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
钱理群
本文为2004年11月14日钱理群教授在北师大“西部阳光活动”沙龙的讲话
应该说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9月20号那天参加你们的暑期下乡实践活动总结会，听了你们许多精彩的发言，心里很激动，有很多感想，那天的会上，也只能简单说几句，于是，就想写一篇文章，但事情一多，又搁下了。感谢北师大的同学的邀请，今天有了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聊天，就把那天没说完的话，继续往下说。
(一)
也许是因为我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有一种职业性的历史感。一看到诸位，我就觉得似曾相识，在我研究的历史中曾经见过，你们的言谈，说话的姿势，眼睛里流露出的热情、困惑，你们的快乐与苦恼，初到农村时的惊喜，第一次走进农民的小屋不知如何交谈的窘态，工作深入不下去时的焦虑，以及无休止的争论，平静下来以后的思考与自我质疑……，等等等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都曾经出现过，而且，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身影。这里存在着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存在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运动;也许你们并没有意识到，你们的“西部阳光活动”实际上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运动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新的篇章，你们是沿着前辈所开辟的道路往前走，你们正在继续书写与创造新的历史。
那么，我们就来作一点历史的回顾。还是从“五四”说起，那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源头。大家都知道，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人的觉醒与解放”;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人的觉醒与解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妇女、儿童与农民的独立价值的发现与充分肯定;而这三种人都是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中是被忽略的存在，因此，这三大发现就充分地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特质，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妇女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这都是极富魅力的话题，以后我们或许有机会再来详细讨论。今天要说的是“农民的发现”。鲁迅后来有一个追述，他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在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这至少说明，“五四”的先驱者已经认识到，农民，底层的人民，他们不是供人观赏、践踏的“花草”，而是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的要求的独立的“人”，他们应该享有自己的幸福，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独立利益。
而另一些思想家则把农民的解放与整个民族的解放、发展联系起来，李大钊当时就写了一篇 《青年与农村》，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他进而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于是，他发出了“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的号召。而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讲了三条理由。一是“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他具体地列了许多方面，可见他是做了一些调查的，而我们今天读起来觉得似乎还有点现实针对性，这是很可悲的;不过今天不谈这个，我们注意的是他由此得出的结论。他说：“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城市里鬼混，都成了鬼蜮。农村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就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那个的责任?”李大钊讲的第二个理由，就更值得注意。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讲推行“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要“立宪”;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选民，“大多数都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开发，农民没有觉悟，没有自由的判断力，如果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练习了许多的诡诈的手段”的城市流氓，那些“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的城市强盗，就会来骗“他乡里的父老”，如果把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那有丝毫的希望?”李大钊因此而大声疾呼：“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在这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你们看，李大钊说得多好，在我的感觉里，他简直就在和我们面对面的谈话，讲着当下中国已经或将要面临的问题。不知道在座的同学们感觉如何?我们再来看他的第三条理由。他说，现在许多青年，天天在城市里漂泊，找不到出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自误”。因此，他号召：“在城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们要晓得，城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城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李大钊这番话可能与大家的感受不大一样，因为在许多年轻人看来，城市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还是令人向往的;但城市的人满为患，大概也会是迟早发生的事。更重要的是，李大钊在这里显然将农村理想化了。其实，他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农村的黑暗”，他对农村的着意美化，是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感，同时也受到了俄国民粹派的影响。李大钊这篇《青年与农村》一开头就谈到了俄国的“青年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的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的运动。俄国民粹派对中国的“到民间去”运动有积极的影响，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对农村与农民的理想化，下面我们还要谈到。
李大钊对农村与农民的理想化，还反映了“五四”时期另一个重要思潮，即所谓“新村运动”。新村运动是一个建立乌托邦理想社会、理想生活的试验，一群理想主义者聚集在一起，通常是在农村建造一所“新村”，实行财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同过着一种一边读书、讨论，一边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的新生活。大概在1918年，日本著名作家、思想家武者小岛实笃在日本九州日向就建立了这样的新村;1919年周作人去参观后，就在国内大肆鼓吹，得到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许多青年学生的响应，在北京组织了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也是新村运动的热心者，他曾为此专门访问过周作人，还亲自起草了建设新村的计划书。而新村运动的理想的核心，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实现健全的“人的生活”;而所谓健全的“人的生活”，就是个体的人与人类、社会的人的统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之光的照耀下，农民的沐浴在大自然的阳光中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生活，就对当时沉湎于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中的李大钊这一代人以及青年人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
但应该说，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的倡导与小规模的试验上，并没有形成实际运动。真正的“到农村、民间去”运动的大力发展，是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如果说，“五四”还限于思想、文化运动的范围，到三十年代就发展为一种社会运动。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随着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农村，认识到中国的根本改造必须从农村开始。但却在如何实现中国农村的改造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形成两种不同的思路。也就是说，都是“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却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中国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必须通过革命，先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建设;而农村问题的根本也是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变革必须从土地改革入手，改变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大多数农民则无地或少地的状况;而中国的革命又必须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村的变革为全国变革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发动了“苏维埃运动”，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动革命，建立根据地，出现了毛泽东诗词里所描写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
与此同时，一部分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在大力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四个字，因此，需要进行四大教育。一是“文艺教育”，设立实验性的平民学校、艺术学校，扫除青年文盲，并进一步将平民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同学会，使这些优秀的农村青年成为农村建设的中心分子。二是“生计教育”，进行农业科学的普及，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经济方面，则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自助社;同时注意农村工业的发展。三是“卫生教育”，重点是建立乡村保健制度，“使农民在他们的经济状况之下，有得到科学治疗的机会，能保持他们最低限度的健康”。四是“公民教育”，“用家庭方式的教育，在家庭每个分子里，施以公民道德的训练”，“使他们有公共心、团结力，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政治道德，以建立地方自治的基础”。他强调，这四大教育的核心，是对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保健力和团结力”的培养，说到底，是对人的教育与改造，而“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这才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为了实现这样的理念，他提出了“博士下乡”的口号，带领一批年轻人在河北定县等地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农村改革实验。梁漱溟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大力推动者，但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并不在的愚、贫、弱、私这些具体问题，而是要抓住带根本性的环节，着眼于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而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西方先进技术，重建民族新文化。具体到乡村建设，他主张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中国新的礼俗，并在农村大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把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走一条以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梁漱溟也带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开辟了邹平、荷泽、济宁等实验区。在上一世纪的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600多个，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1000余处。后来，这些实验都因抗日战争爆发，实验区为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告终。
