向洪水一样涌进了英国。

事实上，自从30年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确实很快很深地融入了世界市场，在取得巨大的发展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纳入了沃氏定义的“现代世界体系”。如果把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模式细分一下，运用中心—半边缘区—边缘区这个框架，来细看一下今天中国经济中同时发生的两个深刻的特点：高度外向型和巨大的东中西差别，就很容易看出，在此“一个中心(美国)”的金字塔结构中，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极高的东南沿海各省市，相对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而言，正在扮演“半边缘区”的角色：如果从地理位置上区分，我国中西部应被定义为边缘区，从经济结构上来区分，农村和农业就是非常明确的“边缘区”了。

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半边缘区的身份是二重的：对中心区扮演边缘区的角色，对真正的边缘区则部分地扮演中心区的角色。这正是我国东部沿海制造业“代工业”同中西部不发达区域之间关系的实质：前者吸收后者的资源——人力和资金，保留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使后者停留在不发达状态，就像“中心”对“边缘区”那样。目前讨论很多的国内“代工业”向西的“梯度转移”，无非是半边缘区的扩展而已，真正的问题——三农困境，难以通过代工业的梯度转移而解决。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系统中，中国的农业和农村，是站在悬崖边上的“边缘区的边缘”。举例来说，为何我国农民工的工资无论如何也提高不了？这不完全是由人力廉价充裕供给这种地方性特点决定的，而是由世界体系和“全球劳动分工”决定的。假如我国东部“代工业”部门提高工人(包括农民工)的工资和待遇，那些来自500强的订单就会流转到更加边缘的地方去——工资更低的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别的大洲。那些地方目前比我们更加“边缘”。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同区域(我们称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沃勒斯坦，P5)

中国的农业在国内的经济结构中，也是一个相对于工业化的“半边缘区”的边缘，在世界的经济结构中更是边缘的边缘。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部门，包括被跨国的生物技术巨头握在掌股之中，为它们生产转基因农作物(如大豆)向世界市场和中国倾泄的那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同样都是“边缘的边缘”。

三、全球农业“结构调整”

全球范围的农业“结构调整”已经被推进了半个世纪以上，到上世纪后半期，清晰的国际分工已经形成。推动这个过程的，是世界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中心”，支持这些行动的最新理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很早就被纳入了全球市场体系，按照国际市场需求配置国内资源，按照比较优势的要求生产可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如咖啡、香蕉、可可、棉花等，而不是按照自己国内的对粮食的需求组织生产。

全球农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如何？以非洲为例，非洲国家食品自给总水平越来越低，而非洲出产的出口作物价格一直不坚挺，非洲的饥饿问题越来越严重，经常性地发生粮食危机，尤其是在最近两年里，在国际粮价大波动的时候，撒哈拉以南饥饿人口比例高达32%。今天在全球67亿人口中，有六分之一，即10亿以上的人在挨饿，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加入进来。

在发生全球市场粮食价格危机的时候，按照“比较优势”安排农业生产的那些国家，往往连自救的能力都没有，只能等待国际救援。应该负责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粮农组织，是按照“投资农业”和“筹资买救济粮”两条思路行动的。但是如果用“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来看，这两条腿无论走得多好，也解决不了非洲的饥饿，因为全球范围的农业“结构调整”已经毁坏了那些国家的农业基础。国际投资进入的，是被“调整”过了的生产结构，投资的结果，不是解决当地人民的饥饿问题，而是为国际市场生产更多的出口产品；救济粮总是来得很慢，有很多人是等不及的。往哪个方向改呢？是继续深化国际分工体系吗？那样做极有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应该走的路，是回到粮食基本自给的老路，回归基本农产品以自给为主的原则，否则那些国家的人民永远要挨饿和等救济：这个观点完全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却是永恒的真理，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卸任之后都是这样想的。

克林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2008年10月23日的“粮食日”大会后的研讨会上，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全球性的大米、小麦和玉米的市场总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应该回到(过去的)让农业最大限度地满足(当地)需求那种政策上去”；“认为我们在插手的时候可以不去提高很多国家供养自己的那种能力就可以开发它们，把粮食当作是和彩电一样的商品，那是一种没有理智的疯狂”[5]。这话讲得远离了主流，所以有很多人不爱听。

