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振兴，我们需要参照中国自己的历史资源和实践经验

严海蓉

我这个发言题目是《振兴乡村，以农民为主体，以集体为龙头》。通常我们听到的说法是以企业为龙头，但是我今天想讲的是以集体为龙头，案例是贵州安顺市的大坝村。2017年夏天我参访了大坝村。大坝村的案例让人振奋。

先给大家看一下图片中的大坝村。图1里面，这种土房在2000年前在大坝还是常见的，现在的大坝村是这样子的（图2）。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近5年以来的发生的。

图1：村民说这些是大坝村五年前常见的房屋（作者摄于2017年8月）

图2：大坝村现在的村貌（作者摄于2017年8月）

大坝村案例的意义在哪里？简洁地说是集体成为龙头，农民成为主体，乡村振兴有望。5年前，大坝村是贵州二级贫困村，和许多村庄一样，大多数村民的生计来自微薄的小农农业和背井离乡的外出务工。5年来，依靠集体为龙头，大坝村实现了令人惊叹的翻身，同时实现了几个目标。

第一，大坝实现了脱贫，贫困村庄、贫困农民如何实现脱贫，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好的经验。

第二，大坝再造金山银山，它因地制宜地，种植改良后的当地野生刺梨。它以农民为主体，实践全村、全民的生态农业，所有农户受惠。

第三，大坝实现了集体经济从无到有。

第四，大坝以生态农业为基础，摸索三产融合，在果树种植的的基础上开发果品、建设酒厂；而它的绿水青山则吸引了四川、重庆等地的度假客，带动了当地的民宿和餐饮，因而一、二、三产业相互辅助。这一切的物质基础是生态农业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就是保护金山银山，达到了振兴乡村有望；这一切的组织基础是大坝村基层党委发挥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带头和统筹的作用；这一切的群众基础是大坝村民大会的支持。

大坝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跟塘约其实还比较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是贵州省的贫困村。2000年的时候大坝村人均收入都不到1000块，大部分村民住的是泥巴做的土坯房，好一点的屋顶是石板，差一点的上面是茅草。2000年大坝村开始有外出打工，2010年左右达到高潮，最多的时候是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外打工。

这样的情况在贵州乃至全国的中西部都比较普遍。贵州的塘约村在合作化、集体化之前是空壳村，几乎都外出打工，“塘约道路”之后，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塘约不再是空壳村。合作化后的大坝村，全村1542人中外出打工的只有有160多个，整户外出的有十几户。

大坝村如何做到乡村振兴呢？我在这里简介一下它振兴的要素和的过程。1996年前大坝主要种植玉米和水稻。1996年开始大坝村也探索过一些“脱贫致富”的项目，镇政府也推动过一些，比如1996年镇政府推动种烟草，村民们于是冬季油菜夏季烟草，可是因为土地少，烟草多年来种植没有轮作，多病，收入降低。1998年也尝试种竹笙，种植多了价格低了，后来还尝试过养牛、养猪、绿化苗等项目，也是上面政府推动的，都遭遇亏损，没能持久。这些是我们大家了解农村经常碰到的问题。

2012年大坝村终于开始有一个新的起步，在村委组织下，大坝村成立了合作社，与一些少数人参与的合作社不同，大坝村的合作社以全村村民为主体。当年全村（当时只有三个村民小组）158户中120户都入了社。2013年并村后，合作社也力争全覆盖。

起步的契机发生在2008年，当时一个本地的果树品种被大坝村的陈大兴书记看重了。大兴书记是很有趣的人，虽然话不多，但是他对苗木特别有感觉，爱琢磨苗木，所以他种什么什么活。2008年大兴书记开始试种金刺梨，这是本地林场的一个场长将山上的金刺梨移植下山，进行人工栽培的野生品种，大兴书记看中了野生驯化的金刺梨，2008年带头尝试种植20亩，2011年开始挂果。一亩地种了74株，每一株能产三四十斤，开了推广会，20亩地就卖了几十万块钱。

然而经历过此前一次又一次的“脱贫致富”挫折，老百姓对于金刺梨的推广仍然持观望的态度。书记首先尝试后，就开始在村委会里进行扩大试点，发动了12个党员，把当地林场的400多亩的烧荒的林地承包过来，种植金刺梨。同时，经过推广会后，金刺梨的收购商主动上门收购。农民看在眼里，心动了。这时候，村委就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大坝村全面推广，召开村民大会，筹办合作社。

筹办合作社需要第一桶金。这第一桶金从哪里来？塘约是十来个干部以个人的身份到信用社去贷款，作为合作社的起步资金。大坝村的第一桶金是来自书记的个人奉献。因为大兴书记以前卖苗木赚过钱，于是拿出来600万块钱，免费给合作社使用。大兴书记说：以后如果合作社壮大了，有钱了就还他，没钱就算了。

合作社在2012年3月份成立，成立的时候合作社需要面对土地怎么流转的问题。土地流转谁来做比较好呢？他们很有智慧地在三个村民小组各选了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人来主持流转的工作，跟大家充分讨论，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每天提方案，不对就重新讨论。丈量完之后就流转到了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进行管理经营。

2012年全村120户入社，入社土地达2300亩。2013年后，另有三个村民小组并入大坝。果树挂果后，分配的模式是：50%分给农户，35%用于支付购买原料和人工费等开销，15%为合作社的公积金，用以发展村集体经济。部分农户为合作社管理金刺梨，他们除了50%的分红收益之外，还可以获得每株12元的管理费。我们2017年夏天调研时，全村大部分土地已经入社。

