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实习生姚小云资料整理
在福建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基地管辖的田地里耕种了七年后，农妇谭芳(化名)抱怨说，她从未尝过一粒自己亲手种的大米。
七年来，从她手上收割下的“高科技”稻谷总重量已接近20吨。这些稻谷周而复始地被送进一墙之隔的仓库，最终烂掉。
“老师们不允许我们吃。”谭芳说。在福州市盖山镇吴凤村的的农舍外，四十多亩稻田里刚插的秧苗正暗藏玄机，“他们说这是转基因水稻，还在试验，不是很安全。”
为了免于置身未知的恐惧，谭芳不得不选择从基地外购买大米。但她不知道的是，基地之外，亦早非净土。
尽管中国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转基因主食的商业化种植，然而，来自欧盟的预警通报却不乐观。2012年，“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通报”共通报了28批次的来自中国(包括中国香港)的违禁转基因食品，其中24批次是大米制品。
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争论，仍在持续，但中国人的饭碗里，已潜伏着转基因的魅影。
欧盟拒绝透露进口商和中国出口商的详细信息，南方周末记者在福建、浙江两地的试验基地源头考察，并对国内七十多家种业公司和种站进行咨询调查，力图还原中国转基因水稻扩散的新趋势。
风声紧，暗流仍涌动
“湖北是转基因水稻种植的重灾区。”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说。2004年至2006年间，该组织《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调查报告估计，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吨-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今年(指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25000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10000吨-12500吨。”
这份报告最早揭开了中国转基因水稻扩散的秘密，并曾引起轩然大波，此后媒体对转基因水稻的指摘大都基于此报告。
扩散源头一度指向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部目前只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其中“Bt籼优63”研发者——中科院院士、华中农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被上述报告批露出任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科尼公司委托湖北松滋种子公司来进行制种。而这些种子中的部分，最终流播至湖北、湖南多地。
转基因水稻研究学者、种业公司、基层种站、农民……中国的转基因水稻，被疑正依着这一路径流近餐桌。
实际上，中国研究转基因水稻的科研机构远非一家。除了bt抗虫性，还包括抗病、抗逆转基因、抗除草剂、高产转基因、高品质转基因和综合性转基因等七个方面，研究机构则遍布广东、浙江、湖北、北京、湖南、安徽、辽宁、江苏、上海、山东等地。
转基因水稻是用转基因技术把水稻中本来没有的基因转入到水稻中，使水稻具有新的性状，如抗虫、抗除草剂、抗病害。但转入的基因影响水稻原有基因的表达，可能引起很多难以预期的后果。
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实施办法，转基因植物品种在培育出来后，需要经过安全性评价阶段，才能获得安全证书。而安全性评价阶段，则包括实验室、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四个阶段。获得安全证书，意味着已完成商业化种植前的所有安全认定工作。
后两个阶段需与农民合作，到不同的水稻产区检验植物是否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生态条件，收获的水稻应该统一回收处理。但浙江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舒庆尧承认，一旦农民看上了田间的稻种，对农民的制约就比较难以保障。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调查七十多家种子公司和种站发现，仅以抗虫转基因水稻为例，它们曾经的试验地几乎覆盖了中国南方所有水稻种植地区。
以欧盟通报中披露的“科丰6号”为例，当时研发机构福建农科院的合作对象包括了四川农业大学和湖北、广东、江西、黑龙江等地的农科院多家单位，主栽品种覆盖长江流域、华南多个稻区。
在福州，多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福建确曾存在相当规模的转基因水稻种子销售市场。包括福建农科院与上市公司丰乐种业合资的闽丰种业、中国种子集团福建农嘉公司等，都曾在业内被传有染。
