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不用一一罗列。社会各个层面，从政府到企业，从学者到民众，都意识到缺乏诚信的危害，都认为应该尽快在全社会树立讲诚信的风尚。但是，当有人问：如何才能让人们尽快牢固树立诚信意识，人们往往拿不出什么办法。在我看来，积重难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在全社会重树诚信，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诚信曾经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型特征之一。当今中国社会诚信的丧失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西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价值观的输入并占据上风；二是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已经同传统文化相去甚远，重视功利超过重视道德，教育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找一个待遇高的好工作，而非培养人的基本素质。当今教育的偏差是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要改变它，也非一朝一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没有立竿见影的好办法，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从教育抓起，这是百年大计。如果我们一切以西方为榜样的观念不改变，改变教育观念和方法，恐怕还要等很长时间。
    然而，这并不是我们不需要努力建设诚信的理由。如果说从教育开始抓诚信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那么，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短期的做法。所谓短期见效的做法就是从反面开始，抓不诚信的典型，严惩那些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不诚信行为和人物，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是一种法制的做法，用严刑峻法，狠狠打击当前各种后果严重的不诚信行为，尤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儒法结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因此，除了严厉的法制行为外，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儒家的方式。教育是儒家最擅长的，教育面对的是整个社会，效果稳固，但是见效比较慢，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为了应对当前较为严重的诚信缺失，还有可以有一些局部的做法，尤其是一些特殊的职业，例如，教师、医生和官员等。这些职业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有必要采取一些特殊措施，率先提高其诚信和职业素质、道德修养。
    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誓言是针对医生职业的，它采用宣誓的方式，清晰地彰显医生的职业道德。虽然宣誓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它是有借鉴价值的。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所谓“礼”，其实就是在道德原则下固定的行为规范。它的价值是：对于很多较少思考大道理的人来说，只要遵守“礼仪，一般来说，品行就不会有太大的差错，它是简便化的道德。我觉得，当今中国在紧急挽救诚信的时刻，针对上述特殊职业，可以将这两种方式结合一下，创造一种新模式。
    比方说，针对教师，可以设计一个神圣庄严的就职仪式。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教师的就职仪式可以略有不同。就职仪式包括向孔夫子致敬，向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致敬，宣读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这一仪式可以在每年教师节举行，也可以在教师转换工作岗位时举行，并可以通过媒体大力宣传。经常性地举行，一方面可以给教师较大的荣誉感，也可以时常提醒他们教师的本分。仪式要力求庄严神圣，用仪式的气氛感染每一个人。同时，提高教师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例如，教师看病、购物等活动可以优先。总之，在给予教师崇高的荣誉感和部分便利的同时，促使他们产生更多的道德自律。同时，教师还可以有明显的职业服装，服装也是礼仪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只要穿上这一服装，就是一种提醒。虽然这个办法未必能彻底解决教师的职业素质问题，但可定会有效。
    中国古代的官员也有区别于平民的职业服装，它的好处是，不让官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穿上职业服装，既是一种行为规范的提醒，也是给百姓一个容易监督的机会。现在要恢复官员的职业服装，我觉得不是很容易，这个观念的转变难度较大，只能是一个长期的筹划。但是，另外一些办法是可以采用的。北宋初年，宋太宗亲手写了十六个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个字称为“诫石铭”，放在每一个官员办公场所显眼的位置，每天都能看到。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事实上，“诫石铭”是在提醒每一个官员，百姓是官员的“衣食父母”。换句话说，官员与百姓互为父母。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题写的一句话，曾经是中国政府和每一个官员的基本道德规范。相比“诫石铭”来说，本质上基本一样，但是，在具体效果上，“为人民服务”是一种提炼，“诫石铭”更为直接地反映了官民关系。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官员，可以恢复或提倡使用这种办法。比方说，如果官员的职业服装较难很快采用，官员佩戴“为人民服务”的胸牌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在上班时间，和与百姓直接接触的时候，每一个官员都应该像周恩来那样，佩戴“为人民服务”的胸牌。与此同时，“为人民服务”还应该在每一个政府部门，庄严地摆放在显眼的位置。除此之外，政府官员还可以在每年的特殊日子，例如新年第一日，举行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的官员仪式，宣读官员基本道德规范。
    这种办法都是利用“礼仪”将职业道德融入日常行为规范，它是思想教育、讲大道理的辅助方式，既是对本人的经常性提醒，也便于群众监督。建设诚信，既需要长期筹划，也需要短期法制手段，再加以局部的强化，中国社会的诚信建设，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一定程度的改观。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教育群众，要求群众诚信，其效果远不如社会精英阶层率先成为讲诚信的实践者。中国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教育群众，首先需要社会精英的以身作则，否则，再怎么教育群众，社会精英不道德行为频繁出现，一切教育都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