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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高校为何如此崇拜西方文凭?

作者:刘超   来源:新法家网站  

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力作《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The Credential Society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问世,随即在全球风行一时,影响深远。年轻的柯林斯,亦因之暴得大名,俨然成为该领域的一线学者(2010年也确乎实至名归地膺选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并赢得了极高的学术及社会声誉,在国际学术界亦堪称明星。此后数十年,无论柯林斯如何特立独行,始终享有着相当高的热度。然而,有意思的是,该书在大洋彼岸的影响力,迟迟未能很好地传入中土。迨至2018年,此书中译本终于在大陆印行,随即在学界、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

作为美国学界的传奇人物,此公个性卓特、阅历丰富、成果丰瞻,于学术和社会均有独到见解,故其言论、行止每每颇受关注。其人不愧是此道高手,该书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批判令一众同行难以比肩。柯林斯所论,基本是美国景象(同期的欧洲亦近之)。然而,严格说来,所谓文凭社会非止是西洋景,吾国亦并不逊色。

迷信文凭,以文凭分高下、以学历定去取,以文凭作为官员及专业人员的遴选标准和社会地位的评价标准,长期以来都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晚近之中国亦然。随着科举的废止,国内外新式大学的学历已成为一种新科举,继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于各行各业无孔不入。许多并无真才实学的人,完全可以凭着一纸文凭(甚至仅仅是留洋镀金的经历)而谋取要职、备受倚重、平步青云。自然,有受益者,必有受损者。与之相伴的,则是许多富有才学的人因为文凭问题而备受压抑、怀才难遇。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胡适,以虚构的博士文凭而谋得了北京大学本科教授职位,成为当时人才济济的北大的最年轻的红人,薪资高于许多名宿。当然,胡适绝非特例。此间,确实不少博士二十多岁就在北大担任教授(南方的南高师亦有此盛况)。他们居高声自远,备受礼遇,呼风唤雨。其所依仗的,多半也是一纸洋文凭。而没有像样文凭的梁漱溟,虽然才学过人,亦只能屈身为讲师,在校中不算得志。此时北大学风已大有改观,但多数学生仍重视文凭。真正完全求学问而不珍视文凭的,当然没有,但毕竟不多。其中有一位朱谦之,强调读书为求学问,而非求文凭;因此他最后连毕业考试都不参加,空手离校,自然也就没有北大文凭。后来朱氏虽依然卓有成就,但人生道路之曲折远甚于同侪,足见他多少还是受到了他并不稀罕的文凭的强力压迫。

陶希圣(左一)

1922年从北大毕业的陶希圣,可谓青年才俊,然而在与海归派的竞争中仍吃尽苦头,有着难以忘怀的切肤之痛。为此,他齿难忘。留学生学成归国,便跃入候补官员和教师的上层,叫那些没有力量和机会出国求学之国内学生瞠乎其后在与留学生的比较与竞争之中,国内学生吃尽苦头。陶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任教经历,进入商务印书馆任职,月薪八十元。而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归国者,月薪一百二十元。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欧美一般大学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牛津、剑桥、耶鲁、哈佛毕业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者,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顶了天。此非夸张,较之当时一般的薪资水平,如此待遇可谓优渥之至。当时与陶共事的有周鲠生、唐钺等欧美名校博士,收入均远高于陶,令其意气难平。

——事实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人才缺乏,一般大学对教授资格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许多人只要大学毕业,出国游学,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或者仅是访问研究一段时间,回国后就可以出任大学教授。因此,可以说并非商务印书馆对陶本人有成见,而是风气使然、制度如此(按,唐曾任北大教授,赴商务印书馆任职数年后,又转任清华教授;陶一举成名后亦被礼聘为中央大学教授,后又杀回北大任教授,算是与唐大致齐平了)。

此中遭遇绝非陶氏一人的经历,而是一代青年的普遍际遇。

1925年,萧一山以北大高材生的身份入清华任教,深得梁启超欣赏和提携,然亦只能屈居讲师教席。前此一年,年龄相仿的钱端升以哈佛博士身份回母校清华任教,年仅24岁,其起步于副教授,次年便升等为教授。同期,校内的海归派教师,如刘师舜、钱昌祚、叶企孙、陈达、陈岱孙、萨本栋等,亦只有区区二十余岁,但大都已是正教授。梁启超对这种过分拘泥于学历、迷信文凭的做法极为不满,于1923年公开批评道:无论你多大学问的人,无论你有多少的博士头衔,你们初来我们大学教书,你只可当一位助教或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时就得经教授团的通过。