令人稍微欣慰的调查结果是，大部分种子公司、种站都表明目前已无此类种子销售。一名业内人士称，上述福建企业“因为这两年风声紧，大家才不做”。
“现在制种都要检测转基因，万一在种子里查到转基因成分，我们就惨了。”福建建阳市一名种业公司负责人解释说。在福建省农科院曾试验性种植过“科丰6号”的沙县良种场，一位工作人员同样承认，在几年前确实有人销售过转基因抗虫稻。“现在不能搞，都销毁掉了。”
不过，暗流依然涌动。四川、湖南、广东等地的一些公司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咨询时表示，他们虽然现在不卖“抗虫稻”，但依然有渠道可以获得。“现在大量买是肯定买不到的，少量的话，可以去一些科研单位。”福建六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业务员说。
而在湖北，天门市迪龙种业有限公司则显得张扬。在其公司官网和阿里巴巴网站上，他们依然在公开销售一种难以识别的“全能抗虫水稻——SCK4259”。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询问时，该公司一名业务员承认，被称为“超级克螟籼稻”的SCK4259正是转基因育种技术所得。“没有转基因怎么抗虫?我们做了十几年了，每年会卖几万斤出去。现在已经卖没了，每年2月份是旺季。”
尽管目前国家严控转基因主粮种子的扩散，但趋势依然令人担忧。
挡不住的扩散
实际上，只要研究转基因水稻，扩散的可能性几乎不可避免。“理论上，如果一粒种子流出，种植一万亩、十万亩都有可能。”舒庆尧说。
舒庆尧是浙江大学教授高明尉的学生，他们组成的课题组，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转基因抗螟虫品系“克螟稻”。
克螟稻，针对的正是水稻最大的天敌。“二化螟、三化螟、卷叶螟……经常会弄得农民颗粒无收。”高明尉说。在科学家们的眼里，抗虫转基因水稻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统计数字显示，螟蛾危害着中国75%的水稻，每年导致的损失高达十亿美元。
在“卷叶螟”肆虐的浙江上虞，克螟稻无疑是农民的福音。知情者回忆，该品种刚培育出，当时的上虞市种子公司就曾多次出面联系洽谈，最后将该品种“引进”到上虞进行试验示范。
74岁的小越镇原植保员孔庆水回忆，这种不用施农药的克螟稻在示范田里表现非常优异。“别的地方稻子被吃光了，这里的还是好好的。附近几个村的农民都很喜欢。”
但由于中国迄今仍未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科学家只能压抑住内心的激动。“我们转基因试验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要上报的，只有经过农业部批准才能做。”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团队主要成员林拥军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早期试验和中间试验阶段，管理是很严格的。”林拥军说，为了避免被人盗走，他们甚至在试验田周围筑起了3米高的围墙，以及2米深2米宽的“护城河”。
但即便如此，却依然难以阻挡转基因水稻在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阶段的扩散。克螟稻在上虞的遭遇正是如此。要求匿名的当地村民说，爱上克螟稻的农民们当时不少都留了种。
而种子公司的介入、私自育种，则加剧了扩散。从上虞市种子公司改制而来的上虞市舜达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一位业务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承认，在前几年，他们确曾卖过克螟稻等转基因水稻。“但现在查得紧，转基因水稻，我们都不卖了。”
而不再销售并不代表结束扩散，除了已扩散的种子，另一条隐秘的链条在学术研究领域。高明尉说，抗虫水稻相当于人类造出了一个新品种，这种抗虫基因可以通过杂交方式，转移到其它稻种中去。“自然界有人用过后，就不能排除有人把转基因水稻作为母本杂交。”舒庆尧表示。
以科丰6号为代表的高抗鳞翅目害虫转基因水稻株系为代表。知情者透露，研发该系列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和福建农科院为主的研究团队，曾联合多个育种单位，通过转育方式配置了大量的抗虫杂交组合。“这些品种一旦耕种，同样会被检测出转基因。”
合法实验和违规整改的困局
尴尬正在延续。因含有违法转基因成分的米制品屡次被检出，早在2008年，欧盟对中国出口大米及米制品就提出了采取保障性措施，要求加强对中国出口米制品的转基因检测。
转基因水稻违规种植的后果，在国内并非最为严重的浙江地区窥见一斑。2009年初，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动植检实验室就曾在浙江省出口欧盟米制品中多次检出转基因成分。为了解决问题，工作人员走访了杭州旺旺食品、杭州娃哈哈食品、浙江中大食品等公司，提出了控制源头、确保供应链稳定等建议。
