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以中国农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诠释了农村集体用地征用补偿政策改革的必要性。

　　近年来土地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征地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农地征收已成为继废除农业税之后农村对抗性冲突的一个重要来源。

　　低价征收高价售出的土地出让金诱惑，使不少地方政府形成很强的卖地冲动，导致中国非农占用耕地数量大、速度快。

　　目前农村土地征用最大的问题就是补偿标准过低，各种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的补偿更低。

　　据国研中心的调查显示，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资者拿走大头，占40%到50%;政府拿走20%到30%;村级组织留下25%到30%，而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5%到10%，这种格局引发冲突及社会不稳定性。

　　新的土地管理法修改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只解决农民补偿低问题，而是一连串的问题都需要解决，包括滥占耕地现象、卖地冲动、农村社会冲突等。

　　具体应该包括要进一步限制目前的泛公益性用途征地，规定只有纯粹性的公益性土地才能征地，其他非公益性的商业用地，应该允许农民直接与用地单位协商解决，破除地方政府的土地征用垄断权，提升农民土地市场交易地位。

　　只要这条制度建立了，就不会出现房价暴涨了，因为目前的房价高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土地来源垄断，破除了垄断，也就破除了高房价，让广大城市居民受益，也能让亿万农民受益。

　　那么，我们是否由于担心房价有可能高涨，就不改变现有的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补偿标准?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发展，自建国以来的60多年变迁，都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而在这场城市化的战役中，广大农民为此做出了莫大的贡献。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以中国农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诠释了农村集体用地征用补偿政策改革的必要性。

　　农民的贡献表现在为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1949年以来，尽管进行了大规模垦荒和复垦，但工业化和城镇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全国耕地面积由1950年的10035万公顷减少至1995年的9497万公顷，减少5.36%。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2003—2006年，每年实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600万亩左右，2007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568.4万亩，2008年降为548.2万亩。

　　根据陈锡文等的资料，1961—2001年的40年里，国家共征地4530.19万亩，并且自1983年起每年的征地规模都在110万亩以上。

　　从中国的征地补偿标准来看，无论是根据目前依据农业产值来计算的征地补偿标准，还是考虑土地从农民手里到最后的资本化开发所获得的增值收益，农民出让土地所获得的补偿都非常低。

　　2005年全国共有偿出让土地165584公顷，取得土地出让收入5883.8亿元，每公顷土地出让金收入355.3万元;出让金纯收入2184亿元，每公顷131.9万元。

　　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在土地用途转变而发生的增值收益中，地方政府大约获得60%—70%，村级集体组织获得25%~30%，真正到农民手里的已经不足10%。

　　据专家估算，1978—2001年，中国城市化建设明显加快，国家通过地价“剪刀差”的形式，为城市建设积累了至少2万亿元的资金。

　　也有学者大胆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农村征用了1亿多亩耕地，若按每亩10万元计算，高达10多万亿元，但征地补偿标准较低，地方各级层层扣留，真正到农民手中的不足7000亿元。

　　笔者在一项调研中注意到不少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35%，还发现某些经济发达省份部分地区征地补偿费仅占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的2.5%，高的也仅为26.7%。

　　因此，我们不妨从各年的地方财政收入粗略估算农民失地为工业化作出的贡献，估算方法如下：根据1987—2007年各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总额按35%的比例算出各年的土地出让金，然后取征地补偿费占土地出让金的比重为10%，则土地出让金的90%就是农民失地的资本贡献，最终的估算结果为44235亿元。

　　上述三项合计约17.3万亿元。

　　在宏观经济转入高涨后，以往危机发生时势必向“三农”领域转移成本的政策机制持续发生作用，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新世纪以来各地的地方政府在资本短缺的压力下，近乎疯狂地违规违法从农民手中征占土地以从银行套现，并不计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去招商引资，以追求GDP。

　　资源的加速流出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村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只是成为外部产业资本和地方政府掠夺性地获取收益的来源，而没有成为真正能吸纳沿海过剩资本的“资产池”。

　　于是，在2004—2006年中央政府完全取消了本归地方政府占有的农业税之后的“后税费时代”，征地、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便取代农业税费征收中的官民矛盾成为农村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

　　新世纪以来，由地方政府和因内在的流动性获利动机而必然具有投机性的金融资本二者联合推动的征地高潮，已经是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圈地”高潮。

　　截止到2005年，中国失地或部分失地农民的数量在4000万—5000万人左右，且这一数字以每年200万—300万的速度递增。照此速度，在未来20—30年的时间里，中国失地农民将会增至1亿人以上。

　　温铁军，著名经济学家，著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来源：BWCHINESE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