他还说：“国际社会应停止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借口’，绕开日益加剧的饥饿问题”，并且明确地说，“在长时期中，只有在农业上追求自给，才能使世界性的饥饿有真正的改善，这样还可以延迟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到来。”

他还说：“我们全都鼓吹过那些事，包括我自己，在当总统的时候”--鼓吹了什么呢？他们曾经“迫使很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政府，去‘调整结构’，就是放弃对肥料的补贴，放弃改良种子和其他农业投入，而那些国家只有这样做了才能争取到美欧的援助。于是非洲的食品自给水平降下来，食品进口就升上去了。”

许多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正在沿着市场经济、比较优势、农业结构调整的道路，一年一年走向更彻底的国际分工，而不是为本国人民生产必须的粮食。在那些国家中也同样有“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且比中国更严重。

四、中国农业不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国处于外围边缘区，中国不可能像“中心”那样搞农业，处于边缘区的别国也不能像“中心”那样搞农业。除了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别以外，更大的差别在于，美国(以及欧洲)的农业从来就不是边缘性产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就放弃了服装产业；在金融危机中，美国甚至部分地放弃了钢铁业和汽车，却一直对农业进行天文数字的财政补贴。在农业这样的产业中，在全球范围内，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一种市场神话。虽然现在到处都有反季节、跨大洲的特色食品供给，但是被彻底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国家，付出的是饥饿、被控制和不发展的代价。

联合国粮组织在《2009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中指出，目前全世界67亿人口中的1/6正在遭受饥饿威胁，而这些饥饿人口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饥饿人口最多，约为6.42亿(亚洲总人口41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饥饿人口约为5300万(该地区人口约4亿)；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饥饿人口约为2.65亿，近东和北非地区饥饿人口约为4200万(非洲总人口为10亿)；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饥饿人口的比例最高，约为32%。盲目或者被迫听从了“比较优势”理论、放弃粮食自给原则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逐渐逼近的灾难性后果。

全球化市场的后果，正在通过大豆、棉花和主粮如水稻，在中国体现出来。加入WTO后不到十年，中国种了五千年的大豆就基本上失败了。转基因的美国、巴西、阿根廷大豆涌进中国，打垮了中国的大豆。从美国引进、后来经过改造的转基因抗虫棉推广到全中国，只表现了短短的数年有效期，随后不久靶标害虫就表现了抗药性，次生害虫增加，导致用药量增加，棉花的产量、质量和衣分率都下降了，直接危及到我国的主力出口部门——棉纺和服装行业。目前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成百万吨进口美国棉花。与此同时，转基因的水稻也在大力推动下准备上市。

如果采用沃氏“现代世界体系”的分析框架，运用历史知识来分析中国加入WTO后大豆市场的演变，分析转基因技术的进入和推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不过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中心”对“边缘区”的关系，是主导——控制型的关系，边缘地带加入这个体系，是一种“被纳入”的过程。建立这种主导——被主导关系的过程，不是自然而然的自由市场过程。相反，市场开拓是一种战略行动，过去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不仅在商业销售上是这样，在农业开发上也是这样。

在我国农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历史——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继续延伸，数百年前，拉丁美洲的农业也是这样被一步一步、一块一块“纳入”世界体系的。我们对同命运的第三世界农业、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变迁，应该有更多的关怀，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很多东西。理论本来应该建立在这些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反过来，把历史事实只当作理论的小小注脚来使用。

我国试图学习美欧的农业模式30年，有得也有失，现在可以看清，美欧的农业模式不是我们的楷模。我们应该深究的是市场的反面，而不应紧追美国或者欧洲农业模式。我们不能放任国际大粮商打通国内市场，然后同国际市场直接接轨，这样的接轨将把国际市场上的粮价波动以最快速度导入国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防范有效的“防波堤”；又如不应该完全按照国际“比较优势”调整国内的农业产业结构，不应该完全让国际市场来配置我们的资源，不能把我国的农业变成一个不完整的部门。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是永远不能放弃的；即使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个目的，我们也不能允许世界市场无障碍打通中国的农业部门。

