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

对于小岗村、南街村、周庄等农村发展模式，争论很多。主流们提出的土地私有化，城乡一体化，公司加农户等思路，虽然现在成为正式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照样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说明一个问题的方法很多，一些网友通过举出成功或失败的个例来说明问题。个例确实能打动人，因为个例往往生动具体，如果写手再描绘的生动些，确实能够让人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个例的缺点是，虽然今天被你的例子打动了，但是明天看到另一篇相反的例子，就容易动摇。尤其相反例子说得比你还生动，就会改变看法。

贫道觉得，中国太大了，南方、北方、沿海、西部差别不说，城郊与偏僻地区，一个村的各种社会构成方式也足以形成非常大差别。小岗村那样自私自利极端强，杂性多，一直各顾各，搞合作困难的村子有，但10里内就一定有完全相反的，合作经济搞的很好的村子。因此，要举出个例说明什么道路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模式，靠举例子很难有个结果。

贫道倒是觉得可以换一条思路，就是从整体上看看中国农村、农民、农业究竟有什么出路。说实话，这个帖子的观点以前也说过，可是贫道发现，有些话要多次说，一些思路要不断强化，变着法再说一遍，以便影响力更强更广些，这是主流学者的基本方法。如果贫道不用，就有些吃亏。

系统论里讲一个概念，叫“可能性范围”。一个事物有一个事物最大可能演变的空间。比如一个鸡蛋可能变化的结果就是：小鸡、破鸡蛋、臭鸡蛋、熟鸡蛋……等，但一定不会变成一块铁。农业与工业就是两个事物，可能性空间就会很不同。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分析一下三农问题呢？

一句话说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就是指“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生活水平很难达到城市人的生活水平”。三农问题严重，就是指这种差距太大，比如收入差距超过50%，享受的教育、医疗和社保服务差距有明显差别等。从人的角度看待三农问题能抓住本质。把话说成“农民在农村从事的农业发展困难”就不合适，因为中国现在大部分作物单产都世界领先。说成“农民从事农业的农村社会化水平难以提高”也存在问题，反正农村总不是城市，而收入不提高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把农民收入和生活作为中心词才容易说清楚问题。

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发愁的问题，全世界都发愁。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农村生活条件低于城市居民是普遍现象，并不只是中国。美国人均耕地资源那么丰富，工业和服务业发展那么好，照样为三农问题发愁。美国至今每个农民人均补贴达到1万美元，而农业就业人员平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75%左右。如果扣除政府补贴，会只达到城镇居民收入的50%，大约相当于1983年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欧洲国家的农业也很好，但照样是农民到处闹事，动辄把西红柿撒到凯旋门。第三世界国家就不用说了，农村和城市完全两个天地。新兴市场国家好的也不多，墨西哥、泰国等到现在山区农村还有让政府军剿灭不完的农民起义军。　