在四十年代，在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向中国的穷乡僻壤，在实际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而抗日战争，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从这一事实出发，毛泽东引申出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论断：“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中国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值得注意的是，当毛泽东进一步呼吁“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以至提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论断时，他是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强烈认同的。人们感到，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时代的命令，同时也是通过自身的痛苦经验而发出内心的要求——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会产生一种孤独感，知识分子尤其容易产生软弱无力感，这时候就迫切地要求寻找归宿，中国的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就自然成为战争中处于生活与精神双重流亡状态的知识分子的“皈依之乡”。于是，大批的知识分子涌向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走向农村，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这一运动与二、三十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自然有深刻的联系，但也有不同之处;除了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发动的，是一个政府(当时延安边区政府可以看作是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雏形)行为之外，最主要的是，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上，发生了微妙的移动：由“启蒙\被启蒙”逐渐转换为“受教育\教育”，“到民间去”的“启蒙”主题逐渐变成了“改造”主题。特别是当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把改造命题推向极端，宣布“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较”，“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把前面说到的美化农民与农村的民粹主义的倾向，发展到了极端。而当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而“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者也”，这就实际上意味着要用农民的意识来改造知识分子，以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从而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但在四十年代的根据地，尽管存在着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偏差，但当时的“下乡运动”所产生的主导作用，还是积极的。知识分子在下乡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民、农村，以及整个中国国情的了解，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农村的建设事业的发展。在1942年至1945年边区所开展的大众教育运动，与同时开展的减租运动，互助、合作运动，大生产运动，民主选举运动互相配合，引发了边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的全面变革，在四十年代后期，更发动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事实上为以后的夺取政权与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四十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村变革、建设的成功，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新中国。
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其国家体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因此，国家的教育、文化、卫生……政策都是倾向农村的，这就导致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建设的全面发展，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毛泽东按照他的乌托邦的社会理想(这一理想是前述“五四”时期所建立的“新村运动”理想的一个发展)，在同时期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运动也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是需要另作讨论的。我在这里要和同学们讲述的是我自己这样的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一个是自我改造的高度自觉性，正是这两大激情使得我们年轻时候的最大志向，就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因此，农村一直是我们认为可以大显身手、同时改造思想的广阔天地。当然，无可否认，这背后还存在着另一个理念，即“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到那里”，这也同时暴露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基本弱点：我们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党的“驯服工具”的。因此，在大学毕业时，当组织上(“组织”也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概念)分配我到边远山区贵州去时，尽管这多少有点惩罚的意味(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又走“白专道路”)，但我仍是欣然前往的，因为这是党的安排，同时想的是“好男儿应当志在四方”。后来，我并没有分到农村最底层，而是在专区所在地的安顺教书，但一教就教了十八年，正是我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在中国的社会底层经历了大灾荒的年代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说句夸张的话，我是与底层老百姓一起经受磨难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深切的了解，这几乎决定了我以后一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老实说，我今天之所以如此关注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运动，要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其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在这十八年里，我与中国的底层社会建立了血肉的联系。尽管我在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离开了贵州，来到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但我始终以贵州作为北大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精神联系。——顺便说一下，听说你们许多同学现在还保持着你们暑期去过的农村点的联系，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今后你们要做什么事，到哪里去，都不要放弃这样的精神根据地。
现在，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那一代，大概就是你们的父母的那一代。他们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半自愿、半被迫地到农村去的。这是上一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说得很明确：“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如此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我想，其动因也是复杂的，除了解决文化大革命所积累起来的政治危机与就业问题这样一些现实的考虑外，也许还有毛泽东本人的类似新村运动那样的乌托邦理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要把全国办成一所“大学校”，全民学工、学农，习武，批判资产阶级)。但无论如何，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是有着浓厚的反智主义的倾向的(这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书读得越多越蠢”，因此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反智主义恰恰也是民粹主义的一个要害。因此，我并不主张将这场运动过于美化、理想化。但有一个事实也是不能忽视的，就是当知识青年离开城市，来到农村，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一位当年的知青说的一句话：我来到农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了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我说，这两个“才知道”，是非同小可的，无论对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都是意义重大的。因此，到了文革后期，知青中出现了许多后来被学者称为“民间思想村落”，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林彪事件发生后，所产生的对长期被灌输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在深入农村以后对“中国问题”的正视，就逼得这一代人“重新思考与估价一切”，包括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应该说，正是这些思考，为文革结束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作了人才的准备：今天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各界的许多骨干，都有知青背景或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他们在农村中所获得的各不相同的经验教训，对他们今天的观念与行动都有重要的影响，自然也会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的现实，以至未来。大批知青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同时也引起了农村的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建设，也为以后农村的变革作了一定的准备，据我知道，文革结束后从农村开始的中国变革的推动者中就有当年的知青。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年大批知青深入农村，是对中国20世纪最后二十年至今的变革，产生了直接与深远的影响的。
我们的历史回顾，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我们不难注意到两个重要的现象。一个是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民间去”的运动是伴随着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的，这就是我上次在你们的总结会上，用多少有些文学化的语言说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地奔赴农村，走向民间。这是为什么?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尽管知识分子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知识分子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前一代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又是为什么?思考这两个“为什么”，我想，对我们今天重新走向农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但今天也只能出这么一个题目，或许以后我们再来找一个机会，作更深入的探讨。
(二)
这就说到了今天我想和诸位重点讨论的问题：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们为什么要到农村，到民间去?这其实是你们开展“西部阳光行动”首先要想清楚的问题。和我们当年半被迫、半自觉地走向农村不同，你们有一个名称，叫作“青年自愿者”，但你们仍然属于“到民间、农村去”的谱系的中的第六代：“五四”的先驱者是一代，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人与乡村建设派是第二代，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第三代，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是第四代，文革中的知识青年是第五代。那么，作为第六代人的“青年自愿者”，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在什么样的历史驱动下，重新走向西部，走向中国广大的农村的?