“全球化变成一个能够使更多人受益的包容性过程并能应付更大的变动，在这些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政策调整的空间”。[6]的确，全球化即市场扩展造成了很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变革，例如商业性开发、产业链和物流、龙头企业、就业、收入提高，这些都是受到欢迎的变化；但是如果讨论让“更多人受益”，那么还需要看受益期限有多长、是否可持续；如抗虫的转基因棉花的优点在中国只持续了5年左右；出口到中国来的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在10年之内就在产地美国、巴西等地催生了超级杂草；除此以外，我们还要看上下游产业的全部代价有多大，比如当转基因的棉花种植出现问题后，立即就影响到棉纺织业和服装业；农业政策调整的空间的确很大，但如果用“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来观察，那么这个空间就不是更彻底的市场化，也不是直接同国际市场接轨，而是另外的做法。

期望像“霸权中心”(美国的农业部门)那样参与全球市场体系，并且预计从中真正获益，对我国处身在遥远的“边缘”地带上的农业和农民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在长远的方向上，我们的政策调整方向，应该是改变农业所处的那种“边缘”状态，对市场化和全球化要有所保留，在参与中，既要有防御也要有进攻，不能让自己总是处于被动境地。我们要避免的，是在这个金字塔体系里被彻底“无产阶级化”的那种结局。

五、“新农村建设”的理论范式

“新农村建设”是非常正确的政策和举措。如果用“现代世界体系”这个范式来解释，那么这项政策是比较正面地回应“三农”困境的措施，合乎利农民和利农业之“道”，其中的“道”，就是逆“市场化”方向的某种推进。具体到执行层面上，就是对市场机制的运用不能过头，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咄咄逼人的外部资本轻易引入农村，让农民在更细小的环节上受制于利润最大化的公司。

粮食和食品的基本自给和自主的老路可以走，而且可以走的好，小规模、多样化家庭农业的合作经营可以搞，也能搞得好，一国之内的区域性农产品的交易也同样可以搞，也能搞得好，这有赖于高瞻远瞩的正确路线和高超的政策艺术，还必须有对抗宿命的决心。从对抗“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命运这个前提出发，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我们应该把农民看作现代经济中的有生力量，尽管他们至今还是像“汪洋大海一般”的家庭农户。

中国城市化的进展再快，也不能“消灭”他们，在今天的农民中，有相当大的部分还将长时间继续当农民。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假设：在可见的将来，例如20年后，2030年，或者更久，即使城市化顺利推进，4亿农村人口按计划进了城，“刘易斯转折点”也不会来到我国；这不仅是因为农村的人口还会增长，更是因为“一元”模式是只会出现在“中心”国家(美国)和少数“半边缘”地带(欧洲)的历史现象。劳动力价格是否足够低廉，在这里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在2009年我国代工业的生产和出口规模上，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生产已经满足了全球市场对常规商品的大部分需求(已经有更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穷人因此失业)；代工业今后很可能不需要增加很多人手，尤其在全球经济因金融危机而走势不明之时。因此即使在一个很乐观的“城市化”预期之下，我们还是必须考虑城市化不能按照预想实现的那种情景，为农村的政策制定一个长期性“备案”，这正是“新农村建设”之长远有效并且合乎“道”的原因。

汪洋大海一样的分散小农经济，一直让人头痛，农村改革以后不太久，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农民又回到了那个大海。自从1985年以来，20多年我们常常在思考“下一步”改革，常常有“站在十字路口”的感觉。“变制度容易，变社会难”[7]，如何把仍然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的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如何“变社会”，变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为有活力的现代经济部门，是一个时代的挑战：我们的确是站在十字路口。

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事情，也没有永远不变的模式。把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框架中的遥远的边缘——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引导到一个可以自主地持续发展的境界，不是持续三年五年，也不是只持续三十年五十年，而是更长久、更可持续——将是一个真正的制度上的创新。

为了更好地思考中国的三农问题，我们需要转换一下思路，解放思想，首先要打破市场迷信。

[1]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 阿瑞吉：2009-6，《亚当斯密在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3] 李培林：全球化与新三农问题，载《全球化与新农村建设》 张晓山 赵江涛 钱良举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P22-23。

[4] 托尼.布莱尔：中国的新文化革命，见 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3473&cid=10342300，2009-11-1，2010-1-31查询。

[5] 原文：“It is crazy for us to think we can develop a lot of these countries where I work without increasing their capacity to feed themselves and treating food like it was a color television set.” 来源见：CBSNews.com，2008-10-23。

[6] 张晓山：《全球化与新农村建设》 张晓山 赵江涛 钱良举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P4。

[7] 韩毓海：《500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09-12，P8。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