为什么三农问题，最主要的是农村、农民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呢？是体制问题还是政策问题？是发展问题还是公平问题？显然不是，否则那么多国家用了各种体制，下大气力发展，转移支付用到尽处，照样问题多多。那么，从一个产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及其相关因素分析，也会有启发。　　
　 　
一个产业的就业者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能不能在市场经济范围内达到或超过另一个产业的就业者，取决于以下几点。　　
　 　
首先，这个产业的技术进步率的可能性空间是否比另一个产业大。因为技术进步率空间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就大。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大，在发展中劳动者收入提高空间就大。道理很简单，我今年只比去年多生产10%的香蕉，你却因为技术改进多生产50%的鞋子，你的收入就可能增加的快——你创造的财富增加得多嘛。
　 　
其次，这个产业的产业链扩张区间是否比另一个产业大。所谓产业链扩张空间指两个方面，一个是现有产品的增长开发空间，一个是是否有很多新出现需求需要这个产业生产。扩展空间大产业增加值增长空间就大。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条件下，只要增加值会提高，人均收入提高的可能就大。
　 　
第三，这个产业资源利用率提高的空间是否大。资源利用率空间是指这个产业能否将更多的物质条件发展为自己的生产资料。比如几百万年人都认为那就是块石头，可现在叫稀有金属矿石。　　
　 　
第四，这个产业内部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的空间是否大。组织化是通过合理的人力组合和管理组合提高效率的能力。有些产业组织很容易，一组织起来效率很明显，有些产业就差一点。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农业与制造业，就会发现农业处处处于劣势。　　
　 　
首先，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空间要远比农业大。有关部门对改革以来制造业和农业技术进步率进行了计算，结果是制造业平均年技术进步率达到8.6%，其中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要达到两位数。而同期农业技术进步率年平均只有1.7%。制造业是农业的5倍。技术进步率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就慢。你今年比去年只多生产5%的粮食，我却因为技术改进多生产了30%的鞋子，我创造的财富增加得多，工资提高的空间自然比你大。
　 　
其次，制造业产品经常能根据需要衍生很多类型，每次衍生都有增加值增加。原来一块肥皂就洗脸洗衣服洗各种东西了。后来发展成香皂和肥皂，前者专门洗人。接着香皂又发展成洗头的和洗脸的洗手的，肥皂又发展成洗衣服的和洗厕所洗菜蔬洗器具的，再什么去头屑的……现在简直眼花缭乱。而小麦就是小麦，顶多是氨基酸含量高点还是出面筋率高点的。新需求大不了就是现在流行吃草莓或者糯玉米。可这些东西空间太小，稍微一多就没地方卖了。最主要的是，农产品一往后就是制造业。农副产品随便一搞，就叫“农副产品加工业”，不属于农业了。　因此，制造业增加值扩张空间几乎是无限的，而农业则有很大限制。　
　 　
第三，农业基本资源就是耕地，耕地面积是有限的。顶多搞个大棚，或者在棚子里多种基层。现在能增加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化肥和农膜，这比制造业新利用的资源要小太多了。土地现在只会减少，这一方面使农业增加值增长空间被限制，同时一旦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出现迫使一部分就业者被“溢出”这个产业。由于溢出过程会因为各种因素形成很多阻力，因此农业劳动力会形成过剩，缩小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可能性空间。　
　 　
第四，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农业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就算美国的农庄很大，有十几个工人就了不得了，比起制造业动辄能组织几千人几万人，差远了。还有，制造业可以通过生产规模扩大使组织规模扩大，商业可以通过连锁机构使组织规模扩大，而农业经济体就很难通过联合扩大。或者农业联合扩大需要外部力量推动而不是像制造业、商业那样自己就产生这样的推动力。　　
　 　
以上四点，是农业和农村、农民总是处在不利地位的根源。这不在于这个农业是在美国还是在尼日利亚，是在中国还是在以色列，而是农业自身造成农民收入趋向降低，农村生活趋向恶化。　　
　 　
那么，市场经济有没有反向弥补这种日益扩大差距的手段和能力呢？有，但是不能根本解决。　　
　 　
市场通常通过这样几个力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首先，由于农民收入低，农业投资效率低，因此农民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流动。部分农民走了，农业人均资源就提高。在技术进步情况下，农民劳动生产率也就提高，收入也就提高了。这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主要途径。但是，这种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均耕地面积，土地资源特点和其他产业吸纳农民的能力。美国人均耕地大，是中国的5、6倍、日本的18、9倍。随便一集中，农民劳均耕地就达到1000多亩。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发育很充分，但他们再努力集中，也不过劳均耕地十几亩到二十几亩。美国和日本制造业水平差不多，但农业如果只凭劳均二十多亩与美国一千多亩去竞争，恐怕城乡差距会大得多。其次，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地方，土地气候条件接近的区域非常广阔，美国有连绵数千公里的玉米带。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的土地、气候条件千差万别，不可能形成很大的，种植单一品种还能发财的经济体。因此，虽然劳动力溢出农业是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主要出路，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人的生活习惯，家庭分居的痛苦等也会成为流动的阻力。如果再有人为限制（比如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会更小。　　
　 　
第二个力量，市场还有一个自动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的能力。究竟是什么原理不清楚。大概是因为“不好意思”？工业品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随着大量资本进入这个产品生产会使供给迅速扩充，从而导致价格下降，利润率降低。但农业产品供给量虽然也提高，但人口也增长，两者速度差不多，因此供给量不会增加太快。农产品还有一个“卖不到这价钱我没法活”的意思，会自然提高售价。但是这个空间也不大，农产品不可能随意提高价格，因为太高了城里人就进口了。　　
　 　
由于市场经济在调节农民收入能力有限，所以即使连美国这样的国家还高额补贴农民，补到最后也没能让农民生活水平达到城市居民。而且，补贴本身就是个反市场化动作，会引起争议和纠纷。　　
　 　
那么，是不是农民、农村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呢？不是。思路很简单，就是既然农业自身特点在市场经济规则下决定农民收入不会赶上其他行业，就只能用反市场规则来完成。补贴是一种，但用的多了有纠纷，而且补贴解决收入问题还有效，但解决农村社区生活能力则有限。

