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中的不良现象向学术领域的不断渗透，随着以量化为主导的学术评价越来越强势，学术期刊受到了双重压力的夹击，由原先的边缘地带被推向风口浪尖，屡屡成为被质疑、被抨击的对象。

早在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就发表《祛痈扶正，学术期刊治理势在必行》的报道，记者在文中指出：学术期刊乱象纷纭，存在买卖版面、违规增刊、页数增多、“假刊”、虚假引用等现象，“诸多乱象是期刊异化的产物，严重败坏期刊自身形象，玷污学术风气，令学者深感忧虑乃至愤怒。”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期刊，显然不公平。

不过，现状确实令人担忧，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期刊得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在笔者看来，主要存在以下乱象：

乱象之一：“假刊”牟利

“假刊”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据《法制日报》2001年报道，河北省承德医学院学报某些编辑人员为了捞钱，竟私自出版盗版学报，受到了新闻出版部门的查处。据《中国青年报》2013年报道，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早在2000年就已合并至北京交通大学，但《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仍在出版，每月出版3期，收取版面费。

为骗取外界信任，该学报还伪造了《期刊出版许可证》和学报官方网站。《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2期共刊载了259篇论文，涉及我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区、市)的340名作者，其中既有副教授、教授，也有小学甚至幼儿园教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查明这是典型的“假刊”，根本不具备法定出版条件，因此依法予以注销。

乱象之二：增刊泛滥

增刊是指由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后在正常刊期外增出的刊物，原本是为了解决刊物因刊期、篇幅所限，导致供过于求矛盾的一种变通办法。根据有关规定，每本合法期刊，一年可以出版1-2期增刊，并可适当收取一定数额的工本费用。由于增刊的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和刊号都与正常周期出版的刊物完全一致，不能称之为非法出版物或违规出版物，所以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和市场需求。不少学术期刊看到了“商机”，争先恐后地出版增刊。一时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增刊：有待价而沽、不计稿件质量，只要给钱即可发稿的增刊；有出让增刊编审权，由某组织或个人买断编审权的增刊；有由几个编辑分版承包组稿合成的增刊；有企业或单位赞助因而也主要刊发这些单位作者文章的增刊。

学术期刊出版增刊，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职称稿件”的压力，致使一些质量低劣的文章得以发表，并堂而皇之地以合法身份进入学术资源库中。2005年，教育部曾通报批评了《现代中小学教育》滥出增刊，以此作为创收手段，“严重损害了高校期刊界的形象，腐蚀了编辑队伍，破坏了出版工作秩序，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乱象之三：买卖版面

据了解，国内自然科学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因纸张、出版及发行费用急剧增加，绝大多数科技期刊出现亏损，且数额日益增大。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1988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出台了《关于建议各学会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通知》。《通知》称，“各学会的学术期刊是各学科领域全国同行共有的论坛和财富。在经费问题上，除受托承办单位给予支持外，还应该争取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收取论文版面费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因此，建议各学会的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

不过，《通知》还特别强调学术期刊“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形式出卖版面，使期刊质量受影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买卖版面的始作俑者虽已无从查考，不过搭车跟风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跟风者之所以热衷于“跟”，归根结底都是利益驱动。其实，国内办得比较好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都不收版面费，恰恰是一些经费短缺、学术水平差的期刊收取版面费，刊物越编越厚，论文越发越短，钱越收越黑。论文买卖，买了利益卖了学术，发表的多是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乱象之四：学术平庸

有人以“井喷现象”形容学术论文近年的生产和发表。在这种虚假繁荣的背后，是数量与质量的不成正比，是学术质量不高、学术观点雷同、论证重复的平庸之作泛滥，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大量发生。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的基本科学指针统计显示，1997～2007年的10年间，在前145个国家中，我国论文总数排第13位，论文引用数排第6位，但单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数却位居第117位。

​学术平庸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低水平重复、肤浅分析和搞噱头吸引眼球，其本质特征是思想能力的缺失，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平庸之作表面上看具有某种吸引力，其实是无聊的伪学术，不可能长久。学术平庸对学术的蛀蚀，比学术不端更为普遍、更为严重，因此也更难揭露、更难治理。学术平庸与鸡肋期刊，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这是对学术生态的巨大伤害。所以，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拒绝平庸，超越平庸！

乱象之五：虚假引用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的发布平台具有学术评价的功能，同时作为期刊主体又是被评价的对象。专业评价机构借助行政权力部门的青睐，高举“量化评价”的指挥棒，通过采集各种引文数据对学术期刊分等定级，并发布排行榜或排名表，一时间搅得周天寒彻，进入者弹冠相庆，落选者垂头丧气。有的期刊为挤进核心期刊的行列不惜造假，拉帮结盟互相引用对方的论文；有的期刊要求作者提交的论文必须引用本刊发表过的论文，以提高影响因子；有的期刊公开悬赏学者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引用该刊的论文；有的期刊为不跌出排行榜或排名表，甚至施加各种糖衣炮弹；有的期刊为了迎合核心、来源期刊评选的偏好，更在选稿、用稿和参考文献等方面投其所好，逐渐丧失了学术个性和活力。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买卖版面、违规增刊、页数增多、“假刊”、虚假引用等现象，看似乱象纷呈，各不相同，但从中都可以看到利益纠葛清晰的影子，这是诸种乱象的共同动因。近年来，学术期刊与学术乱象、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等不良风气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起，确有少数期刊人难辞其咎。他们丧失了道德底线，把学术期刊作为谋取私利的资源，暗箱操作越来越多。

必须指出的是，与学术期刊乱象同时存在的是学术乱象和评价乱象，三者之间是有紧密关联的。事实上，学术功利主义笼罩着整个学术生产体制。当下的中国高校，可量化的学术研究被抬高到空前的、过度重要的位置。学校是否优秀，教师是否能够升等、研究生是否可以毕业，科研的成绩单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

老师的教学可以马虎、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勉强通过，但只要有相当量的论文发表，便一俊遮百丑。多数高校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升等要求，都有严格的论文发表量规定，而一个大学每年的论文发表篇数，都影响到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大学排行榜的位置，是大学领导政绩工程的核心部分。于是千军万马写论文、拼数量，就像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炼钢铁，产量是最重要的，而质量如何，倒是其次的。

功利主义太重，学风浮躁，就会急功近利：急于发文章、急于拿学位、急于出专著、急于评职称、急于争课题、急于成名家。“当学术研究中的非学术因子成为一种主导时，不仅带来研究者的精神变异，更带来学术的社会性危机，最终使学者和学术都失去了社会的公信力。”一言以蔽之，我们在抨击学术期刊、学术评价乱象的时候，不能忽视或者遮蔽了体制所应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