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授人以渔”，公益慈善“授人以鱼”

子  午

　　不过是为毛泽东时代和毛主席说些公道话，本号竟连续两天文章被“用户投诉”。祝某些“用户”早日发财、多行慈善。今天就来说说与行善有关的事。

　　这两天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是某大报公众号教师节那天发的《龙晶睛，你火了》，另一篇是《文化纵横》杂志公众号发的《县城再无清华北大的后果》。

　　大报公众号的《龙晶睛，你火了》彻底带火了龙晶睛（以前只是地方媒体和公益圈媒体的报道，其实上月龙晶睛通过抖音“小火”时就遭到了各种质疑，某大报对民众质疑却置若罔闻），也让龙晶睛遭到了诸多的质疑和争议，迫使龙晶睛又通过地方媒体出面回应：

　　遗憾的是，这个回应的内容笔者看完后没顺手截图，就被“发布者删除”了。

　　据龙晶睛自述及公开报道，龙晶睛1993年出生于长沙，2010年从高中开始出国留学；2011年，在美国留学的龙晶睛暑假回家因为好奇参加了一次山区支教；回美国后，龙晶睛在纽约时代广场发起“一美元爱心计划”，动员身边的留学生捐款支持公益支教；201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硕士毕业后回国，成立了善吟共益助学服务中心，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如今已经荣任长沙市侨联和青年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

　　龙晶睛面对媒体会自称“山二代”，因为其父亲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但综合公开的报道，龙晶睛16岁还在读高中就被家人送到美国留学，住的是纽约时代广场附近的高级公寓，家里还给她配了一辆车，与同龄人相比，人家已经赢在起跑线上。所以，真实的龙晶睛其实是个富二代，她在回应时也没回避自己家境比较好这一点。知乎上一个自称龙晶睛初中同班同学的匿名答案透露，龙晶睛父母是从政的。不过，不管白猫黑猫，不管是父母“从商”还是“从政”，龙晶睛家境殷实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

　　网友的质疑是“留学九年”哪有时间“支教十年”？山区支教十年还跟小仙女一样，能保养的这么好，画着如此精致的妆容？因而，很多网友质疑这是媒体“虚假报道”：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乡村教师应该是这样的形象：

　　即便是那些放弃了城市的优越生活，去到山区长期支教的城里人也应该是这样的形象：

　　一个27岁，一个36岁，外表年龄相差了三十岁，真实年龄却只相差十岁

　　亦或是这样的形象：

　　网友的质疑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千不该、万不该，大报公共号不该选在教师节这天推送“你火了”，因为此“支教”非彼“支教”；偏偏教师节又定在了“九月九”的后一天，资本又在“九月九”这一天搞“99公益日”——种种“巧合”又暗含着某种必然的关联。

　　张桂梅、杨明们的“支教”是彻底放弃城市的优越生活，长期扎根农村，做农村孩子的“垫脚石”；而龙晶睛们的“支教”则是在做非政府组织（NGO）的“公益慈善”项目，完成项目、拍照留痕，把农村孩子当作慈善项目的“垫脚石”。龙晶睛本人只需要间歇性地去一下项目现场拍照，而大多数时候都不需要龙晶睛亲赴现场，因为有大批的项目志愿者可以调用，现在大多数大学都有“志愿服务”的必修学分需要完成。

　　当然，笔者这样讲，丝毫没有贬低龙晶睛。客观上讲，龙晶睛们的公益慈善给山区儿童带来了一些帮助，做总比不做好。大报公众号如果主要是把龙晶睛作为一个“公益达人”、而非“支教老师”来宣传，或许根本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当然，这跟龙晶睛团队一开始的宣传导向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有网友扒出了龙晶睛名下的公司以及股东信息：

　　这几家企业都属于属于传媒和信息咨询类公司，咨询业务围绕出国留学……而股东计某某更是直接从事的电子商务和新媒体运营工作：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曾经讲过在遭受过地震的雅安芦山地区的见闻，灾后重建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地方政府在做，某基金会进去做了一些锦上添花的事。但是因为官僚主义式的傲慢和腐败，地方官员与群众的关系并不好，结果群众只认为是基金会和公益组织为他们做了好事。