金刺梨种植规模扩大了，价格下跌，销路出现了问题，2015年大坝村决定建酒厂，合作社自筹资金、村民出力，把一个老旧的烤烟房改造成小酒厂，加工金刺梨，延伸到第二产业。2017年合作社贷款9600多万元建新酒厂。预计新酒厂能消化大坝村所有的金刺梨，甚至需要在周边收购。酒厂预计还将解决本村劳动力200多人的就业问题。

图3：大坝村的金刺梨种植基地

大坝村的第三产业也是依靠集体做龙头。2012年在筹建合作社的同时，村委已经在考虑筹划建设新小区房。因为原来每户村民的宅基地大小不同，而新建的小区房每户的面积又是一样的，所以2013年，全村宅基地也全部流转到合作社，统一筹划，按照3万块/亩补偿给村民。

2013年，利用政府的“美丽乡村”项目和危房改造项目的契机，村委启动了新房建设。房子的设计是村委集思广益，发动大家给最美的房屋拍照，再找设计院设计。村主任说，“他们设计的也不适用，就让他们先拿我和张主任（老村主任）的来试验，边做边调整，我们也是半个设计师，怎么适用农村怎么改。”

2017年暑期我们调研的时候，大坝村已经完成的三期81座小区房的建设，第四期的20座正在建设中。造价每座在32万元左右，由一家四川公司承建。村委要求公司优先请本地村民，小工都是农户做，男女都是120元/天，制模板300元/天。建房的总体规划保留原来小组的集中居住。新房建好后在小组内抽签，抽到哪栋就住哪栋。

现在全村有民宿接待能力的住房有80多栋，还有大约11家开农家乐（餐饮）。因为贵州夏天比较凉爽，很多重庆、四川的游客都来避暑度假。我们调研的时候，每天每人住宿50，吃饭50，吃得很满足。大坝村有个村民小组是以合作社的方式来接待游客餐饮。

大坝的小区房不是一个形象工程，基本上不依靠政府的投入，而是农民自己筹款、贷款。贷款谁给担保？是由村合作社提供担保，因为大坝有了集体经济。农户都有自己的金刺梨果园，有金刺梨的收入，所以农民能够在几年之内还清贷款。

大坝村的探索产生了这几条经验。

一是找到了本地化经济的路子。金刺梨因为本是当地的野生的果树，所以它非常接地气。旱不怕，涝不怕，比一般的刺梨还不怕虫。据估计，一批果树可以保持产出30年，所以具有相当的可持续性的。

二是干部试错在前、承担风险。在市场条件下，重新合作化的起步首先面临资金和市场风险的问题，与塘约相似，大坝村的书记和村干部们起到了带头承担风险的功能。

三是走生态化道路，坚持生态化种植。果树完全不打药，靠人工来除草，肥料稍微用一些，所以基本上是生态的方式。

四是以农民为主体，注重公平。我们调研过程中发现大坝村在如何安排合作社果树的管理上有很多有趣的尝试，其中有一些教训，但是也有很多经验。当大家把果树都放进合作社的时候，如何保证效益和公平的问题？谁来管理？刚开始是每家都出一个人管理，到合作社上班，每个人工资2400元/月。后来又改变了方式，在这方面不断地尝试，试错过程是很有趣的，我这里就不细讲。

大坝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今天的中国，新集体经济仍然有生机。此前大家听刘庄、南街村这些集体村庄的故事，往往觉得虽然有优越性，但是今天的条件已然不同，它们的经验不可复制。但是大坝的合作化、集体化是近5年来出现的新生事物，可供学习和借鉴。政府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扶持，但大坝村没有依赖政府的扶持，它有一个很好的基层团队，是一个非常具有内生性的合作化村庄，是新集体经济的一个案例。

今天听前面各位讲者，我收获特别多。我们一方面是需要进行理论的历史的梳理，总结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以斗争的方式，反对私有化的倾向。

我认为需要有一个平台，把像大坝这样的案例总结出来，推动出来。今天讲乡村振兴，以谁为主体，以什么为龙头，如何振兴，可参考的案例在哪里？不一定树典范，但需要案例，需要不止一个案例，需要各种各样激活农村内部内生性、振兴能力的案例，可能是农区的，可能是牧区的，可能是以经济作物为基础的，可能是种主粮作物的。理论梳理是一个方面，实践的倡导是另一面，两条腿走路。

我还要再讲一点，今天讲乡村振兴很有必要。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需要对我国三农已经出现的问题和瓶颈进行反思，既然提振兴，那就已经很明白了，这是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标。

二是因为长期以来，主流平台提农村现代化，常常把西方作为中国的参照、方向、榜样。但是英国《卫报》2017年12月6日发了一篇文章，讲述了美国现状：美国农民自杀已经使得农业在美国成为自杀率最高的一个行业。

相比较于中国农民，美国农民基本都是农场主，我们一直被告知农场主的日子很风光、很好过，实际情况是，尽管美国政府提供补贴，很多美国农民的日子不那么好过，有些甚至很难过。

农民自杀还不限于美国。法国每隔一天就有一个农民自杀。澳大利亚是每隔4天有一个农民自杀。英国每一周都有一个农民自杀。印度已经有27万农民自杀，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当然我们中国也有不少农民自杀，不过自杀的缘由有所不同，中国很多自杀的是老人，失去了劳动能力，因病自杀。在刚才提到的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自杀的是有劳动能力的从业农民。西方农民前途也不光明，人生的路也是越走越窄。因此，在农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放弃幻想，需要参照中国自己的历史资源和实践经验。因此，再说回到两条腿走路，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探索、推广都很重要。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本文原载《经济导刊》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