我想了两句话：“今天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作为回答。——在准备这个讲话时，我对这两句话的次序作了点斟酌：应该把哪一句放在前面?最后决定，“我们需要农村”，是首要的，第一位的。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的大学生，中国的年轻一代中的一部分人，会觉悟到自己需要农村?在上次你们的总结汇报会上，有一个同学说了一句话，引起了我的长久思考。他说：参加这次“西部阳光行动”，“我们的生命多了一层底色”。我想，今天就从这“底色”说起。
在我前面的历史回顾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到民间、农村去”的运动，在上一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曾经中断了将近二十年。尽管如前所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依然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流动方向是从农村走向城市，这其中就有大批的农村工。这时候，很少有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大学生关注到农村。八十年代大学里的主流思潮是“个性解放”，人们更关注的是自己个人的发展。这是可以理解的。前面已经说过，我们那一代人曾经是驯服工具，而且经历了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因此，当人们作历史的反思时，必然要着意地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利益，强调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合道德性与审美价值。我当时在北大讲周作人的“自然人性论”，受到学生的狂热的欢迎，都是这种思潮的反映。而且我认为，在当时是起到了从封建专制主义禁锢下解放出来的作用的。而且在今天个人价值、利益仍然在很多地方被漠视的情况下，个性解放的命题并没有完全失去其意义。也就是说，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今天不能因为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而轻易否定。所谓“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指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商业化与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了极端利己主义，实利主义，追求瞬间快乐的纵欲主义倾向，出现了所谓“自我中心”的一代人。这是许多人都感到忧虑的。但任何事情发展到极端，都会引起反思。在我看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大学生中的某些人，大概也包括在座的参加“西部阳光行动”的年轻朋友，开始重新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个人”，怎样的“个性解放”?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价值”?更进一步还要进行“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的根本性的追问。人们于是开始重新去考察，先驱者们所鼓吹的“个性解放”，它的真实含义是什么?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我所熟悉的鲁迅的思想。鲁迅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个”、“己”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中强调的是“类”的概念，即把人看作是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却恰恰忽略了“作为‘个’(个体)的人”。但鲁迅同时指出，他所说的“个”、“己”，并非“利己主义的‘己’”;他批评那种把“个人的悲欢看作是整个世界”的狭隘的个人观。他所强调的“己”，是一个博大的概念，是与世间万物、与他人相通的大生命。他有一句名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就是说，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不仅是人的生命，而且包括大自然的生命，都与我有关。由此而形成一个观念：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不幸福，我就是不幸福的;还有一个人不自由，我就是不自由的;还有一个人没有从被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也就谈不上我个人的解放，至少说我的个性解放是不完整的。也就是说，先驱者所追求的个性解放，是包含着一种博爱精神，一种大悲悯、大慈悲的情怀的。其实，这样的追求，也并不神妙，同学们这次暑假到农村去，就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当你看到农村广大的农民有病不能治，有的还挣扎在饥饿线上，看到许多农民的孩子渴望知识的眼光，你能说你是真正幸福的吗?你能仅仅为自己有饭吃、有书读就心安理得么?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谋求个人的发展与利益，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当然应该理直气壮地追求个人的生存权，温饱权与发展权;当同时，我们目中还要有他人，己之外还要有他者，而这个他者是与自己是密切相关的，人既是个体的存在，还是群体的存在，因此，不仅要追求个人的生存、温饱与发展，还要追求群体的生存、温饱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人生理想、人生观。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巴金老人的人生观。巴老今年已经一百岁了，那么，支撑他如此顽强地活着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说了极其朴素的一句话：“我愿意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一颗炽热的心就为着这样的理想燃烧了整整一百年。这令人感动，更能给我们以启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你们的“西部阳光行动”背后，也正是蕴含了这样的理想与价值观的。你们到农村去，自然是要寻求个人发展的更广阔的空间，是为了个体生命的更健全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对农民，特别是农村的孩子的生存、温饱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谋求“每个人，每个小孩，每个家”的健全发展中实现自我的价值。你们至少是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并不是只为自己活着的，你们有着更为健全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像巴金这样的老一代人的理想，正在你们的手中，得到继承与发展。而从你们自身来说，通过参加“西部阳光活动”，至少可以建立一个“心中有他人”的人生理念与人生理想，以此作为生命的底色，这对自己一生的健全发展也是意义重大的。
在我看来，新一代的自愿者到农村去，还有一个全球化的背景。我去年曾到贵州去，和当地的大学生谈到，在全球化的中国与世界，人的生命存在，有两种方式。一是“固守者”，即坚守在本土：从世界的范围，就是坚守在中国本土;从国内的范围，则是坚守在自己的家乡。另一是“漂泊者”，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国内到国外，总之是远离故土，到“远方”去寻求自己的发展。——当然，“固守”与“漂泊”是从来就有的;但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性的流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事实，“固守”与“漂泊”也就成为更为瞩目的生存现象。这两者之间，具体到个人，是可以变动与转换的;也不能做价值高低的判断：“固守”与“漂泊”都有自己的价值，同时存在着各自的危机。而两者的共同问题之一就是有没有“根”的问题。“漂泊者”离开本土，其实是很难融入你的新的栖居地的，我和很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都谈过，你即使取得了外国国籍，由于你的出生与成长背景是在中国，文化的差异是无法消弭的，在一些最深层次的生命与文化的底蕴方面，你是进不去的;你的生命的“根”还在你的本土。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外生活了几辈子的华裔、华侨，都摆脱不了“寻根”情结的原因。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许多的年轻人，不仅其身体远离本土，而且在精神上对本土(本土上的文化，以及生活于本土的父老乡亲)产生了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心理上的疏离感。这样，一边不能真正进入，另一边又主动疏离，这就成了悬浮的人，无根的人，这就构成了自我存在的危机。说严重点，也会造成民族文化的危机。固守者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存在失根的问题;其实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你天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并不自然就认识这块土地，甚至也会产生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与心理上的疏离感。