　　不得不承认，带着很多全新理念名词和NGO套路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社工机构比地方官僚更加善于做“拍照留痕”和宣传工作，很多基层公务员早已不知道怎么做群众工作了，以至于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推“政府购买服务”，把原本应该是公权力完成的业务送给了公益机构和社工组织。

　　而有了新媒体运营加持的龙晶睛团队显然更加善于做宣传，更加懂得通过一连串的数字、图表、视频、图片，来包装自己。

　　从其抖音宣传的视频来看，龙晶睛有着非常专业的拍摄团队、甚至不惜动用航拍，还有后期的深度剪辑加工，再通过新媒体平台陆续地发出来；甚至当龙晶睛在北京长期出差期间，还在发“支教”视频，给人造成一种“长期支教”的错觉。

　　所以，公正地讲，主要为山区儿童提供帮助的是山区本地学校的老师和山区扶贫，龙晶睛团队所能做的其实也只是“锦上添花”的事。

　　夸张的表情、鲜艳的妆容以及刻意的摆拍，与乡村落后的环境、贫穷的儿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撕裂的“画面感”除了满足“富人帮助穷人、与穷人和谐共处”的恶趣味，实在不具有更普世的宣传意义。

　　正如上面所说的“公益组织更懂得宣传”，龙晶睛们的理念用词显然更加“华丽”：

　　支教更深层的一个作用，不只是要教会孩子们什么知识，更要做到“授人以渔”，给孩子们带去爱、带去希望。

　　笔者是个俗人。笔者认为真正能“给孩子们带去爱、带去希望”的，还是张桂梅、杨明式的扎根农村的支教，是教会孩子们扎扎实实的知识，而非蜻蜓点水的慈善项目，以及便于宣传却流于形式的“梦想音乐节”、舞蹈和“性教育”。

　　大报还是应该挖掘、宣传更多的张桂梅式的人物，不要颠过来倒过去就只有这几个“稀有”的典型；更不应该去掺和资本热衷的“慈善公益”，就像之前的资本下乡、项目扶贫流于形式一样，倚重慈善实现“共富”，更容易陷入形式主义。

　　说回到开头提到的《文化纵横》公众号的文章《县城再无清华北大的后果》，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写道：

　　我的父亲当年在陕西的一个农村读书，而他的高中数学老师，是西北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为什么？文革。很多本来大有可为的知识分子，被迫劳动改造。但是颇为黑色幽默的是，这又让很多偏远落后地区的孩子误打误撞地接接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比如我的父亲。……被下放的知识分子的教导下，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这代人，在高考之后很快就崭露头角。

　　而我父亲这代人在考学的时候，城乡二元制是很森严的，农民是农民，干部是干部，许多来自农村的优秀的孩子，因为急于摆脱农民身份，加之信息闭塞，报考的志愿往往严重低于他们的水平。很多本来学习非常优秀的学生，误打误撞成了小县城的中小学教师。他们凭借扎实的功底，创造了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的第二波奇迹。

　　但是这第二波奇迹，也在逐渐离我们远去。因为小县城出现这样优秀的老师会很快被大城市的中学挖走，而且这波人，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以陕西为例，曾经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在各个城市、县城是比较平均的。但是这些年，清华北大在陕西的招生名额日趋被几所超级中学垄断，而周边的小县城，年级第一能考个西安交大就谢天谢地了。

　　而那个小县城基础教育的黄金年代，是以无数优秀的知识分子，被迫扎根在基层从事基础教育为代价换来的。而现在，这样的情况恐怕再也不会发生了。

　　文章作者的经历不是孤例。笔者的家里以及笔者的邻居家里在70年代就曾经暂住过两户下乡插队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家在笔者儿时就当上镇里的干部，另一家则有人从80年代开始就在县教育局当领导。他们都已退休，可直到现在还在跟我们这些农家“走亲戚”。他们插队的最大好处就是那时的学校直接开到了生产小队、开到了农民家门口。

　　相比公益慈善机构给“没见过世面”的孩子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新奇理念和事物，毛泽东时代直接给农民送来了高级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大大提升了农村的确的知识化和科学化水平、极大充实了农村的教育资源，快速该变农村落后面貌，这才是真正的“授人以渔”啊，而前者充其量算是“授人以鱼”。

　　同样地，对于扶贫、对于“待富”群体而言，真正的“渔”是全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行使“主人”权力，而不是富人的一点点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