1932年清华大学校务会议 左起: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梅贻琦,杨公兆

蒋复璁(1898年生)1923年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通过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的援引进入清华任教(1924-1926),他感觉在清华教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清华大学的老师多为留学出身,而我只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我在清华教了一年半……便转任北京大学预科。后来,他又通过考试,赴德留学。此间,该校其他一些青年教师如桂质廷、林语堂、萧一山、汤用彤等在短期任教之后,都渐次离校,大多数设法留洋。萧氏理离开清华后,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于1929年创办北平文史政治学院并任院长,后又赴中央大学任教授,成为早期罕见的年纪轻轻便荣升教授的本土派学人之一。对本土派学者而言,往往需要先外放至地方院校才能较容易获得高级教职,之后平调回名校(几乎都在学术中心),这也成为当时许多本土派学人跻身教授、出人头地的一种终南捷径

北方学人顾颉刚与林庚,也是在地方性高校的厦门大学较快地得到了晋升。至于蒋、萧的同代人郑天挺,1920年自北大本科毕业后赴厦门大学任教并兼任图书部主任,次年考回北大国学门作研究生。1924年,郑毕业后留校任讲师,后南下各地任职;1930年随蒋梦麟校长回北大,仍任讲师。如此职业旅程,实在算不上顺遂,较之同代的海归派学人确乎相去甚远。

总之,在当时,由于制度的障碍,大量助教、讲师晋升无望,只好骑驴找马、以学校当跳板,极力出国留学,日后归国迳任教授。即便早已贵为北大名流的刘半农,也被迫去国,在法国苦读数年,要得这个臭博士。在此间的北大清华,教师的贫富悬殊也极为醒目,校中不仅有许多处境艰难的讲师助教,也有一众少年得志的稚龄教授。

针对这种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就于19276月重新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加强对大学教员资格的审查与认证。条例再度规定:讲师须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硕士学位,或助教完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于国学上有贡献;副教授须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或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以及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教授须副教授完满两年以上教务,而有特别成绩。此等规定,较之发达国家尚有距离;然在当时的中国,如此标准实不算低。著名教育学家孟宪承便称,国立大学教员的资格已经是相当的严

只是,当时能如此执行的院校,实在有限。在才荒严峻、到处都缺人的情况下,各高校各部门用人时也不得不有所迁就。有人戏称,留学生归国后,即便走投无路之际,还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许地山语)。此非虚言,当时确有许多留学生归国未久年纪轻轻便担任高级要职。如此经历,大有人在,如陈锦涛、颜惠庆、王宠惠、罗文干、伍朝枢、张公权、吴鼎昌、顾维钧、宋子文、秦汾、唐有壬、石瑛、吴之椿、唐悦良、魏道明、罗家伦、钱昌照、钱昌祚、徐道隣、李惟果、高宗武、郭斌佳、沈昌焕、俞国华等。实际上,从清末到直到1930年代中期,仍有许多高校动辄破格聘用人才,因此,全国始终拥有一大批20余岁的海归派教授。例如,

1911年,25岁的胡敦复成为清华首任教务长,1年后成为大同大学首任校长;1916年,23岁的邹秉文任金陵大学教授、26岁的刘大钧任清华教授;1917年,24岁的朱家骅、26岁的胡适任北大教授(朱被认为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与胡同龄的陶行知受聘为南高师教授;1919年,25岁的唐有壬受聘为北大教授,25岁的何鲁受聘为南高师教授;

1922年,24岁的哈佛博士张歆海受聘为北大教授;

1925年,25岁的刘师舜任清华教授;1926年,23岁的哈佛硕士梁实秋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25岁的刘崇乐、26岁的杨光泩受聘为清华教授;1928年,25岁的陈序经受聘为岭南大学教授,25岁的王化成、26岁的萨本栋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29岁的段茂澜任天津电话局局长兼南开大学教授。1929年,25岁的耶鲁博士方显廷开始担任南开教授。1931年,25岁的凌其翰任东吴大学教授,26岁的MIT博士吴鲁强(梁启超女婿)被聘为北大教授,25岁的哈佛硕士陶葆楷、26岁的MIT硕士王士倬则受聘为清华教授。1932年,25岁的章名涛受聘为清华教授,25岁的耶鲁博士柳无忌,归国即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样年仅25岁的朱偰从柏林大学归国任中央大学教授,次年兼系主任;1934年,年仅二十六七的吴大猷、钱思亮、周同庆等几乎同时受聘为北大教授……