但当时的数据显示，虽然经过努力，转基因阳性检出率从2009年10月份到2010年4月份比2009年1-9月份下降了43.4%，但依然有17.2%检出违规。
几乎同时，绿色和平抽检发现，湖北、湖南、福建和广东四省仍然有大米及米粉样品被检测出违禁转基因成分。
“2010年，福建曾陆续接到市场销售转基因大米的报告，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并多次就转基因大米问题作出批示。”福建业内人士回忆说。
这是最严厉的一年。“福建随后出台很多政策，对很多目前在制的制种田都展开了拉网式检测。”福建南平市邵武县的一位种业公司负责人说。
这也是全国统一行动的一部分。福建省农业厅科教处副处长程书田说，2010年，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上任不久后，农业部便开展了堪称“史上最大”的种子执法专项行动，有超五分之一的种子企业被责令限期整改，超十分之一企业的许可证被注销。根据农业部的总结，这次执法的一个重大突破是首次进行转基因检测，并对违规参加区域试验的组合材料和相关单位采取了处罚措施。
“没有人再敢把转基因种子生产与别的混在一起，花粉飘到其他种子去，别的种子检测出，整个公司是要冒很大风险。”成都阳光种苗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
而此时，中国首批获批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安全证书已在实验室里静静躺了3年多，争议依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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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在中国发展了10多年的转基因技术不得不在岔路口上停下来。这是此项技术的力倡阵营与质疑阵营激烈交锋所造成的局面。前者声称转基因食品无害且欲尽快将之全面商业化，后者则认为此项技术仍存在不确定性后果，不希望商业化。此种无可调和的对峙持续多年，目前显示质疑一方略占上风。
“我们一些具体的措施受到了他们的牵制，本来可以更快一点儿，结果他们在那儿搅和搅和，就慢下来了。”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大昉说，“这些人人数不多，能量不小，他们是铁了心，不把我们扳倒不算完。”
力倡转基因应用的一方，大都是农业领域或生物技术科研方面的专家或机构，而反对的一方身份颇杂，既有绿色和平这样的民间组织，更有被称作左派的一些意见人物，最不可忽视的一个分支是元老派力量，他们都是一些元勋们的子女。两个专业背景不十分对称的阵营，一直在角逐话语权。
“科学上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你说转基因好你有发言权，我说不好却没有发言余地，这是科学界的悲剧。”前国家代主席董必武之女董良翚说，“应该倡导的是不管同意不同意，都给我们一个平台，大家来辩论。只有发现问题才能前进。”
两方斗法，不仅使得整个态势更加胶着，同时也加深了问题的复杂程度。
风向突变
转基因技术在国外虽也饱受争议，但由于较长时间内尚处于实验室阶段，并未受到太多实质性反对，当它在准备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初期，还可以说形势大好。2004年，国内多位资深转基因科研工作者联名致信中央高层，请求将中国人的主粮也即水稻转基因商业化。这一呼声取得收效。
2008年，转基因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政府划出200亿元成立转基因国家重大专项。2009年，农业部颁发了两张转基因作物安全证书，其中一张为水稻。转基因发展迎来最好的时期。但这也引起空前争论，质疑者们吁请取消转基因重大专项。以转基因水稻研究著称的中科院院士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学术讲座上也遭到茶杯盖袭击。
“据我了解，对转基因的抗议虽然不经常发生，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有人到农业部门前示威，这个事情就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了，领导会考虑到社会稳定。”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说，“我认为没必要对此太过关注。只要政府确定这个东西是科学的，没有问题的，那就大胆干吧，因为让所有人都赞成是不可能的。”
但问题并不如他想象的这么简单，在与政府官员的接触中，戴景瑞发现领导们处理问题表现得很谨慎，他意识到他们的顾虑在于急切推进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有可能激化矛盾，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虽然官方始终在形式上表态仍将按程序稳步有序地推进转基因发展，但实际却举步不前。一个事实是，2009年那两个取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品种，迄今未能获得商业化批准。