我就这样问过贵州的大学生;你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吗?这就说到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却是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事实：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他们世世代代生养于兹，并且辛苦耕耘于这块土地，正是中国的农村：土地上的房屋，河流与森林……，构成了一个永恒的存在;因此，不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不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不知道他们的要求、愿望，陌生于他们的文化……，就很难说真正认识中国这块土地。在我看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前仆后继”地走向农村，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去寻求自己的生命之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新世纪初，你们的“西部阳光行动”，青年自愿者运动，实质上也是一个“寻根”运动，是在补你们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重新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当你和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建立起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成为你生命记忆中的永恒，以此作为你的生命的底色，今后，你无论走向哪里，那怕是远离故国、家乡，走到天涯海角，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你都是有根的，你都有一个精神的家园。
这里所提出的“你认识脚下的土地吗?”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的年轻一代的问题，更是我自己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国这块土地，中国普通人民的生存状态，正在发生书斋里很难想象的深刻的变化，也面临着空前复杂而尖锐的问题，而我自己，以及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对这些却知之甚少，了解一些，也是失之笼统，更缺乏深切的体验，我们事实上是越来越陌生于脚下的这块土地了。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学术危机，思想危机，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一个更带根本性的危机。当然，这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而且有一些学者也自觉地继承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开始了新的实验，对这些学者我是充满敬意的。你们的“西部阳光行动”也得到了杨东平先生这样的教育专家的支持，当我听说他在今天暑期与你们一起奔走于各个实验点时，我也是非常感动的。我由于年龄，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不能直接参与你们的行动，但我愿意做你们的一个鼓吹者，支持者，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年轻一代的行动，对知识界、学术界、教育界的挑战意义。
这里，我要就对教育界的挑战，再说几句。为准备这次讲话，我在重读《晏阳初文集》时，注意到他所提到的一个事实：在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四所全国最著名的大学成立了一个“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晏阳初先生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现在有几个大学，他们也有决心打破传统的大学教育，走上乡村建设这条路上来，……(这)可以说是中国大学教育史的新记录，大学教育的一大革命。农村建设运动是伟大的事业，必须以大学为基础，方能巩固。大学教育能走到乡村建设的路上来，比办几次识字运动，几个民众教育馆，其意义重要不知多少倍。有了大学源源不绝地培养农建人材，这运动才会发扬光大”。他并且表示了这样的信心与希望：“我深信有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也会引起全国大学教育改革的大运动”。坦白地说，我看到晏阳初先生的这番讲话，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立刻想到当前中国的大学教育改革，包括我所在北大的改革，甚至也想到了我自己所写过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文章，在所有的大学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践中，乡村建设问题都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的大学应该担负“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重任，我们的大学教育——恐怕还不只是大学，而且还包括中、小学教育，我们的整个教育都严重地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也就是脱离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自省吗?从这一角度看，我以为同学们所组织的“农民之子”、“乡土中国研究会”、“教育知行社”等社团，以及你们所开展的“西部阳光活动”，对当下正在进行的大学教育改革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可以说你们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希望有更多的响应者，引起更大的关注，而且不限于学生，能吸引更多的老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参与，或许有一天，中国的大学能够成为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基地。这无论对乡村建设，还是对大学教育本身，都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的。
(三)
下面，我再来谈“农村需要我们”。先要谈在当下的中国，农村问题(人们通称为“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与迫切性。这个问题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不过，我仍想再简要地谈三点看法。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关键时刻所提出的关系全局的问题。对从文革结束开始，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总结为两句话：一方面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有了一个大发展：这是有目共睹，并且为举世所瞩目的;另一方面则是出现了严重的两级分化，以及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展的极度的不平衡，这就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中出现大批的“弱势群体”：这也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弱势群体的贫困，不仅是物质的贫困，更是思想、精神的贫困，权利的贫困;而构成弱势群体的主体的又是农民与下岗工人，而他们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与主体：宪法明确规定，我们这个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的领导阶级与基础阶级陷入了物质与精神、权利上的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这就意味着，国家的立国之基、立国之本出了问题。而农民与工人又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别的不说，单就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就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中国的企业改革就是以大批工人下岗为代价的，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的，而他们所得到的社会分配额却最少，不能充分地享受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就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的不公，社会不平等的现象，这也就关系到了改革开放的道义性的问题。