此类现象在在皆是,不胜枚举。在此大势之下,在许多高校中,大量重要职位均由海归派包揽,校内的诸多重要安排及学界的许多重要活动也几乎被其包场;本土派学人往往只能瞠乎其后、莫可奈何。如此一来,当时的大学中普遍出现了许多怪现状,校内有一批20余岁的年轻教授,也有一批30余岁的老讲师。后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本土派学人,而他们的境遇,显然是与前者的存在分不开的。两大群体之间隐隐然有着巨大的鸿沟。在海归派占主导地位的一线名校中,那些沉默的少数,无疑是被压抑与被损害的群体。平静的大学校园背后,并非没有不公之事、不平之气。在如此情境之下,本国毕业生的压抑与艰辛可想而知。如此,海归吃香喝辣,土鳖低人一等,民族学术之独立,亦远矣。

由于当时博士(有的硕士亦可)归国即受聘为教授,因此,对许多学者而言,获得博士学位之日,就是成为国内教授之时。更由于人才紧缺,许多在读博士已被国内高校竞相争聘为教授。如吴宓在归国之前,已接到东南大学、北京高师等多所名校的聘书。因此,当时海归派学者获得博士学位一般在20余岁,其跻身教授之时也就只有20余岁。在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大概极少有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拥有一大批如此年轻的正教授,有如此年轻化的少壮派教授群和学术共同体。这是中国在人力资本(人才资源)上的一大特点。——而在同期欧美名校,多数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即便有幸能谋得大学教职,亦只能被聘为讲师。

傅斯年在北大

如此一来,在大学教师评聘的问题上,也就难免出现诸多问题。不少时人对用人上的标准不严、风气不正的现象极为不满。傅斯年便于1932年7月在《独立评论》撰文,对国内势力盛大的哥大派大加挞伐,认为其对国内的教育崩溃负有重要责任。胡适对此表示: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回去做个小学教员,顶多做个中学校长,已经稀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或做教育部长。此说确有夸张,在当时也引起颇多争议(邱椿等人的反应尤其突出),但无论如何,还是多少能见出某些实际情况。

然而,随着大量海归人才的回国,国内才荒现象日渐缓解,学术水准也日渐抬升,各行各业的用人标准也水涨船高。人才市场的行情也悄然变化。

1930年以前,由于中国学术基础薄弱,凡在外国取得博士学位者,归国皆被聘为教授。然而,随着留学回国浪潮的来临,这一行情很快就一去不复返。欧美名校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应聘名校副教授或一般高校教授,成为标配;极个别才学卓著者,才有望获聘为名校教授。

北京大学旧照

1935年,有学人指出,中国大学程度已经大幅提高,以前只要吃过洋面包回国的都可做教授现在如国立清华大学,刚回国的博士也得从专任讲师做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当时不仅高校如此,其他各界亦然。在此期间,随着水涨船高的趋势、随着严格主义标准的落实,无论是留学生还是本国毕业生,都更多地依据实力与业绩进行竞争,二者的起点也渐趋平等;外籍教师的特权地位也日趋回落。如此均可谓土洋并轨。此间,对教师的考核周期,也随着中国学术的变迁而在无形中日趋抻长。自然,如此一来,多数青年教师的晋升之路也更漫长、更曲折、更艰辛。

及至1930年代末,留学生一回来就做教授的现象虽未消弭,但无疑已日显罕见。——当然,我们依旧能看到一些非常醒目的特例。1939年,年仅24岁的张宗燧归国任中央大学教授(前此一年已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0年,年仅27岁的柏实义受聘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教授,随后兼系主任,此前,他用1年获得MIT硕士学位、用2年时间获得CIT博士学位;同样在这个新兴学科领域、在中大航空工程系,黄玉珊在斯坦福大学仅1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回国即被聘为中央大学教授时,尚不满23岁。1940年首位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徐毓枏,甫一毕业,即被聘为西南联大(清华)教授,年仅27岁;1946年,蒋硕杰被聘为北大教授,年仅28岁。

文凭社会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的无疑当首推崇洋媚外现象。崇洋的同时也必然意味着抑土。这一心理和风气的形成,是历史所致、时势使然,因此,其矫正也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此非孤立的现象,它并不只是大学本身的问题,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是一种无孔不入的历史积弊。其所反应的是人才匮乏导致的种种乱象,也是一种社会心态不健康所致的恶果。在知识人高度密集的大学中,这一点尤其突出,其对本土派学人的压迫亦尤深且鉅。如前所言,学历社会古来有之,绝非自近代始;而近代的学历社会也与方今有诸多区别。但是对学业的功利化理解、对学历的盲目迷信和膜拜,以及先问学历后看实力、将学历作为职业敲门砖、作为个人身价的尺度,则并无二致。

此风经久不衰,造就了多少名不副实、才不配位之人,又埋没了多少才高志远、有志无时之士,恐怕真是一言难尽。而这些,大概就是那位讲述美国故事的柯林斯所无从知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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