由高调推进到低调放缓，这个转弯早在去年就逐渐发生。2011年初，一位重要的科研专家写信给国务院领导，请求停止主粮转基因商业化。国务院领导随即批示，“应该明确我国转基因科学研究的方针，重大专项部署及其成果的运用方向，要坚持从我国粮食安全和人民健康及生态环境最高利益出发，坚持科学，实事求是，通过讨论以求得正确判断。”这让质疑转基因的人士确信，风向已经转了。
高层旋即又召集多次闭门座谈。去年5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邀请了数位质疑转基因的人士座谈，国务院食安委的领导在听取完每个人的发言后，做了总结发言。据与会的农业部原科技顾问佟屏亚记录，总结分四点：一是对转基因的安全问题要高度重视，转基因虽是个生物技术，但有人也认为可能是个生化武器;二是转基因产品可能引起生物物种变化，这不是短期内可以看得到的;三是转基因是一个新技术，要客观分析，不要以为它是完美无缺的;四要从国家安全战略考虑，民族发展考虑，认真研究，重视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
佟屏亚此后还应邀参加了由农业部召开的转基因座谈会，与叶剑英元帅之女凌孜等数人一道作为反对方与会，他估摸着这些安排都是上面有意的，“现在转基因专家已经不像过去了，内部的形势都不再支持转基因商业化。”
突然转向，让从事转基因研究的专家们有些吃不准。连任了3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黄大昉，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协联组会议上得到向温家宝总理当面进言的机会，就转基因发展问题作汇报，将“不要等待、不要犹豫”的迫切期望传递给领导人。总理听完汇报回应，研究一定要抓，不抓就要落后，重大专项要实施，但考虑到舆情的复杂性，在安全管理上也要严格。
“我也能理解他们有所保留的原因，本届政府最后一年，考虑抓什么不抓什么，或者积极抓什么一般地抓什么，有他的分寸。我们国家这些年思想都很活跃，不同集团不同观点都会碰撞，只能交给中央来决策。”
科学还是政治？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因能使作物免于病虫害及农药副作用而得到垂青，但因为转基因作物可以杀死害虫，这也让质疑者担心会否对人类生命及自然生态构成威胁。
“本质的问题是吃了对人会怎么样?转基因的科学研究和应用有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不容压缩，因为你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怎么就用到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主粮上?”董良翚说。几年前一些反对转基因的人找到她和任弼时之女任远征等政协委员反映情况，她就留心起来，特别是一个考古专家提出，考古中发现欧洲古人和中国古人骨骼上就不一样，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看法挺刺激人，“我就觉得老一辈都白干了，把新中国建立起来，然后吃个几十年，痴子呆子满街跑，你说这个国家怎么得了?”
董良翚连续3次提案，同时行动的还有任远征、凌孜等人。面对这些声音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每提一次，农业部相关司局官员就会态度端正地拉上几个专家去和他们分别座谈。
“他就找一帮人告诉我这个有多好，吃了没事儿。我要求他必须有数据，吃了进入血液多少，吸收多少，拉出去多少，体内遗存多少，遗存的对什么脏器有影响，这才是科学。不是笼统说没问题。”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去年召开过专题会议，邀请各部委相关负责人和一些政协委员碰面，讨论转基因。董良翚那次也在，会上她提出能不能找志愿者或大型动物做点实验，得到的答复是做过了。有委员就责难他们其实“连老母猪的实验都不做”，做的都是3个月就出栏的。董良翚表示纳闷，“这么大个国家拿多少亿来做转基因，就不能养一群猪干这个?”
此种争端因为军方的介入，尤显棘手。在今年“两会”上，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递交提案，主张设立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由军队和地方分别设立两个鉴定中心，对转基因产品进行军、民共管。用质疑方的话来讲，农业不只是农业，农业更是政治，是军事。
“我觉得支持转基因的人都不太清楚，不太敏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崇富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全世界都不搞主粮转基因，中国为什么要冲到前头当主粮转基因第一国?我们中国人马上就要饿死了?”