以上两个方面，立国之基的问题，改革开放的道义性问题，都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关键的时刻，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两种发展的方向与可能，一是继续听任两级分化的发展，扩大富人与穷人的差别，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其结果自然是灾难性的，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另一个努力方向，就是认真地实实在在地、而不是口头地形式地，彻底地、而不是表面地，来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样，改革开放就有可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而如何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也有两种思路，一是重走“杀富济贫”的路，那就会形成历史的循环，这恐怕也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当然，对用非法手段暴发致富，应依法追究，这并不是“杀富济贫”。另一条思路就是国家从制度、政策上向弱势群体倾斜，扶植弱势群体、农村与西部地区的发展。农村建设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记得三十年代的农村建设运动的发动者者曾提出过这样的命题：“农村改造就是国家重建，国家重建就是农村改造”，在我看来，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国家重建”、“文化重建”的根本任务，而农村改造与建设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大钊在“五四”时期所提出的理念，就具有了特殊的现实的意义：“(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痛苦”。我以为，我们今天尤其应该明确地提出：农民不富裕，就谈不上国家的富裕;农民没有充分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就谈不上国家的民主、自由;农民没有根本改变愚昧、落后的状态，就谈不上国家的文明;农民没有从种种束缚下解放出来，就谈不上国家的解放。应该以这样的观念与追求，作为我们的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与目标。
人们所关注的当下中国的另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是推动政治民主的问题。许多朋友都在鼓吹以立宪为中心的政治民主改革;我所关心并要追问的是，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的基础在哪里?中国的立宪运动的基础在哪里?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李大钊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也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坦白地说，我一直有一个远忧：如果中国的社会底层的状况，农村的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中国真的有一天实行了许多朋友渴望的普遍的民主选举，将是一个什么局面?说不定会走向我们追求的反面。我的忧虑，是基于我对中国当下社会基层状态、农村状况的一个观察：中国的一些基层、农村(当然不是全部)已被“红，黑，黄”三种势力所控制：所谓“红”指的是滥用权力的腐败分子，所谓“黑”是指黑社会，“黄”是指农村高利贷者，这三者的勾结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有的地方已经达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广大的底层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尽管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有着内在的民主诉求，但是他们没有受过现代科学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教育，缺乏公民意识与公民训练，远没有根本摆脱不觉悟的状态。我这里有一份北师大农民之子学会提供的青年自愿者的农村调查报告，里面提到了“农村贫困中，更为根本的是精神贫困”：“农村的基础设施已经破坏殆尽，各项公益事业如昨日黄花，科技进步成为空中楼阁，医疗卫生也是纸上谈兵，青壮年和有些知识文化的劳动者绝大部分流失，农村已经没有可以推进自身进步的人才”，这种情况下，“农民已经变得越来越懦弱、颓丧，失去了最起码的战胜困难的勇气、决心何意识，完全没有了自信力”，“目前的农村已经如同一盘散沙，缺少必要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基层政府除了要粮要款、刮宫流产之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基层的整合能力基本丧失，靠基层政府和现有农村组织力量根本没有力量再把农民再凝聚起来”。农民精神的贫困化与农村组织力、凝聚力的丧失，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的改变，中国一但实行普遍选举，就会出现李大钊所说的那种状况：城里乡下的“积下了许多罪孽金钱”的流氓与强盗，就会纷纷打着“民主”的旗号，“欺骗乡里的父老”，这些人凭着选举进入各级权力机构，“立宪政治，民主政治”就会从根本上变质。这并非危言耸听，中国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实在太多了：呼唤多年的改革真的到来时，很快就变了质。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因此，如果我们不去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去做打破“染缸”，改变社会基础的工作，“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我们的改革，包括政治民主改革，就会像鲁迅说的那样，成为“沙上建塔”。在我看来，乡村改造与建设就是这样的改变社会基础的工作，它包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四大教育，文(化)艺(术)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之外，还有公民教育，同时也要大力推行乡村民主建设，建立乡村民间组织，推动村民自治，以至县政改革等等。这就是李大钊等先驱者所谆谆告诫的，“若想得到个立宪的政治，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当然，这些基础建设是社会根底的改造，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会与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发生冲突，因此它的艰难性是空前的;而且这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绝非一日之功，也不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又不能坐而等待，只能从眼前所能做的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最重要的是要迈出第一步，而且尽可能迈得坚实一些。
如果以上的讨论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下中国最重要、最迫切的两大问题，无论是解决两极分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是推动政治民主改革，其关键都在农村的改造与建设。这样的改造与建设，当然主要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这是我们在下面还要详加讨论的)，但同时需要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也包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给农民以切实的帮助，因为我们今天所要从事的乡村改造与建设，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科学、民主运动，一个现代“立人”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存在着内在的精神联系的。它必须以现代科学知识，现代民主思想作为指导，作为依托，而这样的现代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新技术是农村所没有的，所以，“农村需要我们”。而如前所说，“我们也需要(或者说更需要)农村”，这样，到了新世纪初，又重新产生了“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与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农民相结合”的历史要求;新的青年自愿者运动，你们的“西部阳光行动”也就这样应运而生。