什么是反市场经济规则的农业发展思路呢？比较成功的例子是日本、以色列、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首先，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通过立法，和政策诱导促进的农民合作方式，让农民组织了起来。立法要求农民尽量参加农会或农协。最主要的是，政府给予农民的各种金融、商业、供应、出口等优惠政策只让农会成员享用，谁不参加就算了。这种方法本身就有胁迫性，一点不符合进入市场公平的原则。而以色列干脆就是政府政策和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以色列在占领区土地归国有或集体所有，还有一点，以色列最多的移民来自苏联，他们本来就习惯集体农庄）。通过外力促进农民组织合作经济，显然有点不市场化。但是组织起农民是后面做的事情的前提。　　
　 　
其次，国家规定除合作社信用机构在国家扶持和优惠条件下在农村发展业务外，城市商业银行不准进入农村，进入了也没优惠政策。设置门槛，显然不是市场经济惯例。　　
　 　
第三，由于农会和合作社控制了国内农产品最主要资源，因此农会自己组织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制造业，不让城市资本介入或者限制介入。这样就扩大了农民经营空间，扩大了农村经济规模的空间（仅农副产品加工产业的增加值空间就是农业的2倍），从而使农民经营项目的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也都高于农业，但显然垄断资源设置门槛，属于反市场经济的做法。　　
　 　
第四，农会会自己组织组织内农户进行销售，农会自己在城市办超市和农产品和食品。资源都在我手里，别人就很难渗透进去，或者渗透的门槛高。资源垄断，这些地方的农民就有条件硬性抬高农产品和食品价格。台湾、日本、韩国的农产品和食品价格高于其他发达国家，道理就在这里。同时，农会还垄断了农用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的销售，虽然从此不会有假化肥假农药假农机，但这依然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则。不过，这让农村服务业增加值空间留给了农民，这个空间是农业的3-4倍。　　
　 　
就这4项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加上政府支持，所以韩国、日本、台湾、以色列的农民生活水平就不低于城市，收入水平在政府没有直接大量补贴情况下，人均收入比美国还接近城市。

台湾、日本、韩国以及以色列是采取了“城乡隔离”的农村政策而不是“城乡一体化”的农村政策，农村和农民形成有别于城市的社区生活体系，有的农会自己办医院、学校，有自己的医疗保险和退休体系。也就是高等级服务业发展空间也留给了农民。

农会很有钱，但不是企业法人而是社团法人，组织者选举产生，成员都是雇员，所有盈利只能服务于会员或社员。他们都没有“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只有“服务者加农户”的模式。这于欧美和拉美农业是完全相反的。但是，这些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于欧美，而且社区生活质量高于欧美。

这些地区和国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模式呢？原因很简单，受到农业发展可能性空间限制的结果。

世界上只有不到10个国家人均耕地面积足以形成大农场体系。这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巴西等。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农业劳均耕地面积都不大。为什么包括欧洲国家都与美国早农业补贴呢？因为美国人均耕地接近10亩，劳均耕地达到1130亩，欧洲即使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人均耕地也不到美国的一半，因此，在市场经济下，农产品竞争力先天就弱与美国。

有些国家人均耕地面积更小，比如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和以色列，人均耕地只有0.5-0.6亩左右，即使土地再集中，也不可能达到美加和拉美国家劳均耕地水平，甚至与泰国等其他亚洲国家比也不行。至今，日、韩、台、以的劳均耕地在十几亩到二十多亩之间，比美洲和澳洲动辄都是上千亩数字没办法比。劳均耕地少，劳动生产率无论如何也难以与劳均耕地多的国家比。　　