李崇富发起的提案，在社科组里得到了40多人签名响应。这些人中，有贺龙元帅之女贺捷生少将等几位军队委员，亦有不下20位部级官员。农业部很重视，专门把第一提案人李崇富请过去和黄大昉等专家对谈。他们解释说，如果我们不抓紧推广转基因，在世界上就落后了等。但这都没能说服李崇富。
作为转基因发展执行部门的农业部，当此形势亦是小心翼翼。根据转基因管理程序，一个品种获得安全证书后，须进入到品种审定环节，其后才可正式商业化，而2009年已取得安全证书的那两个转基因品种，距商业化只差这么一步，恰恰就卡在了农业部内部。
“安全证书发放在科教司，品种审定工作在种子局，虽然都在农业部，这两个部门却协调不起来，科教司有充分证据证明它是安全的，但种子局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黄大昉近年虽然一直在内部不遗余力呼吁，但也未见成果，“可以这么讲，是我们在着急，不是农业部在着急。农业部的魄力和决心是不够的。”
中国转基因的品种审定，还没有一套成型的操作方案，这意味着即使通过安全认定，还是无法上市。据说这个方案已在着手搭建。戴景瑞透露，农业部一位处长讲到，今年春天至年底，转基因品种审定方案或可能形成。这本是一两周可以解决的事情，却需要消耗一年，“故意放慢了推进节奏”。在今年上半年，身为转基因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成员的戴景瑞发起过一项由10位院士联名的信件，要求中国工程院出面起草一个报告，敦请中央加快转基因产业化，信件递上去后，石沉大海。
转基因怪象
董良翚得到的消息是，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已决定推迟。高兴之余，她觉得斗争会是长期和反复的。他们的根本目的不在推迟几年，而是必须把问题彻底弄明白再来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她还表示，假如下一届依然是全国政协委员，会就此“死磕”，接着提案。
力倡转基因的人，则不免扼腕慨叹早些年未能把转基因科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有鉴于此，黄大昉现在每年都自发下基层宣讲。但他也面临疑虑者的包围。据他说连周围的亲戚和学生有时都会找他打听转基因到底对健康有没有影响。
“我们的一些工作失误加深了成见，比方说信息透明度。”黄大昉说，农业部早在2009年就成立了安委会，但这个委员会60位成员的信息未公开;此外，同一年颁发的几张转基因安全证书，工作有欠考虑，新闻稿没有准备就把证书发了，未及时向公众说明。而对于要不要先给水稻颁发安全证书也值得掂量。黄坚持水稻毕竟是主粮，应该慢慢推进，若先将证书发给玉米，或不至走到今天的地步，“现在看来当时的行为过激了，农业部那边的人可能是急功近利，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
诸多掣肘，使得农业部无法施展，即便是黄大昉讲的“加强宣传工作”这一条，说起来轻巧，却也未必能顺利贯彻。据科普作家方舟子讲，转基因重大专项原计划投入2亿元用于科普工作，但此计划上报到财政部时不能过审，被砍成了200万。2010年4月，两方交锋正炙，央视农业频道邀请方舟子等人做了3期科普节目，农业部审片时不予通过，搁到10月份才播出，且3集剪作1集，“农业部的人不愿意惹事”。
别无他途，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工作者发出了志愿试吃的声音，意在通过这种有点行为艺术的办法做科学普及，也让反对者心服口服。戴景瑞今年就计划于盛夏时节在自己的转基因玉米试验田里架炉生火带头煮食。而方舟子则先于戴景瑞在去年搞过两次吃转基因大米活动，以餐聚形式作为一种宣示。在美国生活了10多年的方舟子，自称不知道吃了多少转基因食品，直到如今，“我家里也吃”。
这些行动能否帮助转基因向前推进不得而知。现在有些职能官员也对转基因将信将疑，农业部安委会内即有分歧。黄大昉介绍，安委会成员由多部门组成，环保领域的成员就要求慎重行事。而农业部机关幼儿园网站在2010年更曝出不吃转基因豆油的宣传文字。此事经由全国政协委员向农业部询问而得到证实，一时间被指责在搞“双重标准”。随后，元老子女中亦有人发现，一些政府机关原来有自己的食品特供渠道。在相关座谈会上，董良翚向职能官员发问，你们也和我们一样在市场买粮食么?
“农业部机关幼儿园的事情，他们说只是开个玩笑，我说这是个政治玩笑。有能力的单位都在外面搞一个粮食基地、蔬菜基地、养鸡基地，却叫我们去吃转基因食品，这种现象只会加剧大家对政府的不信任。”
博弈的最新进展，是国家粮食局发布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定，“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反对方以为此条一旦通过，将彻底杜绝转基因商业化门路。黄大昉此时也针锋相对，一边提议要求对此条文加以修正，一边则给国家粮食局的领导办起了讲座。
此种纷争，一时半会儿无从停歇，而转基因技术在中国是进是退，恐怕也只能交由时间来作答了。
转基因大豆油成北京学校食堂主力
转基因大豆油成北京学校食堂主力
学生家长们坚持要“换油”。
尽管国家主管部门允许市场销售、使用转基因大豆油，但质疑、反对声一直不绝。
“家长花了钱，怎么没有选择我们孩子吃什么油的权利?!”