我还要说一点，这样的自愿者行动，这样的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并不只是限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大家知道，西方、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有许多知识分子与年轻人从事自愿者的活动，其范围非常广，思想、文化背景也很不一样，其中就有不少人在中国从事各种“扶贫”、“环境保护”的活动。这些自愿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愿者行动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运动。我想，中国的青年自愿者行动也是如此。这也是一个国际现象：西方国家、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大家心中的“上帝”都死了，都面临一个“理想重建，价值重建”的任务，“今天还要不要坚持理想主义，如何坚持?理想主义者的出路在哪里?”这都是全球性的思考问题，全球性的话题，也是全球性的实践课题。据我所知，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听说韩国也有知识分子在作新村实验。自愿者行动也是这方面的一种努力与尝试。我不否认，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我称自己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我想，在座的许多年轻的朋友恐怕也是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到农村、民间去”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代理想主义者的对话，也是在讨论理想主义者的出路问题。
至于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则主要发生在发展中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东方国家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之间有着比较接近的文化背景，相类似的问题与追求。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晏阳初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把他在中国定县实验的经验推向全世界，在他的推动下，建立了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成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他还先后协助菲律宾实行乡村改造三年计划，协助亚洲的泰国，拉丁美洲的危地马拉、哥伦比亚成立乡村改造促进会，这样，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就成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性运动，晏阳初先生也被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记得前几年《读书》等杂志曾经介绍过印度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展了几十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且在克拉拉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验。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的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除了自身的意义之外，还是一个寻求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东方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自觉尝试。最近我读了一个农村调查报告，题目叫《屯堡乡民社会》，这是《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的一个子项目。——我当年在贵州的一批学生、朋友这些年一直在贵州安顺屯堡作调查与实验，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关于他们的这份报告，以后有机会我还要作专门的讨论。这里只讲一点：他们通过对屯堡乡民社会的调查，提出“乡镇工业和农业产业化并非农村发展的唯一选择”，“屯堡乡民社会核心家庭经济结构与乡村旅游、综合农业、传统农村工业、副业、手工业的现代改造的亲和力和可融性，向我们昭示了在经济领域传统资源与现代经济运作的另一种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的可能性。动辄单一的集约化、上规模、高科技取代人力投入的农业产业化，并不一定适合像黔中这一类喀斯特环境特征的农村发展，其经济结构的要求也与原有基础之间存在着断裂性的横沟”，而他们由此而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利用内涵性资源，可以稳定而积极地进行乡村重建，建设成熟的乡民社会即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建构，而不是非此即彼得狭窄选择”。当然，这些认识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我从中似乎看到了与当年梁漱溟类似的思路，即是强调在中国的乡村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利用中国传统的乡土资源，走出一条既吸取了西方现代化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又有别于他们的中国自己的乡村建设，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来。这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民族文化的重建的过程。或许这也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乡村改造与建设的更深层次的目标与意义吧。
(四)
最后要讨论的是“我们怎么做”的问题。这或许是在座的同学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我恰恰是最没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没有任何实践经验。我所能谈的，只是从历史资料中看到的历史经验;此外，也有上次听了同学们的经验总结，引发的一些思考。
我想，首先要解决的是“我们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先介绍晏阳初先生总结的“乡村改造运动的九大信条”：“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二，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三，与平民打成一片;四，向平民学习;五，与平民共同商讨乡建工作;六，不持成见，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七，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八，乡建是方法，发扬平民潜伏力，使他们能自力更生是目的;九，言必行，行必果”。这里，有两个概念很值得注意：一是“自力更生”，一是“协助”。晏阳初先生对此有更详尽的阐述，他指出：“农民是乡村改造的主力、知识分子回到农村去，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启发教育农民，激发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他们自发自动的精神”。为此还提出了一个“发现、发明、发扬”的“三发”原则：“发现是指我们与劳苦大众朝夕共处中发现了蕴藏在他们身上的无穷伟力;发明是说我们发明了开发人矿、脑矿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发扬则是说我们的整个系统旨在发扬民力、发扬人格平等的精神。我们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我们不是解放众生的基督，我们只是广大平民的朋友，乡村改造的事业没有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自觉参与，是一定不能成功的”。
这里明确提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可以说是对“到民间去”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知识分子到农村去，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个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而最容易发生的又是两种倾向：或者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包打天下，把农民当作“救济”、“施恩”的对象，这是一种英雄主义、贵族主义的态度;或者将农民理想化，将农村小生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美化，把自己置于被改造者的地位，这是我们前面一再提及的民粹主义的倾向。这都是对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真实关系的扭曲。而现在提出“朋友”的概念，即是强调知识分子与农民都具有各自独立的价值，却应该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只有在这样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健康的关系。
我们今天重新走向农村，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前述英雄主义、贵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倾向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很难再有救世主的姿态，一般也不会将农民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可能出现的是另外一些表现形态，这就是我想和同学们讨论的两个问题。