因此，这些以合作化为中心手段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用反市场经济思路，把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关联比较紧密的产业空间划给农村和农民，使农村居民创造增加值的可能性空间大大扩张，同时也让农村居民拥有了技术进步率较高的产业。这种思路的好处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产业空间中，增加值扩张可能性空间和技术进步率可能性空间与原来单纯从事农业相比，都更加接近城市。只要城市经济发展，农村经济也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前面说的不利因素。这种方法比美国等公司加农户的好处在于，后者实际是在拼人均资源量的扩张速度。美国已经劳均拥有1000多亩土地，再提高也就那么回事了。人均拥有资源的提高速度远赶不上制造业和服务业技术进步率提高的速度。因此美国政府不得不不断扩大补贴数量。因此，贫道觉得，即使人均土地资源比较多的国家，合作化，城乡分离，服务者加农户的思路也不见得就不行。

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中国人均耕地1.4亩，在世界上属于很低的国家，比印度还低50%，接近日、韩、台、以。如果完全依靠市场经济调节，也就是中国必须大幅度缩减农业人口，使人均农业资源达到美国水平，那么中国只需要190万农业劳动者。加上家庭成员，也不过500万人，也就是说现在7亿多农民的零头的零头留下来才能形成竞争。达到美国指标的10%呢？5000万人，依然要转移7亿农民进城。这可能吗？如果是美国的1%呢？这可以，但是人均资源是人家百分之一，还竞争什么？因此，中国根本不具备按市场经济规则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能。这不牵涉什么社会主义道路或资本主义道路，也与理论没什么关系，而是硬条件决定的。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学习日、韩、台、以，走合作化道路，走城乡分离道路，走服务组织加农户道路，走反市场经济道路。

有人会有疑问，说日、韩、台、以现在劳均耕地毕竟达到了十几到二十几亩，中国只有7亩，中国起码要集中到十几亩才行。因此现在搞土地流转是必要的，搞土地私有化是必要的。这是不了解60-7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在60年代，这些国家，尤其日、韩和台湾地区劳均耕地也不高，低的也就是8、9亩，但这个时候人家的农业合作社和合作法规就有了。人家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方向选对了，事情才会有结果。

人民公社是一种合作化制度，也是一种城乡分离，服务组织加农户的体系。贫道认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唯一缺点是“政社合一”，政社合一的缺点是，公社作为政府组织肩负两个使命，而领导是任命的，这样在行政利益和社员利益发生矛盾时，会先考虑行政利益。如果人民公社政社分离，而且社长是选举产生的，合作社性质不是企业单位而是社团单位，那么缺陷就消失了。这样的改动并不困难。一些没有解散但实现了政社分离的公社级合作社的成功就是证明（因为只要不成功就解散了）。这个时候个例就有用了。公社还有一个做的不够的地方，就是当时在城乡分离的生产组织上搞的不够好，也就是在农副产品加工和商业、金融、农资和其他服务业上做的还不够。这与国家指导性政策有关。这一点转变的难度也很小。

大家为什么不赞同把小岗村作为农村改革的旗帜呢？因为小岗村是个特殊例子。一个年年吃反销粮的生产队一定不代表大多数。绝大多数生产队一定是完成了征购数，因为还有上亿的城里人要吃饭穿衣。小岗村集体经济中十几年不愿意劳动的特殊例子作为改革的旗帜，加上写血书的噱头，让中国从领导到老百姓都以为农民是极端自私私利的，无法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是万恶之源，千万不敢再沾边，谁再说谁就是走回头路，就是反对改革。这样，中国人自己给自己捆上了手脚，蒙蔽了眼睛，障碍了思考。

信息论的基本逻辑是，信息是事物的确定性，也就是在事物各种可能性中被确定的部分。但是，一个错误的确定性对实现控制的干扰非常大。改革不是叫“摸着石头过河”吗？这也是控制论里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最大的危险就是一个错误的确定性。就像你在家里找钥匙，先翻桌子，没找到。这就有了个确定性——桌子里没有，再找别的地方。但假如钥匙实际在桌子某个地方，你翻遍了其他所有地方，但认为桌子里一定没有，最后你就一定找不到钥匙。

当我们认定合作化是一个错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而且不断用小岗村把信息强化，那么我们永远找不到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