当对转基因产品还心存疑虑的时候，理论上讲，你可以绕行。然而，对于北京绝大多数大中小学生而言，“绕行”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取材自转基因大豆的豆油成为北京诸多学校食堂的主力，这一幕不知起自何时，但2010年11月董建第一次发现的时候，事实就已经是这样了。
2011年年初，董建等学生家长组成的“换油联盟”开始呼吁将北京学校食堂里的转基因大豆油换成非转基因油，是为“换油”。
“换油联盟”是这个群体的俗称，在与官方接洽时，他们是“北京部分家长代表”或者“北京市中小学食品安全监督联盟(筹)”。
然而，近十八个月的呼吁下来，他们发现，“换油”殊非易事。
“家长团”呼吁换油
最新的动静也已经是一百多天之前的事了。
2012年3月12日，要求“换油”的学生家长代表应邀来到教育部，向主管高校后勤管理的发展规划司领导陈情，要求教育部采取措施推动大中小学食堂使用非转基因食用油，然而却被告知“有困难”。
“困难”藏在一份2011年9月28日由农业部发给教育部的文件之中。
曾看过这份文件的家长代表杨晓陆称，农业部发此文件是针对乌鲁木齐和山东安丘市教委，此前这两个城市的教委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下令禁止中小学食堂使用转基因油。“农业部给教育部发这个文件是让教育部纠正这两个城市教委的错误，目的当然也是为了惩前毖后，阻止北京等其他城市效法。”杨晓陆说。
这是北京家长们所得到的来自官方的最后答复。
一切源自2010年11月北京某小学的一次家长会。彼时，女儿正就读于该校三年级的家长董建向校长发问：食堂用的是什么油?
校方出示了“兰清”牌大豆油。这个宣称“像兰花一样高贵，像清水一样纯洁”的品牌，包装上写着：加工原料为转基因大豆，原料原产国巴西。
尽管国家主管部门允许市场销售、使用转基因大豆油，但质疑、反对声一直不绝。
董建与其他对转基因食品同样心存疑虑的家长对此进行网络跟踪，发现“兰清”系北京京育学生营养餐饮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京育中心”)提供，该中心隶属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三十余万份学生营养餐的主要原料均出于此。
这意味着，北京市所有中小学都在使用这种转基因大豆油。2011年1月9日，一些学生家长召开了一个“北京中小学午餐安全研讨会”，并于当日发表致北京市教委的公开信。
“立即停止配送‘兰清’牌巴西转基因大豆油，换成安全可靠的非转基因食用油。”这成为家长们的核心诉求。
此前，媒体曾报道农业部机关幼儿园食用油采用非转基因油，这也成为家长们提出此诉求的依据之一。
目前，我国已经发放了5个转基因大豆品种的进口安全证书，主要用以加工成食用油。农业部曾表示，批准应用及进口的转基因生物都是经过严格的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方面的评价，且安全评价表明这些获准应用和进口的转基因生物和非转基因生物都具有同样的安全性，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但家长们仍然担心转基因大豆含有危害人类健康的有毒草甘膦除草剂残留与有毒“化学浸出”溶剂正己烷残留等，对正在发育成长的中小学生的健康有危害。
公开信发出四个多月后，北京市教委表示，“兰清”油已更换，此前生产“兰清”的初衷是为了通过统一的渠道供应可以“保安全”，但“在了解到社会上的反映后已于3月份停用”。
这“胜利”曾令家长们欣喜不已，有人甚至就此发文，称“各地应向北京市教委更换‘兰清’牌转基因大豆油学习”。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家长们随后发现，“兰清”的后继者——“大烹”牌大豆油同样是转基因。
高校也别无选择？
换汤未换药，争取选择权的呼告仍在继续，参与署名的家长由最初的二十几人滚雪球般扩大至逾三千人。
2011年7月和9月，家长们又接连给北京市教委寄出了两封信。此间，家长代表与北京市教委曾经有过两次正面接触。
一份会议纪要显示，2011年7月5日，北京市教委后勤处负责人曾在会谈时表示要将此事作为大事来做，第一步已经停用“兰清”油，第二步将在各种会议上宣传使用非转基因油。但“用下命令的方式，由于北京的影响大不宜这样做”。