有的同学对自己到农村去所做的工作的效果期待太高，因而很容易感到失望，甚至对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产生怀疑。这也是一种理想化的表现。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恰如其分地确立我们的工作目标。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中国的农村问题极其复杂，乡村改造与建设更是一个长期的综合工程，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而且正如当年的乡村运动者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主要是进行实验工作，这就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实验成果的推广，更是“非藉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说到底，乡村改造与建设应该是政府的工作，民间的介入只能起到一个促进、协助的作用。而诸位作为大学生，力量更是有限，而且又是短期活动，因此，不能产生你所期待的明显的，甚至是轰动的效应，这都是可以预料的。但也并不是劳而无功，青年志愿者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毛泽东所说的“先锋与桥梁”的作用。由于你们的敏感，能够敏锐地感受时代的要求，首先觉悟到农村问题的重要，并且首先行动起来，这就能够唤起社会的关注，形成某种舆论：这就是“先锋”的作用。由于你们的热情与活力，就能够作为一个“桥梁”，把各种力量动员、协调起来。这方面的作用，是绝不可小看，绝不可低估的，我们在在下面再展开讨论。据我的观察，你们的工作往往会产生“瞬间的永恒效应”。在上次汇报会上，许多同学都谈到，你们到农村去，反应最强烈的是那些农村的孩子，特别是一些女孩子，他(她)们几乎被你们所迷住，因为你们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远方”世界。从教育的角度说，对远方的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是一个人的创造性生命的原动力，它带给人们的是一个美好与神圣的瞬间。一个人，特别是在童年时期，有或者没有这样的美好而神圣的瞬间记忆，是大不一样的。我曾经说过，教师的意义与价值，就是成为孩子童年记忆中美好而神圣的瞬间，我称之为“瞬间永恒”，有的时候是真的能够影响孩子的一生的发展的。在我看来，青年自愿者留在农村孩子的记忆中的，也是这样的美好与神圣的瞬间永恒。而且这是双向的：农村、农民、孩子，也会在你们的生命中留下美好与神圣的瞬间记忆，这对你们自身一生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关于人的生命之根、精神家园的记忆，有、还是没有这样的生命底色，也是大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青年自愿者到农村去的主要作用与价值，是体现在促进自身的健全发展。我甚至想，每一个城市里长大(或许还应该包括在农村长大的)青年学生，都应该到农村去生活、服务一段时间，那怕只有一次、两次，这是人的成长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
回到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到农村去的效果、作用问题上，我想，是不是可以总结为两句话：有效果，有作用;但又是有限的。从这一点出发，我提倡一种“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首先是坚持理想主义，同时又理性的估计与正视理想实现的有限性。我对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包括这次来演讲，都赋予理想的色彩，将其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的一个实际步骤，同时又不对其有过高的期待，用我最喜欢说的话，就是将其效果估计为小数点零零零几，但又相信它是正数——是正数，这就够了。这背后，其实是包含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韧性精神的，就是认准一个目标，就不计效果地、不问收获地、持续地、一点一点地做下去。既清醒于个人作为的局限，又相信历史合力的作用，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现在再来谈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农民的问题。很多同学在去农村之前，对农民，以及农民对自己的工作的反应、态度，有许多设想，预期，结果一接触农民，一接触农村实际，就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于是，感到失望，以至迷茫。这或许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吧。问题可能正出在你的设想、预期，也就是你的理想的想象上。记得胡风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我们实际所接触的“人民”、“农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存在”，“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强调：“世界上没有只有阳面没有阴面的事物，抛弃了阴面，阳面也一定要化为乌有，即所谓‘观念化了’的东西”，而且所谓“阳面”与“阴面”实际上又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通常说农民在沉重的劳动与重重压迫下，常表现出一种坚韧与善良，而这样的坚韧与善良又是以安命、认命的奴隶哲学为其内容的。你能用“优点”、“缺点”这类的简单的二分法、“快刀切豆腐的方式”来加以区划吗?胡风说得很好：那种“只要‘优美’的人民，而不要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民”的“理想”固然“纯粹”而“美好”，却不过是心造的幻影，在现实面前，是一定要碰壁的。我想，胡风的这一分析是能够给我们以启发的：有些同学对农民感到失望，是不是因为多少存在着这样的“心造的幻影”呢?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农民由于长期受到压榨和欺骗，他们是不轻易相信别人(特别是“城里人”)，更不随便将心扉向他人敞开。鲁迅就谈到他与“闰土”之间的“隔膜”，并为此而深感苦恼。同学们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大概不会有鲁迅这样浓重的“隔膜”感;但知识分子与农民，要真正成为“朋友”，也必然有一个相互认识、磨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也许是格外重要的。
这里讲到“相互认识与磨合”，还有一个问题，尽管我们受到了现代教育，有现代民主、科学思想，但应该意识到，我们本身所受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弱点，就是我们常常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我们对中国自身的传统，特别是乡村的民间传统更是隔膜的;如果我们不结合当地的实际，不考虑传统资源的利用，只是一味地简单搬用我们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教条，那就会碰壁，甚至帮倒忙都是有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向自己的农民朋友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相互给与，又相互学习，这样才可能真正地形成良性的互补。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那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时，许多青年又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鲁迅的反应却相当冷峻。他说，如果青年真的去了民间，回来以后，最好将“自己的心情”与对自己的“力量”的认识，和当初在北京“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时的心情、认识比较一下，而且“将这经历牢牢记住”，“那么，就许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据我的观察，参加了暑期实践活动的同学中，恐怕也有“若干人”正处在“苦痛的沉默”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初你们在北京报名、喊口号时，对农村、农民的想象，对“西部阳光行动”及其效果的想象，与你们真正下去以后的实际效果与感受，产生了距离。而我要说的是，这正是抛弃对农民与农村虚幻的想象，直面真实的农民与农村现实的严酷的一个契机，正是需要经历这样的“苦痛的沉默”，才可能真正地认识中国，认识脚下的这块土地。当然，“沉默”以后，有的同学会作出另外的选择，这应该受到尊重——年轻人的人生之路，本应该是多元的，而且最后很可能是殊途同归。但同时也会有些同学因此而“沉潜”下去：沉潜到民间、底层，沉潜到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历史的深处。我给很多同学都写了这样四个字：“沉潜十年”，我认为真正有志气的青年，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时一地之利，更应该摆脱浮躁之气，真正有力量、有自信的人是不会去追求那些表面的炫目的浮光的。“沉潜十年”必然是“苦痛的沉默的十年”，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无论个人，还是国家、民族，都是如此。