2011年9月2日，新学期伊始，“换油”仍不见动静。是日，家长代表们三度上书，一位北京市教委的处长告知需听农业部专家意见，“农业部专家说转基因食品安全，就可以给孩子吃转基因油”。
“(究竟是否安全)家长也不是很清楚，但应该可以选择让孩子不吃。”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家长认为，自己有让孩子选择吃什么油的权利。
事实上，转基因大豆油唱主角，不仅是在中小学食堂。
第三封信发出后不久，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北京高校负责人给家长们提供了一份2011年10月10日由北京市教委发给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回函。
针对教育部函件中曾提及的“高校食堂使用转基因油”，北京市教委的回复称，“社会帖子所列的表，是北京高校食堂联合采购中心(以下简称“北京联采”)内部统计用表，正常情况下社会人员在网上是看不到的，怀疑有人用高校用户名和密码进入北京高校伙食联合采购中心网站获取的信息。”
所谓“社会帖子所列的表”系一份彼时在网上疯转的“2011年4月29日北京高校伙食联合招标学校与企业签约情况(大豆油)”。据此帖，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京城数十所高校采购的大豆油均系转基因大豆油。北京市教育局并未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表示否认。
对此，北京市教委的回复是，“目前国家主管部门允许市场销售、使用转基因大豆油，学校和企业依法选择，市教委不是食品主管部门，无权禁止学校和营养餐生产企业使用转基因大豆油。”
“只要是国家允许的都在采购范围之内。”清华大学餐饮中心主任樊春起说，而是否转基因并不是采购时的考虑。
事实上，在高校中，亦不乏有人曾试图维护自己的选择权。2011年，北京林业大学大一新生萧燕曾在该校食堂展开调查，发现食堂使用的大豆油原料是进口自美国的转基因大豆。随后，萧燕和其他同学一起征集到1064位师生签名，送至北京市教委信访办，但迄今没有下文。
仅贵了5%
现实是，转基因油可不可以吃的问题在京城校园中已然变成了不得不吃的问题。
据此前媒体报道，在北京中小学系统，供餐企业所用的食用油必须经由隶属于教委的京育中心统一采购。如果京育中心只供应转基因油，全市所有中小学的食堂也就不得不提供用转基因油烹制的营养餐。
而北京各高校的米、面、油等主要原材料皆通过北京联采统一招标采购。
北京联采办公室主任吴岚称，北京联采只是给各高校提供一个平台，选择哪家企业的产品最终决定权仍在高校。
然而，可供高校选择的企业并不多。中国人民大学后勤集团采购供应中心主任张坤保称，北京联采有一个合格供应商名录，如果企业进不了中标名录，则很难成为被选择的对象。
“他们(北京联采)说决定权在高校，但供应商名录里的企业都是供应转基因的。”杨晓陆说。
此言非虚，按照北京联采提供的大豆油的合格供应商名录逐一核实便不难发现，大多数企业只供应转基因大豆油，即便有非转基因油，其需求量也微乎其微。
非转基因油之所以相形见绌，首先是因为价格。目前的市场行情是，非转基因大豆油比转基因的要贵5%以上。
这“5%”令非转基因大豆油挡在了北京联采门外。“所谓的招标主要就是看价格。”一位经营某知名品牌非转基因大豆油的公司运营总监说，正是这一价差令该品牌无缘进入北京联采的名录。
该总监称，曾有某高校欲与其达成协议购买非转基因大豆油，并在媒体上广为宣传，但最终的购买量“不如一个炸油条的点供应得多”，“不过是想借我们的名头做做宣传罢了”。
事实上，即便对稍贵一些的非转基因大豆油放行，留给学校的选择余地也小得可怜。
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会长王瑞元分析，中国现在每年进口的五千多万吨大豆都是转基因的，本土的非转基因大豆只有一千多万吨的产量，除去七八成食用，可供榨油的微乎其微，“可以说，目前几乎100%的大豆油都是取自转基因大豆。”
而上述运营总监亦坦承，目前中国市场上非转基因大豆油的占有量不会超过一成。
“家长花了钱，怎么没有选择我们孩子吃什么油的权利?!”家长们在体制与市场现状面前只能徒唤奈何。
而家长吕霙别无他途。在过去的两年里，每月一百多元的营养餐费，他没有交，而是坚持让孩子自带午餐。这是他唯一剩下的选择权。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萧燕为化名)