还有的同学向我谈到了他们的孤独。这，我是理解的;而且我还要进一步说，孤独正是理想主义者的宿命。于是，我又要说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正因为孤独，你就必须坚持。我经常劝同学们要学学大侠的“定力”，要排除一切干扰，不为周围的环境、气氛、舆论、时尚所动，气定神闲，我行我素。第二句话是：要尊重他人不同于你的选择，千万不要因为“孤独”而陷入“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孤芳自赏”。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信念：在多元化的世界，只要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去实现自己的追求的选择，都有价值，都应该受到尊重。还有第三句话：尽管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或在整个人口比例中占据少数，因而感到孤独，但仍要相信，天下自有同道者，而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志同道合者的绝对量并不少，因此，我一直主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应该采取各种方式，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在整体的孤独中创造一个“吾道不孤”的小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西部阳光”行动，甚至包括今天的沙龙报告会，都是这样的“相濡以沫”的努力。
以上所说，依然是观念、认识的问题。下面再更深入地讨论一下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如何发挥“桥梁”作用的问题。这方面，同学们的实践已经提供了一些经验。在上次汇报会上，我特别注意到四川分队的同学谈到他们协助组织“老年人协会”、“村民文艺队”，建立“村民活动室”的经验，这背后其实也有个理念，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推动、协助建立与发展农村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以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其实应该是乡村改造与建设的根本。在前面提到的调查报告中，就提到了同学们开展支农活动的认识过程：随着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了越来越深切的体认，就逐渐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解决农民精神贫困与帮助农民进行组织化建设这两个重点上。我的贵州朋友写的《屯堡乡民社会》报告里，也将“扶持与引导农村公共组织，发挥其作用”看作是一个“发展农村公共空间”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是“重建乡村社会的依附力，维持村落稳定，完善村民自治，实现乡村民主，遏制基础权力腐败的重要途经”。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思路，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一个如何在农村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问题。记得中国农村改革的老前辈杜润生先生曾经提出，要使农民获得三大权力，即经济发展上的更大的自由与自主权，政治上发展乡村民间组织的权力，以及平等的受教育权，这其实就是要使农民真正成为现代公民，也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自由人”。这既是农村改造与建设的根本，又是中国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但又是可以具体实践与操作，是我们能够做的，根据同学们的经验，我以为可以做三件事：一是协助乡村教育的发展，除了文化、卫生教育、农村经济教育之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公民教育，使农民真正获得以个人自由和自觉的民主参与、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为核心的公民意识，做到陶行知先生所言：“对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对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对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其二，帮助农民进行农村信息建设，宣传政府的政策法规、法律知识，传播农业科学技术：能否及时获得各种信息，这也是现代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力。正如同学们所说，“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农民获得信息的渠道狭小”，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独立、自由发展，是当下中国农村极待解决的问题。据说经过青年自愿者的努力，现在在全国已经建立了200多个“大学生农村信息传播站”，以后还准备建立“农村——高校”信息传播渠道：在这方面发展的余地是相当大的。其三，就是协助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各种类型的乡村民间组织。而根据同学门在实践总摸索的经验，这三方面的工作，最好是在某些条件相对成熟的实验点上集中进行，这样比较容易取得实效，并获得经验，以便推广。前面说过，在20 世纪的三十年代，当时全国曾有过1000多个实验点，今天完全有条件有更大的发展。如果这样持续做下去，八年、十年、几十年，就会逐渐地实实在在地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
当然，话又要说回来，在这个大的历史性工程中，青年自愿者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重要的，特别是开始阶段更是巨大的，但同时也是有限的。主要的作用还是充当“桥梁”。在这个意义上，有几个分队谈到的“发动当地骨干与回乡大学生参与”的经验，就很值得注意。我由此想到了大家到农村去，应该注意发动“三种人”的力量。一是农村里的“能人”，这几乎是每一个村子里都有的，有的是村子里的干部，有的在村子里有着实际的影响与号召力，有的则是村子里的边缘人物，却有着活动的潜力。这些能人有较强的变革的内在要求，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通过外出打工、参军、读书等途径对外部世界已经有了接触与了解，因此较容易与同学们沟通，而他们的能量又比较大，在某种程度上，农村的改造与建设正主要应该依靠他们。另一类是地方上的文化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八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基本上集中在县城里，或掌握了一定权力，是地方新闻、卫生、教育、文化部门的大小领导，或是地方名人，既有改革开放的意识，又有实力与影响力，你们应该努力获得他们的指导与支持。最后，你们这样的大城市里的青年自愿者还应该和地方院校的大学生们，县中学的学生们结合起来，不用说，你们之间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他们由于是本地人，自然比你们更容易深入农村。而且从长远来说，农村的改造与建设还是要依靠本土的知识分子。你们所能起到的还是一种促进的作用。
今天的聊天实在太长了。最后，还想说一点希望。在我看来，青年自愿者参与农村改造与建设有两种方式。大部分人恐怕都是“走马观花”式，是短暂的有限的参与，这样的参与其主要意义与价值，还是前面所说的青年自身的健全发展。不能要求大家都长期地到农村去，这是不现实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去，去一两次，走一走，看一看，都比根本不与农村接触要好。但我仍希望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能进一步发展为“深入式，扎根式”，献身于乡村改造与建设事业。这其实也是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倡导者的理想，他们提出要“以学术立场去建设乡村”，要实现“政治学术化，学术实验化”，这就需要专门的乡村建设人才。中国的农村需要什么样的乡建人才呢?先驱者们提出了五条标准：一，“要有本国的学术根底”;二，有“科学的知识技能”;三，有“创造的精神”;四，有“吃苦耐劳的志愿与身体”;五，有“国家和世界的眼光”。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这也正说明，中国的乡村改造与建设是一个关系“国家与世界”的命运，具有高度“学术”性与“科学”性的，富有“创造”性的，需要“吃苦耐劳”的艰辛而伟大的事业，是可以当作自己的事业，并且值得为之献身的。可以说，到了新世纪初，历史正呼唤着新一代的乡村建设人才，同学们用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应。第一步已经迈出，我们应该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作更深入的思考，使我们以后的步伐，迈得更加坚实，有力。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